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 ： 我和冰心的交往

小神

刘心武 ： 我和冰心的交往


　　原鄉書院

　　
　　冰心是从20世纪初到世纪末，影响一直很大的一位作家，她的影响还辐射到了21世纪。关于冰心，首先有两点我想说明一下我的想法和态度。第一，有人在上学的时候，在课本里面读到过冰心的文章，留下的印象好像并不怎么特别的感人和精彩，因为课本里往往选的是《小橘灯》。

　　其实冰心有很多非常好的散文，也有非常精彩的小说，我个人认为课本里面选《小橘灯》，编选者有他的一定的道理，对于教会学生如何作文，如何遣词造句，如何写得流畅，它是有帮助的。但是这也确实造成了一个误会——有人以为冰心无非就是《小橘灯》那样的水平。其实《小橘灯》不代表冰心文学写作的最高水平。她在20世纪上半叶所写的《寄小读者》，那些文字里面的抒情，所传达的对母爱，对善良，对纯洁的追求和歌颂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不要被一篇《小橘灯》限制住了自己对冰心这样一位作家的观感，这是我的一个感想。


　　冰心去世以后，她家出了点儿家庭矛盾，她的一个孙子跑到她和她老伴的雕像上喷了几个字，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有很多相关的信息，让人挺心烦的，因此有人对冰心的崇敬大打折扣。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我认为有此心理的读者大可不必这样，谁家没有点儿家庭矛盾？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而且这事发生在冰心去世以后，所以老拿这件事来说事儿而不去读冰心的作品，只一味把这些事情当作八卦说来说去来获得一种不高级的心理满足，这是不好的。我们对待任何一位作家，都要有一种平和的态度，既不必去狂热崇拜他，也不必要求他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圣人。作家的工作就是将自己的一些文字发布出来，使读者在阅读过程当中产生一些**，心灵得到一些慰藉，获得一些启示、启迪，他们不过是人群当中一种以书写文字为职业的人罢了。

　　我对冰心很崇敬。冰心是1900年出生的，我1942年出生，比她小42岁，是一个晚之又晚的晚辈。我在少年和青年时代就读过她的作品，尤其是她早期的作品，我非常喜欢。改革开放以后，我进入文坛，得以跟她相识。随着交情渐深，我们之间有了一些信件往来。我没想到，冰心这样一位祖母级的老作家，对我这个刚刚走上文坛的青年作者那样关注。她这些信既是她文字创作的一部分，更是她的一种了不起的行为写作。

　　有一封信是1978年12月26号寄给我的，信中写道：“心武同志：感谢你的贺年片，你为什么还不来？什么时候搬家？”很简短的一封信，却温暖了我的心。我在贺卡里面说我得空要去拜访她，其实那是我的一句客套话，因为冰心是一个大人物，她当时是作家协会的领导，一些出版社、杂志社的主编可以去拜访他，她同辈的文字上的友人可以去看望她，哪里能轮到我呀？我不过那么一说罢了，但是她真的希望我去看望她——“你为什么还不来？”看着这句话，我心里暖暖的。

　　我给她的明信片里面提到，我终于可以改善我的居住条件了，我原来住在一个大杂院里面的10平方米的小屋里，后来得到了一套如今看来很小，可是在当时看来很不错的住宅——一个大居室加一个小居室的小单元。她把这件事放在了心上，为我能改善居住条件而高兴。

　　1981年，她给我寄来一封信，说：“感谢你送我的《大眼猫》（注：《大眼猫》是我的一本中短篇小说集），我一天就把它看完了，有几篇很不错，如《大眼猫》和《月亮对着月亮》，我觉得你现在写作的题材更宽了，是个很好的尝试。”

　　这封信让我感动的地方在于，有时候我送给同行一本我自己的著作，他不过是放在书架上落灰而已，甚少有翻开细看的。可冰心告诉我这本书她收到以后，用一天的时间就从头看到了尾，而且她好处说好，有两篇就点名说不错。

　　1982年1月4号她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如意》收到（注：《如意》是我的一本书），感谢之至。那三篇小说我都在刊物上看过，最好的是《立体交叉桥》，既深刻又细腻。”

　　这封信让我很激动，原来冰心老前辈一直关注着我的写作，我还没把书寄给她，她就阅读过散发在刊物上的这些文字，而且那个时候我的中篇小说《立体交叉桥》发表出来后，遭到了一些评论家的否定，摇头的人不少，给我鼓励的人不多，此时冰心在她的信里边表达了她的读后感——“最好的是《立体交叉桥》，既深刻又细腻”，这对我是一个莫大的鼓励。

　　1984年她又给我写了一封信，是11月18号写的，她说：“看见报上有介绍你的新作《钟鼓楼》的文章，正想向你要书，你的短篇小说集就来了。我用一天的工夫把它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不错。”那个时候我刚出了一本书，名为《刘心武短篇小说选》，先寄了给她。彼时《钟鼓楼》发表在杂志上，还没有能够印成单行本。我不承想她竟时刻关注着我的成长。

　　感念她的扶持和鼓励之余，我产生一个想法：我出过短篇小说集，也出过中篇小说集，也写出了长篇小说，但是我还没有出过散文集。散文创作是我热爱的，于是我把历来发表了的散文找出来，挑拣了一番，编成了一个集子，命名为《垂柳集》。我心想，冰心老前辈是以写散文见长的，我能不能斗胆去求她给我写个序？她那时已经80多岁，奔90岁了，我既担心她不同意，又怕她同意，想着自己这幼稚的散文集却要占用她的时间和精力，心里很是惶恐。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了她那儿，捧出我自己的那一沓散文，有的原来发表在报纸上，我剪了下来，粘贴在纸上；有的发表在杂志上，我把杂志翻到那一页，凑起来递给她。我说：“您要是没时间就算了，但是我忍不住提出这么一个要求，您能不能给我写一个序？”没想到没隔多久她就给我写好了序，并且在序里面对我有切实而深刻的指导。

　　后来我在写作和工作上颇有些坎坷，我便没怎么到她那儿去了，和她的通信也少了。但是冰心老前辈也不介意，我不给她写信，她就主动给我写。

　　在1990年的时候，我没有给她写信，只是给她寄了一张贺年卡，不过这张贺年卡是我亲手制作的，上面还画了画。冰心老前辈去世以后，她的家属把她的一部分遗稿和她收到的一部分信件、贺卡捐献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将其陈列了出来，其中就有那张我给冰心手绘的贺年卡。

　　我当时是觉得能够寄张贺年卡给她，我已经很满足了，不好再打扰她，便没写信。没想到1990年12月9号，她主动给我来信。她在信中写道：“感谢你自己画的拜年片。我很好，只是很想见你，你是我朋友中最年轻的一个，我想和你面谈，可惜我不能去你那里，我的电话××××，有空打电话约一个时间如何？你过年好！”

　　这几句话，一句比一句暖人心。虽然那时我有了社交恐惧症，但90岁的她在信里言辞这样恳切，我还能不去吗？后来我就去了。我们谈得很好，她知道我遇到了一些麻烦，境遇不顺，于是她详细地问起我家里的情况，问我爱人怎么样，孩子怎么样。我跟她细细地说了，她微微点头，说：“人在困难的时候，遇到麻烦的时候，家人的温暖是最重要的。你现在来了，当面跟我说了你家里的情况，我就放心了。”


　　听了她的话，我全身仿佛有电流通过。直到今天我回忆起来仍觉得难以用言语来表达我对她的无比的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