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长松:六着好棋建板闸

江山

六着好棋建板闸
陈长松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也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期，我从革命的“大熔炉”走出来，脱下了军装，由送兵部队推荐，淮安县城郊公社党委安排，到板闸居委会工作，从此与板闸居民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9年的初秋，受“文革”的影响，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各业萧条，经济萎缩。“抓革命”是第一要务。居委会的居民既没有土地，也没有自留田，当然也没有“生产”可促。小工匠、小手工、小作坊、小商贩、小店铺又不允许经营，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居民们的温饱得不到解决。有的变卖房产家具，维持生计；有的刨砖头、挖地桩（过去关署、庙宇的地基），敲砖子卖几个零钱；有的祖上留下大房子，将房子大改小，腾出好的木料、砖瓦、旺砖卖钱养家糊口。有的家庭能有一个半个在外边上班工作的，这个家庭在板闸居民口中，就是“天字一号”了。针对板闸居委会当时的情况，我们召开了多个座谈会：有居民代表会，有“四老”（老党员、老干部、老工人、德高望重的老居民）座谈会，还有在外工作人员座谈会等。广开言路，号召各类人员建言献策。他们对居委会的工作都提出了很有见地的建议，也直言不讳地对居委会存在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提出来。还有一些在外工作，未能及时回来参加座谈会的有识之士，听说从外地调来了一个小青年干部，利用休假前来“拜访”我，用他们的话说，“来一睹新书记的风采”。交谈中，他们言真意切地希望尽快地把家乡经济搞上去，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在大量走访座谈以后，发展经济、保障民生被提到第一议事日程。几年中，我们共走出六着好棋：

第一着：先易后难，从恢复玻璃厂生产开始

　　板闸玻璃工艺制品厂成立于1967年，以生产玻璃眼药水瓶为主，白色的和棕色的两个产品，另外还生产部分量杯等。由于管理不善，刚刚办了一年多的玻璃厂，就被一把大火烧了个精光，从此一蹶不振，想要重新恢复面临着很多困难。没有资金，发动干部职工，投亲托友，找关系，排门路，一百二百不嫌少，一千二千不嫌多。年底付出略高于银行的利息。没有厂房，租用原魏家在板闸南街的八间豆腐坊，在院子里盖起了玻璃厂生产车间。居委会副主任王彭阳任厂长，从工人中选拔夏春生为生产技术厂长。配备陈正荣、孙志国为专职供销员，内勤采购杨万才。经过努力整顿，生产恢复起来了。产品销售是一个关键问题，不能把有限的资金沉淀在产品积压上，原材料无钱购进，保证正常生产还是一句空话。1970年的春节刚过完，我们就组织三路人马分赴河南、西北、山东山西，主攻生产眼药水生产的制药厂家。因为春季是中原西北风沙的多发季节，这些地区生产眼药水的企业比较多。所以我们把三月作为眼药水瓶“销售突击月”，做到手中有合同，生产有保障。经过大家的努力，签定了不少的眼药水瓶销售合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居委会很穷，经济非常拮据，派出去的供销员只能领取有限的差旅费。有一天上午我们收到了跑西北一条线的供销员陈正荣的电报，说他在陕北榆林，住在小旅社里，已经没有回程的路费了。我看了电报以后，也非常着急。听会计说，已有几天没有现金了，下午我便骑着自行车到城南居委会五金仪表厂，向人家借了500元现金，随即电汇一部分给在外的供销员，一部分留给居委会另作他用。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年打基础，二年初见效。玻璃厂出现了蒸蒸日上的可喜局面，一举改变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半停产状态。原材料供应保障充足，生产质量有人把关，产品销售有合同订单。环环相扣，紧密衔接。至1974年底，板闸玻璃厂的经济效益已大幅度提高，添置了几台空气压缩机和其他设备，减轻了工人手拉脚踩的劳动强度。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又投资新建了退火小高炉，并聘请了外地的高级技师。这时的玻璃厂工人福利也有了提高，除了工作服以外，还增发了洗衣粉、营养费等等。与此同时，板闸玻璃厂也成为城郊公社税费大户，每年向城郊税务所和城郊公社上交营业税、所得税、管理费三四万元。并安排居委会居民和当地群众七八十人就业，为居委会带来了不少的经济效益。

第二着：借资办厂发展传统产业

　　1970年，在恢复、整顿板闸玻璃厂的同时，我们又着手板闸针织厂的筹建。板闸历史上手工织毛巾比较发达，不少人家自己漂纱、自己染色，然后再织成各种毛巾、方格巾、人字巾等，是个传统产业。“文革”期间，很多有织毛巾手艺的居民，闲散在家，冬天赶太阳，夏天找荫凉。把他们组织起来，创办针织厂，既可以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增加经济收入，又能为集体创造财富。没有资金，我们从部队刚刚转业、复员回乡的老军医毛雅俊处借款3000元，作为办厂资金；没有设备，发动居民“带机入厂”，待厂里有资金以后，再折价收购。据统计，当时自带木机入厂的有十多人，自带纺纱车的人员也不少；没有厂房，将闲置的“敌产”维修整理，作为生产车间。同时，我们又组织人员收购一批地桩，请木匠打成刷线架、盘头和部分机台。就这样，一个针织厂就办起来了。厂长由居委会副主任马洪贵兼任，康加明、吴三春为供销员，戴家宝为内勤供应员。产品以人字巾、方格巾为主。工人从开始的三十多人，发展到1972年已有七八十人，车间已显拥挤。隔街相望有一座上下两层八间的饶家小楼，还有一庭院，已闲置多年。如果把它买下来，楼上放刷线架，楼下放织机，还有一间放成品纱做仓库，很适合针织厂发展使用。事不宜迟，我们立即着手派人去镇江与房主联系，很快就将事情搞定，以3000元的价格谈妥，签定了房屋买卖协议。接着又在小楼的院落边盖了三间摇纱车间。这时的针织厂购销两旺，生产热气腾腾，晚上更楼南街两侧，灯火通明，电灯、汽油灯照得如同白昼，赶货加班到十一二点钟是常事。这种局面又维持了二年多，这时针织厂工人已有100多人，一机多人，一车多用，歇人不歇机，来维持销售的火爆局面。选取新厂址，扩建新厂房已是势在必行。

第三着：择贤选能，不拘一格用人

　　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产、供、销，人、财、物，人是第一要素。毛主席曾经说过：人的因素第一。有了人，就有了一切，没有人就没有一切。刚到板闸时，在用人问题上，我被困惑了很长一段时间。居委会本身人才匮乏，老弱病残多，年轻力壮人少；有“历史问题”的人多，“根正苗红”的人少。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选人用人就成为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你要想发展，就得启用能人，你不能启用能人，企业就很难发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就要求领导人首先要敢于担当，不怕非议，不怕冒风险，不怕打小报告，甚至不怕丢乌纱帽。什么“阶级路线不清啦”、“重用有历史问题的人或者子女啊”等等，我认为只要出以公心，让事实说话，这些闲言碎语，善意提醒的也好，恶意中伤的也罢，都会不攻自破。板闸玻璃厂在建厂初期，居委会副主任宋兰英和董丙祥，从审批到投产，跑上跑下，功不可没。随着失火以后的第二次恢复生产，重新组织生产供销班子人员，也是大势所逼。王彭阳被推到一线厂长位置，敢抓敢干，生机突显； 夏春生是从工人推上来的生产副厂长，质量把关严，技术要求高。孙志国是个毛头小子，在玻璃瓶起口的工序上是个技术尖子，务实、勤奋、有文化，但有时有点玩世不恭。把他推到一个厂的供销员岗位后，产品质量有保证，原料供应也一路绿灯，生产的产品有时不够销售。康加明，中师毕业，是退职下放的小学公办教师。他文化修养丰厚，谈吐自然大气，善于与人交流、沟通，有经营头脑。当了板闸针织厂供销员以后，工作勤奋踏实，有远见。有关针织厂的供与销，何时出差签定合同，何时进原料，落实协议，货款该何时回笼，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不要领导过多地操心。在计划经济的年代，社队（乡镇）企业没有国家计划，只能靠自己找米下锅。板闸玻璃厂经常因没有柴油供应而停产。“用了一个杨万才，从此柴油滚滚来”，再也不要为缺柴油而烦恼了。启用新人能人，因人施用，知人善任，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人尽其才，有时能起到“用好一个人，救活一个厂”的效应。在板闸工作的十年中，我结识了不少的青年学生、知识青年，工作上支持他们，政治上关心他们，生活上照顾他们。他们中有积极要求进步、向党组织靠拢的，我们认真培养他们，党组织的大门时刻向他们敞开。夏春生、叶泽滨就是当时青年中的代表。

　　第四着：增产节约开源节流，让经济效益最大化

　　居委会的工作千头万绪，城镇居民下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计划生育国策的落实是三个“老大难”的工作，还有各种阶级斗争分析会、批判会等等。这系统，那系统，居委会书记是“总统”。这就需要领导班子统筹计划，分工协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我在抓全面工作的同时，仍以抓生产、促经济，保民生、增效益为中心，重点抓好两个企业的工作。
　　1、开展大干快上劳动竞赛活动。召开职工大会，全面发动，利用墙报栏、宣传标语、广播、文艺小分队等形式，掀起大干快上的热潮，讲团结、讲学习、讲风格、讲贡献。流动红旗进班级，个人争当红旗手，涌现了一批高产优质的生产能手。如马鹤琴、苏宝珍、陈正萍、王玉英等。在供销环节畅通的情况下，生产就要鼓足干劲，开足马力，满负荷运转。在赢亏平衡点以上的产量，多织一条毛巾、多产一个眼药水瓶都是净利润。
　　2、提倡节约，反对浪费，在内部管理上下功夫。居委会干部，除分工街道工作的以外，都在各厂结合。在车间内营造一个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氛围，让每一寸棉纱、每一节玻璃管、每一滴油、每一度电都做到物尽其用。利用正反两方面的典型，表彰先进，鞭策落后。一次有人在针织厂的阴沟里发现一捆乱棉纱，我们就用它作为典型，大会教育，小会批评。并举一反三，开前门堵后门，对确因漂染过程造成不能理顺的棉纱，交由车间主任、厂长检查，在追查漂染过程质量的同时，回收入库，移作它用，变废为宝。对各种跑、冒、滴、漏做到有的放矢地预防。在财务管理上，我们配备过硬的财务班子，刘兆玲、李茂全先后为总账会计，都是很能精准核算的人；号称“万笔清”的屠树竹、张映华为两个厂的现金会计。居委会每季度组织一次财务会审，杜绝各种非生产性开支。对供销人员，考虑到外出多费用大，在工资上适当倾斜，每月45元工资，相当于23级国家干部的工资标准。当时我们居委会书记、主任的工资都由城郊公社党委批复，每月28元。通过多种增产节约、开源节流的措施，板闸玻璃厂和针织厂都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这为今后的固定资产投入、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第五着：增加投入，扩大规模，为企业添后劲

　　板闸玻璃厂在刚刚恢复生产的时候，我们临时租用了魏家在南街的八间门面房（原是魏家豆腐坊）。一间是过道，是板闸居委会干部和玻璃厂工人上下班的通道，魏四爷（华富）还在里面代办邮政、收寄包裹。靠金家山墙的一间是老党员张士标守门卫所用，其一家都吃住在里面。还有两间是居委会办公室，四间为玻璃厂仓库，放柴油大缸和玻璃管。因年久失修，又是草木结构，刮大风时屋面直往下掉灰，下雨时，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这样的环境严重影响了生产和工作，非改变不可。1973年，我们集中了两个企业为居委会挣来的利润，购买了魏家八间豆腐坊，并对同处一院的邻居金祜周同志家临街三间住宅和猪圈进行拆迁，安置到板闸桂香池浴室南边。同时对板闸饭店的三间危房，进行了整体拆除；根据事前规划的不同用途盖起了砖瓦结构、一条龙十四间的临街建筑。其中用作中西医合作医疗诊所三间、板闸饭店三间、居委会办公室两间、张士标门卫用房及过道各一间、玻璃厂厂房和仓库四间。为了保证施工的建筑质量，在施工的200多个日日夜夜里，上班我比建筑工人早，下班我比他们迟，他们加班我跟班。尤其是施工安全方面，因施工空间狭窄，大南街上人来人往，夹河、黄码的农民到板闸赶街卖菜买东西，都挑着担子或者推着手推车，砸伤一个人，不管是工人还是行人，都是一件影响很不好的事情。
　　板闸居委会临街盖起了一条龙十四间新房，又是先买房屋后翻建，一时间产生轰动效应。
　　发展中的板闸针织厂到1975年时，工人已有150余人。晴天院子里都是摇纱工人，雨天车间里人满为患。1976年初，扬清路改线，去弯取直拓宽，从礼字坝经河下直插板闸，将板闸小学一分为二，北边全在拆迁范围。线路走向刚一划定，我与居委会其他同志一商量，立即着手在其新路址的北侧选址（现翔宇大道北侧），经过多轮商谈，从板闸第二生产队征用五亩土地，作为板闸针织厂的新厂址。也就在当年盖起了在当时板闸可称一流的砖瓦结构的织造车间四幢。红墙青瓦，水泥勒脚，八字大门边有两间带走廊的传达室。厂区大路可直通后湖亭（考虑到后续发展用）。漂染车间建在最西边的院墙后面，可与淮江路共享排水系统，减少了建筑费用。四边围墙、厂区配电房等公共设施齐全，做到当年征地、当年施工、当年达产。在施工的将近一年中，严格控制各种建筑材料跑、冒、滴、漏，不让一砖一瓦流失。当有人向我反映，有的干部子女抬走两包水泥回家，我不失时机地教育他们及时到居委会现金处按进价付款交钱。新厂房结构稳固，厂区开阔，后来又新添置毛巾铁机32台、手套机50台。原更楼南边的饶家小楼及其它厂房变成了板闸针织二厂。

　　第六着：经济搞活，发展公益事业

　　“社队企业大有可为”。板闸居委会会办工业的发展，使集体经济得到了壮大。手中有钞票 ，万事都不愁。在各项公益事业上，我们也毫不吝啬。
   1、板闸居委会户籍学生，从1年级到6年级，全部免交学费。
　　1973年初夏，居委会办公室来了两位客人，他们是板闸小学校长杨村生和副校长陈金宽，来者协商、求助说：快要放暑假了，学校的教室校舍大都漏雨，还有课桌、学凳也要维修，有的都散了架。眼看暑假快要到了，上级教育部门经费也很困难，把一点半点的解决不了问题，请求居委会伸出援助之手。我们经过研究商量，认为教育乃是国民之本，何况本居委会的学生都在该校读书。所以决定今后每年暑假向板闸小学捐资，维修教室、校舍和课桌板凳。学校也对居委会1-6年级学生免收学费。
　　2、创办中西医合作医疗，解决群众就医难问题。
　　板闸居委会从有建制起，就设有合作医疗诊所。1971年，我们聘请社会医生叶炳臻为合作医疗医生；选送刚从学校毕业的中学生张兰芳去淮安县人民医院培训，学习临床内科兼学化验；没有房子就租用苪艾和家一间门面房，一切费用都由居委会承担。1973年新诊所盖了起来，张兰芳也从县医院学成归来。经过整顿、组合，又投资2000多元，建了一个化验室，购买了一套化验设备（包括显微镜）。一所居委会自己的中西医合璧的合作医疗诊所正式成立了。中医门诊由孙霭石、董炳元坐诊，天寿堂药师李国成抓药，董维熙任诊所现金会计。干部职工看病凭发票到厂里报销，居民看病打折优惠。因为有成套的化验设备，周边包括黄码、夹河、吕庄的不少群众都前来看病，成为当时的一件盛事。
　　3、全民就业，家无闲人，温饱问题得以解决。
　　会办企业的发展，加上又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根据不同工种，年龄宜老宜少，体质宜强宜弱，有的家庭一家三四口都在厂里上班。工厂实行计件工资制，多劳多得。居委会本是“老弱病残”多，有“历史问题”的人多（从大城市疏散下放）、“劳改释放”的人多（回不了原单位）、“四类分子”多的地方，在那个年代，他们是被“另眼相看”的一族，但他们要吃饭，他们要生存，而他们中多数人子女不在身边，还有的就是孤寡一人。怎么办？给他们生活出路，给他们自食其力的机会，给他们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除此之外，原在国营集体单位上班，已落户两淮的下放职工，愿意回板闸工作的，我们也来者不拒，因为他们基本都是熟练工。更有周边大队村民，托人找关系要求进厂上班，我们都根据情况酌情考虑。上班有奔头、经济有来源、生活有着落，带来了居委会风清、气正、人和、社会安定的局面。
　　4、扶贫济困，访贫问苦，关注弱势群体。
　　七十年代初，居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很低，温饱问题解决不了。到了中期，由于会办企业的发展，一般家庭能有三四口人在厂里上班，生活上有了保障。但仍有一些鳏寡孤独、丧失劳动力的老人，生活没有着落。另外还有孩子小、子女多、家庭负担重的困难户，非常需要社会对他们关怀帮助。毛玉年是一个无儿无女的老人，中壮年身体好时，一直在外漂泊，到年老生病了，回到老家板闸，居无定所，无依无靠。居委会把扬清路边防震棚腾出来给他住，给他添置了棉衣棉被、生活用具，每月给他生活补助。在他生病期间派合作医疗医生给他打针挂水。逢年过节，我们从家里把包好的饺子、粽子和汤圆带给他吃，也是常事。倪金荣老夫妻俩膝下没有子嗣，都是居委会为他们养老送终。残疾人黄正祥，家庭子女多，在那严厉打击封建迷信活动的年代，靠偷偷摸摸算命挣点钱，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平时居委会除对他进行“破除迷信”的教育，还帮他家解决实际困难，照顾有加。困难户黄炳富，小孩四五个，仅靠挑“八根系”为生。居委会对他们家在经济上、物质上全力照顾。后来家属进厂上班，大点孩子也安排了工作，日子也好过了。
　　5、挂钩生产队，支农助农，为农业做贡献。
　　城郊公社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人民公社，15个农业大队，只有5个居委会，所以党委的中心工作还是以农业为基础。在当时，每个居委会都有支农任务，除选派干部参加党委“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外，每逢“四夏”大忙和秋收秋种，我们都将两个厂的工人和板闸平车队、二轮车搭客队组织起来，为生产队抬麦把运稻把，将肥料运到田里。还帮助生产队掼麦把，因那时还没有脱粒机、收割机。到七十年代中期，居委会指定挂钩板闸第五生产队，每年都派出近千人次的支农队伍，居委会酌情发给误工补贴。对挂钩帮扶的生产队，我们基本上做到有求必应，人、财、物尽力满足。没有钱买化肥，我们帮助出资；没有动力设备，我们购置25匹柴油机一台，赠送给第五生产队。对其周边的其他队，遇有困难，我们都能伸出友谊之手，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为此曾多次获得"支农"先进单位奖旗、奖状。
　　6、组建文艺宣传队，包电影，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东风劲吹红旗飘，居委会干群斗志高，大干快上鼓干劲，比学赶帮往前超。”这是活跃在街头巷尾的板闸居委会文艺宣传队在表演。随着居委会工业企业的发展壮大，群众的物质生活有了提高，但是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还是比较匮乏的。组建一支业余的文艺宣传队，已是刻不容缓。因此我们投资了2000多元，购置了锣鼓四件套、二胡、笛子、板胡等乐器和部分道具，从厂里和街道上抽出有文艺天赋的青年进行培训。编剧导演都是兼职的，我也是编导之一。有的同志如叶泽滨、吴三春，他们既是编剧，也是演员，张兰芳既是演员又是医生。表演形式多种多样，有传统的撑花船、对口相声、天津快板、三句半、女声表演唱，还有移植的其他节目等等。表演的内容都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当时的时事政治、计划生育、居委会的好人好事等；对社会上的一些不正之风如赌博、重男轻女思想和封建迷信活动也有针对性地进行批评，寓教育于欢声笑语中。在每年的城郊公社文艺会演中，我们的宣传队都得到奖项和锦旗。一年一度的春节期间的巡演，周围的生产大队的广场上都留下了我们文艺宣传队的歌声和足迹。对在文艺宣传活动中做出成绩的马鹤琴、张新华等青年，都给予表扬和奖励。同时，居委会还订阅了大量的报纸杂志，包括《参考消息》《大众电影》等，办公室俨然成了阅览室。工人下班、知青回家都去那里看书读报。我们在假日、公休日集体购买电影票、戏票，发放给工人、居民，让他们到淮阴走一走，看一看，“放松放松”。另外还定期不定期地与电影放映队联系，切合当时形势，放几场广场电影。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1976年三月下旬，上海淮剧团来淮阴、淮安演出，我们通过在上海工作的喻怀年、贾秀珍夫妇牵线，请剧团忙里偷闲，来板闸演出了《探寒窑》《白蛇传》《千里送京娘》等折子戏，让板闸居民一睹筱文艳 、马秀美、徐桂芳、何叫天、韩小友、陈德林（当时在上海淮剧团培训）等淮剧名家的风采。
　　1975年到1977年是板闸居委会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完成了多次、多元化固定资产投入以后，企业增添了后劲，无论是资金使用周转方面，还是工厂的后续投资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城郊信用社主任李恒高，需要放贷数额较大的贷款时，他都骑着自行车提前到板闸居委会打招呼，协商的内容是：你们最近十天半月用不用钱，如果不用，我就把你们的钱贷出去了。每次来，我们都能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但我们也留有一定的余地，请他在30万元以内往外放，留有10万余元以备居委会应急之用。
　　1978年春节过后上班第一天，城郊公社党委委员、抓工业的革委会副主任靖其为和副主任、西片片长高汉飞找我谈话，讲了城郊公社两委的意图，调我到城郊公社任工业办公室主任、工交支部书记（后改为总支）。对城郊公社两委的决定，我表示服从组织分配。
　　我履新以后不到一个星期，板闸居委会为我召开了有全体干部、居民、职工参加的欢送大会，会上诸多溢美之词我都不为所动，但会场下面传来一片啜泣之声却让我为之动容。原在板闸居委会针织厂上班的杨祖同先生，现在回忆起那次欢送大会的一幕，仍然感慨不已。  
　　时光飞逝，岁月留痕，一转眼已快过去四十年了。板闸的老街老巷、新铺老店、这个厂那个厂，都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高楼林立，市行政中心，还有地标性建筑淮安大剧院及淮安四大馆，更有蔚为壮观的枚皋路大桥等。古运河畔，榷关堤旁，淮安生态新城璀璨崛起。围绕“十三五”的新目标、新任务，板闸人民以新的姿态，书写着属于自己、属于板闸、属于淮安、属于这个大时代的壮丽画卷。

赵日超

欣赏。新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