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毓方：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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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父
     卞毓方

笔者朝拜那棵传说中的救命树

      祖父的救命树

　　“二年级，三年级，随你选。”陈觉老师摸着我的光脑瓜，宣布。

　　虽然在私塾念了三年半，但是没学过算术，因此，我认了二年级。

　　这是一九五二年九月，我八岁。

　　学校名为射阳县实验小学，地址在县政府后院，校舍是临时借用的。课桌，虽说破旧，倒也马马虎虎。坐凳，却是一条没有，需要学生自带。这就带出了五花八门：正规的，是小椅子、小凳子；凑合的，是小马扎、小木柜；出格的，是一个树墩、一堆砖头。

　　数我最奇葩。课堂上，我不是坐着，是跪着。家里给了个小方凳，是祖父从搁棚上拿下来的。座板宽阔，看得出是一棵大树的横剖面，密密麻麻的年轮，一圈又一圈，起码有三四十圈。凳腿却短，不足一尺，坐着上课，嫌矮，**脆跪在上面，堪堪适合。倒也好，歪打正着地练出了膝盖功，这对我课后称雄“斗鸡”游戏，无疑大有裨益。

　　一日散学，“斗鸡”斗疯了，忘了将凳子带回家。祖父捻着白胡子，说：“放在学堂嘛，门上有锁，丢不了。”此外啥都未讲。祖母饭后将我拉到锅屋，悄悄交待：“明朝务必把凳子带回来，那是你爹爹（祖父）的命根子。民国二十年大南水，浪头比房子还高，你爹爹是爬到一棵大树上，才保住了命。南水退后，那树也淹死了，树的主家砍了它，你爹爹讨得一段树桩，打了这个小凳子。”

　　祖母的娘家是海边的渔民，曾在一场海难中失去数位亲人，是以她对创巨痛深的事特别脆弱，仿佛一根劫后余生的芦苇再也经不起哪怕一阵微风。

　　是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第二天上学，果然发生了最担心的事：凳子不见了。我愣在课桌前，三魂简直丢了二魄。那当口学校初建，秩序紊乱，学生中有几个“凶神恶煞”，年龄比我大一倍，动辄当面抢人东西，蛮不讲理，更甭说暗里偷窃板凳、课本。

　　正在懊恼欲哭之际，陈觉老师走进教室，腋下夹着我的小方凳。

　　从此，我待这张小方凳犹如对待心肝宝贝，课间上趟厕所，都要托同桌看牢。散学玩游戏，也和小方凳形影不离。直到年后搬进桌椅齐全的新校区，才完璧归赵似地，把它送回原来的搁棚。

　　一九五七年，我考上射阳县初级中学。祖父给我买了一个书箱，箱底放了一个红纸折叠的信封，以为里面装的是啥贵重物件，打开，却是一片扇形的金黄色树叶。老人家轻声嘱咐：“千万别弄丢，出门在外带在身边。”

　　我一头雾水。

　　考试前，家人特意包了粽子，“粽”谐音“中”，这我懂——传统习俗就是这样一点一滴深入骨髓的——可是，这张树叶是什么意思呢？

　　那个时候，父母已搬来和祖父母同住一院。是晚，母亲一边纳鞋底，一边给我讲陈年往事。其间也提到了那场大南水，祖父搭帮一棵大树活了下来——母亲闹不清民国二十年是哪一年，这我知道，我查过家中的黄历，推算出是一九三一年。根据我孤而陋之的寡闻，盐阜地区，地势低洼，房屋多建在高墩上，为的就是防洪水。我在建湖的老家（早先属于射阳，中间划入建湖，尔后又归于阜宁），就叫“丁墩村”，进了村子，找我们家，就得问“卞家墩子”——母亲讲，大水来的那一年，你大哥八岁（彼时民间认虚岁），你爹爹四十五岁，那水是从南边，从长江、洪泽湖一路下来，本庄人叫它大南水。我和你爸你大哥，在上海，其他人都在老家建湖，就爹爹跟奶奶，在合德。

　　“爹爹爬上了一棵大树，那树后来淹死了。”我重复祖母的话。

　　“不是的，那棵树很高很大，没有淹死。”母亲说，“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是棵白果树。那地老早属于盐城，你出生后归了射阳，在合德南边五六十里。爹爹平常不愿提这件事，我只听他跟周大汉讲过一次。他说没一会就被浪头打晕了，不辨东南西北，也不晓得游了多远。天越来越黑，到处有人喊救命。游到一个地方，突然觉得身下似乎有人托着，恍惚是祖宗保佑，菩萨保佑。爹爹缓过气来，想着自己命不该死，一边祷告，一边划水。前方有人招呼，爹爹心里一喜，吸口气，紧划几下，手一伸，抱住了一棵大树。后来，南水退了，我们从上海回来。房子冲毁，爹爹就在原址，重新砌了两间门朝南，一间门朝西。你小时候住过的。门外有个小花园，栽不了大树，就栽盆景，有松树、榆树、黄杨树，最大的那盆是白果树。据说它的种，就是那棵救命树的。爹爹特意去看过，还带回了一沓树叶，当护身符。”

　　护身符？这么说，是与那个小方凳同等重要的纪念物了。

　　一九五八年，记忆暗淡：初夏，祖父去世；入秋，我又因病辍学。大概十月份，父亲去大兴镇办事，那里有亲戚，顺便带我去散散心。返程，在道旁一棵槐树下歇脚。我忽然心血来潮，又提起祖父和那场大南水。

　　“爹爹是爬上一棵大树，才活了下来的？”我问。

　　父亲搁下旱烟袋，回答：“那时还没有射阳县，统属盐阜地区。这里靠近海，本来地势就低，上游的水拦不住，开闸似地冲下来，跑得比马还快。听爹爹讲过，他是爬上了一棵树。不过，那棵树在什么地方，有没有被水淹死，不晓得，爹爹过了一段日子去找，没找到。”

　　“妈妈说找到了呀，是棵白果树。”

　　“合德这一带，从前是海滩薄地，长盐蒿，长灌木、苇草，长不出大树。那棵白果树，是在往盐城方向的特庸公社，说是朱洪武年间栽的，快六百年了，无大不大，南水来时，救了很多人。爹爹去看过。他说南水冲下来时，正在中兴桥替人‘理线’，村子眨眼就淹掉了。那年头都是篱笆墙、茅草房，禁不住风浪。爹爹会游水，又抓住了一块漂来的木板，拼命游，但本事再大，也不会逆流游上几十里吧。”

　　“爹爹去看过白果树，还捡回一沓树叶，去年给了我一片，当护身符的。”

　　“那是老人的念想。爹爹跟我说过，说不清在树上待了多久，始终昏昏沉沉，迷迷糊糊，像做梦，像魂不附体，醒来时，却是在人家的一条船上——被救下来了。南水退后，爹爹去中兴桥寻找，周围十里八里，找遍了，也没找到救他的那棵树。听人说盐城方向有棵白果树，救了好多人。爹爹去看了。一群人在祭拜，他也敬了香。爹爹想，不管是不是，横竖，自己的命是大树救的。树嘛，跟人一样，是彼此相通的、相应的，说不准，救自己的那棵树，就是这棵白果树的亲属、子孙，甚至是它的化身——听起来是迷信，不过，它活了快六百年，活过了明朝、清朝，活到了民国，它应该成了精。”

　　“现年头不作兴说神，”父亲吸了一口烟，眯眼望向西南方，又补充了一句，“听特庸来的曹大先生讲，当地人尊那棵白果树为‘将军树’。”

　　关于祖父在洪水中的死里逃生，关于那棵救命树的命运，祖母，母亲，父亲，三位不在场者，提供了各自的耳食之言，究竟哪一种更贴近真实？

　　都怪我。从前有机会向祖父当面询问时，我偏不问。待到当事者陆续辞世，无人可问后，又好奇心大发，偏要抽丝剥茧，弄它个水落石出。为此，我反复推演三种版本的每一个细节；并专程前往特庸镇码头村，朝拜那株如今已六百五十高龄的银杏树；前些年，忝列《合德志》顾问，更是见了缝就插针，向一帮比我更老的老人打听当年水情、灾况。但是，对不起，这段往事至今没有定本。啊不，是我近来放弃了考证。随着时间的推进，我忽然明白了既往一切努力的可笑：三段叙述，无疑是真实的。那棵救命树的存在，也是千真万确的。但到底是哪一棵树？祖父本人生前也没有弄清楚，这是一笔糊涂账。那么，我们就当它是两棵树好了。一棵树，曾经救了祖父的命，在洪水中壮烈献身。另一棵树，也曾经救了祖父的命，至今还生机蓬勃，干云蔽日——这样的若明若暗、若迷若悟，岂不正是祖父当日的心境。这样的照单全收、录以备考，岂不是更为接近艺术。




  祖父眼中的风水

　　夏日傍晚，祖父从外面回来，搬一张竹椅，坐在院里的花坛旁，架上老花眼镜，边饮茶，边读《封神演义》——这是远在往日近在眼前的永久一幕，只觉得小院的花很香，空气很香，祖父的衣衫神态也很香。

　　祖父看的《封神演义》，也是我童年的读物，旧版线装，竖排，书前有人物绣像。内中一幅哪吒，面如傅粉，唇似涂朱，手持火尖枪，臂套乾坤圈，身披混天绫，脚踏风火轮。又有一幅雷震子，青面獠牙，肋生双翅，手握黄金棍，作势如凌空下劈。两人都是我爱画的，描了一张，又一张。祖父一日见到，脱口称赞：“有笔法，有骨力，明天给你买沓红纸，画了过年作门神。”

　　门神，家里去年贴的是尉迟恭、秦琼，那两位的武艺，岂能和哪吒、雷震子相比，哼。

　　机会难得，我乘机向祖父请教：“《封神演义》第十一回写阴阳官负责报时刻，阴阳官不是应该管风水的吗？”

　　“元朝才设阴阳官，掌管天文、历法、气象、占卜。商朝没有这个职位，是小说家的胡编。”祖父解释，“商朝也没有风水这一说，风水学兴于晋朝，祖师爷是郭璞。”

　　“那么，三国时代也没有风水学的了，”思维跳跃，“我以为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也是风水先生哩。”

　　“天地本身就是大风水场，日月山川，花草树木，飞禽走兽，无处不在。”这是祖父的本行，“比如，你可以把刘备看作水，把诸葛亮看作风。”

　　“倒过来不行吗？”这是很奇怪的。

　　“不行。”祖父胸有成竹，“刘备是主，诸葛亮是辅。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

　　“《西游记》呢？”话出口又懊悔，这种闲杂之书，估计老人家不看的。

　　祖父居然也了如指掌，他说：“唐僧是唐朝的和尚，唐在晋之后，已然有了风水学。唐僧师徒四人的关系，这里面就大有风水文章。”

　　摇头，这不是我小脑瓜所能参透的。

　　四弟把祖父定为晚清遗老，就年龄来说，委实是这样。据祖父修的家谱，曾祖父以上，家境殷实，也出过读书仕进人物。曾祖父本人，当过乡董，类似如今的乡长。祖父生于一八八七年，时为清光绪十三年，幼入私塾，饱读四书五经。一九0六年废除科举制度，一九一二年清帝逊位，作为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生于末世运偏消”，算得上是遗少了。步入晚年，自然就是遗老。然而，祖父既没有在晚清获得任何功名，更在民国初期，遭遇兵灾匪难的家族巨变，大户沦为赤贫，曾祖父为此椎心泣血，抱恨离世，作为长子，他要站出来支撑这个风雨飘摇的家族——想要当遗少，也是不可能的了。祖父必须自立，为生计寻找一条出路。

　　清人黄景仁诗曰：“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祖父这个书生，于“百无一用”之际生出了一个匪夷所思而可思的想法：当风水先生。

　　家乡是不能待的了，人人知道他的底，于是东去一百里外的海滨——现在的合德。

　　祖父说过，当时是一望无际的滩涂，这地方稍微高爽一点，不叫合德，叫“干饭港”，也就是渔民、盐民休息时吃干粮的港湾。祖父初次前来踩点，仅见五户人家。然而，他最终选择在这儿落脚，原因何在？

　　在于晚清状元、近代实业家张謇的一个决策。一九一八年，张謇在此地创建垦殖公司，招募大批启东、海门人入境垦荒植棉。查《合德镇志》，一八六三年，始有移民一户二人，一九一七年，为三户十九人，一九一九年，暴增至一千二百人。由是估计，祖父携祖母落户合德，属于闻风而动，见机而作，时间约在一九一九、一九二0，是年三十三、四岁。

　　唐诗有云：“莫道书生无感激，寸心还是报恩人。”若干年后，我撰文替祖父感谢张謇，题目就叫《张謇是一方风水》。

　　俗称“一命二运三风水”，命是天生，运是机缘，风水在于人择人养。在合德，张謇是大风水，祖父是小风水。

　　祖父育有三男三女，均留在老家。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时年十三、四，仍在读私塾。至十六岁，身高一米八，膀阔腰圆，弃学，成家（一九二二），挑重担了。未久，因外公外婆举家移居上海，也弄了一条船，去沪上闯荡。长兄即在“十里洋场”出世（一九二五）。这一南下，就是十年，其间酸甜苦辣，记下来，就是一部颠沛流离史。父母从来不讲，我仅听说父亲当过装卸工、拉过黄包车，对外滩和苏州河一带，十分熟悉。一九三二年，日本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局势动荡，日子难混，也就摇橹北归，投奔祖父，摆弄风水罗盘。

　　二叔父，器宇轩昂，风流倜傥。自然是祖父祖母基因好，三个儿子都出落得一表人才，但吾父老实憨厚，三叔父木讷少文，形象大打折扣，唯二叔父秉文兼武，能言善辩，足智多谋，长袖善舞。彼时乡俗，男女在孩童期就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订下娃娃亲。父母的结合就是这个模式。轮到二叔父，他生性叛逆，撇开祖父早先为他订下的亲事，私下与邻庄张姓女子谈起自由恋爱。祖父严加阻止。毕竟是民国了，社会进步，人性开始苏醒，二叔父铤而走险，与心上人远走高飞，去了盐城南边的兴化。祖父盛怒之下，与二叔父断绝关系。从这件事看，老人家又的确没有脱离遗老的窠臼。

　　三叔父，出生迟，赶上家族破产，没有读几天书，长期在老家种田，直到六十年代，才迁居合德。

　　我是在祖父母身边长大的。祖母回忆往事，说得最多的，就是如何给我喂饭。而我印象最鲜明的，则是祖父如何给我喂字。一张一张纸片，一个一个汉字，上午喂，下午喂，晚上还要反刍。

　　祖母笑我是“跟屁精”。祖父出门，不管是上街、会客、洗澡、看戏，以及给人办事，我都要跟着。风水的玩意我完全不懂，唯记得祖父为人看阳宅拉线，事毕，一再交代，家前屋后的几棵树，要修剪整齐，隔壁的小河沟，要疏理清爽，最好，在河边栽上一行花。

　　祖父爱莳花弄草。我记事起，在合德住过两处房子。老房北依小洋河，西傍一条岔河的闸口，门前左侧是一个花园，围以竹篱。园内搁二十来盆盆景。有树，如松柏、黄杨、银杏。有花，如牡丹、芍药、月季。新房在旧址南边六十米，西邻小河，有院，盆景是如数搬过去的，砌有花坛。无论老房新房，都处于镇子西头的末梢。曾问祖父：“您到合德的时候，只有几户人家，房子应该建在中心，怎么弄到现在成了街尾？”

　　祖父答：“这是标志，人家好找。”

　　这是住在老房子时的事。东面街坊张四维，出于我当时还不明白的大事，好像是当了**部队的上校，从北京回来，被政府关押。其母到我家来，请祖父“打时”，看什么时候能释放。祖父断定年内就能免灾。果然不久出狱。归来当日，祖父设家宴，邀请四邻，为其压惊。当时难以理解，一个犯人出牢，值得大摆宴席吗？长大后回想，这也是祖父眼中的风水。犯人新生，要融入社会，首先要融入邻里——难怪张先生当日进门就给祖父磕头。

　　也是在老房子期间的事。冬天，大雪飘飞。祖父早晨穿了新棉裤出去，晚上回来，却只剩了一条**。我大吃一惊，以为道上碰着了劫匪。祖母显然见惯不惊，拿了条旧棉裤，给祖父穿上，淡淡地问：“又把棉裤给了谁了？”祖父答：“街头撞见一个讨饭的，单衣薄裳，冻得发抖，我把棉裤脱给他了。”

　　这是我家的大风水。祖父以一介布衣，而在全镇乃至全县享有极大声望，绝不是偶然。善之为善，是一种发自本能的大美，通常解释为体恤别人，实际也是升华自我，源于爱心，臻于幸福的峰巅。我承认，除了母亲，家中其他人，尤其是日后读书最多的我，远未达到这种化境。

　　搬到新房，是一九五三年的事，我读小学二年级。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大概发生在三年级。祖父爱花，同好有一位薛先生，来了就笑语晏晏，细论养花的乐趣。祖父爱京剧，东邻彭大爷是票友，两人一唱就是半天。人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我见过的是两个老男人也是一台戏。祖父懂命理之学，后来有人找他算命，他能拒则拒，讲命既已天定，算之无益。退一步，测个字，还是玩玩的，预作声明，仅供参考，不足为据。

　　祖父居家过日，院内一草一木，室内一案一桌，案上一砚一笔，桌上一碗一筷，都讲究整整齐齐，清清爽爽。就像他笔下的小楷，一点一划，都规规矩矩，一丝不苟——人的言行举止也都对应着天地的大风水。

　　小学五六年级，我常带要好的同学来家玩。祖父一日兴起，跟我传授观人之术。如某人容貌清明，天高日晶，贵不可言，有将军之相；某人有侠义之心，堪作八拜之交，但五官突兀奋怒，皱云驳雾，显示道路坎坷；某人聪慧过人，百伶百俐，可惜参错骨立，身体单薄，务必要加强调养、锻炼。老人家看人用的不是相书上的术语，倒有点像地理上的词汇，我左耳进，右耳出，全不当一回事。孰知，几十年后，竟一一应验。

　　祖父的上中下三策

　　祖父说：“合德镇周围，方圆数十里内的人家，我闭上眼睛，都能说出大致印象：他家房子的方位，有几个大人，房前屋后靠着河，还是靠着路，东南西北都挨着哪几户。”

　　这我相信，他是早期移民，又是风水先生，这家家户户的勘地砌房、婚丧嫁娶，都要经过他手，自然了如指掌。

　　祖父又说：“中医看病，望闻问切。我看人看事，也是望闻问切。”

　　这太玄乎，我不懂。

　　那天傍晚，从上海来了一位客人。分头——帽子拿在手里——剑眉星目，方脸阔口，武相，穿的却是藏青呢子便服，配以黑皮鞋，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打扮。

　　我刚放学，和客人打了个照面，然后，进入里屋，做我的功课。

　　祖父和客人在堂屋寒暄。老人家事先接到信，知道客人要来，特意穿了长袍，戴上瓜皮小帽，仿佛又回到了民国岁月。

　　客人姓周。

　　祖父问周老太爷的安好。我明白周老太爷是客人的父亲。

　　祖父又问大先生的好。我听出大先生就是周老太爷的大儿子，在清华当教授。

　　“二先生你在？”

　　“在复旦大学教书。”

　　客人无疑是老二了。祖父不知复旦大学底细，客人又详细叙述了一遍。

　　祖父治酒待客，三祖父、彭大爷、薛大爷、张大爷、父亲以及五叔父过来作陪。

　　席间，祖父讲起从前的事。在阜宁老家，他和周老太爷是同乡，从小一起玩大的。祖父尔后迁居射阳，觉着这地方海阔天空，遇上张謇张状元掀起的开拓热浪，大有发展前途。周老太爷（当时正值壮年）笃信祖父，也跟着迁了过来，在海边办养鱼场。

　　一天，祖父路过鱼场。周老太爷正在鱼塘边踱来踱去，眉头紧锁。他见到祖父，说：“你来得好，帮我出出主意。”

　　“什么事？”

　　“场边这两口塘里的鱼，昨晚被人偷了。”

　　“你想怎么办？”

　　“我交待看场的，搜查附近人家的垃圾堆，看哪家有鱼骨头。”

　　“此乃下策。”祖父说，“这是海边，到处产鱼，凭什么证明那鱼骨头就来自你塘里的鱼？”

　　“那就只有多雇人手，加强守卫了。”

　　“应该。”祖父说，“此乃中策。”

　　“那么，上策呢？”周老太爷晓得祖父的性格，凡事都有上中下三策。

　　祖父分析：“做事，要如鱼得水，才能盘活。你现在好比是鱼，刚落脚海边不久，还没有和周围的人混熟，就是说，还没有得到水。”

　　“那我怎么办？”

　　“我给你出个馊主意，”祖父笑笑，“过两天就是中秋，你索性打出几网鱼，再搭配点酒，送给周边的各家各户——记住，不要拉下一家——让大伙都过个喜兴的中秋。”

　　“这有意义吗？”

　　“这就是风水。”

　　“好，听你的。”周老太爷决定就这么办。

　　知交老友见面，免不了喝酒唱歌，这是那个时代的酬酢。酒是洋河大曲，歌是京剧。当日，周老太爷唱的戏文中，有一段是《武家坡》：“一马离了西凉界，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透出怀乡的莽苍。祖父唱的戏文中，有一段是《借东风》：“识天文习兵法犹如反掌，设坛台借东风相助周郎……”唱到“周郎”，祖父有意拖长腔调，周老太爷就鼓掌叫好。

　　客人插话：“家父说，卞先生一招，就把周边关系搞好了，从此，再没有人偷鱼。”

　　话题一转，是十年后，周老太爷养鱼发了财，置了上百亩地。时值局势动荡，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国民政府**无能，社会乌烟瘴气，乱七八糟。

　　周老太爷又来找祖父商量。祖父照例提出了上中下三策。

　　下策是：守着鱼塘、土地，静观待变。

　　中策是：变卖鱼塘、土地，去南京、上海做生意。

　　上策是：变卖土地，留下少量鱼塘，送儿子去国外留学（周家两位公子，是时分别在上海、南通读大学）。

　　客人说：“我们只当是父亲的远见，原来是伯父出的主意。我哥后来去了英国，我去了日本。”

　　现在呢，一晃又是二十多年。两兄弟都成了名校的教授；周老太爷夫妇搬家去上海，和二儿子住在一起，含饴弄孙，安享晚年。

　　这是1957年暮春。二先生到盐城出差，奉家父之命，到合德来看望祖父。

　　六位陪客，除五叔父外，都认识周老太爷，也认识二先生，杂七杂八叙了一会家常。二先生是阜宁出生，在射阳读的小学，中学去了南通，接着读大学，后来到日本留学，读的是早稻田大学（我纳闷：早稻田里能办什么大学，难道是农学院？）。叙谈告一段落，二先生趁机代表父亲提出邀请：“希望伯父，包括在座的各位，方便时去上海做客，一切都由我来安排。”

　　末了，二先生仿佛随意提到：“家父讲，伯父测字很灵，请您也给我测一测。”

　　他报了一个字：“慧，智慧的慧”。

　　我是蚂蟥听不得水响，一听测字，立刻来了神，竖起耳朵谛听。祖父说：“这是文字游戏，年轻时闹着玩的，好多年不搞了。”略一沉吟，拿筷子在空中一点（我猜度），“照你说的这‘慧’字看，‘心’上面倒着一座‘山’，眼前困难如山，精神压力大得很呐。不过，从长远看，此字寓吉人天佑，到时候自有贵人相助，保你平安无事。”

　　稍顷又加了一句：“今明两年。诸事谨慎，小心驶得万年船。”

　　祖父貌似方外之人，闲云野鹤，实则“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常见他戴着老花眼镜坐在院子里看报纸，对国家的方针政策，一句一字抠。

　　我以后再没见过二先生，自然不知道下文。祖父和周老太爷偶有书札往还，对方并未述及任何无妄之灾。想来在稍后那场震动社稷苍生的政治飓风中，二先生及其家人也都安然无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