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选发《淮剧皇后筱文艳的故乡情》等作品

赵日超

淮剧皇后筱文艳的故乡情
刘桂林

　　惊息淮剧皇后，人民艺术家筱文艳于9月19日不幸因患脑溢血在上海某医院抢救无效逝世，享年92岁。她猝然离世的恶噩，使我一直沉痛地回顾着她为振兴淮剧大业，淮剧曲调的改革、独创“自由调”和关心培养年轻演员的事来，如淮剧名家裔小萍、陈德林、梁伟平、施艳萍等都是她一手培养起来的。她一生演出过许多老百性喜闻乐见的好剧目，她是当之无愧的人民艺术家。她生前曾24次荣幸地接受到周恩来总理亲切的接见。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担任人民剧场经理时，1957年36岁的筱文艳正走向淮剧艺术的顶峰时期。她率领上海市人民淮剧团首次来苏北盐阜、淮阴、宝应巡回演出。因淮安当时没有照明电，加之人民剧场房屋系草竹结构条件简陋，故而未能安排。那时，人们娱乐生活枯澡，渴望筱文艳来淮演出，我作为剧场经理，责无旁贷地主动尽力争取她们来淮上演。于是我向时任县长赵荣洲请示，我们条件这么差能否邀请筱文艳来演出。赵县长说，筱文艳是淮安车桥人，你小经理要力争邀请来淮演出，不要怕碰壁，筱文艳会有家乡情感的。因此，约定文化科员俞永钊一起前往盐城邀请上海人民淮剧团。
　　我们见到该团艺委员会的筱文艳、何叫天，她们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筱文艳很高兴地说：“我多年没回家乡，真想到淮安演出，可惜演期都定死了，你们同淮阴人民剧场商量一下，让几天演期给淮安。”回来后，我们同淮阴的乔经理商妥，让三天给我们，并告知筱文艳。此事办得很顺利，筱文艳显得很激动。
　　按照约定，剧团从阜宁先到淮安演出，后去淮阴。当时淮安县委很重视这次演出，把演出安排在新落成的电影院，指派县广播站带着发电机去发电。筱文艳很开心地说；“我马上可以回家乡演出了。”何叫天说：“小经理会办事。”筱文艳立马叫丈夫陈玉虎随我到淮安看场子。
　　在电影院连演三天六场戏，场场爆满，拥挤不堪，但仍难以满足淮安众多的淮剧观众。无可奈何，我又与筱文艳、何叫天商量能否到体育场演出。这个要求让剧团有点为难，他们到苏北各地还从来没演过广场。我说：“淮安是个大县，有100多万人口，到广场演一场，超过电影院六场观众，您是淮安人，家乡观众都想看你。”筱文艳沉思一下说：“破个例，安排广场演出。你们要维持秩序。”我说：“请主任尽管放心。”
　　那一天，淮安人像过节一样。体育场周围墙头由公安队站岗，大门口由人委办公室张怀玉主任指挥，广场内安装10只麦克风，观众自带板凳，票价每张二角。观众购票，从体育场一直排到鼓楼，计售出戏票8700张。演出结束后，我们以人民剧场名义向剧团赠送了一面锦旗。记得那锦旗写得很朴实：
　　上海市人民淮剧团：
　　“花开在上海，根扎在两淮。”
　　“希勿忘故乡，望你们常来。”
　　上海市人民淮剧团第二次来淮安是1958年中秋，在淮安排演出11天。机会难得，期间，我们还邀请了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苟慧生先生，但必须调整日期。我同筱文艳协商，请她先去淮阴演出，后来淮安。虽然更改演期难度较大，但筱文艳怀着对故乡的一片深情，终于设法解决了。那年淮安已用上电了，新建的人民剧场也落成了。上海淮剧团本应在剧场演出，但赵荣洲县长考虑，新建的剧场舞台、座椅油漆未干透，即怕损坏，又怕影响演员和观众的健康，还是安排在电影院上演。
　　此次，剧团前五天演出全本《白蛇传》，后五天演《党的女儿》，其余都演“折子戏”，如“千里送京娘”、“探寒窑”等。11天演出场场爆满。我又一次向筱文艳请求到广场演出，她为满足家乡人民文化需求，再度欣然同意了。她车桥家乡的九位亲友来看戏，可我们连加座位都无法解决。正为难时，筱文艳为他们补了票，带着亲友到后台看戏。
　　筱文艳对我们说：“敬爱的周总理对家乡戏很热爱，对我们演员很关爱。”在筱文艳赴朝慰问演出回国后，又到国务院会堂为周总理演出。谢幕时，总理走上舞台和演员亲切握手，他握住筱文艳的手说：“我们是同乡啊，赴朝慰问演出很幸苦啊。”接着到后台五分钟的座谈。筱文艳说，总理教导我们要把淮剧艺术发扬光大，要贴近生活，多演古今中外的英雄人物。总理多次到上海，华东局和上海市领导都安排淮剧演出。知道总理喜欢观看家乡的淮剧，有时总理还会唱童年时学的两句不标准的“河下调”。总理问筱文艳，到苏北演出有什么困难。筱文艳说到苏北演出没困难，很受家乡人民的欢迎。就是上海没有专门排戏的剧场。总理问在场的文化部门领导：“有办法吗？”文化局长说有办法，把北京路上金城电影院改成黄浦剧场，专供人排演淮剧，并请总理亲笔题写“黄浦剧场”四个大字。

花轿娶新娘
秦九凤


　　在淮安，花轿娶新娘一直沿袭了几千年。直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文革”将花轿抬新娘纳入“四旧”范畴，才被迫中止。改革开放后花轿娶新娘刚刚开始复苏了，又由于我国经济飞速发展，汽车很快普及，花轿很快就被轿车代替，现在如果不是新娘特别要求或是新郎有意安排，花轿娶新娘已经看不到了，更多的是电影、电视里见到的画面了。
　　花轿娶新娘的规矩很多，其含意丰富，既有祈福吉祥的，也有夹杂旧的、甚至是封建迷信的东西。
　　花轿娶新娘一般都是一乘，而讲究的人家则是三乘。如果是有钱的大户人家，还有五乘、甚至七乘的。但最多是七乘，没看到也没听说过更多的。
　　“一乘”就是新娘大喜日子那天，婆家雇请一顶大红花轿将新娘子抬到婆家；“三乘”就是除了第一天新娘子是坐花轿到婆家外，第二天回门时，新郎、新娘都坐花轿回娘家。而“五乘”、“七乘”则分别为第三天的双带和第四天（也有间隔时间长一些的）的双请也都用轿子。只有过了“双请”、新娘子才可以一个人回娘家，但在蜜月里新娘子不能在娘家过夜，如果因为娘家路程太远或其它原因实在赶不回婆家时，则新郎官晚上睡觉时要在脚头放上一斗粮食，意思是新郎官没睡空床，有“斗娘（粮）”陪伴，再者，粮食都是籽种，有“子孙满床”的含义。
　　花轿娶新娘重点是喜日子那天有关规矩比较多。
　　一、忍饭。
　　即节食。婆家看下喜日子后即派媒人通知娘家。这时娘家就安排新娘子忍饭。忍饭一般从喜日子那天往前推一个月开始。开始，新娘子每天只吃一点由细粮做的食品，然后每天逐步减少，到喜日子前一天新娘子则整个停止进食。直到上轿前才由新娘的妈妈油炸几枚鸡蛋让女儿吃了上轿。为啥要节食忍饭呢？因为新娘自娘家坐上花轿后一直要到第二天回门到娘家才可以大小便。新娘房内虽有净桶，但那是日后用的，当天里边放有红漆筷子、大枣等，寓意“早生贵子”，哪能让你大小便呢？因为新娘子喜日子那天不能在婆家大小便，所以得忍饭、节食；同时，新娘的花轿也尽量是迟点发轿，第二天“回门”时要早点启轿，道理也就在其中了。
　　抬轿子的活儿在旧社会虽然属于下九流，但在新娘子的娘家还是会受到很好招待的，有条件的还要给足喜钱，目的是怕轿夫们途中使坏，颠晃新娘。因为节食，新娘子身体本来就差，加之出嫁前的心理紧张，许多新娘到下轿时已是被颠晃得云天雾地，下轿时若无人搀扶已是风吹跌倒的惨象了。
　　二、哭嫁。
　　即新娘上轿时，妈妈要哭。民间有“哭发”之说。即只有妈妈哭，新娘子到婆家才会发财。女儿出嫁是个大喜的日子，妈妈怎么哭得起来呢？这就要由伴娘——旧时伴娘都由能说会道的中老年妇女担任，多为专业人员，俗称“伴妈妈”，后来干脆误喊成“报妈妈”——引导新娘妈妈说，你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女儿养大，现在却要到人家做媳妇，去伺候素不相识的公婆和丈夫，甚至还有可能受罪、被欺侮。这样一说，常常使新娘妈妈百感交集：女儿又不能不嫁，嫁出去又心疼、舍不得……所以一般都是哭成泪人。新娘子见妈妈哭，又不知道丈夫是个什么样，脾气好不好，公公婆婆会怎么待她，小姑子会不会“垫嘴”……又哪有不哭的？
　　三、换鞋。
　　即新娘子上轿时不能穿自己的鞋走上轿子，而是将新娘子新做好的大红绣花鞋先放到轿内，然后穿父亲的旧鞋走到轿子跟前，再脱下旧鞋，上轿，穿上新鞋。因为女儿是外家女，会带走娘家“财气”，所以，临出嫁时，连她鞋底上的一屑尘土也要“抠”下来，不能带走。
　　四、抱轿。
　　本来新娘子是由父亲或哥哥、弟弟抱着或背着上轿的。因为都是成年人，即使是亲人，也有点尴尬，后来就逐步地改，先改为新娘子走到轿子跟前，由父亲抱其上轿；后来则再改为新娘子自己走上轿，但上轿后的新娘子不能立即坐下，还要由新娘子的父亲或兄弟站在轿门口，伸出双臂，圈住新娘子，找准轿子的中间位置，让她坐下去。这一做法仍像抱新娘子上轿那样，所以叫“抱轿”。魅力是必须让新娘子坐在轿子中间而决不能偏差。因为新娘子从轿中间坐下后，身子是决不能挪动一下的。据说挪一下便会改嫁一次。有这么一说，哪个坐轿的新娘还敢动呢？
　　五、穿着。
　　新娘子的穿戴都以红色为主。如红盖头、红披纱、红褂裤、红袜子、红花鞋，手捧棒儿香、大红花（多是绢花）等等。如果是冬天，还要有点着木炭的手炉、脚炉，分别置于新娘子的手里和脚下。这些穿着中，衣服鞋袜由家人提供，其他多为轿夫提供。如果轿夫没有的，新娘的娘家则要三庄六舍的去借、去租。
　　六、启轿转三圈。
　　一挂发轿鞭响，轿夫轻声吆喝着抬起坐上新娘的轿子，四位轿夫首先要找准平衡点，然后要在娘家晒场上连着转悠三圈。曰：“转上三圈娘家路，新娘到老不想家。”三圈转过之后，轿子才稳稳上路抬向婆家。
　　七、打洋伞。
　　在新娘花轿前还有三个小角色：一个打洋伞、两个提大红灯笼。一般都由十几岁的少年担任。伞和灯笼都有给新娘趋凶避祸的责任和使命。打洋伞的是这三人小组的组长。说是“伞”，其实不好撑开，只是在一根长竹竿上系上一块又长又宽的红绸布。行轿路上，遇有“青龙”、“白虎”、“耗蚀鬼”之类的忌讳物时，打洋伞的少年要冲到前边，将“伞”展开，遮挡住忌讳物，待轿子通过后再收伞赶到前边。大红灯笼还有万一路上耽搁或路途遥远而走到天黑时，可将灯笼内蜡烛点燃，照亮行轿路面。
　　八、揣怀镜。
　　由轿夫提供。新娘上轿时用红头绳子系挂在胸前的一面古铜镜。新娘子刚挂上身时，光滑的镜面朝内，即朝着新娘子的胸口部位。待轿子走了约一半路程时，轿头（一般是在轿后的那位）会大声喊：“新人转镜啦！”这时坐在轿内的新娘子就要把那枚挂在胸前的古铜镜调个个儿，即镜面朝外，也就是朝着轿子前进的方向。据说，这面镜子是有镇妖、驱邪作用的。
　　九、压轿。
　　在行轿途中，人们往往还发现轿前走着一位翩翩少年。这一角色一般由新娘弟弟承当。新娘没有亲弟弟，则堂弟、族弟皆可替代。这位少年是压轿的。为何要压轿呢？新娘出嫁前要节食忍饭，身体虚弱，坐上轿子后哪经得住颠晃呢？因此娘家人希望轿夫能放慢脚步行走才好。这就使新娘子家人和轿夫产生了矛盾：轿夫要快点走，早到婆家交差了事；新娘子家人要慢些走，不要颠晃得太厉害而伤害了新娘子。如何调解这一矛盾呢？那就派出新娘的弟弟走在轿前，以“压”住轿夫步伐，慢慢前行。不过，“压轿的”只能行至半程，待轿头喊“新人转镜”时，就表示轿子已经行程过半，压轿的也就必须让到路边，目送姐姐轿子过去，然后自己回家。
　　十、落轿。
　　载着新娘的花轿抬到婆家大门口时，随着落轿鞭的声响，轿子稳稳地落在地上。由于新娘子在喜日子那天是要避日月星辰的，所以，整个轿子被包裹得严严实实。连穿着绣花鞋的脚也决不能露出一丝半点。落轿后新娘子不是随便下轿的，首先要由轿夫对婆家大门的高宽进行目测，必要时还要丈量，看轿子能否抬进去——这时，一般都已卸掉轿杠，由四名轿夫提着系在轿子四角的绳索将还坐着新娘的轿子“提”进屋内。
　　笔者曾亲眼见过一户人家的大门高度不够，轿夫们只好在室外先将轿顶取下，然后才将轿子提到院内。而在取轿顶时，一定要在轿顶抬起时，同时将一块大红布跟着取走的轿顶从新娘子的头上幔过去，以不让新娘子被日月星的光芒照射到。
　　十一、三跨。
　　轿子提进院子后，这时院内放着三样东西：一张芦柴席子或一窝芦柴芨子，一只马鞍，一个燃烧着芝麻秆和松枝的火盆。随着新娘轿子从这几件东西上提过，男方全福爷便跟着唱喜唱（实际是说）：新娘岔席（芨）子，年年做月子；新娘岔马鞍，一肚子养十三；新娘岔火盆，大人下小人。随着人们喜气洋洋的笑声，轿子最终落到了婆家主堂屋的当厅，这时由娘家伴娘（娘家无伴娘跟来的由婆家全福奶奶）将轿帘打开，搀扶下新娘子进入新房中。这时，新娘子只能低头，目不斜视，如果东张西望，则望到哪，穷到哪。这都是在娘家就千叮咛、万嘱咐的。另外，全福爷在新娘子掀开大红门帘进入新房时，还要望着新娘的背影追加上喊上一句：“新娘上搭板，听见娃娃喊啦！”
　　至此，花轿娶新娘的程序才全部结束。

借文字狱敲诈　揣皇帝意判案
——闲话《秋水诗钞》案始末
　　刘怀玉


　　清代文字狱是出了名的，淮安府山阳县也沾上了一起，当事人就出在河下，与程姓盐商有关。与此案有关的官府奏疏和皇帝的上谕，都被收入《清代文字狱档》一书中，题为《程銴秋水诗钞案》。现根据此书将此案始末介绍如下。
　　先介绍一下程銴的身世。安徽歙县程以忠，在淮安经营盐业，占籍安东（今涟水），而世代一直居住山阳河下。其长子朝聘，继承其业。朝聘的二儿子叫程銴（zhi，1689—  ）字艺农，号秋水。他家很富有，有别业叫且园，据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且园”条记载，且园在亘字店巷东、文字店巷西。园有芙蓉堂、俯淮楼、十字亭、藤花书屋、古香阁、接叶亭、春雨楼、云山楼、方轩、亦舫轩，计二十二所。在萧湖中另有南园，也是他家的别业，在荻庄对岸。
　　林下堂还有一段故事：相传程氏少年未遇时，流寓扬州。于曲折小巷中遇一妇人，妇人问程为什么苦恼，程以贫困情况相告。妇人拿出二百两白银送给他，叫他去挂窝，一定会获得大利的。清代盐商是相对固定的，有一个固定户头，盐商业内和官府就承认你是其中一户，这就叫“窝”，争取到窝就叫“挂窝”。次日程氏携银挂引，结果获利三倍，由是致富。他再去访问那位妇人，想感谢一下。到了原来的地方，发现门径俱荒，怀疑自己遇上了仙人。因此特地在自己家中筑了一个林下堂，纪念这位神秘妇人的恩德。
　　商人要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读书，挤入文人行列，捞取一个好名誉，便于社会活动；二是当官，以便官商勾结，有利事业发展。程銴也不例外，康熙雍正年间，先是当上了一个刑部陕西清吏司候选郎中，后来当上了实缺郎中。可能是用银子捐的，因为山阳、安东和原籍歙县的地方志中都没有他当贡生、中举中进士的记载。但毕竟官是当了，并于雍正十三年（1735）、乾隆二年（1737），两次得到朝廷貤封其父程堦、母亲万氏、生母赵氏、妻子汪氏的诰命。
　　程銴喜爱做诗，尽管诗不怎么样，还是于乾隆十八年（1753）刻了一部14卷的《秋水诗钞》。刻自己诗集送人，是当时社会的风气。可以显示自己风雅有才，对于人事交往和商业经营都有好处。但他没想到，就是这本诗集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坐在家里，无端地吃了一场官司，可谓是飞来横祸。
　　乾隆二十年（1755）9月上旬的一天，突然来了一批官府差役到他家，将他的《秋水诗钞》印本和刻板一起查抄带走，并将他带进山阳县衙待审。
　　这时程銴已退休在家，通过了解发现，这是从本年3月即开始策划一次蓄谋已久的事件。早在本年6月15日，突然有一人来到河下，对程銴的家人说：“我是正黄旗赵永德，有书一封，可与你主人看。”家人随即拆开看看，有一张纸，是被人窜改了的《秋水诗钞》中的一页，其中有的诗句被加上“注”，注中掺有“悖逆”文字，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有“反动言论”。经程的家人看过以后，来人便将此信要回带走了。第二天，又有一人坐着桥子来拜见程銴，帖上写的名字叫王诚。王诚对程銴的家人说，“我在督院辕门效力，江宁府有书烦我带与你主人，故此来拜。”家人回：“主人不在家。”王诚云：“不妨。”家人便将名帖与信收下。家人拆开一看，还是赵永德的信，还有上次见过的有“诬注诗句”的那一张书页。此后，赵永德这些人又于20日、21日、22日，不断派脚夫张诚机连续投来同样的信件。还说自己是旗人，来江南办大差的。意在威胁，如果程害怕了，即可通过金钱来私下了结，达到敲诈的目的。程銴通过侧面调查，是他们故意将程銴三十年前做的诗，“更易诗题，改换字句，造注悖逆之语”，意在讹诈。程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根本不予理会。
　　赵永德见程銴软硬不吃，恼羞成怒，便于9月6日，到山阳县衙门控告程銴，说程銴所著《秋水诗钞》内的一部分诗，是“私造谤言，妄为污蔑”，同时拿出如他所说的“悖逆”文字的《秋水诗钞》抄本，作为“逆证”。
　　山阳县知县胡昕燿在初步审查过程中，赵永德控告说，程銴的《秋水诗钞》内，有《避世吟》、《过高邮诗》、《大人先生歌》、《送王大诗》、《解嘲诗》、《古钗叹》，“诽谤悖逆”，“大逆不道，莫此为甚”。而从程銴家起出诗本、诗板，与赵永德所抄诗句不同。程则辩解说，原诗只有《去去吟》，并无《避世吟》，亦无《大人先生歌》，这些全系赵割截字句诬注诽谤。赵永德强调说，他掌握的刻本与程家现在的刻本不同，内面确有诽谤诗句。这个证据要等到“通详发审”的时候我才能拿出来。程銴说，他调查过赵永德一伙人的来历，王诚即王序东，寄居清江浦，他们一伙惯行骗诈，是一批恶棍。他将王序东等人先后找过他，并将多次吓诈的书札呈交给了官府。
　　山阳知县经过审讯以后，认为此案可能是赵永德对程銴进行敲诈，也可能是程銴确实有“悖逆”言论，但肯定是个大案，马上向上报告。于是，惊动了淮安府知府五诺玺、河道总督富勒赫、漕运总督瑚宝和江苏巡抚庄有恭，他们一个个神经紧张起来，立即着手审查，并分别立即报告给乾隆皇帝，直达天听。
　　河道总督富勒赫上的奏折中，将案情报告了一下，也未敢定谁是谁非。同时转饬江苏布按二司审理，并将诗集的刻本、抄本，一股脑儿送到乾隆的面前。
　　漕运总督瑚宝上的奏折说：经过拘讯，查验了赵永德给程銴的书信字帖，认为赵有滋事吓诈情弊。审讯王序东及轿夫左玉、并送字脚夫张诚机，对诈骗情节俱各供认不讳。及追究刻本确据，赵永德供吐支吾，未能呈出。瑚宝认为赵“事出有因”，而程则“矢口不承”。
　　江苏巡抚庄有恭上的奏折报告说，此次案情重大，且被告程銴是告病回籍的刑部郎中，又是江南盐商富户，不是山阳县—个知县所能审理的。他“专差飞檄”命淮安府知府，督同山阳知县，追出赵永德所执刻本诗钞及其它物证。然后将有关案犯一起押解到苏州，由他自己亲审严究。胡昕耀接到抚院的指示，随又提审赵永德，追要“逆诗”刻本。到这时，赵永德才从贴身小棉袄里面拆出他改窜后的《秋水诗钞》刻本。经当堂核对，与他以前呈出的抄本无异。
　　根据上述情况，十月初八日，乾隆发出《将赵永德交抚审拟谕》，原文如下：
　　朕阅程銴抄刻诗册，肤浅不成诗，但其中并无讥讪悖逆之语。而《送王大》一首，系抄袭古诗以为已作，则富商无识务名之习毕露。看来此事明系赵永德索诈不遂，挟嫌诬陷。富勒赫为其所愚，据以入奏耳。胡中藻身为翰林，心怀怨望，竟作种种悖妄之词，刊刻分送，若不重加惩治，无以正人心而端风纪，是以不得不行办理。倘因此案，动于语言文字之间，指摘苛求，则狡黜之徒，藉以行其诬诈，有司不察，辄以上闻，告讦纷繁，何所不至。迨至辩明昭雪，而贻累已甚。此等刁风，断不可长。赵永德着交该抚庄有恭严审，定拟具奏。钦此。
　　这篇上谕在《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之498中也有记载。上谕中所说的胡中藻，江西新建人，官至翰林学士。当时大臣中门户帮派严重，长期互相攻击，对皇权构成重大威胁，乾隆深痛恶之。胡中藻是其中坚人物，于是乾隆便借文字狱来惩治一下。胡刻自己诗集名《坚磨生诗钞》，就在此年2月，乾隆说胡有心谋逆。并摘其诗中语句，说胡“鬼蜮为心”，“诋讪怨望”，便于4月11日将胡杀了。赵永德等以为皇帝爱兴文字狱，便想跟风上，借机对程銴谋诈，企图敲上一笔。而乾隆对这一案件，心里一肚子数，一开始就不相信。再看到程銴的诗作，更加坚信是讹诈，所以有此上谕。
　　十一月初二日，江苏巡抚庄有恭得到乾隆上谕后，再次上奏说，赵永德已供认，他并非旗人。实际上祖籍寿州，寄籍顺天府宛平县，居住在宣武门大街东头，已经三代了，平日收买古董字画。有一个叫王世凡的人，又名任太初，居住淮安，素与程銴有隙。今年4月，因胡中藻案发，便从京城将赵永德勾结来淮，同谋吓诈。还有姓刘、姓万的人从中周旋。乾隆立即严厉地批道：“此必朕谕而后敢如是办理，可谓不知朕意，亦不识大臣之体矣。可愧！”乾隆皇帝就不替这此大臣们想想，在那种态势之下，谁知道皇上是怎么想的，胡中藻的样子放在那儿，那个敢掉以轻心！天心难测，宁可信其有，宁可失去大臣之体，也不可轻易放过疑案。大臣们也是难啦！这也让人们从侧面看到，清代文字狱真是闹得朝野不安啊。
　　至此，程銴的《秋水诗钞》文字狱案才算告终。当时称之为“以诗被劾，恩旨省释。”而《秋水诗钞》书板和书前庄亲王作的序，已被江苏巡抚“遵旨查出劈毁”。最近读《清代诗文集汇编》目录，惊奇地发现，此书今天仍有传本。《汇编》中收程銴所著书有三种，一是《秋水诗钞》17卷，续集4卷，附二卷，乾隆十八年刻本；二是《秋水诗钞续集》6卷，乾隆二十一年刻本；三是《林下堂诗》20卷，乾隆刻本。大约经乾隆钦定，此书已无反动言论了，所以收藏在朋友家的便被流传下来了，可惜淮安却无此藏书。
　　案了以后，程銴虽未受多大的冤屈，但也不像以前兴旺了。他死了以后，且园便卖给了新贵吴超。李元庚先生曾到其中游览过，所以他的《山阳河下园亭记》记载得很清楚，他说“园中池水甚阔，小艇游泳，芙蓉堂依水尤胜。林下堂周遭梅树，春雨楼无梯，盘旋而上。”只可惜已换了主人。
　　今人周宗奇将此事件改写小说，收入他的《文字狱纪实》一书中。1993年11月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有兴趣可以取来读读，以作参考。

江山

筱文艳说到苏北演出没困难，很受家乡人民的欢迎。就是上海没有专门排戏的剧场。总理问在场的文化部门领导：“有办法吗？”文化局长说有办法，把北京路上金城电影院改成黄浦剧场，专供人排演淮剧，并请总理亲笔题写“黄浦剧场”四个大字。

东方远见

好文章。祝贺见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