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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去来的滋味儿 陈建功 这几年常往北海跑。北部湾畔的那座小城，是我的家乡。记得1957年初到北京的时候，人问“哪里人”，一说“北海”，人皆茫然，闻所未闻的样子。有些牛哄哄的同学还装傻充愣，说：“北海公园？”令我悲愤了很久。没想到到了1993年，那里竟“火”了起来。好几位做房地产的朋友听说我是北海人，问“没回去拿块地么？”或问“能回去帮拿块地么？”……“拿地”，我肯定是没招儿的。不过，遥远的家乡，让那么多双眼睛突然放出了光，倒也令人豪情万丈。 随父母移居北京那年，我还不满8岁。上北京，是我朝思暮想的。虽然我爸回北海之前，我都没见过他。见面没几天，因为我的骄蛮，还挨了他一顿揍。即便如此，为了“上北京”，我甚至不惜做了我爸的“同谋”：为动员心存疑虑的祖母一同北上，我爸到珠海路上去找了个卦摊儿，我看见他和算命的“盲佬”(此系旧时对失明男性不尊敬的叫法，今已不妥。———作者) 嘀嘀咕咕，还偷偷给他塞钱，后来就看见我爸把他带到祖母面前，说北京的风水怎么怎么好，富贵寿考长宜子孙……在成人眼里，孩子的智力永远是被低估的，先父在天之灵，恐怕万万也不会想到这个“诡计”早已被我识破。我的祖母当然也不知道里面的故事，但富贵寿考的梦想，最终也填不满思乡的寂寞。只一年，祖母就回北海去了，几年后终老故乡。屈指算来，那都是近一个甲子之前的事了。当年那个8岁娃娃，早已被北京“同化”。被“同化”的证明是，我成了所谓的“京味儿作家”。当然我知道深浅，对这“封号”老有点儿战战兢兢。唯一有信心的是，说“京片子”还是够格儿的。我的一位老乡到北京闯荡了好几年，至今那“儿”化韵，还拿捏不好。时不时就把“倍儿棒”那个“儿”，说得“字正腔圆”，要么，就把“特好”说成个“特儿好”。闹得我忍无可忍，说：“您就别费那个劲儿啦，就算把‘儿，闹明白了，您离‘京味儿，也还远呢！”我说的是实话。弄明白京味儿，“儿”化韵也好，“双声叠韵”也好，还都是皮毛。要是会夸饰会自嘲呢，这才沾上点边儿。说起来应该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电视连续剧 《编辑部的故事》 播映之前，剧组举行了一个记者会，有记者问编剧王朔对此剧自我感觉如何，他说，顶不济也是本儿 《飘》，闹不好还是本儿 《红楼梦》 呢。结果到了第二天，报纸上满是对王朔“狂言妄语”的嘲笑和批评。记得后来我还写文章打抱不平，大概意思是，你们怎么就没听明白那是自嘲，人家蒂根儿就是跟你们开玩笑呢。 弄明白北京话哪些是正话反说，哪些又是反话正说，还不算明白了北京人的“精气神儿”。 北京人的“精气神儿”，在他们的活法儿。宠辱不惊的处世哲学，有脸儿有面儿的精神优势，有滋有味儿的生活情致，自信满满的神侃戏说……这活法儿从一个“制度笑柄”里孕育出来———“大清国”凋零落幕，“铁杆庄稼”自然就雨打风吹去，甭管您祖上是皇族贵胄还是八旗兵丁，当您把最后一只扳指抵给了赊账的绸布庄或酱菜园，你就得盘算着，全家的嚼谷该上哪儿淘换了。要么，您得悄没声儿溜到天桥儿去，找个茶馆唱唱子弟书、“什不闲”；要么，您就赁辆洋车拉个晚儿？ ……皇城根儿“老辈儿”波峰浪谷的人生遭际，“挂不住”的脸面与贵族的“死扛”，扔不下世代传承的子弟“玩意儿”，却不能不做起士农工商，一边吹嘘着过往的繁华与体面，一面又与引车卖浆者流请安唱喏……渐渐的，它被敷演成一座城市的生活态度，一种有滋有味儿的活法儿。它造就了平民北京文化的魅力。 我是在“寻根文学”风生水起的时候，感受到其中魅力的。 我在人民大学的大院儿里长大，其实离老北京还隔得很远。18岁到28岁之间，到京西挖煤，算是混到了京郊的底层，但对北京的了解，也边缘得很。那时忽然读到一本张次溪先生著 《人民首都的天桥》，感到发蒙启蔽的震撼。这本书是张次溪对旧京游艺场天桥的调查。它一一列数了近半个世纪的“天桥人物”———几代“天桥八大怪”和其他“撂地抠饼”的艺人们，它还记录下尽可能搜集到的相声段子和俚曲唱词，一首一首地读下来，你仿佛能看到那暴土扬烟人头攒动百艺杂陈嬉笑怒骂的现场……重要的是，这本书，引领我读到了“平民北京”的生活哲学。记得这书是李陀从北影图书室借出来的，文不对题的书名，倒让我看出作者欲借“正能量”的名义，保存旧京民俗的苦心。据说，这苦心，好像也没修得“正果”———李陀告诉我，此书只有50年代初“内部发行”的一版，数量极为有限。“内部发行”的理由是：这哪里是“人民首都的天桥”，分明是旧社会的天桥！ ……平心而论，这“判决”倒是准确的，尽管它遮蔽了一个学者沉潜于平民文化而焕发的心灵之光。 我却循着这光，找出属于我的激情来。30年前，我沉浸于“京味儿”中探胜求宝的时候，做过一个演讲，题目是 《四合院的悲戚与文学的可能》。我描述了“四合院”那牵儿携女的家庭序列的瓦解，叹息传统的情感方式和思考样式所面临的挑战，当然，最终那话题谈的是，文学在这进程中可能做些什么。 30年后，我发现当年采访过的人物已经先后离去，曾经名满天桥的艺人“大狗熊”孙宝才、由我介绍为金庸先生表演过“叫卖”的臧鸿、给我讲过家史的“爆肚冯”第三代传人冯广聚……和他们一起消失的，是我曾经非常熟悉的那些胡同和大杂院。用一个北京“老姑奶奶”的说法，现如今城圈儿里哪还有北京人哪？ 姑奶奶家由皇城根儿搬到了天坛根儿，现都搬到六环根儿上去啦…… 那些有滋有味儿的地方和有滋有味儿的人，仿佛一夜间没了影儿。 就像那句老歌儿所叹，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 我问自己，是不是应该到“六环根儿”上的公寓楼里，找那些“皇城根”的老街坊们？ 我去过几次，发现真正的京味儿，还可以在楼上楼下邻里之间感受得到，但可以预见的是，它马上就会消失在历史的天空。 我为自己的失落而胆怯，这是落伍于时代的信号。 最终我发现，只有回到北海，才能找到那种暌违已久的滋味。这是一种“落伍者”的欢喜？ 其实北海并没有“落伍”，它的变化也是吓人的。我不想沿用某些写新闻的朋友欢喜的句式———欢呼北海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发展成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城市。“满满的正能量”，固然令人振奋，但这“泡沫时期”的误读，已被国家确认的“历史文化名城”所正名。我欢喜的是，北海虽变，仍有许多足以唤醒内心波澜的东西留在那里。 “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我，已经不被人看作是北海人了。在公共场所，好几次都听见当地服务员之间用北海话来喊话：“喂，给那桌的‘捞佬儿，上壶茶！”等等。“捞佬儿”是北海人对北方人的统称，据说解放之初来自北方的汉子们，逢人便称“老兄”，被北海人听成“捞汹”，便称他们作“捞汹佬儿”，久之，便以“捞佬儿”名之，其中并无不敬。每逢此时，我常常出其不意地用北海话问他们：“有没有搞错？ 哪个是‘捞佬儿，?”北海乡亲见俚语被我戳破，先大窘，后大笑，我几乎猜得出他们的心思，定是惊叹：这“老嘢”咁“肥”，惦解仲系北海人！ (这老家伙这么胖，咋地还是个北海人？) ……事后回味此事，笑自己：就为这“得瑟”，你才时不时往北海跑？ 当然这不是主要原因。人在故乡所感受的那种更深层的得意，实在是很难一言以蔽之的。譬如那条老街，在我看来，真是一个百看不厌的所在。每次回去，我会到街口的一家咖啡馆喝杯咖啡，俨然要先品品“百年”的醇香。然后就站在当街，眺望那由近而远的、中西合璧的骑楼。曲曲折折的屋脊，在湛蓝的天空上勾勒出一对棱角起伏的线条，延伸向遥远的天际。除了大长假，一般的日子里，老街并不熙熙攘攘。三三两两的游客，在自拍或者被拍，有的则用塑料袋裹着刚出锅的虾饼，一边吃一边闲逛……而我，更愿意在夜半更深时走进这里，好像还能听见石板路上的木屐声和木栅的关门声。每走过一个路段，或想，这个骑楼底下，就是60年前那个“盲佬”的卦摊呀；或想，当年这栋楼里住着我的外公外婆，或许现在还供着他们的遗像呢……借郭德纲岳云鹏的口气：“我是有故事的人！”走这街上你不能不自恃优越，你自认为比所有“到此一游”的人都有滋有味儿。 但我知道，更吸引我的是，回到这里，有重新回到8岁的快乐。 顿悟是在刹那间产生的。 那天清晨，我骑着自行车，到不远的侨港海滩游泳。惯常的做法是，我在家里换上游泳裤，骑车到海滩。脱下套在外面的短裤和T恤，锁在车前的网筐里，再把单车锁在一个牢靠的地方，通常是海边的铁栅栏或电灯杆吧。我一般会在海里游1千米左右，耗时35分钟。这是我在游泳馆里测出的速度，因此我也会在35分钟后回到岸边，套上短裤T恤，骑上车回家。可是这天的“35分钟”过后真令我尴尬：游泳裤小兜儿里装的钥匙，竟少了一把———那个装衣服的网筐的钥匙，丢了。那挂锁虽小，弄开并不容易，也没工具，再说家里还有一把，我何苦在海边劳神。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也只好选择———穿着游泳裤回家了。就这样，我光着膀子，面无愧色地穿过了侨港镇，又面无愧色地骑上了金海岸大道，最后面无愧色地骑入了我所住的小区。如果不是这“面无愧色”被人发现，我会永远面无愧色。有趣的是这一切被一个女大学生在她家的阳台上看见，此即冯艺张燕玲夫妇的女儿相宜———现在是陈思和教授的博士生，也已经让大家读到她很好的批评文字了。冯艺夫妇在北海和我邻居，这次趁着暑假，携女儿前来小住。相宜见她熟悉的“陈叔叔”骑个单车，赤膊膊出现在小区的甬道上，花容变色，惊叫道：“爸妈快看陈叔叔呀！”……适逢当晚我们与北海的文友们小聚，大家在海边排档烹鱼灼虾把酒言欢，冯艺夫妇就把这当笑话说了出来。张燕玲说，哈，原想讹一笔，忙着去拿手机来拍照呢，结果你进了楼！ 相宜说，陈叔叔好爽，如入无人之境！ …… 听着故事我和大家一起笑，说：“到了北京，警察会以为‘行为艺术，又出来了呢！” 这时该用方清平的口气收场了：“我当时以为自己还是8岁呢！” 2016.3.5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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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投稿 陈忠实 背着一周的粗粮馍馍，我从乡下跑到几十里远的城里去念书，一日三餐都是开水泡馍，不见油星儿，最奢侈的时候是买一点杂拌咸菜；穿衣自然更无从讲究了，从夏到冬，单棉衣裤以及鞋袜，全部出自母亲的双手，唯有冬天防寒的一顶单帽，是出自现代化纺织机械的棉布制品。在乡村读小学的时候，似乎于此并没有什么不大良好的感觉，现在面对穿着艳丽、别致的城市学生，我无法不“顾影自卑”。说实话，由此引起的心理压抑，甚至比难以下咽的粗粮以及单薄的棉衣遮御不住的寒冷更使我难以忍受。 在这种处处使人感到困窘的生活里，我却喜欢上了文学；而喜欢文学，在一般同学的眼里，往往是被看作极浪漫的人的极富浪漫色彩的事。 新来了一位语文老师，姓车，刚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第一次作文课，他让我们自拟题目，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是我以前从未遇过的新鲜事。我喜欢文学，却讨厌作文。诸如《我的家庭》《寒假（或暑假）里有意义的一件事》这类题目，从小学作到中学，我是越作越烦了，越作越找不出“有意义的事”了。新来的车老师让我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有兴趣了，来劲了，就把过去写在小本上的两首诗翻出来，修改一番，抄到作文本上。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作文的乐趣，而不再是活受罪。 我萌生了企盼，企盼尽快发回作文本来，我自以为那两首诗是杰出的，会震一下的。我的作文从来没有受过老师的表扬，更没有被当作范文在全班宣读的机会。我企盼有这样的一次机会，而且感到机会正朝我走来。 车老师抱着厚厚一摞作文本走上讲台，我的心无端地慌跳起来。然而45分钟过去，要宣读的范文都宣读过了，甚至连某个同学作文里一两句生动的句子也被摘引出来表扬了，那些令人发笑的错句病句以及因为一个错别字而致使语句含义全变的笑料也被点出来了，可终究没有提及我的那两首诗，我的心里寂寒起来。离下课只剩下几分钟时，作文本发到我的手中。我迫不及待地翻看了车老师用红墨水写下的评语，倒有不少好话。而末尾却悬下一句：“以后要自己独立写作。” 我愈想愈觉得不是味儿，愈不是味儿愈不能忍受。况且，车老师没有给我的作文打分！我觉得受了屈辱。我拒绝了同桌以及其他同学交换作文的请求。好容易挨到下课，我拿着作文本赶到车老师的办公室，喊了一声：“报告——” 获准进入后，我看见车老师正在木架上的脸盆里洗手。他偏过头问：“什么事？” 我扬起作文本：“我想问问，你给我的评语是什么意思？ 车老师扔下毛巾，坐在椅子上，点燃一支烟，说：“那意思很明白。” 我把作文本摊开放在桌子上，指着评语末尾的那句话：“这‘要自己独立写作’我不明白，请您解释一下。” “那意思很明白，就是要自己独立写作。” “那……这诗不是我写的？是抄别人的？” “我没有这样说。” “可你的评语这样写了！” 他冷峻地瞅着我。冷峻的眼里有自以为是的得意，也有对我的轻蔑和嘲弄，更混含着被冒犯了的愠怒。他喷出一口烟，终于下定决心说：“也可以这么看。” 我急了：“凭什么说我抄别人的？” 他冷静地说：“不需要凭证。” 我气得说不出话…… 他悠悠地抽着烟：“我不要凭证就可以这样说。你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 于是，我突然想到我的粗布衣裤的丑笨，想到我和那些上不起伙的乡村学生围蹲在开水龙头旁时的窝囊……就凭这些瞧不起我吗？就凭这些判断我不能写出两首诗来吗？我失控了，一把从作文本上撕下那两首诗，再撕下他用红色墨水写下的评语。在要朝他摔出去的一刹那，我看见一双震怒得可怕的眼睛。我的心猛然一颤，就把那些纸用双手一揉，塞到衣袋里去了，然后一转身，不辞而别。 我躺在集体宿舍的床板上，属于我的那一绺床板是光的，没有褥子也没有床单，唯一不可或缺的是头下枕着的这一卷被子，晚上，我是要铺一半再盖一半的。我已经做好了被开除的思想准备。这样受罪的念书生活还要再加上屈辱，我已不再留恋。 晚自习开始了，我摊开了书和作业本，却做不出一道习题来，捏着笔，盯着桌面，我不知做这些习题还有什么用。 因为这件事，期末时我的操行等级降到了“乙”。 打这以后，在车老师的语文课上，我对于他的提问从不举手，他也不点我的名要我回答问题，在校园里或校外碰见时，我就远远地避开。 又一次作文课，又一次自选作文。我写下一篇小说，名曰《桃园风波》，竟有三四千字，这是我平生写下的第一篇小说，取材于我们村子里果园入社时发生的一些事。随之又是作文评讲，车老师仍然没有提到我的作文，于好于劣都不曾提及，我心底里的火又死灰复燃。作文本发下来，我揭到末尾的评语栏，连篇的好话竟然写满了两页作文纸，最后的得分栏里，有一个神采飞扬的“5”字，在“5”字的右上方，又加了一个“+”，这就是说，比满分还要满了。 既然有如此好的评语和“5+”的高分，为什么在评讲时不提我一句呢？他大约意识到小视“乡下人”的难堪了，我这样猜想，心里也就膨胀了愉悦和报复，这下该有凭证证明前头那场说不清的冤案了吧？ 僵局继续着。 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是在夜间降落的，校园里一片白。早操临时取消，改为扫雪，我们班清扫西边的篮球场，雪下竟是干燥的沙土。我正扫着，有人拍我的肩膀，一扬头，是车老师。他笑着。在我看来，他笑得很不自然。他说：“跟我到语文教研室去一下。”我心里疑虑重重，又有什么麻烦了？ 走出篮球场，车老师的一只胳膊搭到我肩上了，我的心猛地一震，慌得手足无措。那只胳膊从我的右肩绕过脖颈，就搂住我的左肩。这样一个超级亲昵友好的举动，顿然冰释了我心头的疑虑，却使我更加局促不安。 走进教研室的门，里面坐着两位老师，一男一女。车老师说：“‘二两壶钱串子’来了。”两位老师看看我，哈哈笑了。我不知所以，脸上发烧。“二两壶”和“钱串子”是最近一次作文时我的又一篇小说中两个人物的绰号。我当时顶崇拜赵树理，他的小说人物都有外号，极有趣，我总是记不住人物的名字而能记住外号。我也学着给我的人物用上了外号。 车老师从他的抽屉里取出我的作文本，告诉我，市里要搞中学生作文比赛，每个中学要选送两篇。本校已评选出两篇来，一篇是议论文，初三一位同学写的，另一篇就是我的作文《堤》了。 啊！真是大喜过望，我不知该说什么了。 “我已经把错别字改正了，有些句子也修改了。”车老师说，“你看看，修改得合适不合适？”说着又搂住我的肩头，搂得离他更近了，指着被他修改过的字句一一征询我的意见。我连忙点头，说修改得都很合适。其实，我连一句也没听清楚。 他说：“你如果同意我的修改，就把它另外抄写一遍，周六以前交给我。” 我点点头，准备走。 他又说：“我想把这篇作品投给《延河》。你知道吗，《延河》杂志？我看你的字儿不太硬气，学习也忙，就由我来抄写投寄。” 我那时还不知道投稿，也是第一次听说《延河》。多年以后，当我走进《延河》编辑部的大门深宅以及在《延河》上发表作品的时候，我都情不自禁地想到车老师曾为我抄写投寄的第一篇稿。 这天傍晚，住宿的同学有的活跃在操场上，有的遛大街去了，教室里只有三五个死贪学习的女生。我破例坐在书桌前，摊开了作文本和车老师送给我的一扎稿纸，心里怎么也稳定不下来。我感到愧悔，想哭，却又说不清是什么情绪。 第二天的语文课，车老师的课前提问一提出，我就举起了手，为了我的可憎的狭隘而举起了忏悔的手，向车老师投诚……他一眼就看见了，欣喜地指定我回答。我站起来，却说不出话来，喉头像塞了棉花似的。自动举手而又回答不出，后排的同学哄笑起来。我窘急中又涌出眼泪来…… 上到初三时，我转学了。暑假办理转学手续时，车老师探家尚未回校。后来，当我再探问车老师的所在时，只说早调回甘肃了。当我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 处女作的时候，我想到了车老师，我想我应该寄一份报纸去，去慰藉被我冒犯过的那颗美好的心！当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出版时，我在开着给朋友们赠书的名单时又想到车老师，终不得音讯，这债就依然拖欠着。 经过多少年的动乱，我的车老师不知尚在人间否？我却始终忘不了那淳厚的陇东口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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