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淮安区报》选发《大师罗振玉其人其事》等

东方远见

大师罗振玉其人其事
金 志 庚

    罗振玉，祖籍浙江上虞，其父罗树勋，因承祖业定居淮安，除田产外还兼营质库——恒业典。1866年农历六月八日，罗振玉降生于淮安城南更楼东街，初名振钰，字叔宝，又字式如，后改名为振玉，初字坚白，后改字叔蕴，叔言，号雪堂，贞松，又称永丰乡人，仇亭老民。
    罗振玉一生治学勤奋，学识渊搏，著作等身，成就斐然。他集农学、教育学、甲骨学、金石学、古器物学、古文字学、经学、校勘学、简牍学、敦煌学、档案学于一身，尤对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档案学、古明器研究有首创之功，开一代风气，泽被后世，影响深远。
    董作宾、王国维等国学大师对其赞赏有加，且刘鹗、王国维与其都有儿女亲家之谊。郭沫若先生如此评价罗振玉：“中国的文化史上实际上做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是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学者张舜徽则认为“近世学人述造之丰，盖未有能过之甚者也。”学者萧文立先生更称罗振玉为“晚清以来国学大师之班头魁首”。
    因罗振玉晚年曾作为清末遗臣“愚忠”于清末代皇帝后为满洲国皇帝的溥仪，并在满洲国担任过监察院长，尽管时间很短即辞官专事学问研究，但在政治上确有污点之嫌，故毁誉参半，以至后来为学者遗忘。历史是无情的，黑的不能说成白的，白的也不能说成黑的。历史又是有情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其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和贡献，当然也是不能忘却的。学者认为罗振玉是中国学术史、艺术史、文化史罕与伦比的大师，整理文献功绩卓著，或许足以望孔子项背，为国学大师班头魁首当非他莫属，特别是他为抢救晚清档案书籍不惜以三倍价格，几经周折将珍贵文档买下收藏，使之得以保存。后来又将家中所有藏书均捐献国家，当为功不可没。
一
    罗振玉自幼聪颖过人，4岁识字，5岁入塾读书，15岁读完经书下笔学作诗文，16岁学作八股文。次年春天，因清代规定，科举考试必须回原籍投考，故回上虞应试，一举考中秀才。后来由于他潜心学问，1882年、1888年两次乡试落第，从此便专一搞学问了。
    罗振玉父亲曾任江宁县丞，在此期间，他便在淮安助母理家，并在乡下做了3年塾师，所挣薪酬以维持家用。然这绝非他之所愿，在他30岁时，在自己的一张照片上题诗“三十被褐，城南蛰居，蔬食饮水，缅想唐虞”，可见其大志与抱负。
    1891年由于黄水泛滥，山东等地蒙水患之灾，百姓苦不堪言，罗振玉听说有人主张用“不与河争地”之策，用各地赈济灾区的捐款和官款购买民地，以放宽河身，少年时，对农事极为关注的的罗振玉十分惊骇，认为河身已宽，再放则贻害益深，于是书《驳议》一文，此文由同样客居淮安的刘鹗之兄刘渭清看到，立刻寄给正在山东河工任下游提调的刘鹗。刘鹗，字铁云，集水利、金石、甲骨、文学家于一身，后又与罗振玉成儿女亲家。刘鹗见文，觉得与自己意见十分吻合。此乃罗振玉在农业水利方面小试锋芒，并获好评。
    时中国为农业国，农业不振则国不振，罗振玉深感“农为邦本”，于是他找来有关农学的书籍《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认真研读，并又选读欧州人所著农书，念古人“不仕则农”，既然屡试不第，科举之望，不如找个进身之路，恰逢此时家境尚可，便脱身离淮，寻机一展胸中之才。
    1896年春，罗振玉与友人蒋伯斧协商，筹资到上海创办了“学农社”，主要是翻译出版欧美和日本的农书，并出刊《农学报》，传导国外农业知识和有关信息。
    康有为发起“百日维新”之时，1898年5月16日，清光绪皇帝采纳康有为的建议，命地方官振兴农业，并令两江总督刘坤一咨送《上海农学会章程》于总署，又饬各学堂广译外洋农务诸书，这正合罗振玉之意，认为正是自己大展宏图之机，不想“维新运动”失败，振兴农业上谕也成了一张废纸，初具规模的农工学堂也就办不成了。
    “振兴农业”已成为罗振玉挥之不去的情结，他又创办了东文学社，培养译才，翻译了大量的日本农学书籍，其时，他创办的农学社还得到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1900年，他被湖广总督张之洞聘为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从此算是踏上了仕途。这期间，他编辑的《农学丛书》共7集。包括233种译著，其中，不仅汇集了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不少书籍，增添了不少民间农业生产的调查内容，还引用了欧美、日本的丰富经验。他从30岁立志学农，经10余年努力，在农学上具有较高的造诣，对开拓中国现代农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
    1901年，他经刘坤一、张之洞保荐，被朝廷派往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创办了江苏师范学堂，1906年任清政府学府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监督， 不久又主政整理清廷内阁大库档案。
    八国联军八侵北京的第60天，当时定居敦煌莫高窟的道士圆篆，无意中发现窟内藏有5万件宗教卷，世俗文献和佛画，这批珍宝已在这里藏了900多年了。
    敦煌文献的发现，毋疑是一大奇迹，不想此事并未引起地方官乃至清庭的关注，却引来了外国“探险家”的“垂顾”。1907年3月，英国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来到莫高窟，以200两银子，得到1400件敦煌写件和绢画等艺术品。1908年2月25日，法国的伯希和，又以500两银子，挑选了7000多件敦煌写卷，1909年，伯希和又在北京的六国饭店举办敦煌文物展览会，罗振玉等我国一些学者，得知其情，痛心疾首，大声疾吁：“外国人竟敢把中国的珍贵文物堂而皇之地在清朝国都展示，而泱泱大国竟无一人干预，将来有何面目面对后人？”他立即以学部参事名义上书朝廷，要求抢救莫高窟中尚存的6000多件经卷文本，行将朽木的清廷哪有心思管这些残篇故纸，罗振玉又联络京城中的众多学者，呼吁朝廷过问，清政府才下令查封莫高窟藏经洞，并将余卷运到北京图书馆收藏。
    自此，罗振玉投入大量精力，开始对敦煌学的创立和研究，并发表多篇文章，以引起人们对敦煌学的关注。他的努力，终使一大批失传的古代文献得以保存，应该说，罗振玉对敦煌文献的抢救、保护、传承和发展是有卓越贡献的。
三
    1899年，中国文化史上又一个重要线索浮出水面，北京达仁堂药店接到一张药方，其中有一味药叫“龙骨”，“龙骨”即为古代的龟甲和兽骨，上面常常刻有一些奇怪的古文字，病人叫王懿荣，是一位古文学者，金石学家，又兼南书房行走， 国子监祭酒，他见到“龙骨”，认定其中必有秘密，即派人收购达仁堂的所有“龙骨”，又派人四处寻找。
    这一重大发现，致王懿荣欣喜若狂。不想，王不幸于1900年死于国难，因其家境困顿，后辈意欲将父亲搜集的甲骨出售，以偿还债务，正好卖给了在京为官的刘鹗（铁云），刘鹗也长期定居淮安，与罗振玉不仅有同乡之谊，又成了儿女亲家。在刘鹗家中，罗振玉看到这批甲骨，不禁叹为观止，怂恿刘鹗拓墨排次为《铁云藏龟》。
    罗振玉不仅鼓动刘鹗编《铁云藏龟》，也深深地被甲骨文打动，从此又开始了对甲骨文的研究。他独辟蹊径，首先摸清这些甲骨的原产地，终发现这些甲骨出至河南安阳洹河边的小屯村，这是商朝故都。1915年3月，罗振玉亲自跑到小屯村，当时也有不少人知道甲骨的宝贵，在小屯村现场争挖，交易甚至抢夺的现象屡见不鲜，罗振玉的到来，毋疑为挖掘，保护，传承甲骨文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代学者余秋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文化史上有一些看似寻常的脚步会被时间记得，罗振玉那天来到殷墟的脚步就是这样。这几乎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起点，中国传统学者那种的皓首穷经，咬文嚼字或泛泛游观，微言大义的集体形象出现关键的突破，小屯的尘土杂草间跳出了一条路，在古代金石学的基础点，田野考察，现场勘探，废墟释疑，实证之言的时代开始了。”
    1903年，刘鹗出版了《铁云藏龟》，孙诒让又于1904年出版了《契文举例》，这两本书都是传统的金石资料，并未作内容上的研究。罗振玉发愤键户四十余日，遂成《殷墟书契考释》万余字，对甲骨文进行了认真考证，这本著作的出版，标志着甲骨文研究已由古董时期进入了文字考评时期。郭沫若曾言：“甲骨自出土后，其搜集保存，传播立功，罗氏当第一，而考释之功也深赖罗氏”。在甲骨文研究方面，有“甲骨四堂”之说，罗振玉当居第一。
    此后多年，罗振玉以安阳之商朝甲骨，敦煌之汉魏简牍，千佛洞之唐宋典籍文书等出土新资料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划时代研究，把中国历史向上推进了1000年，学者们评价其“传古之功，求至古今人，未见其比”。
    不仅如此，罗振玉又对甲骨文书法艺术的创作也作出贡献，他用甲骨文撰写楹联，仅用3个晚上，竞撰成百副对联，又将手书之联，以《集殷墟文字楹贴》书名首印，从而使之进入甲骨书法之新领域。
四
    罗振玉的另一功绩，则是他曾抢救了大批大内档案。大内者，指皇帝宫殿或宫内库房之意。大内档案，就是保存在紫禁城内阁大库的档案，共中包括诏令、奏章、朱谕、外国表章、历代殿试以乃多种文牍，清朝还有盛京移来的旧档和明末的档案，可谓十分珍贵。
    因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本来朝庭准备修缮大库之议，一下被搁置了十年。清宣统元年（1909），内阁大库突然崩塌一角，于是又重提修缮之事，如修缮，当然要先将存藏档案搬移，有人妄奏库中无用旧档太多，请予焚毁，竟得旨允行。
    所谓“无用之物”，仅乾隆后五个皇帝的红本朱批就有10余万件，若付之一炬，即酿成千古遗恨。恰逢内阁大学士兼学部大臣张之洞打算成立京师图书馆。委派在学部任参事的罗振玉到内阁大库挑拣书籍典册，已捆扎成堆的档案即将焚毁，罗振玉一见，不由大惊，立即向张之洞禀报，张紧急上奏，请求保存这些档案，方使这些珍贵的档案得以免遭一劫，并将8000麻袋档案放到了国子监的敬一亭。
    然而，劫难并未就此躲过，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于1914年拟建立历史博物馆，这批档案当然也在其中，不想由学部改为教育部的接管大员们，只捡拣了其中很少部分，更有不少珍贵档案被人“顺手牵羊”居为己有。
    当时，北洋政府财政拮据，各部自己筹款维持，历史博物馆竟将放置在故宫的部分档案当废纸卖出，以支馆员薪水，这批档案装了50辆马拉大车。先后拉了10余天，被“同懋增”经理程运增以4050块银元卖去了，此事被罗振玉得知，又气又急，经赴“同懋增”协商，以三倍的高价买回，并选派人员进行整理汇编，后罗振玉又将这些档案交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部代为保管，1930年才由故宫博物院接管，新中国建立后，又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接管，方使这批档案比较完整的保存下来。
    罗振玉的学术成就，让后人难以望其项背，他除了对农学、敦煌学、甲骨学竭力抢救，保护清廷珍贵档案的功绩外，在现代简牍的创立，金石文字资料的购求，研究收集，刊播也是近现代文字史上的的第一人，当时与国学大师的王国维并称为“罗王之学”。
    1940年农历五月十四日，罗振玉病逝于旅顺，他生前为自己撰了一副挽联：“毕生寝馈书丛，历观洹水遗文，西陲坠简，鸿都石刻，柱下秘藏，守缺抱残嗟自幸；半世沉沦桑海,溯自辛亥乘桴，乙丑扈跸，壬申于役，丁丑乞身，补天浴日竟何成”。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字里行间有对学术的自诩，亦不讳饰他政治上的糊涂失败。历史是公正的，我们在鄙视他政治上的糊涂乃至过错的同时，不能忽略他对中华文化的突出贡献，他的一生可谓“瑕瑜互见，功过互见”。
五
    以下这段文字，似有蛇足之嫌。
    笔者常思考一个现象，罗振玉祖籍浙江上虞，祖上即迁徙淮安，是从淮安这片土地上走出去的一代大师。与其有同样经历的许多淮安历史上的俊彦人才，都不是淮安本土人，一代伟人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祖父辈即迁居淮安，他“生于斯，长于斯”。12岁时才离开生他养他的这块热土，他“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人民幸福立下不世之功，而成为中国人民心中一座高高耸立的丰碑，然而他从未忘记这片故土。去世后，党和国家将他的纪念馆建在淮安的土地上，足以证明他是淮安人。一代奇才刘鹗，集水利专家，甲骨学家，小说家等多种头衔于一身，他本苏南丹徒人，然而他长期客居淮安，死后归葬淮安，视淮安为他真正的家乡。清代抗日英雄左宝贵，出生于山东费县，后来到淮安投亲并娶了河下回族女子陶二姐为妻，从此定居河下，后投身行伍，成为一员将官，中日甲午战争时率兵出师朝鲜抗日，不幸在一次与日军作战时英勇就义。编缉出版家王锡琪，祖籍山西太原，先随先辈落藉淮安清河县，后迁居河下，编辑《小方壶舆地丛钞》64卷，收书1348种，编录作者600余人，后重编丁晏《山阳诗征》续编《山阳诗征》等。晚清大银行家谈荔孙祖籍为无锡，1880年出生于淮安，为民国银行的创始人之一。古镇河下，人文荟萃，名贤辈出，科举考试中三鼎甲齐全。一个弹丸之地，出了67名进士，123名举人，甚至有一门四进士，六进士，而其中许多人都是安徽、山西来淮经营盐务的盐商后代，但都自谓淮安山阳人士，《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祖籍兴化，他与罗贯中有师徒之谊，写《三国》著《水浒》，都是在淮安城完成，其著书室仍在淮城，他死后也葬在淮安，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被其后人迁葬兴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似乎是一个十分神奇的现象。许多名士祖籍都不在淮安，然而却或生于斯，或长于斯，甚至死后还归葬于斯，就是在当代，许多来淮从政为官的外籍人，来到淮安后，都十分钟爱这块地方，有的人退休后并未回原籍，而从此定居淮城，即使后来或升迁，或调离，仍对这片热土怀有深厚的感情，常挂在嘴边上有一名话叫“淮安人好，不排外”。思来想去，此种现象也并不奇怪，淮安得运河，漕运之功，又为淮安府治之所在，故商贾云集，文人荟萃，以至文蕴深厚，民风淳朴，而得运河水滋养的淮安人，包容大度，海纳百川，因此，古代乃至当代外籍人士，爱恋这片土地，便不足为怪了。如今淮安又将新淮安精神定为“包容天下，崛起江淮”，其中“包容天下”一词，放在淮安，可谓实至名归。
    淮安的历代名人很多，历届政府也十分注重名人故居的保护和利用，周恩来故居保存如旧，纪念馆雄峙城中，关天培、梁红玉有祠可谒，刘鹗故居虽末完全恢复，但仍修复部分有踪有寻，而罗振玉故居尚在，但一直未得保护利用，尽管其一生“毁誉参半”，但其学术成就在中国近代文史上光焰四射，人称“难望其项背”其后人有在海外，有在国内，且多为名士。因此，收购、保护、利用罗振玉之故居，让其在淮安的故土上留下一个记忆，应是十分值得的，其祖籍上虞，对罗振玉研究可谓风生水起，就在东北，对其也十分敬重，作为从淮安土地走出去的一代大师，应该得到故乡人的关注。由此例推，中国古代四大名著，有三部（《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与淮安有关，这在世界文学史也不多见，故修复，保护利用施耐庵的“著书室”，打造《水浒传》上漻儿洼等有据可寻的历史遗存，也是十分值得的，这对于传承民族文化，打造文化淮安促进淮安旅游事业发展，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家之言，未知诸君以为然否？

草根文史专家章来福

赵日超

    淮安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而淮安区自东晋建立郡治以来，一直是历代州、府、郡、路的治所。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这里曾是总督漕运部院、船政盐司、户部钞关驻节之地。这里衙门众多、会馆棋布、书院林立、寺庙普设，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为一批草根专家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章来福就是这批队伍中的一员。
    章来福，1965年出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去参观汉韩侯祠时，看到韩信塑像两旁“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 那副楹联，由此便对楹联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淮安区人，他感到十分幸运和自豪。这位有心人从小就对这座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美丽而神奇的古老城市充满好奇心，业余时间几乎游遍了城内和近郊的所有名胜古迹。由于当时没有一本专门介绍淮安区名胜古迹的书籍，从而使他不得不走街串巷调查了解名胜古迹。　　
    近十年来，章来福广交专家学者，虚心请教，深入老街背巷，拜访知情老人，获得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板闸、下关拆迁前，是他经常踏访的地方。他和网友走街串巷，对铺路的长条石，细致丈量，研究分析长条石的历史内涵。每逢有户外的专题活动，他总是随身携带笔记本、照相机和活动相关的资料。一旦有新的发现，便记录、拍摄下来。如今，章来福已成为淮安区有代表性的草根文史研究专家。
    章来福是1980年的初中毕业生，虽然文化基础不厚，但对文史研究始终有一股钻劲和韧劲。采访时章来福对记者说：“我可是个不服输的人，这些年，通过对淮安历史文化知识的研究和学习，使我对历史文化知识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地方名人有了敬畏！于是产生了冲动，开始拿起手中的笔，参加了一些有意义的征文活动。”
    据了解，这几年他在《扬子晚报》“读书助我成长（成才）”、《淮海晚报》‘读者情、晚报缘’的有奖征文活动中，都幸运地获奖。他还参加了《淮安日报》与周恩来纪念地共同举办的“征集金点子”竞赛活动……辛勤的耕耘，使他有了丰硕的收获。
    2010年以来，他积极参与历史文化研究活动，深受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2013年，淮安外国语学校成立淮安历史文化研究社，他被应聘为讲解员，经常带领学生寻觅古城墙遗址、参观东长街老民居建筑，运用掌握的文史知识，义务为学生讲解。2013年淮安区政协编辑出版的《名城淮安丛书》中，共收录其16篇文章。论文《淮安区老民居建筑特色及其家具物件摆设》被淮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评为2013年度文史研究优秀成果奖。
    他撰写的反映地方特色的文章，有清代至民国年间饮食业的饭店、茶馓店等，还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豆腐店、酱园店、中药店、木材行，以及服务业的浴室、理发店、照相馆、戏园等系列文章。这些文章详细叙述了各种店铺和服务场所的经营地址、开业时间、店主姓名及其经营品种、经营规模和服务项目等，涉及内容广泛，史料性较强。
    为征集第一手资料，他多次到10多公里远的乡村，收集资料。他也曾多次吃过闭门羹，遭受过白眼，但他毫不气馁，无怨无悔。通过近十年的辛勤笔耕，他终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许。他撰写的《淮剧与淮安》、《有趣的淮安生肖动物地名》、《吴承恩墓发现始末》、《老淮安照相馆的那些事儿》、《淮安区老民居建筑风貌》等先后在《淮安区报》、《淮海晚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目前，他先后加入了淮安区历史文化研究会并担任理事，淮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淮安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2013年，他还被淮安区政协聘为“淮安区政协特邀文史委员”，同年，当选为淮安区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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