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文化在淮安老城区的传承（一）“淮阴市”碑的由来

樊国栋

“淮阴市”碑的由来

韩信文化在淮安老城区的传承（之一）

                                                   一、兵仙传奇

        汉朝开国功臣韩信（前230—前196），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统帅、军事理论家，也是淮安最杰出的历史人物之一。他在反对秦朝暴政的起义浪潮中仗剑从戎，投入项梁队伍，因不满其侄项羽自封西楚霸王的一连串刚愎自用行为，遂失望离去转而投靠汉王刘邦。起初也不被刘邦重用，再次离去；可经过“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挽回，促成了刘邦向他当面问策，才被刘邦隆重地拜为大将军。他亲率百万大军驰骋沙场，结束了群雄割据的分裂局面，为成就汉朝的一统天下，立下赫赫战功。

    与韩信同时代的伟大史学家兼文学家司马迁，借刘邦之口佩服他“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东汉史学家兼文学家班固，赞誉他“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宋代思想家兼文学家陈亮，赞叹他“信之用兵，古今一人而已”；明代散文家兼藏书家茅坤，推崇他“予览古今兵家者流，当以韩信为最”，并称呼他为“兵仙”；明末清初成书的《三十六计》，将韩信策划的“暗度陈仓”智谋列入三十六计之八；几乎所有古今名将，无不得益于对韩信典型战例、用兵谋略的借鉴；国外专家通过世界范围的纵横比对，盛赞韩信是“冷兵器时期最伟大的军事家”。

    可令人扼腕叹惜的是，由于韩信屡屡“功高震主”，遭到刘邦猜忌，由齐王徙为楚王，再贬为淮阴侯，终以“谋反”罪名被诱杀于未央宫。

    韩信出身社会底层，自幼备尝艰辛，在他身上保留着劳动人民特有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心胸豁达、志趣高远等优秀品质，尤其是他指挥若定、仁义忠贞的形象，深深映入人们的心目中。对于朝廷强加给他的“谋反”罪名，人们从《史记》里的大量相关细节描述中察觉种种破绽，越发给予更大的同情。迁客骚人对于他横遭杀戮，公开提出质疑以鸣不平。平民百姓也依自己的愿望在他身上附会了许多美好的传说，使韩信成为立功、立德的传奇式英雄人物，对后世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樊国栋

                                        二、追念之碑

       在淮安老城区，供人们追念韩信所立的纪念物，最简易的首推“淮阴市”碑了。该碑背面的“汉淮阴侯韩信故里”八个楷书大字，道破了竖碑的追念目的，而从该碑正面的落款处留下的“知府王廷器重修”与“东鲁刘大文题”字样，可推知为明代遗存。

原碑址在上坂街北首西侧，封堵于市民潘长庚店面楼房北山与附属房东山之间的巷口，正面朝向街心。幸而背面及其护碑墙砖雕警示语“文官下轿、武官下马”街上行人是看不到的，否则，给旧时文武官员带来的麻烦及由此引起的交通堵塞状况，是可想而知的。

  1968年“文革”期伺，红卫兵用黄纸将其封盖，也许觉得破“四旧”不够彻底，予以摧毁后运到郊区。较大的一块残件，被城北大队群众搬到近旁的市河边，作为垫脚石利用起来。1987年老城的北门大街连同北延长线拓宽时，城建局将河边的这件残高1.36米、宽0.9米、厚0.17米的残碑运到勺湖碑园内存展（左上图），并在原碑旧址向北30米、扩大了的府市口，竖立高仿真的“淮阴市”碑，继续供人访古怀旧。

        这就是我们现今看到的人文景观：绿岛中央，立有一座四角翘飞的小庑殿顶墙式的碑亭，镶嵌着一块两米多高的青石碑。碑身正面阴刻涂红的“淮阴市”三个楷书大字十分醒目，两侧砖墙之上嵌有砖刻碑联，“王孙遗址”、“国士流芳”亦没有短少；碑身反面，阴刻涂蓝的“汉淮阴侯韩信故里”八个楷书大字端庄醒目，两侧砖墙之上所嵌的砖刻警示联“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也不再回避。

樊国栋

                                              三、碑址争议

       2004年版《淮阴金石录》，载入了上述景观的剪切照片，称“此碑建于唐代，原立在淮阴故城中（即今淮安市淮阴区码头镇）明时被移立于淮安府市口”；并称“据《淮阴县志》载：淮阴市碑，在古淮阴县治内，城久圮废可考，今于郡城府市口立淮阴市碑，其实非是。”

     《淮阴金石录》所说，有失偏颇。

       首先，此碑不可能是唐代产物。重建者与题字者皆为明代人，不至于把唐代的碑刻原字磨掉换上明代人的题字，谁都知道越是古碑越有价值。且两者前后相隔一百多年：王廷器，宣德八年（1433）任都指挥佥事，充左副代陈瑄镇淮安督漕运，累进左军都督佥事；而刘大文在150多年后的万历二十四年（1596）才任淮安知府，两人不可能相会。这种落款处的特异现象，起码说明了不是原始碑，系后人将损坏甚至遗失的前碑内容掺合到新碑中所为。

       其次，“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砖雕警示联，不大可能属漕督与知府所为，因为实行起来最遭麻烦的将是他们自己。很可能是后来的韩信崇拜者所添加，他们有府学牌楼旁同样内容与形式的砖雕警示联可借鉴。官府与民间如此热衷于恢复并装饰该碑，完全出于对韩信的敬仰之情，也为远近人士提供凭吊韩信的载体。

       第三，由于上述原因，也就不可能从码头镇“移立”到府市口。甚至也不大可能由驻淮安郡城的明代漕督与知府为曾经的“古淮阴县治”专门勒石造碑，诚如金石录所言，“古淮阴县治”“城久圮废可考”，他们有什么必要把重建的碑竖到“城久圮废”的地方呢？

       第四，古代还没有“市”的行政级别，碑上的“市”，仅是市口、市井、集市等字义的古代单音词而已。古人根本预料不到解放后的“淮阴市”、“淮安市”的行政建制，更预料不到两“市”还有二级市与县级市的级别之差。

       那么，府市口是怎么竖起“淮阴市”碑的？究竟有没有为历史记载添乱？下面的地名演变的历史梗概，有助于问题的进一步澄清。

樊国栋

                              四、古淮阴范围

       韩信少年所处的秦朝，广行郡县于天下。碑址所在的地带，归属九江郡所辖的淮阴县。西汉初，该地带改属临淮郡，可仍为淮阴县之地。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17），析出淮阴县东南境置射阳县，——不应忘记，析出的这块地方原先是秦汉时期的淮阴县。东晋义熙七年（411）改射阳县为山阳县，且山阳郡、县两级治所均设山阳城内，山阳从此定位。隋、唐时改山阳郡为楚州。隋开皇元年（581）起，楚州治所一度设在淮阴，至十二年复移治至山阳县；到唐天宝元年（742）起，又一度将楚州改为淮阴郡，郡治仍在山阳城内，直至16年后的乾元元年（758）才复称楚州。

       元代的至元二十年（1283），淮阴县建制被完全取消。从这时起，“淮阴”作为行政区划的地名，便被中断了，直至民国三年（1914）再次起用“淮阴”地名。这一断，便是631年。

       另据《宋史》、《元史》、明正德《淮安府志》，元代至元十五年建立的清河县，本在泗州的清河口一带，其区域均在淮河以北。元泰定中，清河县的治所迁至淮河以南的淮阴故城，但清河县大部分地区仍在淮北。直至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割出山阳的清江浦连同其周围的十余乡，一起并入清河，形成清河新县城，并移治于清江浦。但淮北土地仍占清河县的大部分。

       尽管“淮阴”作为行政区域的名称被中断了六百多年，但在上述传统观念的影响下，“淮阴”作为别称与雅称，却在这期间一直为山阳所沿用。元代至元二十年到民国三年这漫长的631年，完完整整地涵盖了明、清两个朝代。这就难怪清朝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在《过淮安府》的其中一首诗中，出现“汉淮阴是晋山阳”这样的句子了。明、清时的淮阴，其实就是淮安府的山阳县。

      明、清时代，山阳城被称作淮阴城的特有现象，还可以从古碑上找到非常客观的文字依据。现仅举两例：

      例一：《节孝徐先生祠墓志》巨碑，高2.9米，宽0.92米，碑额为二龙戏珠浮雕，中间篆额，即上述碑题九字。碑文第十行起，赫然镌有“淮阴旧城东

门外□三里前□祠肖先生像右前双冢为先生父母”等字。（参见左上图最右一行）此碑原立在建于明天顺二年（1458）重修于嘉靖□年的老城之东节孝祠内。“文革”期间，此碑被人移至城东乡闸口村冯陈组鱼塘边作石跳板，由于字面朝上，磨损较重。于五年前被运至淮安区博物馆大院，仍然字面朝天，经不起如今的酸雨浸蚀，亟待竖起来加棚保护。

       古碑之二：《福建天后宫碑记》，高1.37米，宽0.7米，第四行起“吾等乡友公提厘头，积少成多，置买市房，于丙戌（1826）年春淮阴城北莲花街

旧址，重建圣母宫殿”等字样历历在目。此碑本于清道光八年戊子（1828）由福建同乡会立于萧湖莲花街天妃宫旁。改革开放之初移至勺湖碑园内，镶嵌于第二进南墙从左向右第五块。（参见右上图中间一行）

       明清时代淮阴特指山阳的情况，更多的记载于古籍文字中，可以说，稍加留意俯拾皆是。

       顺便提及一下，淮阴特指山阳的惯例，甚至也被当时的官府所接受。元代淮安府、路辖有四个驿站，在山阳县境内的驿站就沿用宋代的“淮阴驿”名称；而同时期的清河县驿站，则名为“清口驿”。

樊国栋

也许限于篇幅，在楼上两图中，“淮阴”的“淮”字都被压掉了。试着将两图并列，提交时又变成上下串连的了。这里只配说明文字重新提交碑文局部。望见谅。     奇怪，明明地名完整，一提交就被“掐头去尾”！

樊国栋

                                  五、山阳风格

        在以上的历史大背景下，明清时期的外地人寻访韩信故乡，自然而然会首选淮安府的山阳县，不大容易想到清河县。地方主政者修建凭吊韩信的纪念物，也会在古淮阴疆域之内的交通便捷处，选择相似的地貌环境。

       尽管如此，山阳前人从不掠人之美，在南宋置清河县后，历代《淮安府志》、《山阳县志》均将韩信列入清河县条。在述及自己籍贯时，除了坦然地自称“淮阴”、“古淮阴”，就是准确地自称“山阳”、“淮安山阳”，几乎找不到含混称“淮安”的。

       在淮阴县建制被取消的六百多年间，山阳人自称淮阴人的这一特有现象，仅用“信而好古”来解释恐怕还不够，他们更看重于先贤韩信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兵仙”传奇性，尤其是他结束分裂局面的突出贡献以及知恩图报、忠贞仁义的优良品格。这种认同“淮阴人”的情结，是纯粹而高尚的，与今日世俗之人喜欢计较身边行政机构权力范围的大小，八竿子打不着。居住在淮安府治所的古人，没有今人那种势利心理与炒作动机。

樊国栋

                                              六、纪念地多于诞生地

       再说，习惯仗剑出行的韩信本韩国贵族的后裔，码头镇仅是家庭不幸败落后他的出生地。正因为家境一贫如洗，母亲去世后无自家田地可葬，才选四边无人居住的高敞之地（韩母墓今已不在淮阴区的码头镇，被划到清浦区的韩城村，而清浦区乾隆二十六年（1761）前长期划归山阳县）。也正因为无种田的条件，才以钓鱼为生。少了田亩的羁绊，就多了逐水垂钓的可能。

       而早在春秋时期就处于引江入淮的邗沟尾闾部位的北辰镇，亦属繁华大镇。同处千里长淮下游的这两个集镇之间的聚落想必不少，淮水之南更有众多的大小湖泊及小河道，都是适于韩信活动的空间。以韩信高远的志向及年轻的体能，边作修学寻师闯荡，边以钓鱼维持生计，也并非没有可能。作为怀念韩信的纪念性建筑，只要不歪曲历史，不应看成是他的出生地的专利。

       再看府市口的石碑有没有歪曲历史。正面刻“淮阴市”只表明古淮阴的一个繁华市口而已；并未采用“淮阴郡”， 尽管唐天宝元年（742）起，楚州改称淮阴郡，郡治仍在山阳城内，直至16年后的乾元元年（758）才复称楚州。背面的“淮阴侯故里”，恰恰处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淮阴县”的行政建制被取消后，韩信的出生地又被划入清河县，山阳县别称“淮阴”得到公认。明代知府立“淮阴市”碑于此，只为满足远近人士凭吊韩信的心理需求，且并未超出当年“淮阴侯”管辖的范围，可以说是当时的最佳选择。

       韩信出世的时间、地点，只是个偶然的历史事件，正如大诗人李白的出生地在中亚的碎叶城，而大部分的活动时空均在碎叶城之外一样。实际上吉尔吉斯坦也未计较李白的国籍，当然他们想搞李白的纪念建筑，人们也不会说三道四。像太白文化一样，韩信文化谁都可以喜欢并加以传承。

       从本文开始，尝试着对韩信文化在老城区的传承状况进行系列探讨，以作抛砖引玉，请大家批评指正。

赵日超

好好拜读，下周选发

赵日超

了解淮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