金志庚、汪国玖、骆洪宾、蒋延珍等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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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旅游文化


舅甥情深
金志庚


      俗话说：“舅舅家的牛，外甥子的头”，说的是在所有亲属关系中，舅甥之间的关系十分特殊，且非常亲近。
     1951年春天，解放后的大上海百废待兴，市民们在庆祝解放的欢庆中，也不断躲避已蜗居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派来的飞机轰炸。我就是在轰炸声中，出生于上海闸北天目中路我大舅家的一幢二层小楼中。
      我大舅石东山，原籍淮安区博里镇孙庄村。我外公当时在临村一河之隔的风谷镇上开了一家集加工、出售为一体的食品店，因他乐善好施，被镇上商家推举为商会会长，在孙庄还有一些土地，算来也是一个富户。大舅少时聪明过人，后考上淮安城内的江苏省省立九中，与后来曾担任共和国外交部长的乔冠华兄弟同学。后来听我舅舅说，乔氏二兄弟在九中上学时，因带头闹**，竟被学校开除了。
      舅舅从九中毕业后，即回村创办了孙庄小学，还自任校长。后来听我母亲说，她小时候也曾在舅舅创办的小学上过学，也称能粗识几个字。
      舅舅后来娶了风谷镇上一望族家姑娘为妻。舅妈不仅是远近闻名的美女，且善操持家务，不幸的是，在生下第三个孩子时，因病医治无效，过早的离开了人世。第三个孩子刚刚满月，是我外祖母用奶膏、米粥汤喂大的。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就由尚在闺中的我母亲领带，哥哥就是后来蜚声影、剧、视三坛的著名表演艺术家石维坚。用石维坚的话说，“我小时候是在我姑姑背上长大的”。
      抗日战争时，因舅舅胆大心细，人称“石大胆”，被村里推选为民兵队长，与村里年轻人一起协助新四军抗日。后来，因我外祖父在风谷镇上的商店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弹炸毁了，老人家就带着孙子到兴化生活。不久，我舅舅也只身去了上海谋生。后与盐城在上海的一富家姑娘建立了新家庭，又生了一双儿女。并将外祖母及与前妻生的三个孩子都接到上海生活。
       我父亲当时也在上海工作，但因没有自家的房子，我母亲就与舅舅一家在一起生活。因在我出生前，我还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都因病早夭，生我时父母都是30多岁的人了，因此我出生时全家都十分欣喜，按照淮安风俗，我舅舅特地给我买了银项圈、银手镯、金耳环，以祈保我这条“小命”，当时全家人都视我为宝贝，宠爱有加。
       我五岁时，因父亲下放，父母就领着我回到原籍淮安县的城头村，从此离开了大上海。我6岁时上了小学，算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孩子，村里大都知我是“惯子”，读书成绩一直是班里的尖子，乡亲们和家人都对我多了几分呵护。尽管住在乡下，因我外祖母与大舅一家都在上海，几乎每年我母亲都要带着我去上海舅舅家小住些日子。我舅舅一家都对我十分关爱，特别是舅舅、舅妈更是关怀备至，与表兄表姐们都相处十分和美。因舅舅早已关照过，大家都要让我几分。有好吃的食品总给我多分一些，还给我买新衣服，新鞋子。所以幼时我就深深地感受到舅舅的关爱之情。
      1962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中复兴初级中学，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我父亲一直生病，家里十分贫穷，连上学的学费都交不起，我就大着胆子给舅舅写了一封信。很快，舅舅就给我寄来了学费，舅妈还为我织了一件紫红色的毛线衣，那时，这可是奢侈品，穿在身上，没少赢来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从此以后，直到我初中毕业，每到新学期开学前，舅舅总及时给我寄来学费。说真的，那年头，我有好几个同学都因家里穷而辍学了，如果不是舅舅资助，我肯定也读不完初中而辍学了。
       有一年暑假，我外祖父托一个风谷镇上经常去上海做生意的熟人带我去上海舅舅家。那时，舅舅在上海港务局下属一个码头当工人，舅母在街道办的缝纫厂工作，大表哥已调入中央实验话剧院工作，大表姐插队到湖北洪湖，二表姐也出嫁了，家里还有我外祖母和一个表妹一个表弟上学读书。舅舅工资不算太高，除了每年都给我交学费，每月还给我在乡下的外祖父寄5元钱的生活费。可谓上有老，下有小，经济状况也不算太好，就将家里二层小楼的二楼出租，以补贴家用。
      我在上海的亲戚很多，尽管我那时年纪很小，亲戚们都排着队请我去吃饭，每次都是舅舅亲自陪我走亲戚，见我穿着一双布鞋，于是，就将单位刚发的一双牛皮与帆布相夹的鞋子送给我。还买鞋油将加皮的地方加油擦亮，巧的是舅舅的脚不大，我穿了正好合脚，从此，我也穿上皮鞋了。
       有一天，舅舅对我说：“今天带你去吃个新鲜东西。”当然，我表妹、表弟都没有份。舅舅领着我到离家不远的西藏北路的一个小饭馆，店前已排了好长队，原来这是一家刚开张不久的炒面店，舅舅买了一份炒面，坐在我面前，笑眯眯地看着我将一碗炒面吃了。那是我平生吃过的最美味的一顿面食，也才知道面条还可以炒着吃，而舅舅一口也没吃，看着我吃得那么香，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这就是我的舅舅，每忆此事，总忍不住潸然泪下。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突然某一天，我舅舅的单位收到一封来自博里孙庄的检举信，说他家是富农，也在此时，远在北京实验话剧院当演员的表哥石维坚也遭到批斗，起因是，实验话剧院的总导演是周总理的干女儿孙维世，惨遭江青迫害，诬其为苏修特务、反革命。石维坚想，孙维世是烈士女儿，周总理的干女儿，可谓是才貌双全，后与著名表演艺术家金山结为夫妇，怎么可能是反革命。于是开会时说了几句直话，被造反派打成“保孙小丑”。实验话剧院是周总理亲自关心下建立的，当时是从全国各地文艺团体中抽调优秀人才组建的。在上海工作的石维坚有幸被选中，在孙维世的直接指导下，“文革”前已成为剧院的红小生。周总理与邓颖超也经常到剧院看演出，并对这个小老乡有所了解。造反派找不到石维坚的毛病，于是派人到上海，联系我舅舅单位的造反派到舅舅家查他们父子的通信，期望能找到罪证，结果父子间通信都是一些家常话，当然一无所获。造反派们不甘罢休，就搬了两张凳子，让我舅舅和舅妈站在门口示众，我舅舅住的弄堂里大多是盐城人，舅舅、舅妈人缘特别好，左邻右舍都看不下去，不到几分钟，就有人把他们搀扶下来。我舅妈一直受到邻里尊敬，且特别爱面子，哪里受过这么大的挫折，夫妻俩待我外祖母与我表妹表弟睡熟后，两人相对而泣，写下了一封遗书，遗书中还叮嘱子女们“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听毛主席话”。竟悄悄离开家门，双双跳进了黄浦江而撒手人寰。
      87岁高龄的外祖父在一次偶染小恙时，竟绝食11天而离开人世。外祖父去世时，正值“文革”期间，出殡时，风谷镇上的村民都自发为他老人家送葬，那是我看到的一个普通老百姓出殡送葬最长的队伍。粉碎“四人帮”以后，上海港务局为我舅舅召开了**追悼会，许多当年与他一起工作的工友都自发参加，会上领导人在追悼词中称他是“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好工人”。
     舅舅已辞世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眼前，特别是对我这个外甥的关爱之情，常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终生难以忘怀。


淮安御码头
汪国玖


御码头好一个御码头，
当年你好威风好风流，
府官接驾，天子登舟，
十里笙歌南游。

转眼间流年偷换几百个秋，
大运河流过多少欢乐和忧愁，
你繁华你寂寞也曾经残破，
如今新貌焕然又赶上好时候。


三十里文化长廊三十里秀，
醉人的诗情画意胜过那美酒，
那画舫那游船从你身边过，
你的雄风霸气传遍四海五洲。
御码头啊好一个御码头！


乡村避暑记
骆洪宾


     盛夏七月，骄阳似火。此时，淮安古城里开启“上蒸下煮”模式，大街小巷上热浪滚滚，路上行人不敢驻足。于是，人们只能呆在屋内，让空调昼夜不停地开着，享受一份清凉。我的腿关节不太好，不能长时间吹空调。于是，选择去乡村避署。


      小姨母家，住在灌溉总渠南边十里处的一个自然村庄上，住房是传统式的农家小四合院，家前屋后树木成荫，四周都是水稻田，满眼碧绿一片。村庄后边有一条宽约六米的灌溉支渠，东边有一条宽约两米的斗渠，渠水日夜流淌不息。西边一百米处，有一个3亩地大的水塘，长满了莲荷、芦苇和蒲草。村庄里，仅有一条不到2米宽的水泥路和邻村相通联，其余的地方处处见土。微风吹过，送来一阵阵泥土的芬芳和水汽湿润的清凉，让人倍感凉爽。


       乡下，五点钟天就大亮了。起床后，穿上晨练服，喝一杯凉开水，打一盆清冽甘甜的井水洗脸，一股凉意透满了全身。斗渠上的土路，笔直地延伸到远处，虽然有点坎坷不平，但是，不影响跑步。我向南慢跑3公里后，掉头回转成快步走。身上出汗时，又在一个流水潺潺的小闸塘旁边打了半小时的太极拳。此时，田野上晨光弥漫，凉风习习。


     回到庄子上，小姨母已准备好了早饭。院子里的小方桌上，一盆清汤大米粥，几块小麦面饼，两个水煮鸡蛋，一小盘咸菜。这时，小姨父也赤着双脚走进了院子，回家来吃早饭。一问才知道，他乘早凉去自家的水稻田里拔了一趟杂草。


      早饭后，火球般的太阳高挂在村庄东边的柳树梢上，气温开始高了起来。小姨父说：“天太热了，我带你去排涝渠边上乘荫凉吧！那里树多，近水，凉快得很。”此时节，是乡村里清闲的日子，麦子和油菜已收割进仓，水稻苗已栽插上，田里的农活不多。即使有，也是乘早晚凉的时间做。水渠边，一些村民们在纳凉，有的人在谈论十里八乡的趣闻，有的人在讲儿女们的事情，有的人在预测今年水稻的收成……我坐在他们中间，一边聆听他们的议论，一边享受柳树和渠水的荫凉。


      中午，吃的是大米饭，梅豆角子烧猪肉，青椒炒鸡蛋，冬瓜汤。青椒是小姨母自家菜园里长的，很辣很辣，吃在嘴里直哈气，头上冒汗。在城市里，中午饭我最多吃一小碗，约二两米。今天，这盘青椒炒鸡蛋，让我味蕾大开，吃了一大碗米饭，感觉到辣得痛快、舒服。


      乡下的午后，屋外的太阳很毒，空气也很闷热。但是，田野上的风，会不时地送来一阵阵凉爽。小姨母对我说：“你人胖怕热，东边屋内有空调，你去午休。”我说：“不喜欢吹空调，就在后门口睡吧。”小姨父搬来一张小竹床，放在堂屋后门口的地上。一会儿，我就睡着了。醒来后，感觉不到热，身上也无汗。究其原因，我想：一是老屋被树荫遮住了，阳光晒不透；二是有“穿堂风”,不停地吹来吹去。


      下午3时许，我来到荷塘边，坐在树荫下垂钓。一个时辰不到,就钓上来十几条。也许是心静自然凉的原因，并不觉得午后的酷暑难耐，反而感受到了荷叶、蒲草、芦苇和塘水带来的那一份清凉。


      夕阳的余晖里,我和小姨父坐在院子里的小方桌旁小酌几杯，一大碗红烧杂鱼，一小盘凉拌黄瓜，喝得高兴，吃得开心。最后，小姨母端上一大盆用井水浸过了的手擀面条，吃得透心凉。


      夜色渐渐降临，庄上人家把一张张竹床铺在屋前的空地上乘凉睡觉。为了驱赶蚊虫的叮咬，住在上风头的人家，会点燃一根用麦草编织成的长绳，让烟雾顺风而下，惠及下风头纳凉的人。此时，一天炽热的暑气，已基本上褪尽。
     星光下，我躺在屋外的竹床上，一边聆听从水稻田中传来的蛙鼓声，一边用蒲扇摇出一阵阵清凉。


童年的凉水摊
蒋延珍

    一日闲来无事去逛夜市，看着琳琅满目的小商品，思维一下活跃了。于是，童年卖凉水的往事浮现在我眼前。
    那是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我家在小街上，每隔三天就赶一次场，街上人来人往。夏天，太阳毒辣辣地照射，赶完场的人们，卖了自家货物又买上家里需要的物品，就在屋檐或大树下乘凉。他们放下担子，扁担搭在两箩筐间，坐在扁担上，取下草帽不停地扇，依然不解暑，有人说要是有杯凉水喝就好了。
    这些话被母亲听到了，萌生了想法。下一个赶场天，把我和姐姐叫起来，早早地帮我们在农贸市场拐角处摆好一张四方桌，这里来往赶场的人很多。桌旁支把大伞，然后摆上几个玻璃杯子，杯子上有玻璃盖子，加上一条长凳，这些就是我们摆凉水摊的家当。母亲挑来凉爽清澈的井水，还烧好几壶开水。然后把一包糖交给我们，告诉我们适当放糖调水。凉的糖水一分钱一杯，糖开水两分钱，茶开水五分钱。母亲把摊子交给我们，自己忙农活去了。
    每场都有几元收入。母亲让我和姐姐用于交学杂费和买学习用具。当时小学杂费一学期才交2.5元或3.5元。用自己劳动赚的钱交费用，我们觉得很自豪，因此激发了我们摆摊卖凉水的兴趣，只要一到夏季的星期天和暑假，几乎是一场都不漏下。后来姐姐嫌搬桌凳麻烦，她和我分开摆摊。她先选了家门前摆摊，我只好仍然在农贸市场摆，我们各自存钱，没想到我居然比她存得多，过年时还扯布做了一身新衣。
    后来凉水被冰棒、冰粉取代了，往后更有各种饮料出现。随着时代变化，我记忆深处的这份童年“练摊记”，虽有辛苦，但也充满着欢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体味了人间的辛酸，也让我练就了搏击风雨的翅膀，积极去创造幸福生活。
    今天有些孩子被父母“含在嘴里”，父母想方设法满足孩子需求，犹如温室的花朵，结果适得其反，培养出不懂感恩的“啃老族”。而我能在儿时体会到挣钱的不易，劳动的快乐，拥有为父母分忧的自豪感，我得感谢童年的凉水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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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赵老师，辛苦编审，很高兴小文能被刊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