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文学作品选登

赵日超

周总理对父亲的影响
齐忠

小时候我听父亲谈起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那是在文革初期还比较“文”的时候。那天我去父亲的单位找父亲回家吃饭，见父亲和他的战友——我陈叔在办公室里作画、写字。我觉得他们二位看上去比较悠闲，与繁忙的其他人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其实我不知道他们已经被停止了各自原有工作。
父亲和陈叔都是北海舰队转业的。他们的业余爱好，一个是擅长写字，一个是擅长作画。他们俩在那间屋子里大概是反省，或者是让两人接发什么事情，父亲和陈叔有些糊涂，一时没有弄懂为什么要人为地去整曾经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于是父亲和陈叔每天的工作就在一起写字和作画。陈叔画的是周总理，画上的总理面容有些瘦削，但目光炯炯有神。父亲在画上题字：忠心耿耿，不辞辛苦，经营国家，服务人民。见我来了，父亲让我先回家告诉母亲想办法弄两个下酒菜，晚上和陈叔在家里喝点酒。
酒桌上两人不谈工作上的事情，因为他们已经无工作可谈了。喝酒的过程父亲停顿了一下，他好像想起什么重要的事情，就问陈叔是否还记得当年周总理到北海舰队登舰视察的事情。陈叔说，那怎么会忘记呢的，那是我们全舰的光荣，总理在我们官兵心目中留下了最美好的瞬间。然后陈叔又说，那天你真有福气受到了总理的赏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总理见你戴着近视镜，问道：“你是知识分子？”你答说：“是自务的。”总理笑着说：“起码也算半个知识分子嘛！”父亲高兴地说，当时我的眼镜让我跟总理有了说话的机会，总理说话既优雅又风趣，原有的紧张顿时不知跑到哪里去了。陈叔说，这就叫平易近人，这就叫人格的魅力。父亲说，是啊，我们国家有这样一位好总理，你想不佩服他都不行，你想不跟随他的足迹都不行，这是国家的风范，民族的榜样，我们怎能不爱戴他呢？
后来一次我听母亲说，在北大荒的时候正赶三年自然灾害，姐姐问父亲，粮仓里的粮食满满的，为什么我们不能拿出来吃呢？父亲说，那是国家的，粮仓里的每一粒粮食都归国家调拨，未经国家批准，无论我们饿到什么程度，也不能拿那里的一粒米、一粒豆。我们要向周总理学习，总理也在挨饿，他与百姓同甘共苦，心里想着国家的困难，只有国家好了，我们才会好起来。姐姐明白了，就去大田里捡拾大豆，一下午的时间，姐姐一共捡了十三粒黄豆粒，回到家里放在火炉盖上面烤，恰好父亲下班回来赶上了，他从炉盖捏起一粒看了好半天才放到嘴里咀嚼，久久不咽下去，他大概觉得太香了，舍不得咽到肚子里。
1968年父亲被打成了“现行反苦命”。我不懂“现行反革命”是一种什么含意，但我知道那是不得了的大事，为这，大我六岁的姐姐趴在床上呜呜地哭了好半天，一周之后她便插队离开了家里。接着是父亲被送到“江头苗圃”劳动改造去了。不知过了多久，母亲对我说，去你爸送点钱、粮票和换洗的衣服。父亲爱干净，不管衣服怎样破旧，着装总是整洁的，就连那双穿了多年的皮鞋也保持了很好的光泽。父亲爱看书，床头常常放着书籍。也许周总理那句“起码也算半个知识分子嘛”的话让他铭记在心间，时刻激励自己永远不忘记学习。
父亲**之后没多久，就下放了，除了姐姐我们都搬到了拉南村。父亲的“官衔”是大队长。他担任新职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测量土地，了解农田情况，同时也对山林进行勘察，为了保护好山林，教育社员不滥砍山林，保持好山林植被，防止水土流失。为了让农民富裕，鼓励各家自留尽可能地种谷子，既解决了生产队牲口饲料不外购的问题，又能让老百姓有一些收入。那一年年终分红时，一个工合1.2元。拿到分红钱，社员有买自行车的，有买缝纫机的，还有买收音机的，老百姓真是乐疯了，因为父亲做了别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当然也有人担心会出事，父亲说，不怕第二次被打倒，个人的事情不算什么，百姓能不能过上好日子才是大事，用周总理的话讲，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就是让百姓过上好日子。
三年的农村生活扎扎实实地过去了，父亲下放劳动结束了，带着家人搬到山沟里的一所林场，是新开发的林场，偏僻且又交通不便。后来我当兵走了。几年之后我探家，听母亲说，林场有一批就业指标，你二弟没贪上，不是不合乎条件，而父亲没让他就业，指标分给了比较困难的家庭子女。我想父亲真是老革命，尽然革命到儿子的头上了，弟弟就业是件大事，关系他今后的生存与生活，评什么剥夺二弟的工作权力。我探家结束的那天，我写了一封长信放到父亲的书柜里，信中言辞很激烈，当然我是想用年轻人的思想驳倒父亲。后来在部队上我接到父亲的回信，信上说：儿子，你想的只是自己的家庭，我想的是整个林场的家庭，我没有剥夺你弟弟就业的权力，只是不让他跟别的家庭抢就业指标，先人后己，我可以让他先就业，但我不能违心地使用我手中的权力，因为权力不是我的私有财产，我活在世上一天， 甭想改变的想法，为人民服务不是说给别人看的，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然，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入死地打天下，就失去了我们当初奋斗的意义。后来二弟就业了，是我们国家弟一批合同制工人。后来随着岁月的积累，我理解了父亲，也暗自下决心，把“人”字的一撇一捺写好，做一个有支撑的人。
1976年1月8日，当知道周总理逝世时，父亲的眼泪流成了河。那一阵子，他常常是一个人面对周总理的遗像发呆，他看上去很孤独，整天不言不语的，连他抽烟的嗜好也戒掉了，没人知道人他想什么。1977年底我再次回家，发现父亲的写字台上靠墙立着一个相框，相框里镶嵌的是周总理的照片，那相框是新的，周总理的照片裱在宣纸上，相片上方的留白处，父亲用毛笔写下了醒目而清秀的七个字：沉思中的周恩来。我非常喜爱这幅作品，认真端详了许久许久，眼泪在不知不觉中流出来，因为相片底部的留白处，父亲还写了一行字：
“人民公仆，鞠躬尽瘁，死而后矣。”

赵日超

总理拍了拍我的肩膀
葛勤利口述  曾祥书整理

今生有幸，我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中唯一的一支特殊武装力量-----外国驻华大使馆警卫部队的一员。自1969年12月至1986年5月，我因执行警卫任务，先后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十一”国庆节、毛泽东主席发表”5、20”声明、天安门广场临时勤务、长安街路线勤务、驻华使馆固定勤务等重大警卫任务活动中多次见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每当见到总理的时刻，我都激动不已！
最使我终生难忘，与总理零距离接触的是1971年的夏天，我团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训练好！不然就会变成老爷兵。”的伟大号召，完成第一次野营训练后，我所在的通讯连随团部驻扎在北京珠市口西大街133号。当时，我在通讯连做通信员工作。4月13日15时，连长兴冲冲地走到值班室说，立即通知四个排长到会议室开会，连部勤杂班的同志也全部参加，本次会议由你葛勤利做记录。
我通知四个排长后，拿着笔记本走进会议室，连长说，这是一个紧急会议：根据上级通知，伊朗巴列维国王派遣他的孪生妹妹阿什拉芙公主访问中国，今晚周总理在前门烤鸭店宴请阿什拉芙公主，由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此次阿什拉芙公主访华、周总理宴请属绝密。上级要求我连在做好保密工作的同时，于16时前所有执勤兵力到达指定哨位。全连出动，武装执勤兵员53名，便衣执勤兵员68名。路线勤务由我团一营一连保障，我连左翼执勤保障为四连，右翼执勤保障为三连，烤鸭店正前方为二营六连，烤鸭店正后方为三营九连，烤鸭店楼顶为一营机枪连、团部特务连。我连口令为“组织”，回令为“联欢”。与兄弟连队的联络口令为：“军民”回令为:“团结”。正门正哨的信号为：哨兵左转45度右手手臂直立高举，中指指尖与太阳穴平齐，副哨位反之。记号为：武装带左侧弹夹三公分处别一回形针。无线电静默、有线电话关闭，上级所有通知全部由通讯员口传。会议结束后，各排立即进行动员教育，确保首长安全，确保此次执勤任务圆满完成。我团团首长、内卫股参谋已到达前门烤鸭店现场，具体哨位、兵员配置由团内卫股负责分配。
大家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
有信心没有？
有！
连长动员完毕后，我连立即投入到执勤准备当中。当我拿着记录本找让连长检查签字时，连长说，你去团临时指挥所，担任团首长的通信员。此次任务非常重要，因团首长的指示完全要靠你口头传达，我到达设立在烤鸭店一楼的前线指挥部后，先是跟随团首长和参谋人员现场勘察地形，作警卫部署，后又跟通讯股股长检查停放在烤鸭店楼后的三轮摩托车、自行车。通讯股股长对已在摩托车上就位的驾驶员说，这是担任此次任务发放指令、通知的传令员，他让你往哪里开你就往哪里，可以逆行，但一定要保证安全。说完我随通讯股长回到设在一楼的团部前进指挥部备勤。
17时45分，观察哨报告：总理的车队距被警卫目标地1000米，师首长、团首长立即起立，向门口走去，我紧随团长身后，到达门口一看，设在马路中间的调节哨兵也开始挥动绿色指挥旗帜，多年的警卫工作经验告诉我，这是调节哨兵开始指引车队开道车的前行方向，也就是说，被警卫目标即将接近警卫场地。正在这时，师长对我团团长说，总理车辆在门口停驻，下车后要越过马路牙子才能进入便道再走进店里，立即在马路牙子边上设一个哨兵，在总理下车的第一时间，敬礼搀扶总理上便道，团长看了看了开道车说，调哨兵来不及了，小葛，你立即站在驻车位边上去，我扫视了一下驻车位红线，刚刚调整站姿、正整理服装时，开道车从我眼前飞速而过，随着一阵缓缓的刹车声，总理的黑色红旗牌轿车已停驻在我眼前，紧接着，从副驾驶位上下来一位同志，转身将后座车门打开，总理下车后抬头看了看烤鸭店大门，欲转身向正门走去时，我立即向前迈了一步搀扶总理迈过马路牙子，总理在便道上停下步子，半转身朝我笑了笑，拍了拍我的肩膀，接着信步来到烤鸭店内一层过道，迎接随后即到的公主一行。
我立即后退了两步，为公主及随行人员让道，向总理行注目礼。精神饱满的总理，着一身灰色的中山装，面庞清癯，略带微笑，当阿什拉芙公主行进到总理面前时，总理示意阿什拉芙公主前行，阿什拉芙公主向总理报以微笑后，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往宴会厅走去，总理及我外交部陪同人员兴致勃勃地在宴会厅就坐。
这是，团长示意我返回前线指挥部，和中央警卫团的便衣警卫及店内保卫人员驻守在一层门庭，并对我说，宴会结束时，你仍站在刚才的位置，搀扶总理下台阶及下便道的马路牙子。我向团长敬礼后答道：“保证完成任务。”宴会结束时，周总理理陪公主及翻译人员来到一层门庭西门口内侧，主宾分列两边，周总理为公主送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当总理送走外宾后，转过身来，抬起微弯曲的右臂，微笑着向我们挥手致意！并亲切地说：“同志们辛苦了！”当时，我激动地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迅速地向周总理敬了一个标准的举手礼！并立即上前做好搀扶总理下台阶的准备，谁知，站在总理边上的一个同志已搀扶着总理，我立即将目光转向站在门庭的团长，团长明白的意图，朝我挥了挥手，意思是说，我已完成任务。我只好目送总理上车。
在接下来的4月30日，巴列维的另一位妹妹法蒂玛公主又紧随其后访华，我国政府十分重视。仍然是我团执勤，情况与上次一样，不同的是，当我像上次一样站在总理驻车位旁边，准备搀扶总理上马路牙子时，早已等候在驻车位前边的两位从人民大会堂调来的女服务员接替了我的工作。此刻，我的职责俨然变成了车场哨后。
尽管当时中伊无外交关系，两位公主都受到总理的热情隆重的接待。两位公主成为中伊建交的最早探路者。1971年8月16日，中国与伊朗的代表就在**堡开始建交谈判。中伊发表建交公报，双方“同意建立外交关系，”并“在尽可能短的期间内任命大使”。伊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伊建交后，两国关系迅速升温，高层交往形成一个小**。1972年9月18日，伊朗法拉赫?巴列维王后在首相胡韦达陪同下应邀访问中国，董必武副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会见了巴列维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并几乎全程陪同王后和首相的在华活动。我团分别承担了警卫、路线、驻地等不同的执勤任务。
这个历史瞬间，已过去近50年了，但它一直珍藏在我的心里！因当时有保密要求，没对他人讲，但我一直引以为荣！每当想起此事时， 就更加怀念他老人家对党，对祖国，对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革命精神！更加怀念他老人家日理万机，亲躬历行，平易近人的高尚品德！更加怀念他老人家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格魅力！敬爱的周总理啊！我们永远怀念您！您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曾祥书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国家二级编剧。

江山

情系伯延
薛丽英

影片《周恩来的四天四夜》中，总理的亲民情节催人泪下，而拍摄该影片的武安伯延徐家庄园——具晚清风格的美丽建筑更令我向往。
甲午年初夏，邯郸市作协通知我到伯延采风，我激动的半天说不出话。谁知车子刚停驻徐家大院门前，我就被满眼疮痍遮住了双眼，顿生遗憾了。
然而，在我登上台阶跨过第一道门时，才发现这里竟别有洞天。瞬间，我蹙起的眉宇如绽放的花苞，心情舒畅起来。“九门相照”的建筑布局气势恢宏，即便是残损破旧也依然风韵犹存。据说这种格局是依照故宫进行设计的，故宫有房9999间半，徐宅有房99间半，其格局何等相似。乍一看，活脱一个故宫缩小版。
我游览过北京故宫，并没有过多感触。虽华丽，也不过是权力的象征，反映的是烟火四射的贵族生活。不像眼前的四合院庄严肃穆，处处展现着恬淡的生活格调，蕴含着丰厚的民间文化。这些建筑已有一百五六十年的历史，早在总理来之前就建好了，想必那时更加壮观。谁料想有朝一日总理会来，谁料想这里会上演总理亲民的感人故事？想必总理来时，这些建筑、彩绘、木雕、石雕、牌匾比现在稍完整些，颜色稍亮丽些。此时毕竟离总理来此地已有四五十年之久，建筑色彩尽失，破败不堪。时光流逝，让人觉得人生不过弹指一挥间。就在这短暂时光里，伯延人和总理相处了四天四夜，总理与伯延人建立了不可割舍的鱼水之情。
想必总理来伯延时，没有我这样的闲情雅趣欣赏美丽的建筑，没有时间研究房家的影壁墙与密道，没心思欣赏屋顶四角蕴含的佛、儒、道家文化。伯延人吃不饱，他心里装的全是伯延人的吃饭问题，他是为这里的土地与粮来的。
手扶砖墙，目光触摸屋顶的花纹走进周恩来纪念馆。墙壁上周总理的音容笑貌让我倍感亲切。在他去伯延调研的四天四夜里，深入群众，明察暗访，为解决人民疾苦竟开了七次会议。这四天四夜，总理与百姓同吃同住，一幕幕感人情节震撼着每个伯延人的心灵。他拒绝了那碗香喷喷的红烧肉，悄悄到大食堂目睹了群众粗糠加树叶的稀粥。如此情景，定会使总理的心如坠着千斤巨石般沉重。他吃下连弟奶奶的武安拽面，却悄悄出钱帮老人买回为买面粉失去的棺材。总理边吃面，边思考着什么。他定是在回想路边被群众拽光叶的秃树枝，回想连弟娘饿晕在田里，演戏的妇女晕倒在地，回想面黄肌瘦饿着肚子上课的孩子们……真想象不出总理这碗面吃得多沉重，是何滋味。
虽然镇领导以不给国家找麻烦为由，封锁信息，总理还是慢慢打开了张二廷的话匣子。他从二廷嘴里得知群众吃食堂挨饿的实情，这充分表明总理真心为民做事。
周总理与张二廷，一个门外一个门里，隔着门槛像亲兄弟一样谈话的画面使我深受感动，两行热泪不由从眼角淌下，这可是国家高级领导人蹲下来与农村最普通的群众进行心与心的沟通啊！总理见二廷家家徒四壁，被褥破烂，四个年幼的孩子挤在土坑上熟睡，眼圈都红了。当他说想替二廷收养最年幼的儿子时，二廷几句哽咽的话使总理再生揪心之痛。二廷六十多岁，媳妇早逝。这两年，他又当爹又当娘，吃尽苦头。媳妇咽气前，他亲口答应再苦也要亲手把孩子拉扯大。二廷边说边抽泣，那张清瘦的脸上泪水和着烟灰淌下来。一个大男人，像迷路的孩子见到亲人，边用衣袖擦泪边向总理诉说。那一瞬，总理肯定因身为百姓衣食父母，不能使百姓吃饱肚子而难过。
记得电影里总理对二廷说：“二廷，有事尽管找我，我会帮你。”总理这句朴素的话让二廷心生安慰，就连相隔几十年的我都觉得心里暖暖的。站在这幅画面前，静立多时，思绪追溯总理的行踪，仿佛当年总理就站在我脚下这块土地上与二廷进行心与心的交流的。
当总理听了张二廷直言不讳的话：“这两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你也会没有吃的。”他不但没觉得刺耳，反而觉得这句话对他教育很大，还说这是他在调查中听到的最生动的一句话，从总理身上我真正看到了党的光辉形象。
　　 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总理还当着镇领导的面与张二廷结为朋友，说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找他。这可是总理对一个敢说真话的普通农民的保护啊！想到此，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仿佛总理就在身边，余音未远。
门里，总理为百姓吃不饱的问题忙碌着。门外，徐房两家在那个时代决不会因吃不饱肚子挨饿。如果他们连饭都吃不饱，就不会逢灾年施粥救民。如果他们连饭都吃不饱，房锦云就拿不出巨资捐助北大，教育领袖蔡元培也不会被感动的亲笔提词牌匾：“育我菁莪”赠于他，房家也不会因此人才辈出。如果他们连饭都吃不饱，就不会建出这样宏伟的建筑。院内建筑气势之宏大，雕刻之精细，设计之巧妙无不让人叹为观止，当时院内的繁荣可想而知，诸如《大宅门》里的故事不知上演过多少次。房家德高望重，他们的美德、善行像总理一样让伯延人永不忘怀。
建造豪宅花费的财富难以估量，财富的取得并不容易。徐房两家起初也是从小本生意做起，每天早出晚归，推着小推车在街巷里叫卖。后来眼界变宽，生意发展到海外。天道酬勤，他们积累了很多财富，为我们留下这样一处文化底蕴丰厚的建筑群。可此时，眼前的建筑破败不堪，有的已残垣断壁，越看越让人心痛。真想不到百年沧桑，它到底经历了什么，竟变成如此模样。但我相信，建筑虽倒了，徐房两家的美德不会倒，伯延人对总理的感恩之情不会倒，总理在百姓心中的形象更不会倒。四合院就是电影《周恩来的四天四夜》拍摄地，据当地居民说，当时导演来伯延拍摄电影时，村民踊跃报名扮演群众演员。他们不为名，是怀念总理，是想重温和总理在一起的日子。他们自己出资买衣料，连夜缝制六十年代初的服装，想尽办法搜集老式农具做道具。在电影拍摄过程中，全村村民个个触景生情，以泪洗面。　　
特别是在总理离开伯延的那一幕，百姓高呼：“总理，再来啊！”一句话，泪千行，此情此景，把剧组人员也感动的泪湿衣襟。可能上苍也为之动容，伯延的空气凝固了，只听到群众的呜咽声。这种情景让人错觉，仿佛真的回到周总理时代。
听着村民的叙说，看着伯延人和总理告别的画面，忍不住再次热泪盈眶。伯延人一等再等，总理始终没再来……虽说总理没再来，他肯定到去世前都记挂着伯延，因为伯延是他第一个取消人民公社，取消大食堂的地方，是他与伯延人共同生活过四天四夜的地方。
我去过很多地方的四合院，但从未像怀恋伯延四合院一样怀恋它。我来这里，时间短暂的如飞鸟掠过大海，盘旋时间不足四小时。即便如此，留给我的震撼也是巨大的，永久的。
车返程时，我凝望着徐家庄园心中默念，伯延，我一定会再来看你！

江山

念奴娇  记1958年郑州大桥上的纤夫总理
赵庆生

    邙山脚下, 大河东流去，一桥相接。特大洪峰来势猛，一个桥墩开裂。危及其余，千钧一发，汛况燃眉睫。知情总理，亲临现场殷切。   召集技术专家，集思修正，方案精心抉。脱下外衣绳挽臂，背负青天躬屈。百姓心疼，跪求落泪，仍见纤夫拽。清风长在，此桥墩固如阙。

赵日超

周总理与隆尧地震
尧山壁


上世纪六十年代，冀南多灾多难，三年困难刚过，1963年特大洪水，1964年持续干旱，1966年倒春寒，2月4日立春，19日雨水却下了一场雪，3月6日惊蛰，8日隆尧地震。当时我正与田间、李满天在临西县采访吕玉兰，隆尧正是我的家乡，老母独居乡下，不知吉凶。二位领导催我回去，不通公路，绕道邯郸，到邢台已经凌晨两点，地委大院灯火通明，一片忙乱。办公室转告，老母托人到任县打来长途电话，说震中在县东北，我家在县西南，平安无事，防震棚也搭好了，让我安心工作别回家。父亲早年牺牲，我们母子相依为命，母亲事事想在儿前，让我很感动。由自己的母亲想到灾区更多母亲，不等天亮就爬上救灾的卡车。
车队向东北急驰，车上人谁也不说话，能听见彼此紧张的心跳。邢家湾下路往北，车在频频余震中颠簸、跳动，车尾的人不断被甩下来。进入隆尧地界，眼前许多纵向地裂，一两尺宽，喷水冒沙，井水外溢，一片泥泞。弃车爬上滏阳河堤，河道没了，两边大堤挤压在一起，合成一道土梁，土梁又被一条条地裂切断，上下错位一两尺，咬牙切齿的样子。河上几座桥还在，已是面目全非，桥墩倾斜，桥面移位，岌岌可危。
计算行路时间，目的地应该到了。可是眼前没有了村，马栏、白家寨、任村、栆坨四村变成一片逶迤的丘陵。走近看尽是土堆瓦砾，梁柱门窗横躺竖卧，箱柜桌椅东倒西歪。马栏村只剩下半截土墙，好像坟场上一块残碑，上千人的村庄震亡300人，白家寨灾情类似，全公社死亡4628人。任村一块地基条石枕在一道大裂缝上，人们说最初张开五六尺，喷出水柱一丈多高，一头牛两头猪掉下去，连叫唤声都没传上来。看表上午8时，太阳没出，阴天沉重地压下来。活着的人个个灰头土脸，面无表情，急着挖人挖粮，十指滴血。只有大大小小的树木还挺立着，在寒风里摇曳，窸窣窣，哗啦啦，替人唏嘘、哀嚎。
这里是黑龙港流域，盐碱地夏天水汪汪，冬天白茫茫，种一葫芦打两瓢，如今更是霜上加雪了。废墟死一般寂静，听不见哭声，连鸡犬也都惊哑了。不到24个小时，突然鸡叫了，狗咬了，告诉人们救星来了，工作队、**、医疗队都来了。匆匆人流中见到了县委书记张彪，我父亲的一位战友，正忙着组织人员，分发空投的馒头、大饼。发了多半天他自己没沾上一口，下令外来的干部不许与民争食。天快黑了，听到我肚里咕咕叫，他让我跟他一道回县城。城里房屋也倒了七八成，他把我安排在防震棚里，急匆匆走了，说中央首长要来。他半夜回来把我叫醒，显得格外兴奋，大声说你猜谁来了，我们的周总理。
张书记眼含热泪说，3月8日凌晨，忙绿一天的总理刚刚躺下，地震了。这是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地震，总理如临大敌，核实情况，召开紧急会议，布置一番后，9日上午便乘专机赶到石家庄，听完省委和驻军领导汇报，就要亲赴灾区。总理劝说随来的地质部长李四光先不要去冒险，知道他血管瘤严重。晚上9时半到冯村火车站，乘驻军的吉普车直奔隆尧。地震指挥部设在县招待所，城里剩下的唯一的三层楼房，砖木结构。电路震坏了，会议在昏暗的马灯下进行，总理坐在一条旧沙发上，一字一句地询问，不断插话。期间发生强烈余震，墙体摇晃，门窗嘎吧吧响，墙皮开裂，白灰纷纷落下，大家惊慌失措，劝总理出去躲一躲。总理连眉毛也不动一下，坐在原地稳如泰山，镇静地说：“不要紧，大家要沉住气。这座楼是新盖的，它要是倒了，群众的小屋不都平了？继续开会。”掌握基本情况后，总理要求：“今明两天把灾情统计好，给我汇报。一个星期把秩序恢复起来，转入正常的生产救灾。”11时会议结束，总理摸着黑原路返回石家庄。
第二天，我随张书记又回到白家寨。听说中央首长要来慰问，群众纷纷赶来，打谷场聚集2000多人。我在穿公安制服人中发现了赵行杰，他时任县公安局长，是我去年在那里搞四清时认识的，曾是周总理的警卫员。我心里暗想，八成周总理又要来了。下午3时，一架直升飞机降落在白家寨田野上，果然周总理出现在舱门口，没戴帽子，没穿大衣，只着一身青兰制服。他走下舷梯。他头发和衣角被寒风吹起，踏着残雪向群众走来，握着白家寨公社书记杨世英的手问：“你多大岁数啦？”“43岁。”总理说：“记得抗日战争吗？八年抗战我们打败日本鬼子，那是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次是地球底下的敌人，要和地球底下的敌人作斗争。”这句话说得非常坚强有力。
看到总理就看到了亲人，灾民们脸上立时阴转晴，干涸一天多的眼里又涌出泪水，争先恐后想和总理握手。总理善解人意，绕场一周，频频招手，当即说开个群众会好。事先准备不足，没有桌子，赵行杰急中生智，让**找来两个盛救灾物资的木箱，拼成一个讲台。群众立刻静下来，前排坐下，中间蹲着，后排站着，我个儿高，自觉站在后面。要讲话了，总理又发现方向不对。安排他面朝南讲话，一个人背风，群众就要喝风，他立刻绕到会场后边，让大家向后转，转了180度。这一来倒让我沾光了，后排变前排，看得更清楚了些。比起三个月前，在北京开青年作家会接见时，总理显得苍老了不少，都是这可恶的地震闹的。
“同志们，乡亲们，你们受了灾，损失很大，毛主席让我来看你们。”总理面向北方，任尖利的寒风夹着雪粒、尘土打在脸上，因为话音要与风声较量，嗓门一再提高，显得有些沙哑。最后还是风认输了，渐渐地平静下来，和群众一起听总理举起拳头呼口号：“奋发图强，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发展生产！”两千群众站起来，高呼十六字方针，气势排山倒海。
会后，总理踏着断续的余震，爬上高低不平的废墟，低头走进老农王根成的防震棚，摸摸棉衣，按按棉被，心疼地安慰、鼓励：“你是老党员，要带头干，还要教育好娃娃，鼓起干劲，重建家园。”总理接着慰问军人家属于小俊、民兵连长国永录等7户，临出村，第三生产队队长国振清，用粗瓷碗从水桶里盛了一碗凉水递给总理，总理接过来一饮而尽。直到太阳快落山了，总理才离开白家寨。没想到仅隔12天，邻县宁晋、巨鹿又发生了7.2级地震。4月1日，周总理又第三次来到现场，一天内连续视察了5个受灾村庄，在何寨防震棚里还碰上了作曲家劫夫和诗人洪源。
几天后，一首名叫《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歌曲，在邢台地震灾区诞生，并迅速传遍全国。四句歌词不完全是创作，是从群众大会发言和四清工作简报上摘录、串联起来的。但是确实代表了地震灾区人民的心声，充分表达了人民领袖和广大群众的关系。乐曲优美动听，百姓喜闻乐见，隆尧人听了尤为亲切。几十年了，我几乎还天天唱它，希望总理在天之灵能够听到。

作者简介：尧山壁，中国散文学会顾问，河北省作协原主席。

周恩来和国清寺
天 村

年初与北京一位文化人士漫谈，话题突然进入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尚在“文革”时期的1973年，是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下重生佛光。事情大致是这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于1972年来华访问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到日本国佛教“天台宗”的祖庭——浙江省天台山国清寺朝拜。原因是田中角荣和他的母亲都是“天台宗”虔诚的佛**，访问中国前，田中角荣的母亲千叮咛万吩咐，一定要代母亲到浙江省天台山国清寺朝拜祖庭。当时周恩来总理对浙江省的天台山、天台宗与国清寺还不怎么了解；但是，周恩来总理是一位智慧卓越人士，他深知国内正在搞“文化大革命”运动，估量到国清寺一定也是逃脱不了“文化大革命”狂潮所带来的不幸灾难。所以，当时周恩来总理高度机智而婉转地告诉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说：浙江省的天台山国清寺正在整修，待修好后，首先邀请田中角荣前去朝拜祖庭。田中角荣虽然听后略带遗憾，可仍感到非常兴奋，满怀喜悦，深表对中国总理的感激之情。
田中角荣回归日本国后，周恩来总理旋即叫国务院工作人员去了解浙江的天台山国清寺情况，要求把整修国清寺作为中日外交大事来抓紧办好。国务院立刻派外交部和宗教局的共四位组成一行人，来到浙江省天台山国清寺了解情况。确实如周总理所判断的那样，经过“文革”浩劫之难，国清寺已经是面目全非。那是1968年12月3日，天台县革委会派“工宣队”80多人进驻国清寺，彻头彻尾地大搞“破四旧”，捣毁砸烂国清寺的全部佛像。“工宣队”先把和尚全部集中在妙法堂，把方丈澹云押到县群众专政指挥部，说什么方丈和日本人通信（他们通信是公安部备案的），把方丈当作“日本特务”；说什么敌台和武器放在“鱼乐国”放生池池底，特调来消防队的消防车把“鱼乐国”放生池水抽干，将池里的鱼捕吃个精光。就这样，国清寺里的大小佛像、各种供器，甚至连僧人用的大铁锅等日用品都被充当“四旧”，敲碎、砸烂。
县革委会派去的“工宣队”，觉得和尚们没什么大不了的本事，就“下令”解散僧人，除掉“国清寺”。可贵的尚有近50名和尚，皈依佛祖虔敬有加，发了“毒誓”：“死也要死在国清寺里，和佛们倒在一起！”看到这种壮烈的情景，“工宣队”只好把不肯散去的和尚组成一个国清生产大队，办起了养兔场、养猪场等。和尚们养成的每只猪大多在500斤以上，全卖给县食品公司调换素油票；养成的兔毛质量在浙江全省小有名声。
外交部和宗教局四位同志了解到国清寺的真实情况，回到北京后，外交部和宗教局联合于1973年3月13日向国务院递上《关于整修天台山国清寺等问题的请示报告》。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国务院于1973年3月24日下发了国发〔1973〕34号文件《国务院批转外交部、宗教局关于整修天台山国清寺等问题的请示报告》。外交部和宗教局还将此文件抄送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国家计委、外交部、公安部、财政部、北京市革委会和浙江省革委会。
浙江省革委会接到国务院〔1973〕34号文件后，立即成立了国清寺整修委员会。台州地区革委会和天台县革委会也迅速组成了国清寺整修委员会及具体办事机构。天台县负责整修工作四人一行到北京，在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先生的帮助下，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北京市文管处等单位选准国清寺需要的若干尊佛像与若干件供器。省革委会对此于1973年6月9日向国务院呈上《要求调运北京部分佛像的报告》，全文如下：
我们接到国务院批转外交部、宗教局关于整修天台山国清寺等问题的请示报告后，立即召集有关部门和有关地、县的负责同志进行了讨论和研究。天台县委根据国务院和省委的指示，对国清寺如何整修进行了调查，并制定了整修方案，建立了整修国清寺的组织，现正在着手筹建整修。
佛像问题，经我们派人去北京实地察看，已选中了部分铜质佛像，望国务院批准调运给天台山国清寺。
当否，请批示。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三年六月九日
就是这样巧合，浙江省天台山国清寺佛光重生，功缘全在于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我们知道，那时正处“文化大革命”内乱时期，被破“四旧”捣毁的寺院，要让佛国重新生辉，周总理是凭他的大智慧与高魄力，顶住一定的思想压力，机智地促成的。这不仅是北京的文化人士这么说，浙江的相关人士也这么认为，没有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国清寺不可能在新时期之前得到整修而重生佛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交接几年，我多次到国清寺去拜访曾任坦头镇中心小学美术老师的齐名治先生，他是当年天台县国清寺整修委员会成员之一。我清楚地记得齐老师说，国清寺在“文革”时期就得到整修，使国清寺佛光重生，这与周总理的直接关心是分不开的。
中国的“天台山”有十余座，浙江天台山是独领**的。浙江天台山是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国清寺则是日本国天台宗的祖庭。日、韩各个宗教派系均奉浙江天台山国清寺为祖庭；还有美国、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等数十个国家佛教都在传播、弘扬中国浙江天台宗教义。这使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在世界佛教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非同一般。假设一下，若我们返回到“文革”那个时期去作一番思想观念思索，让“国清寺消失”，让所有“和尚消失”，今日浙江天台山会成为什么样的风景呢？若没有周恩来总理以远大的眼光，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代替他的母亲个人，要来浙江天台山朝拜天台宗祖庭国清寺一事，提升到中日两国建交大事上来观望世事，立即把在“文革”中近乎“消失”的国清寺重新整修，并掀起从北京开始，一路下来，到杭州，到台州，到天台山的“全线”都来关注浙江天台山国清寺重生佛光，那是多么的气势恢弘，令世人瞩目啊。

作者简介：天村，作家，浙江台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员。曾获《中国作家》全国文学作品征文一等奖，中国作协文艺报“作家论坛”优秀作品一等奖，中国散文学会“散文精英奖”之卓越成就奖，人民文学杂志社优秀散文奖等荣誉。

赵日超

周总理签发的任命书
赛自泉

2016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四十周年的纪念日。这天早上8点，家住南京的小舅把印有周总理亲笔签名印章的一份任命书拍成照片，写了一段情深意切的文字发到微信朋友圈上。到下午4点，此微信点赞量和评论量达到117次、57条。如此轰动，有谁能想到这份1955年9月16日发布的任命书，成了我们的传家宝。
任命书的主人是我的姥爷徐一山，1955年至1959年任江苏省人民委员会人事局第一任局长。姥爷此生最珍视的就是这封任命书，他在世时，一直是放在木匣子里，存在书柜中。因为珍爱，姥爷很少拿出来示人，生怕被损坏。姥爷去世后，任命书原件就传给了小舅，小舅又把它拍成照片，传给我们每一位家庭成员，以做永久纪念。
至于江苏省人民委员会人事局局长的任命书为何会有周恩来的亲笔签名？这与江苏省人民政府的历史沿革有一定关联。1952年11月15日，苏北人民行政公署与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合并组建成江苏省人民政府；1955年2月改为江苏省人民委员会；1968年3月改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1979年12月撤销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恢复为江苏省人民政府。
姥爷1937年参加天福山起义，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组织发动青年参军和募集粮食。1938年9月至1949年3月在山东省参加地方党的工作，曾任招北县（今山东招远）县委书记。后随军南下，1949年5月至1955年9月在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工作。历任苏南区党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江苏省昆山县县委书记；苏州地委组织部部长，副书记。1955年9月16日颁发此任命书时，由于苏北人民行政公署与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合并组建的时间还不长，当时江苏省人民委员会的各个机构的局长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任命。任命书上有周恩来的亲笔签名顺理成章。
一
姥爷原名徐承之，参加天福山起义后为永远纪念天福山而改名徐一山。姥爷1913年7月16日生于山东省文登县口子乡下河村（今威海市文登区大水泊镇），姥爷的爷爷在当地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教书先生，家境较好；而到了太姥爷的那一辈，由于太姥爷36岁时英年早世，姥爷是老大，下面有一个小8岁的妹妹和一个小14岁的弟弟，家道慢慢中落。
1935年中共胶东特委发动了“一一四”暴动。这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在胶东地方党的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和积极的意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姥爷接触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革命，后来又参加了天福山起义。
天福山起义时，姥爷吃了很多苦。那时姥爷家中只有半亩地，两间半房子。天福山起义时，大舅只有4岁，妈妈不到两岁，姥姥是小脚女人，家中的活计谁也帮不上忙。而姥爷准备起义时，是地下活动，表面是做买卖，实为掩护身份。
天福山起义前后，周围村的党员开会都是在姥爷家。这是因为姥爷家地理位置特殊，姥爷家住的是三进房子的最后一进，而房子的后面就是山。为了行走方便，房子中间的一间有个大大的后窗，开窗后就通向房后的一片小树林。至今房屋虽破败不堪，但还留有几十平方密密麻麻的福海棠花小树林，姥爷的乳名就是根据福海棠花来的——福海，也许冥冥之中姥爷就与周总理有了联系。
天福山起义后，姥爷在村中把抗日的火种点燃后，就和威海起义的部队一起西上。姥爷先是在北海武工队任政委；1942年前后任栖霞县委组织部长。后来，又到西部的蓬、黄、掖地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1949年初姥爷在南下之前回老家看了看，主要是取文件。文件藏在老家第二道门屋子（过道）旁边一间柴房的墙中，那时的墙都是土墙，用墼垒成的，厚厚的墼像长城砖一样，姥爷当年把墙中间的墼顺着烟道拿出一排，然后放进文件，再找泥土抹平。取文件时我妈妈10岁，亲眼看着姥爷拿出文件，有很多。
二
小时候就常听母亲说起姥爷当年打鬼子的故事，说姥爷参加了山东省著名的“天福山起义”，还是组织者，他虽然个子不高，但作战勇敢。姥爷转到地方工作后更是热情不减，因为为人正直，不徇私情，“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江苏省政府第一批被“打倒”的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然而，姥爷**后不计前嫌，又以更高的热情战斗在工作岗位上。就是离休后也时时不忘党的培养，每次来信，都嘱咐家人，要好好工作，相信党，不要**。
记忆中第一次见到姥爷是1970年，那年姥爷已准备去江苏省“五七”干校了。这个学校是文革时期新出现的，许多人去过干校，也有“下放”的。当时让姥爷下放，下放到哪儿去呢？很多人都选择回老家，由此姥爷先回老家看看。然而，后来姥爷不愿回山东文登老家了，原因是当年姥爷在家乡闹革命时，杀了地主，而地主的孙子此时当上了“县太爷”。姥爷过江后曾在苏州工作过，那里地熟，人也熟，因此决定去苏州。然而，有一天彭冲悄悄到姥爷家来了。大人关上门在里面说话，当时还是个孩子的小舅把耳朵贴在门外的钥匙孔偷听。只听到彭冲好象在发脾气，他生气地说：“你们都走了，谁来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接着，他们好象在商量着什么……这样姥爷就没有下放。但不久，姥爷的家就被抄了，姥爷也去了“五七干校”。
三
姥爷对党忠城，在年过九旬时，还一次向中央组织部交纳5000余元的党费，然而却从没有给家在农村的子女分文。“文革”前后姥爷一直在江苏省劳动局工作，这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个有职有权的好单位。但我们在农村老家的8个孙辈子女，一个都没有安排。
1974年，小舅高中毕业。那年头高中毕业是要下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因为小舅上学时军训摔断了右臂，再加上舅舅、大姨都当兵，不在南京，所以他才留的城。
小舅在家等待近一年之后，终于被分配到科巷菜场工作。卖菜的工作是很叫人看不起的，很多人都不愿意站柜台卖菜，怕遇到熟人难堪。菜场就在姥爷家旁边，只要一分半钟就可以走到。到了菜场，使小舅感到最欣慰的是，周围的师傅们对他都很好，没有一个歧视这个“狗崽子”的。
后来，有很多人都从“五七干校”回来了。姥爷被审查的时间最长，在审查期间，姥爷得了严重的胃病，胃大出血，差点送命。
终于有一天，姥爷被**了，在江苏省委当顾问。这时办事处主任和菜场主任都成了姥爷家的常客。有一天菜场主任对姥爷说：“快把你儿子调走吧，成天有那么多领导到小众（小舅的小名）那儿买菜，给我们的压力很大呀！”姥爷听了很生气地说：“别人家的孩子能在菜场干，他为什么不能在菜场干？！你们要给我看好他，要他老老实实在菜场干，而且要给我好好干！”之后，再也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说要把小舅调走的话了。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 小舅考上了大学，这才离开了菜场。
更为甚者，八十年代初，在农村的表哥表姐中学毕业后，分别到南京想找姥爷安排个工作。那时姥爷**不久，有职也有权，甚至姥爷的一些老部下都为表哥他们找好了工作，但还是被姥爷挡了下来。
姥爷一生俭朴，从不注重吃穿，家中没有装修。记得有一年我陪母亲到南京钟山干部疗养院去看姥爷时，虽然听不见我们的声音，但老人别提有多高兴了。一次我扶姥爷去卫生间时，姥爷让我拿张草纸（姥爷嫌卫生纸贵），我顺手拿了一张，哪想姥爷猛地摇头，脸色也严肃了起来，并示意我撕开。当我将那张只有32开大小的草纸，撕下一半再给姥爷时，姥爷的脸上这才有了笑意。姥爷写信，从不用买的信封，他总是将别人用过的信封翻过来再用。姥爷在物质上没有给我们什么，但在精神上却给了我们许多。
在姥爷的教育下，大舅到部队后硬是凭着自己的努力干到了正师职的位子；而小舅也从一个卖菜工人，成长为江苏省广电总局的双十佳主持人。至于我们家在农村的孙辈子女，也都靠着自己的努力，个个事业有成。
姥爷2011年去世，在周围人心目中，姥爷一生耿直；一生敬重周总理，他生前最爱抄录周总理的诗句。周总理的魅力和人格感染了姥爷一辈子，也深深感染了我们后代，一份特殊的任命书就是最好的说明。

作者简介：赛自泉，笔名：清泉。现就职于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委党校。威海市环翠区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威海市环翠区军事志》主编、《中共威海环翠历史》（第一卷）编辑。现任《中共威海环翠历史》（第二卷）编辑。

赵日超

文渠从周恩来故居门前流过（歌词）

汪国玖

文渠从周总理故居门前经过，
清清的流水像唱歌又像诉说，
唱伟人童年说无限快活，
唱着说着那难忘的朝朝暮暮。

大鸾在渠中洗澡在渠边钓鱼，
大鸾的梦境里有文渠的柔波,
大鸾从这里到河下古镇去玩耍，
大鸾从这里去清江浦看外婆.

文渠从周总理故居门前流过，
清清的流水像唱歌又像诉说，
唱千古丰碑说万世楷模，
唱的歌儿说的话儿千箩万箩。

文渠的歌就是故乡人民的歌，
文渠的话都来自故乡人心窝，
文渠的思念就是故乡人的思念，
千年万年无穷无尽无止无休。

轶名

两件“小”事
卢咸池

    周总理在世时，我父亲卢嘉锡一直在福建工作。但是父亲也亲身受到周总理的关爱，有

两件事让他铭记终生。

    “你是卢嘉锡同志吧！”

    父亲早年留学欧美。1945年抗战刚胜利，他就满怀“科学救国”的理想和“重建昇平”

的愿望，放弃国外优厚的生活待遇和优越的科研条件，毅然回到满目苍夷的祖国，被聘为厦

门大学化学系教授、系主任。那时他刚满30岁。1949年10月厦门解放，他又先后被任命为厦

门大学理学院院长、副教务长。看到“报效祖国”的大门向自己敞开，他确立了“跟共产党

走，建设新中国”的信念。1953年3月，经陈村牧、陆季蕃介绍，父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

友党——中国农工民主党。1955年他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现称院士），当时

他还不满40岁，是最年轻的学部委员之一。
    解放前，父亲在南方读书、任教，最北只到过南京、上海。1953年，父亲参加教育部会

议，第一次来到新中国的首都——北京。1956年春夏之交，父亲又到北京参加制定我国十二

年（1956—1967）科学发展远景规划。
    周总理十分重视规划制定工作，有关领导向他汇报科学规划制定设想时，按“任务规划

”提出了几十个中心课题。周总理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亲切而又郑重地指出：要发展科学，

单纯从任务出发是不够的，还应当从学科方面出发嘛。总理建议，是让每一个学科组，比如

数学的、物理的、化学的等等，都能提出好的中心课题。这一指示传达后，父亲既欣喜又惊

讶：总理不是搞自然科学的，但对发展科学的事却说得那么切中肯綮！看来，管理国家大事

的周总理，对科学管理也在行！他兴奋地说：“政治家和科学家都要看得远一些，我们能谈

到一起！”
    这天，父亲在北京饭店乘电梯。突然电梯门开了，进来一位中等身材的人。父亲一看，

是周恩来总理！更让父亲没有料到的是，周总理微笑着对他点点头，亲切地说：“你是卢嘉

锡同志吧！”父亲的心受到了强烈震撼：自己是学部委员中的“小字辈”，又工作在遥远的

南方小城，从未与总理单独晤面过，现在第一次偶遇，日理万机的总理不但热情地与自己打

招呼，而且叫出了自己的名字！父亲对总理的崇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感到自己的心与党贴

得更近了。
    参加科学规划会议回到厦门几天后，1956年6月30日，中共厦门大学化学系支部大会讨

论通过了父亲的入党申请。第二天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35周年纪念日，《厦门日报》头版刊

登消息：“科学家卢嘉锡光荣入党”。

    “立即解放、安排工作！”

    1957年2月，周恩来总理签发任命书，任命父亲为厦门大学校长助理。1959年父亲又担

任了厦门大学副校长。1960年，他担任新创办的福州大学副校长。在主持福大教学科研工作

的同时，他率领几十个年轻人，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几年奋战，创建起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

结构研究所。
    但是，正当父亲正准备全心投入科研之时，“文革”浩劫突发而至。作为物构所所长、

全所唯一的高级专家，父亲也不能幸免。他被“扫”进了“牛棚”，“走资派”、“资产阶

级学术权威”、“特嫌”，一顶顶帽子戴在头上，被迫每天扫楼道、刷厕所，挨批斗、写检

查、遭训斥，身心疲惫、深受摧残。1969年深秋，他的境遇突然明显改善：不用再扫厕所、

挂牌挨斗，允许他坐着接受批判。没有说明任何原因。后来又让他去工厂帮助搞工艺革新、

给工人讲“优选法”。虽然还不能直接从事自己魂牵梦萦的化学研究，但这在当时已经使他

十分欣慰了。为什么会有这个 “突变”？心中的“谜”一直到“文革”后才解开。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父亲以台湾省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大会。3月23

日，分管科学技术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特意到台湾省代表团参加

讨论。方毅同志语重心长地对坐在身边的父亲说：“你能有今天，这可是周总理给你保下来

的呀！”原来是周恩来总理“文革”中一次接见来华访问的美籍华人科学家、父亲当年留学

美国时的同窗好友，其间他提到了父亲的名字。总理记住了这件事，会见后立即让秘书了解

了父亲的状况，并亲自打电话给当时的福州军区副司令皮定均将军指示：“立即解放、安排

工作！”当父亲知道是周总理在自身处境十分艰难的环境中出面“保”了自己时，不禁热泪

盈眶、言语哽咽！他特意把李白名诗《赠汪伦》的末两句改为“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周公

对我情！”以此表达对周总理的感激、怀念之情。

    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从上世纪80年代起，父亲先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农工民

主党中央主席，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七、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以周总理为榜

样，献身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领导工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
    2001年6月4日，父亲因病逝世。在为他准备后事的时候，厦门市有关部门曾表示愿意提

供一块墓地。但我们兄弟姐妹了解到，该处已划入市政建设规划之中，“决不能与国家建设

争地盘！”六弟提出：“学习周总理，将父亲的骨灰撒海！”是呀！父亲一生最崇敬周恩来

总理。周总理生前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身后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周

总理临终前还牵挂着宝岛台湾。父亲生前也曾多次说过：“我的父母来自台湾，我生长在福

建厦门，海峽两岸都是我的故乡。”我们兄弟姐妹经过商议，决定将父亲的骨灰撒放在台湾

海峽，让他永远生活在海峽两岸土地和亲人们的怀抱之中。我们的要求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首

肯。6月11日，父亲的骨灰由海军舰艇护送，经过鼓浪屿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巨型塑像前，经

过他多年工作学习过的厦门大学海滨，撒放在台湾海峡最西端的厦门－金门－大担海域。
    光阴似箭，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40多年了，但他永远活在亿万人民心中。周总理

对父亲的关爱，将永远激励我们兄弟姐妹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作者系卢嘉锡次子，北京大学党委统战部原部长）

五味人生

欣赏各位大作。祝贺各位大作发表。

五味人生

好作品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