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晋瑜：白桦，《苦恋》30年

轶名

舒晋瑜：白桦，《苦恋》

白桦

2013年，《十月》杂志创刊三十五周年的时候，通过编辑、网络和专家等诸多环节评选出一批最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名单中就有白桦的《苦恋》。白桦觉得很欣慰，颁奖的时候，他却因为生病住院没能去北京。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领会当年《苦恋》的影响以及被时代风浪裹挟中的磨难。白桦是卓有才情的诗人，长诗《孔雀》和十四行诗展示出他的才华；更是优秀的剧作家，《山间铃响马帮来》《今夜星光灿烂》等一系列人物生动、诗情盎然的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不能忽略的作品。

我问他：经历那么多磨难，您没有试图稍微做些改变吗？

他缓慢而清晰地回答：“改变就不是作家了。作家的使命，就是向死而生。我认为我这样活，是尽责。”

但是，白桦为了“尽责”，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他后悔过吗？

“不后悔。”白桦的声音很轻，但是无比坚定。他说，如果生命重新来过，他还会选择这么做，但是会审慎一些，思考周到一些。

满头银发的白桦坐在轮椅上，目光沉静平和，我却莫名地从中读出一丝悲凉。因为腰椎受损，他已经两年不能站立，《回忆录》的写作被迫中断，书桌上的电脑也已经两年时间未曾打开。尽管只能在轮椅上行动，白桦仍然堪称是“与时俱进”的作家。他是作家中最早一批开始使用电脑的，2009年12月他开通了博客，两年前又开始使用微信，还有朋友为他建了一个叫“白桦村”的公众号。

他非常喜欢一句俄国歌曲唱的那种氛围——“田野白桦静悄悄”。在雾霭中，白桦树闪着银色的微光，让人们确信它还站在那里，就足够了。

士兵情结

白桦，原名陈佑华，1930年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白桦开始接触文学是在抗战时期，他的父亲被日本宪兵活埋，母亲带着他们兄妹几个在日军铁蹄下挣扎，文学成了他寻找人生道路的火炬。“我最初接触的是坊间的线装书，其中有经典，也有史籍。我既希望文学照亮自己，也希望文学照亮别人。战火曾经焚毁了我的童年时光，战火又点亮了我的青春年华”。

在旅部当宣传员，白桦参加过多次战斗，他说到现在他仍然有士兵情结。“战争对我的冲击，我说不清楚。”他说，他从没有过单纯的狂欢。苦难的经历使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悲情色彩。

建国初期，白桦随军驻守云南边境；1952年，他任昆明军区创作组组长，在部队开始了诗歌和小说创作。1953年，他的短篇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被改编成电影剧本，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普遍赞誉。第二年，他的另一部反特题材的小说《无铃的马帮》又被改编成电影《神秘的旅伴》。他通过在边疆的实地生活，细心观察苗族边寨的生活习俗，写出了这两部反特和惊险、爱情与抒情于一体的电影文学剧本，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苦恋》风波

1980年底，根据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摄制成的《太阳和人》，又引起一场全国性的大振荡。故事里讲到黄永玉等一大批劫后余生的中国艺术家，经历了各种生活的折磨，但对祖国的爱始终不渝，表达了对祖国的爱，是苦苦的爱恋。

当然，《苦恋》最终拍成的电影，已经不是黄永玉的纪录片，也不是他个人的专题片，是反映了一个群体，表达了文革后艺术界的共同心声，里边很多细节是白桦的经历。反胡风运动中他被批斗，曾经想过自杀，“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旁边，有一个莲花池，那是一个荒凉的地方，我就想跑进苇荡中去自杀，可是一直被看得很紧。《苦恋》中的主人公在‘文革’时期，逃到芦苇荡去生活，就是源自我的那个想象，实际上也确实有这样的人。”

1981年，举国上下卷入沸沸扬扬的批《苦恋》事件。1981年8月3日，胡耀邦主持召开思想战线座谈会，作为当事人，白桦在武汉军区接受批判而没能参加。上台发言者义愤填膺，唯有吴祖光先生的表态和他们形成反差。吴祖光说：这部作品温柔敦厚。

1981年10月13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中南海会见前来北京主持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的巴金，巴金说：“文艺家受了多年的磨难，应该多鼓励、少批评。特别是对中青年作家，例如对白桦。”

1985年12月29日，中国作家代表大会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开幕。开幕式后，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作家们合影留念。从上世纪50年代起，白桦不止一次和高层领导人拍过纪念照，他总是在最后排。这次他却一反常态，站在前排，为了让胡耀邦进来的时候能看见他。胡耀邦对白桦本人意味着什么，对中国文化界意味着什么，只有经历过的作家才能体会。

被批判的过程中，白桦收到数以千计的声援信件与电报，某些刊载批判文章的报纸收到的质问信件要用麻袋来装。他们都是来自弱势群体，和白桦素不相识。一位蒙古族小姑娘来信说：“我知道您是一个历经坎坷的作家，如果您无处投奔，热诚地欢迎您到我们草原上来。我们的毡房里有属于你的一张毯子，我们的毡房里有属于你的一双筷子。”读到这儿，白桦泪如泉涌，他觉得这些足够补偿他经历的所有苦难。他说，《苦恋》有自己经历种种波折后悲凉的情绪。“我认为，人们肯定会像我一样认识到‘文革’是一件很荒诞的事情。那个伤害不是对个人的伤害，而是对国家对民族的伤害。”

“今天回想起来，这场批判是一场观念的较量，是‘文革’后最为激烈的一次，它检验了很多人的观念和勇气。”白桦说，关于电影剧本《苦恋》的争论，不应该问他当时有什么问题，而应该请当时提出问题的人来回答有什么问题。《苦恋》的出现只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时期里的正常文学创作活动。它和一切文艺作品一样，当然带有历史的烙印和作家的生命体验。但它是一部真诚的作品，正像吴祖光先生当时说的那样，它“温柔敦厚”。在北京内部放映的时候已经证明，绝大多数观众和学术界、艺术界的同仁对这部影片都是肯定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在经过特许之后，观看了《太阳和人》，他落泪了。他表示文学作品要经过时间的验证，也许需要几年、几十年，乃至一百年。它既是历史的产物，就让它历史地存在吧。它如果真的有生命力，它就会存活下去。它的魅力除了它的内涵，也应该包括它的局限和它出生时的如晦风雨。

数十年来，白桦的家庭由于他的缘故屡遭不幸，儿子的心中余悸很深。1984年他曾在一封信里劝道：“爸爸，您不能改变一个生活方式吗？为什么那样重视文学的使命呢？从您的少年时代起，您为这块土地已经付出了您应该付出的一切。”白桦复信说：“儿子，我不能，因为文学是我的生命。我越来越理解古人说的‘文章千古事’那句话。一个有生命的人怎么能不重视自己生命的意义呢？”

守望的底线

白桦的心中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他不止一次以河流比作文学，“文学像河流那样，是自由的；文学像河流那样，又是不自由的。因为自由自在的河流也会屈从于寒冷的季节，因冻结而停滞；也会屈从于大地的地质活动，被迫陷入溶洞，因局限而成为潜流，很久都会无声无息地埋没在没有阳光的地层下。但是，朋友们！听！河流总在向前涌动着、歌唱着，这就是希望。”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白桦做了题为《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的发言。第二天《人民日报》用一个整版发表了他的讲话。这个发言影响之大，是白桦没有预料到的。不但巴金、严文井、冯牧、陈荒煤等前辈作家都给予了首肯，他为此也受到很多大使馆的邀请。德国大使馆邀请白桦和格拉斯对谈，接受德国电视台的访问。

一位法国作家曾经这样问过白桦：“您还在守望着您的理想吗？”

白桦回答说：“我守望的只剩下了一条底线。”他的底线是，善良的民众不再蒙冤，不再蒙羞，不再蒙骗。这一创作观点，同样体现在他后来的长诗中。

“中国历史上优秀的长诗留下的很少。老百姓中流传的多，上升到文学水平的，也就是白居易。我觉得自己70岁以后的作品，在文字等各方面才成熟一些。”白桦说。

何谓“成熟”一些？白桦给自己定的标准是：可以给后人留下20年的作品。他写悲剧，是希望警戒后人，可惜作品后来改得比较温和，拍成电影后更温和了。白桦说：“有些作家，认为写作是个人的行为，不需要责任感。我的写作是有责任感的。”

白桦的作品，常常使人激情难以自制。他挚恋着自己的祖国，他曾说：“我是一个早熟的热烈的恋人。由于对她的爱，我的生命才充满力量和希望；由于对她的爱，才命运多舛，痛苦不堪；但我永远天真烂漫地爱她，因为我是那样具体地了解她，因为她是我的母亲——我们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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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可以回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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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日超

白桦后《太阳和人》表达了对祖国的爱是苦苦的爱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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