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选发《大运河的后申遗时代》等作品

赵日超

大运河的后申遗时代
谢光前

　　流动的运河，活态的遗产，有着一种静穆的伟大。在国人翘首企盼，等待申遗揭晓时刻的到来时，它仍旧以自己特有的节奏默默地流淌。对于真正热爱大运河的人们而言，恐怕最为关心的并不仅仅是申遗的结果如何，而是大运河在申遗有了结果之后将会怎样。因为在长达近百年的时间里，这条曾经为中国历史变革和演进产生过巨大作用的“母亲河”一直被人们所淡忘。在中国的诸多水系中，人们关注的焦点是黄河和长江，而对于贯通五大水系的大运河在逐渐弱化了原有的实用功能（航运与水利）之后，也便失去了人们对其应有的尊重和爱护。所以，当它因为申遗而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时，人们发现断流、淤塞、污染，甚至了无踪迹的现象，竟然成为了大运河的常态。启动大运河申遗至今已近8年，清理、整顿、修复、疏通等等一系列繁杂而艰巨的工作使大运河再现生机。可以说，申遗是对大运河迟到的馈赠。申遗的最终结果呈现之时，也许国人会因成功而欣喜狂欢，也可能会因失败而失落沮丧。毕竟，在运河申遗的过程中，各级政府以及运河沿岸的社会各界和运河人家都付出了无数的心力。不过，无论申遗结果如何，未雨绸缪，大运河的未来走向才是所有期盼运河永续长流的人们认真思考的议题。
　　大运河申遗是伴随着种种疑虑和争议，以及由此产生的诸多矛盾开始启动的。在推进申遗的过程中，有些问题得到解决，如对遗存的清理、编制，但涉及各方利益与关系的矛盾却依然存在。这些问题并不随申遗结果的公布迎刃而解。况且，目前还不清楚运河申遗究竟是何种结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随着6月底卡塔尔会议投票结果的公布，中国大运河将从此步入后申遗时代。所有曾经为申遗付出心力的人们都将从紧张亢奋状态中平息下来，回归生活的常态，如果这种常态表现为对大运河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恒常的关注和细心的维护，那将是大运河的幸运。令人担忧的是“申遗时是轰轰烈烈，申遗后冷冷清清”现象的发生，如果人们从此重复申遗前对待大运河的态度，那恐怕所有在大运河申遗过程中经过努力取得的成果将付之东流。所以，我们探讨大运河申遗后的走向，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端正对大运河态度的走向。
　　在申遗期间，我们经过自己的探索发现，大运河并没有完全依照西方的标准组织申报世界遗产，而是逐步凝练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申遗观，以“活态遗产”呈现于世界，并且鲜明提出“申遗只是手段，保护才是目的”的正确理念。这表明了中国政府和民众保护大运河矢志不渝的决心，这是大运河生生不息的希望所在。
　　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决心很果断，愿景很美好，然而现实很严峻。在飞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中，我们已经看到诸多围绕大运河产生的令人痛惜的现象，实际上若非及时启动中国大运河这一宏大工程，大运河的命运难保，就如同见证了古罗马繁荣鼎盛的庞贝城，被无情地掩埋，只是庞贝城是被自然之灾所掩，而大运河则被人力所埋，一切都只能在历史文献中搜寻出片段记忆。启动申遗实际上只是启动了保护大运河的第一步，在大运河的后申遗时代，要确保大运河遗产既能原汁原味保存，又能发扬光大，活色生香，必定是任重而道远。
　　运河价值仍需充分张扬   价值的衡量是行动的出发点。大运河之所以长期被人们漠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它的“无用”，当铁路、公路、航空以立体式、超强大的运输能力取代水路运输的时候，运河自然便沦为配角，所以，除非是那些依然在运河中驾船运行的人们，有谁还会有对运河的那份炽热的情感？特别是那些在电脑、手机等陪伴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运河只是一个遥远而抽象干涩的符号。殊不知，“无用之用”谓之“大用”。法国哲学家浦陀罗（Boutren）曾对游历欧洲的梁启超说：“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扬光大，好像子孙承袭了祖父遗产，就要保住它，而且叫它发生功用。就是很浅薄的文明，发扬出来，都是好的，因为它总有它的特质，把它的特质和别人的特质化合，自然会产生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当所谓“无用”的运河与世界遗产相契合，与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相匹配，谁还能否定它所拥有的无与伦比的价值呢？诚然，运河之开凿初始是围绕其政治、经济、军事等功能价值进行的，但如今它已经积淀成为东方智慧的象征，在工程意义、水利技术、文化内涵等诸多方面彰显出超越时空的独特价值。因而在后申遗时代，对运河价值条分缕析让国人充分领略其无穷魅力以存民族之自豪，这是保护大运河遗产的巨大精神动力。
　　组织管理亟待理顺   对大运河遗产保护最棘手的可能就是如何理顺组织管理体制，以达到长效保护的目的，这是大运河未来朝着可持续发展方向运行的关键。大运河遗产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线，更是一个面，是一个超级庞大、复杂、多元、多层级的系统。自隋唐以来，封建帝王高度重视运河漕运对王朝政权巩固的重要性，设专门机构以管理运河漕政。如唐贞观时设有舟楫署，宋代有一整套漕运管理体制、组织机构，明、清时期在淮安设有漕运公署，统管全国漕运之务，显然这为运河充分发挥其运输功能起到重要作用。而在当代中国的河道管理体制中，专门管理大运河事务的机构至今空缺，尽管大运河申遗由国家文物局牵头在扬州设立了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以统领整个大运河申遗事宜。但这毕竟不是一个长效的管理机构，随着申遗使命的完成，申遗办将失去存在的依据，所以，一个统一的具有长效作用的运河管理机构亟待建立，否则，跨越8省（市），流经33个城市，与文物、水利、航运、交通、城建、环保、发改委、土地管理等10多个管理部门相关联的大运河将为何去何从而无所适从。由于多头管理，目标各异，矛盾与冲突必然发生。因而，专设运河保护管理的统一机构，并通过专门的法律规制，对运河沿岸的文物、水利设施、自然生态、城市建设、交通运输等逐一详尽地加以规划和设计，使管理在章法的约束下进行，方能突破条块分割、各方拉扯、相互牵制的瓶颈，保证大运河有序平稳地运行。
　　南北贯通呈现完整运河   通常大运河在国人的心目中是以贯通南北、长达1700余公里的京杭大运河为主体，实际参与“中国大运河申遗”的河段还包括曾经通往洛阳的隋唐运河以及直通入海口的浙东运河。然而，在组织申遗的过程中，国家文物局正式确认大运河申遗不是“全线申遗”，而是“点段申报”。涉及的河道总长只有1011公里，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因为就京杭大运河而言，从南往北到达山东济宁之后，再往北去就已经断流，而且有些地方已不见运河河道的踪迹。显然，这要在短时间得以修复是不现实的。所以“点段申报”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在世界遗产申报的准则中，历史的真实性、风貌的完整性是一条重要原则。因此，无论这次“中国大运河申遗”的结局如何，呈现大运河的真实性与完整性都是保护这份遗产所必须承载的重大使命。我们欣喜地看到，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已经启动，并且一期工程已经正式从江苏调水输入到山东。另外，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有多位代表委员提交议案，呼吁加快大运河、黄河以北河段恢复通航的步伐，这也许是贯通大运河南北的一个契机。只要国家从战略意义上加强运河管理的统筹发展，调整和优化大运河的动能，还原一条南北贯通的大运河便可以预期。
　　文化旅游尽显运河风情   文化路线是大运河申遗的一个基调。大运河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元素和文化价值估计是任何一个单体的世界遗产所无法企及的，由此，发展运河旅游便自然而然成为众多运河城市热衷于参与到申遗行列的动因。“实用退湖，审美登场”也许是后申遗时代大运河沿岸城市持续关注的运河主旋律。事实上大运河作为审美对象，旅游景观古往皆有，只是通过申遗更加强化了运河与文化旅游、感情体验的结合，毕竟循着运河流淌的轨迹，总有地方使人产生壮怀激越的慨叹，引发人们的怀古之幽情，激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杭州的拱墅桥、无锡的清名桥、淮安的漕运总督府、通州的张家湾、天津的杨柳青等等，运河沿线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类众多，堪称经典，所以，也难怪运河申遗牵头城市——扬州理直气壮打出了“上北京登古长城、下扬州游大运河”的口号。当然，运河文化旅游并不会随着申遗有了结果便风生水起，被我们长期疏离的大运河所具有的审美意象若要得到全面认同，仅仅依靠对几条线路、几个旅游景点的观照是不够的，这尚需要我们疏通纠结在运河中的众多矛盾才能使大运河文化根植于人们的内心，从而获得崇高的审美体验。
　　生态聚集效应充分彰显    作为一个复杂多元的巨系统，大运河实际上是个生态聚焦场。在其中融入了自然与社会、自然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人相互关系的一系列因素。以申遗为切入点，所有这些相关的要素通过层层叠叠的梳理而一一展开，大运河工程的建设，不仅涉及技术问题，还涉及政治体制、经济民生和自然条件等诸多领域的问题。其中每一领域可能都有自身发展的历史规律和理论思维，但大运河作为一项国家级工程，将不同历史发展规律和理论思维的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进行比较、权衡，最终形成最优的、可操作的、现实的复合工程、综合工程，因此深入和全面认识大运河工程发展历程，有助于理解独特的中华文明特质。申遗是在彰显我们古代先民的智慧的同时体现我们当代人的智慧与想象力，对大运河整体的认知彰显出一种符合可持续发展观的生态化思维，这预示我们的思维方式的变革与进步。在未来保护大运河遗产的进程中，这种生态化意识是始终不可或缺的，这是我们迎接挑战、解决矛盾、突破困境的法宝。
　　最后，我们应当向所有参与运河申遗，并且为大运河作出贡献的人们致敬。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得一个沉寂了近一个世纪的中华民族的伟大遗产呈现给世界。如果大运河能够在我们这一代再现清澈，通畅流淌，那我们将无愧于先人创造的伟业，也能福泽后代千秋。
　　（作者系大运河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总督漕运公署遗址
李 诚

　　总督漕运公署遗址位于淮安老城中心，与南面的镇淮楼、北面的淮安府署在同一条中轴线上，形成了一处重要的古代官衙遗产群。
　　自从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了沟通长江和淮河的邗沟，淮安便逐渐成为南北交通的咽喉。公元605年，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当时称山阳渎），朝廷便在淮安设立漕运专署。明、清时在淮设漕运总督公署，以督查、催促漕运事宜，主管南粮北调等筹运工作。
　　漕运总督公署是朝廷的派出机构，总督都由勋爵大臣担任。景泰二年始设漕运总督于淮安与总兵参将同理漕事(清同治《山阳县志》)明代的王竑、李三才、史可法，清代的施世纶、琦善、穆彰阿、思铭、杨殿邦等人都先后在淮安任过漕运总督之职，漕运总督权力显赫，不但管理漕运，而且还兼巡抚，因此也称漕抚。公署机构宏大，文官武校及各种官员，达二百七十多人，下辖储仓、造船厂、卫漕兵厂等，共约二万多人。
　　此处漕运公署，始建于宋乾道六年(1170)由录事陈敏兴修，元时为淮安路总管府，至元三十年，阿思重修；明洪武元年，淮安知府范中·政建淮安府署；洪武三年，知府姚斌改为淮安卫指挥使司，景泰年间，都御史王竑督理漕务，知府程宗在此建都察院；到成化五年通判薛淮重修；正德十一年，知府薛（斌金）增建、嘉靖十六年都御史周金在城隍庙东新建都察院；隆庆五年，知府陈文烛将此重修；万历七年，都御史凌方翼将淮安卫迁往城隍庙东，移漕运总督府于此。
　　当时，建筑规模宏伟，有房213间。其中大堂五间，中厅七间，大楼五间，后厅五间，耳房东西各三间，厨房七间，案房东西共六间，书吏房二十余音，皂隶房东西五间，工字厅三间，中厅，东西花园，耳房四间，花亭三间，亭东耳房四间，大堂西院一宅计十五间，东西耳房厢房，穿廊共三十二间，水土神祠三间，寅宾馆三间，仪门三间，脚门二间，大门五间，鼓亭二间，牌坊三座：中曰“重臣经理”，东西分别曰“总供上国，专制中原”。司道府县厅共九间，中军旗鼓卫官厅共二十间，兵勇各房三十余间，请美堂共十五间。中轴线上分设有大门、二门、大堂、二堂、大观楼、淮河节楼。东侧有官厅、书吏办公处、东林书屋、正值堂、水土祠及一览亭等；西侧有官厅、百录堂、师竹斋、来鹤轩等，大门前有照壁，东西两侧各有一座牌坊。以上建筑，在四十年代被侵华日军飞机炸为废墟。屋基、础石仍存地下。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衙门前有一对全国罕见的石狮。据说，在元朝，朝廷曾从波斯(现伊朗)运进两对艺术价值很高的石狮，一对运往京都，一对留在淮安。可惜，留在淮安的这对石狮，在“文革”中被砸成了碎片。
　　2002年8月，对总督漕运公署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发现其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布局严谨规范，整体保存较好，尤以中轴线上的甬道、甬道两侧的庑厢、大堂、二堂、大观楼等遗址保存完整，与《山阳县志》的“漕运总督署图”所载的历史信息一致；遗址发掘出的石础、双鼓门墩等石构件体形巨大，纹饰精美，反映出漕运公署建筑的规制、等级；出土的各种碑刻记载总督漕运公署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
　　漕运是封建时代关系全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命脉的大事。总督漕运公署是京杭大运河全线的管理中心和指挥中枢，总督漕运公署遗址（包含淮安府衙、镇淮楼）不仅是淮安古城繁华的历史见证，研究古代官衙建筑艺术的标本，也是研究漕运文化史第一手实物资料。它为研究中国漕运发展史，运河史，进而研究世界交通运输史、经济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2002年被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京杭大运河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总督漕运公署遗址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文物点。

东方远见

漕运是封建时代关系全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命脉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