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毓方：致余秋雨：为何就“等不到了”？

赵日超

　　2010年春天，着手写作《寻找大师》，当时有人问我：“余秋雨怎么样？”答：“恐不适宜。”月前在长沙，偶然买了一本余秋雨的《我等不到了》，读后，想法有所改变，于是就写了下面这篇文章——

致余秋雨：为何就“等不到了”？
                           卞毓方

　　余秋雨生于1946年，小我两岁。为什么这里要特别提出我呢？这是因为，在余秋雨这个年龄段，我有太多的熟人，太多的参照坐标。余秋雨十分幸运，他上学早，据其在《我等不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5月北京第一版）一书自述，四岁（虚岁当为六岁）在余姚乡下读书，九岁小学毕业（想必是五年制），而后以高分考取上海一家不错的中学；按此推算，他应该是十五岁高中毕业，二十岁大学毕业。二十岁，即1968年。我说余秋雨幸运，就幸运在这里。1966年爆发“文革”，余秋雨的学业固然受到影响，毕竟读了三年大学，完成基本课程。倘若按五十年代规定的七岁上学计算，“文革”前，他只能读大一。而在我的老家苏北，很多余秋雨的同龄人仍在读高三、高二，等待他们的，只有“老三届”的无奈和“知识青年”的结局。
　　　“文革”尾声和改革乍兴，检点余秋雨的学问之路，至少有两处奇峰突起：一、1976年，二十九岁的余秋雨在浙江奉化一处山间老屋养病。这不是一处普通的民居，而是“蒋介石的图书馆，按他的名字，叫中正图书馆”，“满满一屋子的旧书”。这是何等的机遇！余秋雨自述：“没有功利，没有动力。我刚刚经历过的家庭灾难和社会灾难，至今尚未了结。里里外外吃了那么多苦，死了那么多人，中国怎么了？中国人怎么了？我要在这些书中寻找答案。起点是黄帝、炎帝和蚩尤，重点是老子、孔子和墨子。”“这山上，经常有半夜的狂风暴雨。……可怖的天地间仿佛只有我一个人。这是我与古代完全合一的混沌时刻，总觉得有一种浩大无比的东西随着狂风暴雨破窗而入，灌注我的全身。”
　　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余秋雨在在上海东北角的一个小房间里又开始了苦读，时间长达七年。从古希腊、古印度开始，一点点往下啃，一共钻研了十四个国家的人文经典。他从一家家图书馆借书，当时很多著作还没有翻译成中文，他翻着辞典一句句抠，不断地去请教隐居在上海街道间的老一代学者。到第七年，他“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
余秋雨说：
“让我脱胎换骨的，有三十几位不同时代的智者，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el Gustav  Jung）和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Jean  Paul Sartre）。有了他们，我对于在半山老楼接触过的中国古典，也有了新的认识。
　　“我在这个过程中写成了四部学术著作，《世界戏剧理论史稿》、《观众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史》、《艺术创造论》。这些书出版时都遇到一个困难：撞上了‘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潮，几乎注定夭折。但是，八十年代毕竟是八十年代，一切思想障碍都能快速冲破。我正咬着牙齿准备坚守风骨呢，事情却已逆转。这些学术著作不仅一一出版，而且相继获得各种大奖，其中包括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等。不久，我在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一批著名老教授的合力推荐下，破格晋升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
　　“更没有料到的是，国家文化部根据连续三次全院的‘民意测验’，决定由我执掌学院。我推辞了四个月，还是抗不住老师们的细磨慢劝，勉强答应了。同时，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为了破除‘论资排辈’的顽疾，任命我为上海市各大学中文学科和艺术学科教授评审的负责人。”
　　　余秋雨发轫早、成长快、起点高，年纪轻轻，就已越次超伦，扶摇直上。我最早知道他的名字，是八十年代初，在一篇关于他去长沙讲学的特写。因为我在长沙生活过八年，是以对这篇文章印象很深。我比余秋雨痴长两岁，此时却在补课，名义上读研究生，实际上是补大学的课。后来，1984年秋，我与国防科委的张云义作伴，去新疆某军事基地采访，途中，张先生屡屡以赞叹的口气，向我讲起上海也有一位文章高手余秋雨。再后来，他就成了如所周知的公众人物了。
余秋雨在官拜正厅的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任上待了六年，尝遍一番酸甜苦辣，出乎意料地选择辞职。他的决心是坚定的，引其有关叙述如下：
　　原以为，中国有那么多人想做官，我辞职还不容易？但我想错了，这在当时，非常艰难。
  　  首先是学院的上上下下已经无法想象我的离开。因此，我没有试图说服大家，只向上级机关用力。
我先是认认真真写了几份辞职报告递上去，很长时间没有回应。于是我就亲自到上海和北京的相关单位，直接找领导人当面提出。他们以为我是想调动工作，因此都说：“我们会考虑，你不要急。”
　　终于，在北京大雅宝的空军招待所，两个阶位很高的领导人正式找我谈话。他们和颜悦色地说：“在目前全国厅局级的正职干部中，你是年龄特别轻、文化特别高，又深受群众拥戴的一位。现在有两个职位可供你选择，都是副部级。”那个年代，“文革”后官复原职的老干部们都成批离休了，上上下下很多职位都空着，升迁要比现在方便得多。
　　我一听就知道他们误会了，连忙说：“不，不，不。”他们觉得很奇怪，因为那两个职位实在是很显赫了。
回到上海之后，我静下心来，把辞职的事当作一个系统工程来操作。
　　一是继续打辞职报告，二十几次，全都石沉大海；
　　二是借着一次因尿道结石住医院的机会，无限夸大病情，串通学院的胡志宏书记和医务处一起夸大，还鼓动文化部的一位局长朋友参与夸大，开始有了效果；
　　　三是请请常务副院长胡妙胜教授主持工作，造成即使我不在学院也能很好运转的强烈印象；
　　　四是给直接管我们学院的国家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先生写了一封措词极其生硬的信，声称如不批准辞职我将自行离开。
终于被批准“暂时辞职”，却要挂一个“名誉院长”的头衔。我又一次花费不少口舌，把这个头衔也推掉了。
　　　在一个极为隆重的辞职仪式上，我即兴发表了一个讲话，现在还能找到录音——
　　　感谢国家文化部和上海市委批准我的辞职请求。但是，刚才几位领导对我的评价实在太高，就像是把追悼会提前开了（众大笑）这些年我确实做了不少事，而且天地良心，确实做得不错。（热烈鼓掌）但是，这不应该归功于我，而应该归功于“势”，也就是从社会到学院的大势所趋。我，只是顺势下滑罢了。
　　　想起了一件事。前些年云南边境的战争中，一位排长以身体滚爆山坡上的一个地雷阵，上级决定授予他特等英雄的称号。但是，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那次不是有意滚雷，而是不小心摔下去的。记者说，特等英雄的称号立即就要批下来了，提拔任命的一切准备工作也做完了，你还是顺着“主动滚雷”的说法说吧，这样彼此省力。但是，这位排长始终坚持，他是不小心摔下去的。
　　　结果，那次获颁英雄称号的是另外两个军人，现在他们都已成了省军区副司令。但那位排长很快就复员了，仍然是农民，在农村种地。有人问他是否后悔，他说：“我本是种地的，如果摔一跤摔成了大官，那才后悔呢！”（鼓掌，笑声）
　　我做院长的顺势下滑，与那位排长的摔跤下滑，差不多。因此，他是我的人生导师。（热烈鼓掌）
　　　我的另一位导师陶渊明说：“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所不同的是，我没有田园，连荒芜了的也没有。（笑声）因此，我不如陶渊明，也不如那位排长，无法回去，只得寻找，去寻找我的田园。
　　　找到或者找不到，我都会用文字方式通报大家。（热烈鼓掌）
谢谢！（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引自《我等不到了》203～206页
　　这次辞职，彻底结束了他的官场生涯，但从文化角度来说，他又一次获得了高起点。《文化苦旅》的问世以及走红，可说是顺理成章，势有必然。当日，我并没有读到他的辞职演说，到了1997年底，在《美文》杂志举办的西安笔会，与其不期而遇，隐约听人说起此事。我对他的这一决绝很为敬佩，对他的文章也就高看一眼。说话到了1998年9月，位于京城的《中华散文》杂志举办创刊五周年纪念，我去了。会上，让我惊讶不已的是，第一位发言的是批余秋雨，我以为余先生在该刊发表了什么错误文章，细听不是，是批他的海派作风，比如张扬、做作、虚夸等等；第二位上来借题发挥，形如火上浇油；第三位上来，该换个题目了吧，不，仍然沿袭批余；第四位也继续；大概在第五、第六个批余的发言之后，我忍不住了，实在忍不住，站起来放了一炮。我说：“我与余秋雨没有交情，对他的某些文章与做派也持保留，但是，请大家注意，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余秋雨能勇敢地扔掉正厅级的乌纱帽，全力投入文化工程，是很不容易的，需要理解和支持——试问，在座的谁有这胆量？另外，我觉得，批判余秋雨最好的办法，就是你的人格比他高大，文章写得比他好！”
　　2000年，我和余秋雨又有一次交道，是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散文研讨会上。当时，余先生主讲，我主持。我发现，余先生的心态严重失衡。主题是散文，他滔滔不绝的却是舆论上的困扰。唉，名人也是普通人，余先生啊，看来你对体制外的生存准备不足。我相信你的辞职是真诚的，扔掉绝大多数人梦寐以求的正厅、乃至副部，这需要有高远的眼光，强烈的自信。但是，从你应对舆论的态度看，你的修行明显不够。你是否觉得冲刺太早？你是否考虑过福楼拜的格言“荣誉使人失去名声”的积极含义？还有，你是否害怕孤独，害怕寂寞？当时在台上，我真想给你递一张条子：有道是知音难觅，你不能等莫扎特、贝多芬出生了再弹琴；如果想当俞伯牙，就要培养、创造出自己的钟子期。
　　　此后，余秋雨的几本新书，我都没认真看。翻还是翻过的，比如在书店，在友人处。那些针对他的愈演愈烈的口诛笔伐，偶尔也瞭上一眼。我知道，余先生撞上劫数了。任何人，都不能一天到晚被聚焦、被放大，要知道，纵然天字第一号美女，在高倍数的放大镜下，也笃定是个大麻子。那么，这一切是怎么引起的呢？为什么会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呢？余先生在其中应负什么责任呢？文化界又该有什么反思呢？……我自然有我的想法。只是，我向来不参与任何争论，想，只是搁在心里，说，也是在日记里自语。
　　2011年元月18日，我到了湖南长沙，适逢大雪，闭居无聊，打的去书店闲逛，买了三本书。哪三本呢？一、龙应台的散文《目送》；二、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古炉》；三、就是前面提到的余秋雨的记忆文学《我等不到了》。先看《目送》，龙女士也是在西安笔会认识，她曾送我一本《野火集》，笔下星奔川骛，雷激霆怒，此书却是另一种笔调，温柔婉转，曲尽幽微；不过，龙女士号称独立知识分子，我从字里行间触摸得出，其实有坚定的思想倾向。次看《我等不到了》，感觉余先生实实虚虚，有点靠近小说；某些段落，从文学角度看，写得极为警策。譬如，写到“文革”接近后期的一段，他说：
　　后来才知道，周恩来送走美国人后，在上海布置了一系列重建文化教育的事。他要求大学复课，先招“工农兵学员”，好让教师们都借着这个理由从农村回校编教材、编词典。文科教材最容易受到极左派指责，周恩来提议，可以先以鲁迅作品为教材。
这就与我有点关系了。
　　鲁迅教材编写组设立在复旦大学的一个学生宿舍，由上海各文科高校的教师组成。我受学校的指派去参与，但分到的事情很少，只注释了鲁迅的两篇小说，写了鲁迅在广州几个月的事迹，几天就做完了。然而，看着各校教师刚刚从农村回来就全心投入了教材和词典的编写，又听说北京也在大规模地标点古籍、翻译名著，我产生了一点感动。
　　　中国文化好像是在经历五年“休克”之后全面勃发。篇幅空前的《汉语大词典》、《英汉大词典》、《中国历史地图集》开始集中大量人员编写，《二十四史》第一次全部标点，《红楼梦》英译本出版……这些宏大的文化工程居然能在政治乱局中一一完成，我不能不对周恩来产生特殊的尊敬。
　　　就在这个时候，大地深处又出现了动静。我相信，每当中华文化濒临危亡，总会有一种来自古代的神秘力量发出伟大的命令。二十世纪初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全世界都在笑看中国的土崩瓦解，突然，甲骨文的发现带来了商代的伟大命令，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带来了唐代的伟大命令，于是顷刻之间，垂死的中华文明又重新抖擞起了精神。在眼下的“文革”灾难中，这样的命令也频频从大地深处发出。先是我家乡河姆渡遗址的出土，带来了有关中国人“生存之本”的伟大命令。与此同时，兵马俑、马王堆的出土，带来了秦汉文化的伟大命令。无数中国文化人立即行动起来，不管身边有多少政治喧嚣，硬是把这些世界级文化遗址保护得妥妥贴贴，并及时作出了高水准的考察和研究。
　　直到今天还经常有外国人问我：“你们国家很多人一再向外宣称，文革毁灭了一切历史文物，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去参观的最重要的古迹，都是在那个时期发掘和保护的？”对此我只能泛泛作一些回答，而内心的感受却要深刻得多。我没有告诉他们：重要的命令总是在黑暗中发出，集合的号声总是在黎明前响起。我听到了这些命令，这些号声。
                   ——引自《我等不到了》153～154页

　　余秋雨听到了来自古代的伟大命令——用费孝通的话来说，这就是“文化自觉”。也有人认为余秋雨是神经病。我说，神经质是有的，但不是病。我上网查了查，此书一如既往，引起了又一轮的批判。我仍旧无言。若强要我说，也不说。因为，有些道理是明摆着的，谁都知道，无须说。有些是隐藏在骨头里的，则不宜说，不能说。是以季羡林先生赚得一句名言：“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冷静下来，倒是要对余先生说一句：从书里看，你从头到尾都围绕着自辩，犯得着吗？当下，不，不仅是当下，几千年来，吾国社会最最重要的命根子——官印——你都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在这一点，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奠定了你磊落的清高）还在乎其它什么？你的岗位在哪儿？你最应该做的是什么？你不是完人，该扔的包袱就得扔，该守的寂寞就得守。肯定自己，切莫一味否定别人。既讲“彻底离开了一种体制”，就不要一咏三叹。与其放大灾难，莫如欣赏孤独。哀叹“大智不群”，何如“大智若愚”。悲愤“大善无帮”，毋宁“上善若水”。舞台上讲的是长袖善舞，舞台下切忌忽悠，当心聪明反被聪明误。
    　余秋雨身上有一种烙印，戏剧的烙印。这是他的专业胎记，举手投足、抑扬顿挫，自有其独特的“文化身段、学者架势”，这是他征服观众、风靡坊间的品位，也是他滑向公众化、娱乐化的陷阱；后者，每每给他带来做秀的讥评。真是成也于斯，败也于斯！在我写作此文的时候，媒体暴出他财源滚滚、身家过亿的新闻。我相信，这消息将令余氏众多的粉丝头脑昏昏，而使反对者的意志更加清醒。这不是财富的罪，财富本身是好东西。但是呢，作为学者的余秋雨，我却要十年后再看；不是等尘埃归位，水落石出，而是看他这十年内又贡献和超越了什么。

念达斋主

有意味的文章，谢赵编发來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