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6.19《周恩来对父亲的至孝至爱》等

赵日超

周恩来对父亲的至孝至爱
秦九凤


　　在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里，“百善孝为先”。伟人周恩来也不例外，他对父亲至孝至爱的做法，即便在今天，也令人动情动容。
　　周恩来的亲生父亲周贻能，字懋臣，后更名劭纲，系云门公次子，在周家“贻”字辈兄弟中大排行七。他于清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1874年7月11日）生于江苏淮安府山阳县驸马巷周家院（今淮城镇驸马巷7号）。据他的堂兄周嵩尧的中举资料记载，他是“国学生”、“主事衔”。“国学生”是清政府规定的最高学位，“主事”则是官阶，正六品。但周贻能却只有虚的学位、虚的官阶而没有任到相应的职务。显然，周贻能的学位和官阶都是他父亲为他捐买来的。晚清时期，朝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遭受国际列强欺侮，国库亏损很厉害，只好挂牌卖官、卖学位。也就是说，只要有钱，这些原本“神圣”的学位和官阶是完全可轻易买到手的。周贻能考中秀才后即回原籍绍兴，拜表亲鲁小和为师学习师爷。无奈他为人忠厚，虽多年学习而未果。家中自他父亲云门公去世后，经济上便每况愈下。出于生计他只能去给人家当幕僚，当家庭塾师或者做做文书、收发之类。据现有的资料记载，周贻能谋差做事的地方有安徽、河北、江苏和东北的许多地方。
　　在周贻能为生活奔忙之间，妻子万氏不幸于1907年夏天在清河县（今淮安市区一带）清江浦娘家旁的陈家花园过早病故，时年仅31岁。因周贻能还在江苏的高邮谋生，那时交通、信息又不便利，报丧人是从运河乘船到高邮的，往返要花上两天时间，致使周贻能回家后也未能和妻子见上最后一面，偏又遇上周恩来外婆对丧葬提出又高又严的要求，如棺材要楠木的，而且是要十二朵正花的（即棺材的盖、帮和底均各用三根整木头制作，这样的棺材做成后，人们可从棺材的两头清楚地看到12个像花一样的木头年轮），棺材外还要披五层麻布漆七层漆，还要百丈白绫缠尸并在尸身上盘成大蝴蝶结、要做七七四十九天佛事超度亡灵等等。致使周贻能无力安葬其妻。只能忍痛把驸马巷房子典出去两间才买了一口楠木棺材，将妻子入殓。却因达不到周恩来外婆张氏提出的全部安葬条件，只能把万氏灵柩暂厝于清江浦一座庵堂里，再含泪外出谋生。但由于他薪金微薄和所谋差事都没能固定，以至穷得无法养家糊口，使得十岁的周恩来不得不过早地承担起照顾两个弟弟和操持家务的重担。
　　周恩来1910年离开老家淮安去东北，是“从伯父召，趋辽东”。其实，当时他的父亲周贻能也在东北的铁岭，他先是在铁岭县衙当文书。但他秉性耿直，看不惯官府衙门里的腐朽污浊，遂主动辞去差事，改而受聘于归隐当地的清末道台彭广心的幕僚，兼教彭的儿子书法，并补习国文，只是收入微薄，无力供养儿子念书。当周恩来的四伯父周贻赓收到侄儿“四家伯，我多么想念书啊”的家信后，周贻赓终于被侄儿那颗知上进、爱读书的童心打动了。他主动找了弟弟周贻能，提出由他出钱供养周恩来读书。周贻能当然乐意，甚至是求之不得。于是，趁周恩来的三伯父周贻谦回南方湖北等地筹集赈灾款的机会，顺便将周恩来从老家淮安接去了东北。
　　周恩来刚到东北的铁岭时，是与其父亲住在一起的。当时他的父亲周贻能正受聘于归隐当地的清末道台彭广心的幕僚，给周恩来的学校还没找好，周贻能就因彭府有事要出差，只好丢下周恩来，让他到彭广心的管家、当地一户牧主于百川家放马。周贻能才依依不舍地踏上旅途。此后，周贻能因忙于生计，周恩来则刻苦读书求学，父子俩一直是聚少离多。
　　周恩来在天津南开读书期间，也是经常思念他的父亲。1916年2月，周恩来在《试各述寒假中之事况》的一篇作文里写道：“今日为旧岁除夕，家家爆竹声，不绝于耳，沿俗尚也。南俗晚间聚家人父子团聚一案共食，名曰守岁饭。北地不知有是习否？……北堂久不闻唤子之声。回思依依膝下，此情此景，不必读蓼莪之章，便已悲慨无垠。矧兹（值）今夕，尤令人泪盈枕席，竟夜不能寐矣！”
　　在这篇短短的作文里，字里行间充满着周恩来对父亲、对家庭温暖的追忆，对自己没能与父亲团聚过传统春节的无奈与悲慨。是他青年时期思父恋家之情的真实流露。
　　直到1918年，周贻能到北京京兆尹公署任外收发，却又因他不善逢迎和无较硬的后台，得不到上司的满意，工作时间不长就遭辞退。但就在那年暑期，留学日本的周恩来回国度假，到北京后与父亲再次团聚。
　　这一年的8月27日，周恩来在其父亲被辞退南去时，含泪记下了他“最是伤心”的一篇日记：“今早，生父以四点钟行，往南京去。‘昨事伤心方未已，今朝又复别严亲’。此情此景，不知若何难受，又复远吾爱友，伤心之极，不复再有言矣！”打那以后，周恩来一直都在想着父亲，竟然想得两个月未记一篇日记。两个月后，他才提笔写道：“此心之伤，实历两月，每当月夕风晨，雨窗花前，吾心之念吾家！”透过周恩来的字里行间，我们仿佛见到了周贻能遭到辞退、生活无着落的窘迫和不得不为生存而北往南去的身影。
　　1922年，周贻能由胞兄周贻赓介绍，到东北的齐齐哈尔市做烟酒事务局的办事员，有了一点固定的收入，生活也稍有着落，这才算安定下来。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周贻能又被迫失去了工作，只好回到吉林胞兄周贻赓的家。为避开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他在其子周恩寿陪侍下，与四嫂杨氏等南返天津。然后，他一个人再去上海，投靠二党兄周龢鼐家中。当时，周恩来二伯父住上海四川路永安里44号，即今四川北路。由于周恩来正在上海领导地下斗争，情况危急时也曾在二伯父家藏身，因此，周恩来得以在白色恐怖下与父亲过了一段短暂的共同生活，1931年底，周恩来秘密地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这事周恩来是不能对别人讲的，哪怕自己的亲生父亲，他也是要保密的。
　　自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周贻能就经常在报上读到蒋介石重金悬赏缉拿周恩来的通告，他的心便再也无法平静。他虽不懂革命内容，很少关心政治，但也不愿阻止儿子的选择，并数度来到儿子身边，帮助周恩来做些秘密通讯联络工作。后因环境太险恶，便又北返天津。经周贻赓托人介绍，周贻能又去了河北深县县政府当收发员。不久，哥哥周贻赓在天津去世，周贻能便去天津料理丧事。就在为哥哥办丧事时，他认识了周贻赓的一位好友，后来，就在这位朋友推荐下去了安徽谋得一份较好的差事，积攒了一点余钱。这样，他到1935年才回清江浦将其妻子万氏的灵梓领回淮安，归葬于淮安东门外的周家祖茔地，此时周恩来外婆也已离开人世，距周恩来生母去世已经整整28年，总算了却了周贻能心头的一大心愿。
　　安葬完妻子之后，周贻能再度奔走上海，与侄儿周恩霔、内侄陈式周等均有一定交往，但他本人生活却一直无着落。
　　1937年下半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首席代表参与国共和谈，还被蒋介石委任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授周恩来中将军衔，给予上将待遇，成了中国共产党员在蒋介石1927年背叛革命后第一个拿国民政府薪金的人。
　　日占武汉前，周贻能是由天津辗转到淮安的。此时淮城已经快为日本强盗占领，他的弟媳杨氏和侄儿恩硕等已转移到林集乡间，这里属当时的淮北解放区。在那强敌入侵、国土沦丧，到处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周恩来也在时时关心着自己的父亲。1938年他到武汉后，生活较为稳定，周恩来通过多方关系找到生活无着、颠沛流离的父亲，并请他赶赴武汉。老舍先生在1938年第6期的《抗敌文艺》上有一段关于周恩来父亲到武汉的生动记述。那天，周恩来正在汉口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二次理事会。在周恩来讲话的最后，他含着眼泪说：“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10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之手。生死离合更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与会的人为他真挚的父子之情而鼓掌，也为他们父子团聚而鼓掌。
　　1938年10月从武汉撤离时，周贻能和杨振德由朱端绶姐妹领带护送，从武汉撤往长沙、湘乡，再辗转衡阳、独山、桂林和贵阳。1940年9月，周恩来派袁超俊赴贵阳市郊青岩镇乡间将二位老人接到重庆红岩奉养。在逃难路上，沿途难民啼饥号寒，贫病交加，加之日寇狂轰烂炸，遗弃路边道旁的伤病员很多。杨振德、周贻能都有一定的医疗卫生知识，且随身带有常备药品，就义务为伤病员诊治。不过，粥少僧多，两位老人又能医治多少？救得几人活命？同时，周贻能还在旅途劳顿或候船等车的时间，给难民们讲故事、说笑话，以缓解人们的疲劳和苦闷，受到许多难民同胞们的称赞和拥戴。
　　到重庆红岩后，周贻能因年事已高，只能做些看管仓库，扫扫院子的小事，但他与所有工作人员相处和睦，亲如家人。据童小鹏同志1991年10月下旬在北京府右街中央统战部招待所对笔者回忆，老爷子（指周贻能）待人宽厚，平常很关心体贴人，喜欢喝点酒，忙碌之余的周恩来有时也能和老爷子对饮几盅，但这样的次数不多。更多的是老爷子一个人喝。但总理总叮咛他不要喝多。有一次老爷子喝过了点量，走路要人搀扶，总理见了，还很客气地说了几句。大意是，我们这里人手少，大家都很忙，你喝多了，既伤了自己身体，还要别人照应，多不好。老爷子当然知道自己不该多饮酒，没有说一句话，总理说了几句也就忙他的事去了。
　　1942年6月底，周恩来因劳累过度导致小肠疝气发炎住进重庆歌乐山龙洞湾中央医院动手术。周贻能老先生因多年奔波，身体不支，患了疟疾。7月9日，68岁的周贻能病情恶化，高烧不退，不到一天，即于1942年7月10日夜间在红岩村离开了人世。因为周恩来手术后时间不久，身体较弱，大家又都知道他极重感情，向来孝敬父亲，如果让他知道了刺激太大，不利于他病后身体的恢复。这时，临时主持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同志就和邓颖超、吴克坚、钱之光和童小鹏等同志开会商量，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暂不告诉他父亲去世的消息，待他出院后再让他知道。于是就将老先生灵柩暂停在红岩村内，同时决定派童小鹏和吴克坚到医院去看他，主动安慰他，好让他尽快恢复健康，如果他问父亲时，就回答“病有好转，请放心，不要多说话。”因为周恩来一贯精细过人，童小鹏和吴克坚都从未在他面前说过假话，生怕见了周恩来后露出马脚，在去的路上两人还互相叮嘱，相互鼓励，一定要沉住气，完成组织上交待的这项特殊任务。当他俩在周恩来面前违心地作了上述应付之后，心情都特别紧张，内心也很难过。因为他们都是在周恩来面前第一次说谎，所以，走出医院后，两人都早已紧张得汗流浃背。
　　在周恩来住院和他父亲患病直到去世的前后，周恩来无时不在关心着自己的老父亲。7月6日，周恩来在医院致信邓颖超说：“……再过两三天出院，必须是下星期三了。所以我请你和爹爹商量一下，如果他愿意二十八号本天请人吃面，那就不必等我回来，免得他老人家不高兴。如果他希望我在家补做，那就等我回来。不过据我所知，他的思想是很迷信的，过生日总愿当天过，儿子不在跟前倒是次要问题呢。因此，希望你还是将就他一点罢！”
　　周恩来这里说的28号是指农历壬午年的五月二十八日，亦即1942年的7月11日。这天是周贻能的68周岁生日，按淮安习俗，周贻能就算是69岁（虚岁），而且那时的淮安老人一直是生日做九不做十的。也就是说，这天可以看作是周贻能的70整岁的生日。无比凑巧的是，这一天和周贻能出生的那一天在公历、农历的日期上都是完全相同的。这是一般人生中很少见到的事。所以对父亲至孝至爱的周恩来在病中也没有忘记父亲的这个重要日子。
　　7月10日，周恩来才知道父亲生病，便致信邓颖超说：“爹爹的症状，除疟疾外，还宜注意他的年事已高，体力虽好，但他过分喜欢饮酒，难免没有内亏。所以主治的办法，必须先清内火，消积食，安睡眠。东西愈少吃愈好，吃的东西必须注意消化与营养，如牛乳、豆浆、米汤、饼干之类，挂面万不可吃。假使热再不退，大便又不通，则宜进行清胃灌肠，忽专当疟疾医。”
　　可以说，周恩来对自己的父亲是了解备至也关怀备至，考虑得更是细致、周到而又无微不至。
　　由于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一致决定不把周老先生去世的消息告诉周恩来。延至7月12日，周恩来还全然不知。这天上午，他还给邓颖超写信说：“闻爹爹病渐愈，甚放心，并谢谢你的偏劳！”这时，悬吊在他病房的一盆吊兰忽然坠地摔碎，信奉唯物主义的周恩来没有往坏处想，而是高兴地写了两句诗“我病已痊人去也，花枯瓶碎好回家”。但是，就在他写信的那天下午，《新华日报》的雇用报童在向他送报时，因为年纪小不懂事，漏嘴说出了“仓库老太爷因打摆子死了，现在正忙后事”的话。周恩来一贯律己甚严，父亲到他身边后，他便要求办事处的同志给年老的父亲安排一些老人力所能及的事情。于是，《新华日报》的董事长熊瑾汀就让周老先生到重庆的下土湾去为《新华日报》看管仓库，所以报童们便都称呼他“仓库老太爷”。
　　小报童的话一下使周恩来惊觉起来，他估计是父亲出事而同志们故意瞒着他，所以决定第二天自主出院上山。
　　7月13日，周恩来不顾病休尚未痊愈提前出院回到红岩村。他一眼就看见了邓颖超臂上的黑袖章，忙问及老父，邓颖超见已无法隐瞒，只好据实相告。这时，周恩来才得知父亲已去世三日。他当即悲痛欲绝，恸哭不止，并严厉责怪邓颖超：“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也瞒我？”邓颖超只好流着眼泪向他认错。童小鹏同志1991年那次回忆这件事时也对笔者说：“因为我在总理面前撒过谎，所以他一发火，吓得我大气也不敢出，躲在楼上不敢下来。”后来还是董必武同志出面向他解释：“这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也是组织上决定的。”周恩来才不好再多说什么。但却不顾自己病体初愈，为父亲守灵竟夜，直至拂晓。然后，他又向延安的毛泽东发了份电报：“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毛泽东随即发来唁电：“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仁均深切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
　　7月14日，周恩来、邓颖超等在红岩村为老人举行了简朴的悼念仪式后，将周贻能老先生的灵柩安葬于重庆小龙坎复元寺后面八路军办事处的公墓上，墓前立有一块不太大的石碑。这块墓地是红岩村女主人饶国模太太赠送给重庆“八办”的专用坟地。7月15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周恩来、邓颖超联名为父亲周贻能去世发布的讣告。这大概是我们党的领导人中唯一一位为父母亲去世而登报发讣告。据当事人童小鹏同志向笔者提供的《讣告》内容全文如下：
　　讣　　告
　　显考懋臣公讳劭纲府君，痛于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七月十日骤因数日微恙突患心脏衰弱，脾胃涨大急症，经医治无效，延至当晚十一时逝世，享年六十九岁。男恩来适因病割治于中央医院，仅闻先父患症，比于昨（十三）日遄归，方知已弃养三日，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媳颖超随侍在侧，亲视含殓，兹业于今（十四）日清晨安葬于陪都小龙坎之阳，哀此讣告。至一切奠礼赙仪概不敢受。伏乞
　　矜鉴
　　男　周恩来　　　
　　媳　邓颖超　泣启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七月十四日于重庆
　　讣告发出后，重庆的周恩来同仁好友等都向周恩来表达或转达了悼慰之情。蒋介石也委托张治中将军代表他到红岩村向周恩来表示了他的哀悼。
　　建国后，周恩来从我们国家人多地少的实际情况出发，带头平掉祖坟，退耕还田。1965年的旧历除夕，他派侄儿周尔萃回淮安平掉了淮安东门外、包括他两个母亲在内的周家7座祖坟：棺木就地下沉，坟地交生产队耕种。在此前的1958年11月24日，周恩来就已派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去重庆，28日将当年的红岩墓地平掉还耕：将周贻能、杨振德等人的14口棺木起出火化，骨灰装入罐中埋进原墓旁一个深坑中，不留痕迹，只在田头栽了五棵桉树，立了一块刻有14位去世者名字的小碑，并将那块坟地全部交给沙坪坝公园使用。
　　1984年，童小鹏同志和部分原在南方局工作的老同志去重庆，经和市委及有关部门讨论，并征得邓颖超本人同意，在红岩纪念馆的山坡荒地上正式建一座“红岩公墓”，将原已深埋的14个骨灰罐取出，再一起集中深葬在公墓里边，在墓碑后面半圆形的石壁上刻上各人姓名简历。笔者1999年5月拜谒红岩公墓时，红岩革命纪念馆的刘立群、孙志慧同志告诉我，“红岩公墓”四个字由陆定一题写，公墓石壁上刻着安葬于墓中人的姓名和简历。
　　另外还有三个早夭的小孩，分别是李业群、荣高棠和熊瑾玎的孩子。
　　1996年和1997年，孙新世教授在北京她的家中多次对笔者说，建国后不久，当她的姐姐、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向周恩来提出把烈士父亲孙炳文的骨骸从上海迁到北京西郊万安公墓与其母任锐同志合葬时，尽管当时孙维世在万安公墓将父亲的墓地都买好了，周恩来仍劝她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并以自己的亲生父母分别葬于重庆和淮安为例说：“中国有句古话‘入土为安’。我和你小超妈妈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要为他们迁葬。现在你何必又去搬动他而使他不得安宁呢？”这样，也就说服了孙维世没有为父亲迁墓。笔者1995年曾去过北京西郊的万安公墓，在任锐同志墓的东侧，孙维世为生父买的那块墓地至今仍空在那里呢。
　　周恩来母亲万氏去世时，周贻能年仅34岁，但由于他一生颠沛流离，生活一直不能安定，经济上也一直比较贫苦，加之周贻能重情重义，十分怀念故去的妻子。所以就一直没有续弦再娶。他和万氏只生了周恩来、周恩溥、周恩寿兄弟仨，没生女孩，所以周恩来没有亲姐妹。
　　据1960年曾赴北京见过周恩来的原淮安县委领导人刘秉衡同志回忆，我们那次从淮安出发赴京前，就应周总理要求，将他家收藏在驸马巷旧居里的祖辈影像带去北京。到京后，我将带去的他家11张祖宗影像在钓鱼台国宾馆他的临时住地交给他，他当场一张一张地反复观看，并告诉我每一张影像是他家的什么人。看完之后，他自言自语地说：“怎么没有我母亲的影像？”说着便陷入了沉思。好一会，他又说：“可能是那次在上海遇上了顾顺章叛变的紧急情况，我父亲在紧急转移时弄丢了。”说完，他还补充说：“我母亲去世后，父亲就一直把我母亲的影像带在身边。”
　　周恩来深爱着自己的父亲。1997年，周恩来的嫡长侄女、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周秉德同志曾在《百年恩来》电视的拍摄现场——淮安周恩来故居，当众展示了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正是周恩来父亲周贻能的慈祥形象。照片背面留有周恩来的生前亲笔“爹爹遗像”。周秉德还介绍说：“伯伯（周恩来）生前一直把这张照片放在一个小皮夹子里，带在身边。”这件事也格外说明了周恩来对父亲至孝至爱的缕缕亲情。

林迈可与中国抗战
李正林


　　近来翻阅中国摄影史，发现一个不为普遍中国公众所认知的英国人林迈可。其实，他与著名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一样，都是亲身参与中国抗日战争并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人。特别是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初期，28岁的林迈可本着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绕道美国，从加拿大温哥华与白求恩同船来到中国，利用受聘北平燕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的特殊身份，1937—1945年秘密地帮助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抗日，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交往甚密。
　　在学术方面，他成为最早把牛津大学导师引入中国高等教育的实践者之一。这得益于他出生于英国的一个世代书香门第，1931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在晋察冀边区受聘为无线电技术指导顾问，他办了个通讯学习班，培养了中国共产党敌后根据地第一批无线电技术骨干和英文对外广播人员，主持建立了根据地之间的无线通讯网络，并协助建立起中共第一个国际传播通讯设备。1944年到延安后，他一边建立电台，一边代表共产党这方跟美军观察组打交道，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在延安他用自装的一台大功率电台，第一次播发英文稿件到旧金山，第一次把延安的消息直接送到境外。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建台的时间实际上就是这个英文广播发出去的时间。在中共新闻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在道德方面，他虽然无党无派，但有高尚的人生价值判断和是非判断，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行径旗帜鲜明。当他获知八路军药品严重短缺，就以特殊身份作掩护，利用周末休假，自己开摩托车或开着校长司徒雷登的车，以到北京郊区旅游为名，把急需的药品、手术器材、技术书籍等重要物资偷偷地运送给八路军。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林迈可携妻子李效黎奔赴北京西山，投奔了同样秘密帮助中国共产党抗日的法国医生贝熙业，又辗转抵达晋察冀边区和延安，奋不顾身地同中国军民一起投入了抗日战争，与中国抗日军民同甘苦、共患难。
　　在摄影方面，他完整地参与了中国八年抗战，拍摄了大量的珍贵历史照片，不仅有反扫荡的民兵埋地雷、八路军战士土法制造手榴弹、晋察冀边区普通村民影像，还有毛泽东、朱德和祝捷大会等重大政治事件和领导人的真实记录。这些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照片被他精心地带回英国保存。2005年12月，在中国还专题搞过一次以林迈可家庭保存的原始照片为主，辅以其他历史档案资料的展览，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展示中国人民的抗战历史。
　　中国抗战胜利后，林迈可夫妇于1945年11月取道重庆返回英国。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际友人的林迈可，一直为中国和世界各国友好交往作出积极贡献。从1950到1970年，林迈可作为远东和中国问题专家活跃在英美学术界。1954年，他与夫人随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在中南海受到周恩来接见并合影留念。周恩来还在这张珍贵的照片上亲笔题写：“林迈可先生夫人惠存  周恩来 一九五四.八.二五.北京”。
　　我们现在从这一照片上，不仅看到了林迈可与周恩来的友情，还透过照片看到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与国际正义人士在那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时期留下的可歌可泣的历史。特别是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这张照片留给我们更多的思考。

昭阳千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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