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坝的兴衰及遗存》等

江山

五坝的兴衰及遗存

樊国栋

联通江淮的邗沟，开凿于春秋时期周敬王三十四年（公元前486），它的终端在淮安末口。宋初堰改石闸，并建南、北二斗门，成为现代船闸之雏形。明成祖建都北后，命平江伯陈瑄总理漕运，坐镇淮安。当时，“南粮岁漕四百万（1404），为减轻仁字坝的负担，保证漕船畅通，陈瑄在仁字坝西北的淮河南岸，建造了义字坝，与仁字坝相连。随后又在末口上游相继兴建了礼、智、信三坝。  

兴建五坝的背景

南宋以后，黄河经泗水夺淮入海。从此淮水下游的水量陡增。泗水入淮的清口下游，紧连着U形的淮河山阳湾，哪里经得住黄、淮合流顺势而下的冲击？漕船经山阳湾最南端的末口石闸入淮，常因水流湍急而遭致覆溺之灾。

为确保漕运安全，必须设法避开山阳湾风涛之险。明洪武元年至三年（1368-1370），淮安知府姚斌选址于末口下游的新城东门外柳淮关（俗称下关），建筑仁字坝，将邗沟及老城南面的湖水引至坝口，坝东为牵路，西即城基。从南方北上的船只抵达仁字坝，卸下粮食或货物，借助坝两端的辘轳绞拉，将空船车盘过坝，复装船入淮。使用了1800多年的著名末口，被改作了新城北水关。

明成祖建都北后，命平江伯陈瑄总理漕运，坐镇淮安。陈瑄在仁字坝西北的淮河南岸，建造了义字坝，与仁字坝相连。随后又在末口上游相继兴建了礼、智、信三坝。

这五坝，并非我们熟知的拦河坝，而是坝体与水流方向平行或呈钝角的“顺河坝”，专选择凹岸建筑，避开河道主流的冲刷。所以五坝既是护岸工程，更是漕粮及大宗货物的转运码头。

五坝由兴而衰的历程

陈瑄从访问故老中闻知：淮安城西的管家湖（亦称西湖）西北，距淮河鸭陈口仅二十里，与清口相值，宋乔维岳曾在两地之间凿“沙河”；如若沿着故沙河的旧渠影开掘深浚，引入湖水，定可减少过五坝需车盘入淮之劳费。陈瑄采纳了故老建议，于永乐十三年（1415）沿故沙河遗迹凿清江浦，自西门抵板闸，以便漕运，名谓‘新路’”。还从板闸以西再分置四闸“严司启闭”，以阻黄淮内夺倒灌。“修五闸，复五坝”，一时传为美谈。

清江浦新水路避开了山阳湾湍急水流的危险与车盘入淮的劳费。五坝逐渐衰落，但尚未达到放弃不用的地步，每“遇清江口淤塞，官民商船经此盘坝入淮”。

据《京杭运河志（苏北段）》第三编《船闸演变》载，明成化七年（1471）漕河水涸，筑闭五闸中的新庄闸，设清江浦东西二坝于清江浦漕河之北的淮河南岸，专门车盘盐船，以补淮安仁、义二坝之不及。后来，“清江浦东、西二坝亦称仁、义二坝”。弘治十七年（1504），扬州、淮安段运河淤浅，筑塞请江口，修缮淮安仁、信等老坝，以利蓄水。至正德二年（1507），因冬春淮水消退，清江浦淤浅，外河与里河水高下悬隔，车盘过坝已不能，于是改清江浦东西二坝为内、外二闸，以方便启闭，利于节水通舟。

万历七年（1579），将新城西北的礼、智二坝加筑，车盘货船过淮至对岸，改经旱路，用车辆运至清口，再继续由中运河北上。清江浦的仁、义二坝因跟清江闸相邻，恐有冲浸，便移筑于天妃闸内。唯淮安信字坝久废不用。

万历十七年（1589），黄河由草湾直趋安东（今涟水），淮安新城北门外大河淤弃而迅速瘦身，被改称为“市河”，淮安五坝终被彻底废弃，距今已426年。

五坝遗址及相关遗存

仁字坝：位于新城东门外正对面的下关街东端的今东仁桥一带。

义字坝：位于仁字坝的西北。后来演变成的新城“市河”仍然连通两坝遗址。今天，除了市河与东仁桥两处陈迹，仁、义两坝已无迹可寻。

礼字坝：位于新城西北角，遗址处也曾建有一桥跨越市河，人称“礼字坝桥”。20世纪50年代，在市河进一步萎缩的情况下，曾将5-7米长的花岗岩条形石换成厚实的木板桥。本世纪初，拓宽翔宇大道时，由于大道的此段正好压在新城的北城墙基础上，遂将此段市河的弯月形走向调整为跟大道并列，形成快车道与北侧慢车道之间的独特隔离带，并在两岸装配汉白玉护栏，礼字坝桥被完全废弃。庆幸的是，作为礼字坝的原始参照物——新城西门旧城门的遗迹尚存。而老城北门大街的延长线与翔宇大道交汇的十字路口，一直被称作“礼字坝”；按照2007年第九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大会暨第24次联合国地名专家会议精神，老地名已被确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反映特定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礼字坝”地名，将会长期存在下去。

智字坝：位于今翔宇大道国际商城正门对面约300米处，本与礼字坝相连。三年前还能见到其遗存，表现为乌沙河分叉前隔河相望的两处高墩。坝体的东部遗址，落在今玖珑湾住宅区后檐的西北段围墙根到马路中心线一带。作为智字坝的重要遗存有：国际商城内特意留下来的“乌沙河”残段；国际商城对面的翔宇大道东侧曾经跨越乌沙河的“头桥”（镌有“头桥”字样的石梁，今存沈坤状元府）；玖珑湾住宅区后檐西北角“利济桥”。这些遗存连同程公桥，都在漕运图上有标注。

信字坝：位于翔宇大道“板闸岔道”公交停靠站南边的路心，本与智字坝相连。这一带在修建翔宇大道前称作窑沟。

清代淮安的出版业

刘怀玉

淮安人文辈出，撰述如林。在淮安，很多书籍开始在清代以抄本形式流传，逐渐出现了木刻、石印和铅印出版。因而出版的官私书籍汗牛充栋，不胜枚举。

明代淮安出现许多木板书，由于手头资料缺乏，不知刻于何所。只知道顾炎武的《音学五书》由王略刻于清江浦。至于刻工和发行情况则不甚了了。到了清代，从一些零星资料中得知，淮安的木刻、石印和铅印等出版业有了很好的发展。例如：有一个叫恒有堂的，曾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刻印过《重订幼学须知句解》，光绪二十九年（1903），又刻印过《新增养蒙针度刊误》。

还有一个鸿润书林，曾于光绪二十年（1894）刻印过《启蒙对类》，内附平仄诗句。又刻印过《千家诗笺注》，后附《百寿诗》。

河下有个文光山房，曾刻过潘子声编辑、孙苍壁、陈树芝校的《养蒙针度》，和蘅塘退士编辑的《注释唐诗三百首》。光绪十八年（1892），河下程锺的祖父出资，由文光山房重刊徐廷珍著《鸟夜啼思亲曲》。民国十年程锺之子又再版过一次，版藏河下程氏义贞祠中。清宣统元年（1909），文光山房刻印过《状元尚书》，还刻过《鉴略四字书》。

城内胯下桥北有个朱文华斋，也是个刻书的机构。海州姜朝元道光八年戊子（1828）科江南乡试，得中第19名副榜，其履历朱卷即于此刻印的。卷末有两行字：“淮安旧城南门胯下桥北朱文华斋镌刻”。

冒广生1920年7月来淮任淮关监督，与晚清进士田鲁玙、奥耆宿段朝端（1843—1925）合作，决定出版一部《楚州丛书》。冒负责总编、经费筹集，段负责选题、编辑、校勘，田负责总务和校对等事宜。冒从镇江、如皋等地请来刻工数十人，开始在淮安刊刻《楚州丛书》。通过约一年的工作，刻成上起汉代枚乘，下至清乾隆以后淮人著述23种，66卷共12册。后因冒广生离任而中断。冒广生在淮除刻《楚州丛书》外，还刻有《淮关小志》1种。

民国十年（1921），淮安开设志局，编纂《续纂山阳县志》，即由淮安志局组织刻印行世。包百龄先生曾参与刻书，据说他家是刻书世家。

清末，淮安的活字排版，铸板铅印事业也开始了。光绪五年（1879），他以2000元买回印刷机一架，大小铅字两套，陆续自行铸版印刷书籍。

王锡祺（1855—1913）字寿萱，别号瘦髯。同治11年（1872）18岁考中秀才，捐刑部候补郎中。他天性开敏，工古文诗词，尤喜度曲，当时一些有才学的人，经常出入他的家门。铁岭黄海长、周至路伾、甘泉毛昌本、吴县蒋黼等，都是他的座上客。于是便开始编辑丛书，出版发行。

首先他重编丁晏《山阳诗征》，由原来的24卷改编为26卷，自己又编了《山阳诗征续编》44卷，一起印行。2009年至2011年，淮阴师范学院据此书铅印本进行校点，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列为《淮上文丛》之一种。

王锡祺又选编淮安本地人著作数十种，编印为《小方壶斋丛书》共36种，分为4集20册。他在每一书或一文后，撰写了题跋。现在，《山阳诗征》《山阳诗征续编》《小方壶斋丛书》，仍为学术界所重视，是研究淮安地方史重要资料。

王锡祺编辑印行最大的丛书是《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它有正编12帙，补编12帙。甲午战败后，王锡祺又搜集当时中外的国情资料和地理方面的新论述，希望唤醒国人的爱国精神，辑为再补编，12帙。这反映出王锡祺强烈的爱国热忱。全书共36帙，64卷，收书1348种，总计约近千万字。其中编录作者600余人，其中有40多个外国作者。在编排上，先全球，后分区；先本国，后外国；先内地，后边疆；先近邻，后远邦。地区上包括了五大洲，远及南极新地。所收书籍自然地理知识有35篇，世界地理方面有287种，中国地理种类最多，有总论，有专项，还有属于山川形势、农田水利、名胜古迹、风俗民情、民族事务，以及外交、通商等方面的论著、译著共1026种。目前不少研究中外关系，开发旅游事业者，都认为这部丛书中资料最为丰富。光绪十七年（1891）、二十年（1894）、二十三年（1897），上海刊刻发售雕版书籍的老店著易堂，也陆续铅印出版了王锡祺编辑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使这部书流传更为广泛。1985年11月，杭州古籍书店据上海著易堂印本，影印成32开精装本，分装20册。

前不久，在大连图书馆发现此书三补编的清稿本，亦为12帙，收书96种，两函十四册，约88万字，书面样式与前三编相一致。据说是当时藏家因生活所迫出售，原满铁图书馆1943年在北京书肆购进的。2004年，西泠印社将此部分影印出版，16开，二函12册。2005年，辽海出版社亦出版此书，精装上下两册。这样一来，便彻底完成了王锡祺的一重大系统工程，这是学界一件值得赞扬的盛事。

该书范围广泛，内容详实，保存了清代相当完整的珍贵的地理资料，是研究清代中外历史地理方面很重要的一部丛书，是淮安出版业中翘楚。

末代监督冒广生

卢顺贞

冒广生（1873—1959），字鹤亭，号疚斋，江苏如皋人。冒氏为如皋大族，书香门第，明末清初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江苏名园水绘园主冒辟疆是他的祖辈，冒辟疆与秦淮名妓董小宛的故事广为流传，至今不息。冒广生先后曾任瓯海（温州）、镇江、淮安等监督，是《淮关小志》《钵池山志》的编写者。抗战胜利后任国民政府考试院委员、中山大学教授、南京国史馆纂修。新中国成立后，陈毅市长特地聘任他为上海市文管会特约顾问、上海文史馆馆员。

1889年冒广生历县、州、院三试皆列第一，1894年被录取为举人。1898年，康有为和梁启超发动了戊戌变法，冒广生即入京参加了“公车上书”活动，其名列于保国会之中。冒广生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相交极深，林旭被捕前夕，冒广生竟不避杀身之祸，与林旭相伴通宵，以尽朋友之情。戊戌变法失败后，冒广生留在北京，当时曾被荐应试经济特科，不料因他在试卷中提到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卢梭而被除名（卢梭是法国著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统治，主张自由平等，建立公民的社会。因此，清王朝保守势力视其学说为洪水猛兽）。那次的阅卷大臣正是张之洞，他无力挽回局面，十分惋惜冒广生才华出众而不能录用，在试卷上批了一句说：“论称引卢梭，奈何！”

1900年，冒广生终于在刑部任了个郎中的小职。两年后，冒广生又兼任北京五城学堂的史地课教习。在五城学堂，他与著名文言文翻译家林琴南同事，又同拜桐城派大师吴汝纶为师，一时三人同处京城，以文章名世，时称“海内三古文家”。其时吴氏已60岁开外，林氏则50许，冒氏仅29岁，可谓忘年之交的文章挚友，齐名京都。

1911年初，冒广生来到天津协助梁启超办报纸。1913年赴温州（古名永嘉)任海关监督兼外交交涉员。任职期间，冒广生对地方文化十分关心，改建了当地名胜王谢祠、诗传阁，编成《永嘉诗传》百卷，收入唐以来与温有关的两千余诗人的诗作两万余首，还刻印了《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永嘉高僧碑传集》，保存了大量古代诗文和地方文献。1917年，冒广生又撰写了《戏言》一文，简要梳理与考证了古代戏曲的发展史，简介了戏曲中的角色、器乐、道具等，这是具有地方戏研究性质的重要文献。

几年以后，冒广生又被委任为镇江海关监督。业余时间，他又自出百金与当地人士共筹款600银元，重刊了著名的《至顺（元代年号133-1334年）镇江志》。该志曾被清代大学者阮元称赞为“备录故事，多详兴废，物产土贡，胪陈名状……明以来绝无著录，洵为罕觏之秘籍。”冒氏出金组织重刊，在书中保存了元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史料，为繁荣地方文化作出了有益的贡献。1920年8月，他又调淮安，任淮关监督，至1922年初因母亲逝世而去职。一年多的主政期间，他为淮安和板闸做了众多为人乐道之事，特别是从老家请来了大量的刻工，自费刊刻了《楚州丛书》第1集24种。楚州是唐宋时淮安的称谓，丛书收录了自汉代以来到清代的楚州人诗文、碑释、画鉴、书法及专著、方志等共24种。其中《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射阳先生文存》弥足珍贵，是其后故宫发现《射阳先生存稿》原书以前最完整的辑本。淮人感念冒广生的政绩和功德，欲建生祠，被其拒绝。后来板闸乡绅、商学等只好联名勒石铭其功绩，有《淮安关监督冒公德政碑记》传世。根据《碑记》记载，板闸自古是南北要冲，为历代榷使驻节之地。民国以后，板闸的地位一落千丈，“民生困苦，商业萧条，地方公益之无人过问”，“凋残实甚”。初来淮关任职的冒广生目睹了板闸的惨淡景象，时常对地方父老说：“地方事虽非己职，然我为榷使，驻守于兹，不忍作局外观也。”冒广生有感“魁楼之毁，震气不收，为镇之一大缺陷”，遂“力谋重建”，于是在魁星楼基础上重建观音阁。工程历时45天，“费缗二千串”，而这些钱均为冒广生出资。

1928年北伐战争胜利以后，戴季陶任考试院院长，四处网罗人才，冒广生接受了考试院委员一职。

抗日战争时期，冒广生来到上海，一心从事著述。他对中国古代典籍中经史子集皆有深入的研究和著述，如经学方面有《京氏易三种》《大戴礼记义证》《纳甲说》《纳音说》，史学方面有《唐书吐蕃世系表》《蒙古源流年表》，诸子方面有《管子集释长编》（未完稿），校释方面有《淮南子》《晏子春秋》《文子》《列子》《春秋繁露》等，词曲方面有《四声钩沉》《倾杯考》《宋曲章句》《新云谣集杂曲子》《疚斋词论》等，这些都是颇见功力的学术专著和论文。抗日战争胜利后，冒广生应聘为国史馆纂修，起草人物传记多篇。他在南京和当时社会名流多有往来，如柳诒徵、汪辟疆、尹炎武、于右任、程潜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百废待兴。冒广生为旧时文史职员，虽学问深博，政府亦无暇顾及安置。失去工作的冒氏，生活一时陷于困境。不久，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得知此事，于1950年7月来到冒老的住所——上海延安路模范村的一所旧宅里。一见面，陈毅市长就说：“仰慕已久，仰慕已久!”他关心地询问冒老的生活起居和著述情况，宾主一同笑论诗词。临走时，陈毅对冒老说：“我知道你现在很清苦，我先给您一些钱用，你要保重身体，安心读书写作，生活问题一定会妥善安排的。”冒老十分感激，静心在家中著述研究。不出几天后，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就送来聘书，聘冒老为文管会的顾问。为此冒广生专为陈毅市长书写扇面，另请上海画坛巨匠吴湖帆先生作画，以答谢陈毅的知遇之恩。陈毅在调往北京前，还多次殷殷询问冒老的生活及著述情况。

1957年初春，冒广生来到北京探望儿子冒舒湮，住在儿子家。来京后，冒老致书陈毅以叙旧情。陈毅当时已是元帅了，得信后即派秘书持一封亲笔信到冒老下榻之处，诚邀他参观故宫博物院，并在御花园品茗。冒老欣然应允前往，同行者有多年的好友程潜和谢无量。6月，应陈毅之请，冒广生撰写了《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文章见报后，《人民日报》记者来到冒老住所采访，写了一篇专访《八五老人一席话——访冒广生先生》，文也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两篇文章后来在海内外多家报纸上转载。

转眼已是夏天。一天上午，冒广生在北京的儿子家中接到国务院来的一个电话，说午后有位中央领导人来探望他。他一时奇怪，是谁呢？陈毅元帅来时是不会先通电话的，不久陈毅来电话告诉他说，是周总理要来看望他。下午3时，一辆黑色轿车在他家大门口戛然而止，只见轻车简从、身穿浅灰色中山服的周恩来总理，稳步缘梯拾级而上，儿子舒湮忙迎上去。总理问：“冒老在家吧？”“父亲正等候大驾光临。”总理握着舒湮的手端详着说：“我们在重庆见过面，当时还不晓得你是鹤老的公子。”冒广生也跟着迎上来。总理笑盈盈地说：“我听陈毅同志说鹤老来了，早就想来探望的，政协正在开会脱不了身，昨天刚闭幕，今天才有空。抱歉，抱歉!”总理在沙发上坐定后，呷了一口茶。当时北京仲夏燥热，总理却装束齐整，连领口也未解扣。舒湮刚刚打开电扇，总理却摆手阻止说：“老人家怕受不了凉风，还是关上的好。”然后拉开了话头：“峋芝叔父和鹤老是多年同事。他自从李纯死后就不再当官，晚年信佛，穷困潦倒。解放后，我接他上北京住，前几年才去世。鹤老来迟一步，可惜缘悭一面了。”原来，峋芝是总理的六叔父周嵩尧，字峋芝，光绪二十三年(1897)考中丁酉科举人，晚冒广生一科。在晚清时，周嵩尧曾任内阁侍读，转授江北提督、巡抚王士珍的总文案。王士珍赏识他的才干，奏知朝廷，钦命他为邮传部郎中，掌路政司。冒广生当时先后任刑部和农工商部郎中，二人同为京官中的江南同乡，因结为至交。民国后，周嵩尧任江西督军李纯的秘书长，不久内调袁世凯的最高军事参议院性质的统率办事处任秘书。李纯死后就辞官赋闲了。

冒老听了总理提到当年老友，不禁感喟，回忆往事说：“峋翁为人颇重节概。我曾在他手下当淮安关监督，一别数十年了。我是光绪甲午（二十年1894）举人，他是丁酉（二十三年1897）举人，相隔一科。他的著作《晚香斋诗存》和笔记刻本都还在吗?”总理作了解答后说：“我早年学写旧体诗，也可能受家叔的影响。鹤老的诗词，我也拜读过。您在淮安时，好像还刻过《楚州丛书》，保存了地方文献。”总理问：“二黄先生指的谁?”冒老说：“晚清著名瑞安学者黄绍箕，字仲韬，和绍第，字叔颂，二人是昆仲。叔颂先生是我岳丈，是宗江、宗英的祖父。”总理说：“原来冒黄二家还是至亲。”总理顺手取过茶几上冒老的折扇，欣赏着张大千的画，似乎喃喃自语：“张大千的画确实有功夫。”又指着扇面上的题诗问：“马叙伦先生好像说过，冒氏的祖先是蒙古色目人。这个姓，跟匈奴单于冒顿有关么?”提到族源，冒广生说，依据家谱记载，先世系出元世祖忽必烈第九子镇南王胱欢的后裔，与冒顿无干。“那你们是‘黄带子’了。”总理风趣地说。谈话中，不觉时间飞逝。总理起身要走了，对冒老说：“今天太难得了，我有这样两小时的休息。能见到鹤老，我更高兴。毛主席委托我捎个口信，他看到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想见面谈谈，希望鹤老多住几天。”

果然不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毛主席派来两辆小车，接冒老去中南海。汽车缓缓开进中南海后，只见毛主席早已等在游泳池旁帐篷门前，见到车来，忙趋步向前迎接，与冒老握手问好。让入帐篷后，二人叙谈良久，话题谈到时局时，毛主席说：“你们过去提倡革新，我们后来号召革命，大家都是为了救中国，是一条道路上的人。”冒老一时感到如沐春风。后来又谈到诗词上去，冒老将带来的自己的著作《疚斋词论》、《宋曲章句》、《四声钩沉》、《倾杯考》四大本赠给了毛主席，主席接过书，十分高兴地说“拜读”。恰巧朱德委员长来会毛主席，主席介绍了冒老与之相见，冒老不禁拱手说：“老朽此生得见两位大英雄，曷（何）胜蒙幸。”临走前，毛主席问冒老：“冒先生今天来可有一言相赠？”冒老坦言说：“党内正在整风，我是经历过几个朝代的人，共产党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但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主席听后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记在心里！”冒广生回到上海，身体渐不如前，陈毅曾多次邀其去京参加政协会议，皆因病未能成行。他能和陈毅畅所欲言，和总理灵犀相通，和主席促膝而谈，这一点是许多旧时代从事文学研究的文人难以做到的，堪称文坛佳话。

1959年8月10日，冒广生先生在上海病逝，葬于苏州灵岩山五龙公墓。墓地在“文革”时被毁，“文革”后其后人在北京植物园的樱桃沟建了一个衣冠冢，赵朴初先生为其写了碑文；1997年，北京文物局批准将冒广生先生墓定为海淀区文物保护单位。

赵日超

“南粮岁漕四百万（1404），为减轻仁字坝的负担，保证漕船畅通，陈瑄在仁字坝西北的淮河南岸，建造了义字坝，与仁字坝相连。随后又在末口上游相继兴建了礼、智、信三坝。  

五味人生

淮安很多书籍开始在清代以抄本形式流传，逐渐出现了木刻、石印和铅印出版。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