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名著与淮安》之一

赵日超

《古典文学名著与淮安》之一
《水浒传》与淮安

刘怀玉

《水浒传》是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是妇孺皆知的流行小说。该书成于元末明初，书中的许多人物形象广泛流传在人们的口头上。现在普遍的说法，该书为施耐庵作，一般正式出版的《水浒传》上均署施耐庵的大名。

施耐庵与淮安

施耐庵是何处人，他的身世如何，学术界有颇多争议。有人说他是兴化白驹人（现属大丰），还有说他是淮安人。1921年编印的《中国人名大辞典》第653页“施耐庵”条云：

        （施耐庵）元淮安人，名子安，“耐庵”其字。元末以赐进士出身，官钱塘。与当道不合，弃官归里闭户著书以自遣。张士诚闻其名，聘之，不出；亲造其门敦请，仍不从。因避居东京，寻归卒。所著有《志余》、《三国志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传》）。（按《水浒传》自七十回后，金圣叹断为耐庵弟子罗贯中所续。）

《中国人名大辞典》中的这一条是有出处的，大约出自施耐庵的墓志。耐庵的墓志为明代初年淮安人王道生所作，见于施氏施谱。全文如下：

        公讳子安，字耐庵，元末赐进士出身。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赉恨以终。公之事略，余虽不得详，可以缕述；公之面目，余不得亲见，仅想望其颜色。死之年七十有五，而余尚垂髫。及长，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旅。夜间炧（duo）烛畅谈先生轶事，有可歌可泣者，不禁相与慨然。先生之著作，有《志余》、《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传》）。每成一编，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所得力于弟子罗贯中者为尤多。鸣呼！英雄生乱世，或可为用武之秋；志士生乱世，则虽有清河之识，亦不得不赉志以终。此其所以为千古幽人逸士聚一堂，而痛哭流涕者也。先生家淮安，与余墙一间。惜余生太晚，未亲教益，每引为恨事。去岁，其后人述元先生，移枢南去，与余流连四月。问其家世，讳不肯道；问其志，则又唏嘘叹惋；问其祖，与罗贯中所述略同。鸣呼！国家多事，志士不展所负，以鹰犬奴隶待之，将遁世名高。何况元乱大作，小人当道之时！先生之身可谓不幸矣！而先生虽困顿，而不肯卑躬屈节，启口以求一荐达。遂闭门著书，以延岁月，先生之志可谓纯洁矣（以下剥蚀）。

这篇墓志关于施耐庵的信息量很丰富，我们从中起码可以获知以下几点：
1，        施耐庵住淮安，本名子安，为元末明初之人（约1308─1382）；
2，        施耐庵在元代中过进士，并曾在钱塘为官二年；
3，        施耐庵在淮安著书较多，《水浒传》仅为其中之一；
4，        施耐庵门徒较多，所著书均与门人商校。罗贯中是其门人之一，是施耐庵著书方面最得力的助手。《三国演义》亦为他们师徒所作，则四大古典名著至少有三部出自淮安（另一部为《西游记》）；
5，        施耐庵在淮安的住处，与王道生仅一墙之隔；
6，        施耐庵死在淮安，并且葬在淮安。后来由他的孙子施述元迁葬兴化白驹大营，所以现在施耐庵的墓在兴化施家桥；因为他的子孙很多人住在白驹，所以他家的宗祠在白驹（现属大丰县，施家桥东十几里）。
这篇墓志原在白驹施氏族谱内，是兴化胡瑞亭于民国初年调查人口时首先发现的。他写了一篇《施耐庵世籍考》发表在1928年上海《新闻报》“快活林”栏目内。在这篇文章中，他将《耐庵墓志》公布于世。同时公布的史料还有一篇《耐庵小史》，作者袁吉人也是淮安人。《耐庵小史》全文如下：

        先生生于元，与张士诚部将卞元亨相友善。士诚缮具甲兵，将窥元室，以卞元亨为先锋。耳耐庵名，征聘不至。士诚乃枉驾造其门。家人不与见，士诚入内，至耳室，见耐庵正命笔为文，所著为《江湖豪客传》，即《水浒传》也。士诚笑曰：“先生不欲显达当时，而弄文以自遣，不亦虚靡岁月乎？”耐庵闻而投笔，顿首对曰：“不佞他无所长，惟恃柔翰为知己。将军豪气横溢，使海内望风瞻拜，不弃驽骀，枉驾辱临，不佞诚死罪矣。然志士立功，英贤报主，不佞何敢固辞？奈家庭多变，母老妻弱，子女婚嫁，债务未偿。一旦舍去，则母失所依。将军仁义，如雨泽遍地，当必加以怜悯，而使愚孝有后，则衔结有日矣。”言已，伏不起。士诚不悦，拂袖竟去。是时《江湖豪客传》正四十五回矣。

这篇小史，后于1932年被韩国钧等人编入《吴王张士诚载记》卷4的附编里去，文字略异。民国初年，兴化县编纂《兴化续志》，又将上述《墓志》和《小史》进行“修改”，收入续志中去。
王道生所撰墓志，原己刻在石头上，埋入了施耐庵的墓中。据兴化人讲，道光年间，曾有人在施的墓道中见过此碑，并有人将内容抄录下来。咸丰中续修《施氏家谱》，将它又编入家谱中去。这就证明了两条：一是淮安确有王道生其人，二是王道生所作《耐庵墓志》也是千真万确的。
同样，《耐庵小史》也是确实存在的。现发现，施氏宗祠中曾有一木榜，木榜上写着《庵公原籍和迁籍志》。此文琐碎，不再转引，撮其要云：道光末，施氏第十五代孙施永茂等，修建施氏祠堂。成功以后，派其子施占鳌写始祖耐庵的事迹。施占鳌特地“借俊骑，至淮安府西门内”，找到袁林甫家，寻访施耐庵的遗迹。令人惊讶的是，到了这个时候（已是清中叶以后，时间已过去近五百年），施耐庵当年所住的房子还在。袁林甫让他的儿子袁吉人带着施占鳌进去看了：“书斋平屋三间，中有积土，有木桌凳，窗楞下隔罗贯中的房间。”这就是他们师徒二人写作世界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和其他一些作品的地方。据说，他们将《水浒传》写到第75回时，施耐庵被朱元璋下了狱，后经刘基周旋，才释归淮安。施占鳌回去后，就写了这篇《迁籍志》。据此志称，施耐庵的书斋在“淮安西门城内土地祠后”；施耐庵死后，就葬在淮安，几十年以后，其孙述元迁柩南去。对于袁家来说，已不知施氏迁往何处，还是施占鳌告诉他迁地是兴化白驹。然而对施氏后人来说，他们却一直记住淮安，并记得施耐庵当年在淮安城内住处的方位，因此能够很容易地找到袁林甫寻访他家的旧事。
胡瑞亭当年发表《施耐庵世籍考》一文中，除了《墓志》、《小史》以外，还有“施氏世籍”一节文字。该节文中说：“据施氏后人云，家本籍淮安，自耐庵公因避张士诚，曾隐去至东京，寻归，无疾终。”至十七世祖述元公迁于现里（白驹）。”其实，应该这么说：施耐庵的祖籍是吴兴。老家在苏州，其父元德迁居淮安。施耐庵死后，他的子孙又迁居白驹（今大丰县）。白驹施氏宗祠大门上的楹联是：

吴兴绵世泽，
楚水封明禋。

这副门联道破了施耐庵及其子孙的历史源流：吴兴是其祖籍，楚水──楚州之水──是他们的发祥地。白驹施氏以施耐庵为一世祖，而耐庵却是生活和终老在淮安，故以“楚水”和“吴兴”并列于宗祠大门之上，示子孙不要忘记其祖籍源流。
施耐庵本人当年在淮安有一首诗，也可以作为这个问题的旁证。诗题为《赠顾逖》，诗云：

年荒乱世走天涯，    寻得山阳好安家。
愿辟草莱多种秫，    莫教李子结如瓜。

案：当时有民谚：“李生黄瓜，民皆无家。”意谓李子结如瓜大，则人民要逃荒。该诗所言耐庵定居淮安，是再清楚也不过了。
施耐庵后人移家白驹，后来连他的棺柩也被刨到白驹去，被奉为一世祖。他在淮安还有没有其他的后人呢？据传，淮安施河施姓也是他的后裔。笔直者曾作调查，看过《淮山东南乡施氏家谱》。此谱初修于康熙二十三年，再修于乾隆十二年，三修于嘉庆十年，四修于道光元年。据该谱序云，该施氏亦祖籍吴兴，也是因元末兵乱，一世祖施囗德（德七公）从苏州阊门迁淮的。当时同来的有弟兄三人，一人出家了，老八北去了，唯七公囗德定居淮安了。据白驹《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廷佐是施耐庵的四世孙。廷佐的高祖名元德，当为施耐庵的父亲。施元德和施囗德名甚相似，或者即为一人亦未可知。施耐庵的后人大部分走了，或者留淮者是个庶子，因为外祖在淮安地方有一定的社会联系，自己年纪又小，不愿随施氏家族去受封建宗法约束，于是就留下来了。道光二十四年白驹修施氏宗祠，主事者为施耐庵第十五代孙，道光元年淮安施氏修家谱，主事者为第十二代孙，若到道光二十四年，变当为第十三代孙，两者差异不大。

《水浒传》与淮安

《水浒传》里面的故事，是根据北宋末年宋江等人聚义造反一事铺写的。真实的宋江事迹本来与淮安关系并不大，仅是宋江的义军到过楚州境内一次。《宋史》卷22记载：“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今邳州），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这个张叔夜是海州知州。宋江被他招降以后，史书上就不见记载了。尽管元、明时代邳州、海州均属淮安所辖，元末明初人写书时，可以把宋江故事作为本地掌故写进书中，但事情总归太渺茫了些。然而，《水浒传》内容与淮安关系却真的十分密切，这与水浒故事的流传与发展有关。
宋江等人聚义之事，在历史上不过是短短几年的事情，却成了人们的千古话题。从南宋开始，他们的故事就广泛流传。书会才人将这些故事编成话本，作为说书的内容；戏剧作家又将它编成剧本，供艺人们到处搬演。这些话本、剧本，有许多至今仍然存在。据元钟嗣成《录鬼簿》及明无名氏《录鬼簿续编》记载，当时知名剧作家高文秀、康进之等，均有水浒题材的剧作，如《黑旋风双献头》、《梁山泊黑旋风负荆》、《斩担儿武松打虎》等。此外还有《争报恩三虎下山》、《鲁智深喜赏黄花峪》等杂剧。至于话本就更多了，《大宋宣和遗事》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在《宣和遗事》等话本中，水浒故事关目已基本齐全，只不过文字粗率，没有什么文学性。但是，它为施耐庵写《水浒传》提供了丰富而完整的素材。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意者此种故事当时载在人口必甚多，虽或已有种种书本，而失之简单，或多舛迕，于是又复有人起而荟萃取舍之，使较有条理可览，是为后来之大部《水浒传》。”这就是施耐庵当年写《水浒传》的基本情况。
宋、元、明时代，淮安是江北重镇，大运河上一大都会，说书才人、戏剧作家和杂剧演员经常在这里聚会。他们在这里创作、表演，切磋技艺。因此，当时水浒故事在淮安一带非常流行，“载在人口”者甚多。鲁迅先生在讲到“载在人口必甚多”时，就举例说明，他举的重要例子就是淮安的，是淮安龚开所作《宋江三十六人像赞》。据宋周密（1232—1308）《癸辛杂识续集》记载，宋遗民淮安画家龚开（1222—1304？）曾画过宋江等三十六人的画像，并分别给每人写一个像赞。其序云：“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话（按：可见“载在人口甚多”），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按：可见流传甚广）。余年少时壮其人，欲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及异时见《东都事略》中载侍郎《侯蒙传》……余然后知江辈真有闻于时者。于是即三十六人，人为一赞，而箴体在焉。”其赞语每人四句，每句四字。如宋江像赞云：“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它若狂卓，专犯忌讳？”清代淮安阮葵生在他的《茶余客话》卷21中说：“世传《水浒三十六人像》亦高士（龚开）作，而明吴承恩为之赞。”这是淮安关心水浒故事的人多、传说多，各种传说的内容情节产生差异造成的差讹。像赞亦本龚开所作，当时流传很广，还有人在诗文中提及此事。如元代吴县陆友在他的《杞菊轩稿》中，有《题（宋江三十六人）画赞》诗，诗云：“楚龚如古在画赞，不敢区区逢圣宫。”但将《水浒》人物画移画到赌具叶子上（今麻将牌的前身），是明末画家陈洪绶干的。不过陈洪绶也经常在淮安逗留，与淮安张致中等交往甚密，或许他也是受了淮安龚开的启发而的。淮安有丰富的水浒故事传说，这也是施耐庵“寻得山阳好安家”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这里适合他写作《水浒传》。淮安有这么一个传说：“相传耐庵撰《水浒传》时，凭空画三十六人于壁，老少男女，不一其状。每日对之吮毫，务求刻划尽致故能一人有一人之精神，脉络贯通，形神俱化。”（丘炜《菽园赘谈》）《水浒传》人物众多，无一雷同，读者闻其声即知其为何人，原来作者有这个创作秘诀。或许施耐庵当年真有其事，他“对之吮毫”的画像，或许就是龚开所作；他从龚开所作的像、赞中获得了若干灵感。
施耐庵作《水浒传》除了从宋元话本、戏曲和“载在人口”的资料，直接继承袭用了一些情节外，还从淮安地方掌故中采用了不少东西。兹举几例如下：
其一：某书载，宋淳熙年间，楚州有一义士晏先，为打抱不平杀了人，后被流放。途经一荒林，押差意欲加害，幸而有人暗中保护，方才获救。这在林冲被押解，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故事中有其投影。
    其二：《夷坚志》载，“韩蕲王（世忠）督兵淮楚，领背嵬军（韩世忠之亲兵）猎于郊，道逢群虎下山，下令打围。甲士环合，各以神臂克敌弓射之，凡毙三十余。其一最雄鸷，目光如镜，毛茸皆紫色，锐头丰下，爪异常，羽镞不能入。跳跃咆哮，万众辟易。大将呼延通奋怒驰马与相当，誓必取之。伺其张口，发大羽箭，正中舌上。虎雷吼山立，宛转而死。命从骑四辈舁归，剥皮为鞍鞯。一军皆壮其勇。”在武松打虎、李逵打虎等打虎故事中，均有其影子。
其三：《资治通鉴长编》卷109记载，宋绍兴元年二月，梁山泊水贼张荣等南下，入楚州、通州，三月，退入兴化东之缩头湖，作水寨以守，与金人大战。金人败退楚州，荣获大胜。张荣向南宋朝廷报捷，表示愿意听朝廷节制，即接受招安。后被任命为泰州知州。又卷135记载，张荣后来升为淮东副总管，绍兴三十一年，他率领淮东壮丁万人，于射阳湖等处保聚。十月，奉命率人船尽赴楚州抗金。许多专家认为，《水浒传》中宋江先是为贼，后受朝廷招安，被任命为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这个形象的塑造，从张荣身上取像不少。张荣是宿迁㟃峿山人，从地属关系来说，在元明时代，张荣就是淮安人。
施耐庵既然选择淮安定居，并在淮安写作了名著《水浒传》，按写书人的常例，势必要在他所著的书中，写上一两段他所在的地方淮安的故事，即使在真实历史上是没有的，也要尽量编造出一些来，以显示一下本地风光。施耐庵未能免俗，《水浒传》中确实有关于淮安的故事情节，而且有的还很有份量。试举两例如下：
第一、        历史上征方腊本是童贯、韩世忠等人的事情，与宋江无关。在《水浒传》的后部，施耐庵按照《宣和遗事》的提示，移花接木，让宋江带上他梁山一伙好汉去征讨方腊。事在百回本的第90—99回，一百二十回本的第110—119回。书中说，宋江等征田虎之后，又主动要求去讨方腊，宋徽宗封宋江为“平南都总管，征讨方腊正先锋”，卢俊义为“兵马副总管，平南副先锋”。他们领兵南下，“水军头领已把战船从泗水入淮河，望淮安军坝，俱到扬州取齐……于路无话，前军已到淮安县屯扎。当有本州官员，置筵设席，等接宋先锋到来，请进城中管待”。淮安本名楚州，改称淮安是南宋绍定元年（1228）的事情。当时称淮安军，不久改称淮安州，所辖之山阳县改称淮安县。元代称淮安路，明以后称府称县，而淮安一名一直沿用至今。北宋的宋江行军，使用了南宋才有的地名，应是作者的一个疏忽。据专家们考证，“《水浒传》中写到的地名，共有一百七八十个，大多数与宋代的行政区划名称相符”，（袁世硕：《〈水浒传〉作者施耐庵问题》）像上述地名之错是极个别的，不细心的人是看不出来的。然而，这不一定是作者的疏忽。我们还可以这样来理解：作者编造出宋江行军经过淮安，并有意留下这个地名破绽，吸引读者关注，意在抖抖他所定居之处淮安的风光。
第二、        《大宋宣和遗事》为宋江聚义选定的地方叫梁山泺（luo），这是个真实的地名，在山东。宋元人的诗文中涉及宋江，亦多称梁山泺。到了施耐庵手里，则称为梁山泊。对于梁山泊的地理与形势，在以前的“简单”、“多舛迕”的本子中，只是一提而已，到了“大部头”的《水浒传》中，必须详加描述了。于是，施耐庵为梁山泊作了如下设计：四周水泊八百里，中间是宛子城，聚义厅在其中；山下有金沙滩，是宋万、白胜在那儿下寨 ；别有鸭嘴滩，有王矮虎、郑天寿去下寨；山后有断金亭、饮马川；水泊外则有朱贵在那儿开酒店，作为对外联络点。然而，这些地名不是一次设计全的，有的是后来增添的。比如山下水寨，起先只有金沙滩一寨，鸭嘴寨是第44回后才添进去的。研究《水浒传》的专家们指出，这里有一个巧合：如前所述，施耐庵作《水浒传》，中途曾被朱元璋弄去下狱，其时书正写到第45回。施在第44回所增设的地名一定与淮安有关。著名的研究古典小说的专家王利器先生认为，这地名是淮安的，应当是“取源于楚州附近之鸭涧古地之称”。依笔者看来，当为当年楚州南门外蓼儿洼附近之“鸭洲”一地名（在今三堡乡北端）之移植。施耐庵下狱时，自己认为能不能再回来还说不上，因此，走之前在自己所著的书中增加淮安一两个地名（饮马川一名也是同时加的），可以作为纪念吧。
第三、        《水浒传》结尾时，书叙宋江征方腊以后已是宣和五年九月了，他上表朝廷，报告战况。这时108人中，除了死亡、隐逸的只剩下27人了。皇帝对他们均有封赠，宋江得到的封号是“加授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宣和遗事》只说“宋江禽方腊有功，封节度使”，把他坐实安排在楚州当官，是施耐庵的发明创造。
书中接着详叙了宋江到楚州上任，以及死在楚州、葬在楚州的情况：

        且说宋公明……赴任之后，时常出郭游玩。原来楚州南门外有个去处，地名唤做蓼儿洼。其山四面都是水港，中有高山一座。其山秀丽，松柏森然，甚有风水，与梁山泊无异。虽然是个小去处，其内山峰环绕，龙虎踞盘，曲折峰峦，坡阶台砌，四围港汊，前后湖荡，俨然似水浒寨一般。宋江看了，心中甚喜，自己想到：“我若死于此，堪为阴宅。”但若身闲，常去游玩，乐情消遣。

在朝廷占据要职的奸臣们一心想害死宋江，便先在卢俊义身上下手。他们诬陷卢俊义（当时封在庐州）常到楚州串连，有谋反之意，在皇帝赐的御酒中投下慢性毒药，致卢中毒后落水身亡。接着又用同样的手法，在皇帝赐给宋江的御酒中下毒。御酒一到楚州，宋江就心里明白了。他怕自己中毒死亡以后，李逵会闹事，没有别人能劝得住他。他就“连夜使人往润州（今镇江）统唤取李逵星夜到楚州，别有商议”（当时李逵被封为润州都统）。李逵“便同干人下了船，直到楚州，径入州治拜见”。宋江与李逵明说了，李逵果然要反，但人他已吃了药酒。宋江说：

        昨日酒中已与了你慢药服了，回到润州必死。你死之后，可来此处楚州南门外，有个蓼儿洼，风景尽与梁山泊无异，和你阴魂相聚。我死之后，尸首定葬于此，我已看定了也！

李逵回到润州后，吩咐从人：“我死了可千万将我灵柩，去楚州南门外蓼儿洼，和哥哥一起埋葬。”后来，宋江、李逵都死了，都葬在蓼儿洼之“高原深处”。
被封为武胜军承宣使的军师吴用，到任以后，心中不乐，老是想念着宋江。一天，突然梦见宋江、李逵。宋江告诉他，他们已被毒死，葬于楚州蓼儿洼。要吴用去他们坟上看看。吴用“次日便收拾行李，径往楚州来”。到时，“彼处（楚州）人民，无不嗟叹。”他便安排祭仪，到墓地“以手掴其坟冢”，哭祭宋江、李逵。哭罢，便准备自杀，好到阴间跟随哥哥而去。这时花荣也乘船赶来楚州，直奔蓼儿洼宋江墓前。原来他也同吴用一样，是得到宋江托梦而星夜赶来的。于是，花荣和吴用二人相对“大哭一场，双双悬于树上，自缢而死”。二人也“葬在蓼儿洼宋江墓侧。宛然东西四丘。楚州百姓感念宋江仁德，忠义两全，建立祠堂，四时享祭。里人祈祷，无不感应”。
小说将宋江写死了原因很多，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说：“至于宋江服毒的一层，乃明初加入的，明太祖统一天下之后，疑忌功臣，横行杀戮，善终的很不多，人民为对于被害之功臣表同情起见，就加上宋江服毒成神之事去”。宋江死了成神自然有他的道理，然而他为什么偏偏选择在楚州呢？毫无疑问，这与作者的喜好偏爱有关。施耐庵生于乱世，飘泊一生，最后选定淮安“安家”，自然对淮安有着特殊深厚的感情。他为他的得意之作《水浒传》的主人公宋江选择一个归宿，这个归宿放在淮安──楚州，当然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施耐庵此时不再像上次下狱时那样匆忙了，他“处心积虑”、“用心良苦”，统稿时居然说梁山泊又名蓼儿洼，书末又说蓼儿洼的风景与梁山泊一样。楚州南门外有个蓼儿洼，不就是说楚州也有个梁山泊吗？究竟他是按照梁山泊的实相来描绘楚州蓼洼儿洼，还是按照楚州蓼儿洼来描绘梁山泊的呢？梁山泊和楚州蓼儿洼今均已变为平陆了，梁山泊原来是什么样子的，人们基本上都是从《水浒传》中了解到的；而楚州蓼儿洼却是施耐庵可以亲眼所见、亲身所游的，能有个直观的依据。梁山泊、蓼儿洼，谁本谁源？“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实相无相。我们不必过于泥古，只需知道《水浒传》与淮安关系如此密切就行了。施公将此安排在全书最后一回，作为总的点题，回目中赫然大书“宋公明神聚蓼儿洼”，成为全书的大结局。我们不能不敬佩施耐庵如此重于淮安的地方观念！
陈忱作《水浒后传》就继承了这个大结局，并以此为续书的开篇。然而他犯了个错误：他说宋江等“葬在楚州南门外，宛似蓼儿洼一般”。他把施耐庵的话弄反了，似乎楚州没有蓼儿洼，仅有一个“宛似蓼儿洼”的地方。这不能全怪他。因为这位做续书的先生不是淮安人，他无法理解施耐庵的个中三昧。
在最后一回书中，施耐庵用了大量的笔墨来叙述这一结局，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楚州南门蓼儿洼的秀丽风光。蓼儿洼是淮安当年实有的地名，有土山，四周有水泊。由于历史的推移，陵谷变迁，今仅存一点痕迹了，宋江等人的墓祠更无论矣。据笔者分析，蓼儿洼其地应在今刘湾村境内，“刘湾”与“蓼儿洼”实为一音之转耳。近年来，常有些《水浒传》爱好者来淮，要求看看蓼儿洼，我便领他们去那儿凭吊一番。客人们每每于发一通历史慨叹以后，表现出心满意足的兴味。这足以证明：施耐庵的神笔，使千秋万代的读者对《水浒传》产生浓厚兴趣，也使淮安风光千秋万代。

赵日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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