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在清王朝终结期间，有俩位主官值得一说。
一位是熟悉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熟悉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都知道的，时任四川都督赵尔丰，满正蓝旗人。
1903年9月，清政府为推行新政，允许民间集资成立铁路，矿务公司。川人鉴于蜀道难，“要想富，先修路”的理念，在成都设立“川汉铁路公司”，由川人集资入股，修一条四川万县至湖北宜昌的铁路。1911年，清政府宣布川汉铁路路权收归国有，不偿还路款，所持股票参与国有股份。这对川中百姓，尤其是中上层商贾士绅是很大伤害。遂群起抗争，继而成立了四川保路会，发动全川罢市，罢课。初时还仅是争路权，要路款。无奈的是已经摇摇欲坠的清政府，拒不让步，时任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日渐风起云涌的川人抗争中，先是拘捕了保路会首领多人，继而又对游行请愿的人群喝令开枪狙击，致死伤无数，酿成血案，终使矛盾彻底激化。导致武装斗争的烽火燃遍全川。清政府获知消息后，调派湖北新军日夜兼程入川，武汉空虚，终酿成了武昌起义。这就是辛亥革命。这一革命直接导致了清政府的终结。末代川督赵尔丰后来在成都被初时的保路会，后来的革命军捕杀。短短时间，一场争路权，不给。要路款，不给。结果是给了政权，给了性命。
与赵尔丰同期的还有一位成都主官，叫玉昆，满镶红旗人，1909年由凉州副都统升任八旗驻防成都将军。（相当于现今的军区司令官），据传这位将军举止沉稳，态度雍容。他思想开放，目光敏锐，顺天应时，敢有作为。
清末，八旗军驻防制与大清朝廷一样，已呈现出种种衰败之象，面临民主，立宪的改革大潮，世代不务农，不经商，享受财政供养的八旗家属子弟，面临皇粮断炊，生活无着的风险。玉昆将军为成都数万旗人将如何适应这一瞬间变化的时局深感忧虑。
成都建城即有大，小城区域之分，大城为主城，商贾住户密集，小城亦称少城，为城郊之地，清末是八旗军驻军营地，附有满蒙旗人居民区，地广人稀。一日，将军登少城城楼，看着大城内车来人往，雍塞噪杂。再看少城，人烟稀少，林木繁茂，金河两岸清溪竹林，风光娟丽，思绪油然而生，决定为旗人生计，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打造和发展第三产业，辟出一地，设公园娱乐场所，开茶肆，酒楼，招徕大城人前来游览消费，何愁旗民无生计。决心下定，玉昆把将军衙门旁的部分官地，及正蓝旗军的部分马棚，仓库，操场，连同附近的水田，菜地和旗民的一些住宅地，规划成建造公园的园址，还引金河水蜿蜒曲折贯串公园，栽花种草，广植林木。修楼，堂，馆，亭，由旗民在园内开业谋生。经一番努力，公园在1911年春建成，玉昆将军亲题“少城公园”。时为中华国人所办第一公园。其时园内游人渐旺，酒肆茶楼人头攒动，生意兴隆，京戏唱罢，川剧开锣。原先的无业旗民初涉商道，尝到了自食其力的甜头，从此衣食有源，解决了变革后旗人的生存之道，也为后人留下了一处精美的文化遗产。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位满人成都将军，在1911年掀起的四川保路运动中，表现得开通明理。首先他不赞成总督赵尔丰对群众诉求所用高压手段，继而反对并阻止捕杀保路运动及立宪派的几位领导人，认为这几位都是地方有名望的士绅，争路权，要路款属经济纠纷，应协商解决，并非叛逆，力主释放，使得这些后来成为新政权执政的革命党人，幸免一死。也为后来成都的和平过渡创造了条件。避免了满汉阶层的流血纷争。
辛亥革命，成都成立新政府，因有玉昆将军大义明理且有保护革命党人事在先，遂几经斡旋，军政府厚待满蒙旗军及家属，其中重要条款有：所有房产，一律发照颁证，许其自由买卖，再拨款项，安抚部分满人困难群体，终使旗军缴枪，成都和平易帜。
如今的成都少城公园，解放后改称人民公园，几经扩建，已是成都市中心的一块宝地。喧嚣闹市中的林园，百年古树名木荫森，亭台楼阁雅致，小桥流水清新。百年老茶馆尚在，遍布林苑每处的树荫下，亭台前，水榭边，曲径旁的茶座，几张藤椅，一方小桌，青花瓷盖碗。人们闲了在此消遣，累了在此歇息，烦了在此静心，甜了在此品味。生意商榷，业务攀谈，老人静观世间百态，青年呼朋唤友，憧憬未来。一只靠背椅安抚身心，一盏盖碗茶涤荡心菲。这就是成都人生活的一个剪影。也许是玉昆将军和当年满蒙贵族留下的生活遗风。
成都人爱茶馆，爱喝茶，象是一种嗜好，也是一种传承，它淡定淳朴，自然和谐，贵贱无别，老少皆宜。世界宜居城市和幸福指数排在前列的成都是当之无愧的。
如今社会，注重文化内涵，崇尚历史人文典故，千方百计打造景点建设。公园里有一座四川保路运动纪念塔，历经百年，透出厚重，深沉。公园也应有一碑一亭，甚至可以有玉昆将军一塑像，既叙了公园的历史起源典故，还可启示世人：官不可与民争利，当为大众谋福祉，民不应与官谋权，寻得富贵享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