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恒足
江鸣歧先生是我一生中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使我受益终生的恩师。我毕业后分到外地工作,又过早地脱离教育岗位,在其后的近半个世纪中,与他竟无一面之缘。但他那“江南才子”特有的风度和超凡才华给我留下的美好印象,愈久愈深,终生难忘。
江老师出生在安徽黄山岩寺上渡桥,自幼酷爱自然,迷恋绘画。他1952年南京大学美术系国画专业一毕业,被分配到淮安师范做一名美术教员。淮安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是周恩来总理的故乡,也是苏北革命文化的摇篮。淮安师范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革命老区兴办的第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它的前身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培养过大批革命知识分子的阜淮联师和盐阜区师。这种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苏北人民追求文化翻身的强烈愿望和新中国人才匮乏的严峻形势,令这位立志报国的热血青年决心在这里扎根,当一辈子美术教师。从此,他便潜心中师美术教学研究,探索适合苏北特点的教学路子。为适应苏北农村特点,他坚持把黑板画训练作为一项基本功来抓,让学生在黑板上反复临写、添画、背画、改画、出板报。寒暑假期间,他经常以一个志愿者的身份到各县巡回讲授版画艺术,为苏北农村学校的美术教学造就了大批人才,让大众化、现代化的艺术之花开遍江淮大地,结出丰硕之果。
人生无坦途。他一生坎坷,历尽艰辛,但始终没有动摇过做一个好教师的坚定信念,即使在教师地位非常低下的日子里,仍然坚守着知识分子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这期间,他的朋友和学生曾多次要帮他调到省城工作,省画院也约他去供职,他都一一辞谢了。“文革”中,他屡遭迫害,被逼离开讲坛,但他一天也没有忘记过自己的学生,没有拒绝过任何一个向他求教的人。在那种“动辄得咎”“未敢翻身已碰头”的恶劣环境下,他常常置个人安危不顾,偷偷在“地下”为冒险求学的学生讲授,或是躲在“牛棚”里撰写论文。这股痴情和傻劲使他的家人吃了不少苦,但他无怨无悔。在谈到那些不幸遭遇时,他往往淡然一笑,随后用林则徐的两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来慰勉自己和家属子女。值得庆幸的是,这批“地下学生”,在改革开放春潮涌动时,一个个都是弄潮儿,成为当地的艺术骨干,有的还成为领军人物。他那些“地下论文”,在厄运过后,也全部得以公开发表。
国画是江先生酷爱的专业,他一直视为自己的生命,不管教学业务多么繁忙,不论政治环境多么险恶,也不问自己的健康状况怎样衰颓和家庭生活有多大的困难,他一天也没有放弃过国画的创作和研究。他一方面忠实传承傅抱石、潘天寿、陈大羽等恩师的艺术薪火,认真学习研究画坛新秀的创新之作,熔古今技法于一炉,博采众家之长,力求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另一方面,尽全力深入生活,与大自然对话,足迹踏遍江淮大地,游历祖国名山大川。这使他的作品揉北方的粗犷与南方的温柔于一体,熔江海之磅礴与平原之秀美于一炉,既充分表现出文化性,又充分张扬了个性。不但显现出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而且具有蓬勃的现代精神,形成独特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取向。在技法上,用笔大胆,色彩丰富,以写意见长,自然大气,无雕琢之痕、媚俗之气。呈现主与宾、虚与实、动与静、张与弛、疏与密等多种关系的协调融洽,使画面中的多种景物浑然一体,开合有度,气息充盈,表达了对人生的感悟,充满了对祖国的赞美和眷念。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点上,达到了近乎自然的完美。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江鸣歧先生的中国画是中华民族的黄山奇峰和江淮平原孕育的一朵奇葩。原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肖峰和张立辰、喻继高、杨建侯等大家名家对此均有高度评价。改革开放后,他的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展并获奖,有90多幅在报刊上发表;多家美术馆及周恩来纪念馆、吴承恩纪念馆都珍藏他的作品;许多作品还被作为礼品赠给外国政府和国际友人。他的名字也被收入《中国现代美术家名人大辞典》。
据说,凡醉人之画,惊世之作,皆是从作者心田涌出的真情。江鸣歧先生国画的魅力也来自于对故乡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情结。他忠于职守,又眷恋乡土;身在苏北,也心念黄山。几十个寒暑春秋,一时一刻没有忘记黄山童话般的山山水水,没有忘记家乡“桃花源中人”那样纯厚古朴的风情。在他经受种种难以忍受的劫难时,这种和母乳一齐吸进五脏六腑的浓浓乡情,给予他战胜一切的勇气和力量。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一张又一张、一遍又一遍地画家乡的山水。没有画室,趴在“牛棚里”画;没有纸笔,就用树枝在沙土上画,甚至用手在心上画。
1988年,安徽省黄山市文化局来函,邀请江先生回家乡举办个人画展,这是黄山母亲对久别子女的亲切召唤。接到邀请后,他非常激动,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遇。为了拿出丰厚礼品回报家乡父老,这位刚过花甲就鬓发染霜的游子,拖着重病之躯,日以继夜地作画、裱画、写题签,还让家属子女反复检点,惟恐忙中有错。由于准备得充分,画展办得非常成功,他的作品和人品都受到家乡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