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淮安区报选发军史专家严晓燕〈听长辈们回忆车桥战役〉

赵日超

严晓燕
　　自从2009年10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我依据父亲回忆录音资料，编著的《在粟裕身边的战斗岁月——老侦察科长严振衡的回忆》一书以后，我与许多新四军的长辈取得了联系，长辈们源源不断地给我提供了很多珍贵的史料。
　　2011年5月8日清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将我惊醒。电话里传来原济南军区67军副军长，我十分敬重的抗战英雄秦镜伯伯洪亮的嗓音：“你是小燕同志吗？”
　　我兴奋地回答：“秦镜伯伯您好！我是小燕。”
　　秦镜伯伯兴奋地对我说：“小燕，我告诉你一个重要的信息，打车桥战役时，粟司令员不仅亲临前线，还跟着八连连长张玉成爬到鬼子地堡里去了。”
　　我惊得从床上蹦到地上，为了证实自己的听力，大声问：“粟裕伯伯到了车桥前线？”
　　秦镜伯伯笑着说：“一点不错，粟司令确实到了前线。八连连长张玉成曾经是我的部下。”
　　我急切地问：“他现在在哪里？”
　　秦镜伯伯说：“张玉成解放后任成都警备区司令员，他今年也是九十多岁的人了，身体不好，现在住在成都军区总医院。
　　还有一个人也可以证明此事，就是我的战友姚力同志。姚力是原苏中四分区特务团政治处主任。当年是他和特务团程业棠团长护送粟司令去车桥的。姚力同志解放后曾经担任过杭州市副市长、国务院警卫处长、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综合组长。他比我大一岁，也是快九十四岁的人了，他和夫人身体都不好，两口子长期住在杭州市老干部医院里。”
　　我问秦镜伯伯：“程业棠伯伯在哪里？”
　　秦镜伯伯回答：“程业棠同志已经过世了。小燕你要抓紧时间采访。”
　　我谢过秦镜伯伯，放下电话，连被子都顾不上叠，拿着前一天刚刚补发的两万元工资，叫上多年帮助我进行采访拍摄的陈戬大哥，我们买了两张飞往成都的机票，在成都军区总医院见到了正在输液的张玉成伯伯。他虽然年老体弱，但是思维清晰，军人气质实足。
　　张玉成伯伯亲切地与我们握手，高兴地大声说：“严振衡是我们的老侦察科长，他待人非常谦和，没有一点架子。因为侦察工作的关系，我和严科长很熟。没想到严振衡的女儿，小燕子会飞到这里来。”
　　张玉成伯伯看见我开心极了。他笑着说：“小燕，你知道吗，战争年代大家都知道粟裕身边有一个英俊帅气，聪明、机敏、干练的侦察科长严振衡，粟司令员非常器重和喜欢你的父亲。”
　　我说：“是的，很多长辈对我说过，我在南京采访徐玉田和徐充叔叔时，徐玉田叔叔说：‘小燕啊，你父亲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
　　我迷惑不解地问：“人中吕布，马中赤兔，是什么意思？”
　　徐充叔叔看着我一脸困惑，笑着说：“三国时期有一个叫吕布的人，长得十分英俊，是个美男子。同志们用“人中吕布”来形容你的父亲是一个英俊帅气的美男子。赤兔马是马中跑得最快的马，形容你的父亲非常能干。”
　　张玉成伯伯听了哈哈大笑说：“形容得一点不错！”
　　一阵玩笑话后，我打破沙锅问到底地问张玉成伯伯有关“车桥战役”的事。
　　张玉成伯伯说：“ 1944年的车桥战役。粟司令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我军必须有一个稳定地区，以便部队集中休整，迎接大反攻形势的到来。经过反复考虑，较长时间准备，决心组织车桥战役，由我七团突取车桥。我七团一、二营经一昼夜激战，全歼车桥镇的伪军和伪政府机关，最后剩下街东头一个小围子，这是日军一个小队单独守卫的。
　　天一黑，团首长命令五连、八连对日军守卫的小围子发起攻击，五连攻击受阻，我们八连在火力掩护下突进围子，几次拼杀，有30多名日军被打死在围子里和地堡内，我们占领了围子周边地堡和围子里全部房子，仅剩下十几个鬼子退守在中心堡内，我连几次冲锋均未攻克，对峙到下半夜约4点钟，一位同志来到阵地对我说：“张连长，首长要见你。”我心想：‘我刚从团部回来，怎么又要我去’。我跟随那位同志来到围子外干沟后面的一所房子里，进门一看是粟司令带着几名随行人员在那里。粟司令问了问战况，我一一如实回答。为了进一步搞清地形和敌我情况，粟司令要随行人员都留在原地，他自己跟着我匍匐前进，爬进距离敌火力仅二三十米围子内。粟司令隐蔽在围子内反复仔细观察，后来非要我带着他爬进刚刚攻下的地堡里。”
　　我问张玉成伯伯：“地堡有多大？”
　　张玉成伯伯站起来用手比划着说：“地堡直径只有两米宽，和后面的一间平房和厨房相通，里面有鬼子的上下铺，还有很多白砂糖和香槟酒。战士们又饿又渴，抓起白砂糖就往嘴里塞，姚指导员怕战士们喝酒喝醉了，没法打仗，就拿着香槟酒给每个战士的嘴里倒了两口，然后他就去团部了。
　　地堡和房子里面没有灯火，漆黑一片，里面有我们一个班，还有五六具日本鬼子的尸体。粟司令摸黑踩到日本鬼子的尸体，误以为是我们烈士的遗体，非常严肃地对我说：‘张连长，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同志的遗体！’我回答说，这不是我们同志的遗体，这是鬼子的尸体，我们刚刚攻下这个地堡，还没有来得及清理呢。’
　　因为当时天很黑，又没有灯火，什么也看不清，所以战士们也不知道粟司令进了地堡。
　　粟司令一会儿蹲着，一会儿跪在地堡的射击孔前，用了大约二十分钟的时间观察日军的中心堡，这个中心堡在广场中间，工事特别坚硬，墙厚40-50厘米，分上下两层，门开在上面，进去后抽梯子，堡的上下均有两层枪眼，敌人可以向下扔手榴弹，而我们的枪打不进去。没有炮和炸药是难以攻下的，但是硬攻，会伤亡很大。
　　粟司令自言自语地说：“日本鬼子真坏啊！”
　　然后问我：‘张玉成同志，你打算用什么方法攻下日军这个中心堡？’我回答说，还是用老办法，借老百姓的方桌，铺上几层棉被，制成“土坦克”攻打这个中心堡。
　　粟司令问：‘中心堡里还有多少鬼子？’
　　我回答：‘可能有十三四个鬼子。’
　　粟司令摆着手说：‘不能用“土坦克”的方法攻打这个中心堡。不能为了这十几个鬼子，再伤亡我们更多的同志。我们可以调炮过来攻打。’说完，他就走了。
　　因为当时围子外面是河沟，我们的炮过不来。大约过了一个小时，粟司令再次来到八连突击队前沿阵地，详细察看久攻不下的堡垒，查清情况后，命令我们撤出围子。粟司令说：‘你们撤出围子，放鬼子出来，车桥战场这么大，你们这个连不打他们，其他部队可以在运动中歼灭他们。’我们执行了粟司令的命令，撤出围子，那十几个鬼子逃出中心堡后，在车桥以北地区被我军歼灭。我认为这是粟司令在掌握实际情况后，作出的正确决定。体现了机动灵活的指挥艺术，又体现了军事家的军事辩证法。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当时我们的目标，是突取这个集镇，集镇已取得，退守在孤立的碉堡内少数敌人，不可能继续坚守，所以我们撤出，敌人也就逃了，我们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以前也有类似情况，我们三面围攻，一面不攻，敌人从此逃出，到我军预先设好的地区被歼灭。”
　　在两天采访的日子里，张玉成伯伯不顾病体的虚弱，不仅配合我们采访拍摄，讲了许多过去战争年代的故事和军事常识，而且还给我许多文字资料。国际主义战士松野觉就是在八连阵地上牺牲的，在这里不详述了。
　　离别时，张玉成伯伯坚持送我们很远的路程，当我们坐上成都警备区的车开出很远了，我回头看见张玉成伯伯还站在原地目送我们远去，我知道，我们的内心都充满了不舍之情……
　　在杭州的医院里，我们见到了姚力伯伯和他的长子姚军辉大哥。姚力伯伯亲切地对我说：“1941年初，新四军一师刚刚组建，司政后机关加起来就二十几个人。当时我担任师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兼民运科科长，每次师部机关和警卫部队出操，粟师长总是早早站在那里，看着我们操练，然后向机关和部队训话。那时出操，政治部机关是我喊队列口令带操。司令部是你父亲严振衡喊口令带操。我和你父亲很熟悉，严振衡同志在世时，我每次去北京都要去军委装甲兵大院看他。”
　　我眼前的姚力伯伯已是94岁的高龄老人，这位历经革命战争考验，在枪林弹雨中冲杀过来的老军人，一生的惊险故事。在他的军人气质中还透着才思敏捷，见解精辟，长于表达的文人气质。我开门见山地请姚力伯伯讲他和特务团程业棠团长护送粟司令去车桥的故事。
　　姚力伯伯说：“1944年3月，有一天，粟司令找我去，说组织上决定调我到四分区陶勇司令员新组建的特务团担任政治处主任，政委由程业棠团长兼任，问我有什么意见。我答“服从组织上的决定”。接着他说，准备好，明天跟他出发到车桥去。
　　第二天，四分区的特务团团长兼政委程业棠，带了团部书记官和一营奉命来到司令部，一营就是原来的分区特务营。粟司令没有带参谋人员，只带了几个侦通人员，一部小电台，共20来个人，等特务团一营一到就下令向车桥出发。我们日夜兼程夜的赶路，大概用了两天多的时间，才赶到车桥。”
　　我问：“这么远的路程，你们是步行，还是坐船赶过去的？”
　　姚力伯伯说：“粟司令早就布置宝应县动员3万多民兵和群众，于曹甸、安丰等地筑路打坝，筑起了顶宽一丈，高出水面5尺，穿越湖荡，绵延约15公里的5条大坝，以便于攻击部队隐蔽接敌，奔袭车桥。所以我们开始步行，后来坐船，为了加快行进速度，粟司令带几个侦通人员，一部小电台坐在船上，部队轮流换人，用人拉纤的办法拼命赶路。  
　　粟司令提前通知在龙岗党校学习的一师参谋处长吴肃同志打前站。龙岗离车桥很近。当我们的船进到车桥附近时，吴肃同志带着两名同志已经在那里迎接粟司令。我们住在车桥镇东边的一所民房里以后，吴肃同志就回去了。粟司令交代：一营的任务除了警卫以外，还要派出一个连向东边敌人据点泾口的来路警戒，同时作为战役的预备队，随时作好参加攻坚或打援的准备。
　　攻坚战斗在3月5日凌晨1时开始。我们到达指定地点比攻坚部队晚了半天，刚安排就绪，粟司令就带了几个侦通人员朝战斗打响的方向走去。
　　粟司令从前线视察回来后，立即叫我和程团长过去，对我俩说：‘因为随来的工作人员少，你们两个人轮流到七团去，不需传达什么任务和下达任何命令，只把前线了解的情况，回来向我报告。’
　　实际上，粟司令是要我们两人临时充当前线观察员。我原就在七团工作，人员都很熟悉，当时大家还不知道我已调离七团哩。我和程团长商量，第一次我俩同去，然后再实行轮换。
　　我七团分南北两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车桥伪军据点发起攻击。部队泅水渡壕，架云梯翻过围墙，当碉堡里的伪军还在睡梦中，碉堡已被我攻下。三连战士陈福田架起梯子攀上三丈高的碉堡，用十字镐砸开堡顶，连投几枚手榴弹，消灭了敌人的机枪火力，为我攻击部队扫清道路，后来被延安的《解放日报》赞为“飞将军”。二连被向导带错了路，但仍从西边泅过两条大河，按时突进围墙，歼灭伪军二中队的大部，天明时即完全占领了街心。
　　激战至下午二时，该镇500余伪军全部被解决，50多个伪军碉堡全部被攻破。下午四时，八连上去由五连配合，攻打凭坚顽抗的日寇，先后占领了敌外围碉堡，歼灭了数十名日寇，残敌退至中间大碉堡继续顽抗。当日黄昏，淮安之敌增援至车桥以西的周庄附近，被我主力一团、五十二团用正面堵击，侧后突击的战术予以猛袭。敌三次增援共约鬼子500余，均被我军大部歼灭，仅余十数人，正待全歼之际，敌第四批增援部队以数辆装甲车，数百名步兵向我军猛冲。因我军连续激战一日两夜，部队过于疲劳，且敌人继续由淮阴、淮安、涟水等地增援达千余人，我军于6日拂晓前安全转移。这一战役，以攻破53个碉堡，歼灭日军460余人(内俘中尉以下24人)，伪军500余人，缴获平射炮1门，及大批武器弹药，收复敌伪据点12处的辉煌胜利向全国人民告捷。后来，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在《抗战八年来八路军新四军》一书中写到：“在抗战史上，这是1944年以前，在一次战役中生俘日军最多的一次。”
　　战后，延安新华社发出了“苏北新四军大捷，收复车桥”的消息，赞扬我新四军一师“以雄厚兵力”打了一个“大歼灭战”。这是来自延安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鼓舞了所有参战部队和全军区的军民。车桥之战是华中敌后战场转入反攻的标志。抗战的最后胜利已经在望了。”
　　我问姚力伯伯：“车桥战役结束后，你们如何护送粟司令回一师指挥部的？”
　　姚力伯伯说：“车桥战役结束后，粟司令得知前线指挥部下令部队迅速撤出车桥战场，他立即亲自打电话给七团，让他们晚一点撤出车桥战场，并向深远方向侦察，因为我们的部队很快都撤出车桥战场，当地的民兵和老百姓还在拆毁敌人的据点和工事，万一敌人报复性地反扑回来，老百姓会受到很大伤亡，粟司令要七团留下来，晚一点走，如果敌人来了，七团可以掩护老百姓安全撤离。
　　我们护送粟司令离开车桥战场走了一段路程以后，遵照粟司令的命令到台东地区休整。粟司令带领少数同志弯到别的部队，跟别的部队一起走了。”
　　我问：“这件事，楚青阿姨知道吗？”
　　姚力伯伯说：“这件事粟裕同志不让我们说。粟裕同志病故以后，在准备写粟裕传的时候，我和程业棠、吴肃同志专门讨论过这件事，为此事写了一篇文字资料给楚青同志，楚青同志看了以后说：“既然粟老总生前不想说，那就不说了吧。”
　　采访结束后，姚力伯伯和他的子女们热情地请我们吃饭，那份浓浓的友情让我十分感动，我拿起手机向粟裕伯伯的长子粟戎生将军报告了我的采访收获，粟戎生将军非常高兴，并与姚力伯伯通了话，我不知道粟戎生将军说了什么，只看见姚力伯伯眼里噙着泪，放下电话，老人仍然非常动情地强忍眼泪，努力克制自己的感情，我知道他此刻一定非常怀念粟裕司令员。因为我在十多年的采访中，深深地感受到，这些从枪林弹雨冲杀出来的老前辈们，发自内心的对粟裕首长刻骨铭心的爱戴和崇敬。
　　严晓燕：新四军一师原侦察科科长、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侦察科科长、解放后任装甲兵总部参谋长严振衡之女，军史专家。

东方远见

实地采访的作品是发自内心的感受。

比较感人

爱心

赵日超

读史明志，读忠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