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民牛
李仲英1917年11月出生于江苏省启东县,后逃荒讨饭到淮安,1941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乡长、区委委员、区委副书记、书记、县委情报站站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1951年9月任县委副书记,1952年兼任县长,1953年任县委书记兼盐城地委委员、淮阴地委委员,1956年任沭阳县委书记兼地委委员,1957年复任淮安县书记兼地委委员。其时,淮安正常年景粮食征购任务在6~7千万斤左右,1959年淮阴地委下达淮安县粮食统购任务12000万斤,并要求于当年秋收后全部上缴入库。同年年底淮安已发生粮食饥荒,就差饿死人了。李书记心如刀绞,带领县委部分人马到社队实地调查,忠诚党的“实事求是”作风,向地委书面报告,要求返回统购粮5000万斤,遭到地委书记的严厉批评,还带他去南京向省长当面“请罪”……此后,大会批,小会斗,逼得他患上精神分裂症,最后严重到不能工作,免除县委第一书记职务。他为民**,淮安少饿死数万人……
逃荒讨饭到淮安
李仲英祖籍江苏省启东县,世世代代是贫苦种地的农民,他在家乡念过二年私塾,后因兵荒马乱,经常跑“鬼子”反,奶奶小脚跑不动,爹爹李焕林就把她藏在锅炝里。那时全村家家东跑西散,家破人亡,人人提心吊胆,在死亡线上挣扎……这样的日子竟究跑到哪一天为止?李焕林内心便想离开这“祸害”之地,一天深夜他领着8岁左右的仲英及全家人逃出了启东,沿途乞讨。这天他们要饭要到阜宁一个地主家门口,那家地主不仅未给一口饭,反而唆使两条凶恶的狼狗咬上来,爹爹护着仲英,右腿被恶狗咬下一块肉,鲜血如注,染红了小腿及地面。为了生存,他仍带领全家人和几户邻居继续向西逃,最后,逃到苏嘴境内的废黄河滩,李焕林与一起同逃难来的几户主人商量,说:这废黄河滩有地可种,暂且在此落脚吧!
谁知兵荒马乱并非启东一处,淮安同样经常跑反,不得安宁。一跑反,李焕林便带领着全家人向总渠南的南季及阜宁南边方向逃跑。
苏嘴当地有个地主,娶九房姨太太,生了好多孩子。张季百分之八十的人家都租种他家的地,李焕林也是他家的长工。地主家有个惯宝宝,虽比仲英大好几岁,但他与仲英在一起玩得很投缘,两个纯洁的孩童竟玩出情感来,他要仲英到他家私塾去与他一起读书。因而,仲英便在地主家私塾又读了二年书。后来,地主家惯宝宝进城读书去了,再后来,竟混到淮安两淮办事处任起了主任。原来,他家与**陆军总长顾祝同家是亲戚。
仲英全家一方面在废黄河滩刨土种地,一边租种地主家的地,维持极其困苦的生活。“穷则思变”。后来,李仲英在地方共产党负责人的教导下,经常到村乡跑跑腿、开开会,进而召**议。有人举报:共产党骨干分子李仲英在那开会,快去抓捕他们!
地主儿子不同意,待仲英他们散会后,他找到仲英说:“你们开会我不抓你们,你要干就跟**,包你吃香的喝辣的,大有前途。”
“虽然我俩是尿尿和烂泥的玩友,但人各有志,你**的,**我的。”仲英拒绝了他。
在革命中成长
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吴乐群、王一香、张美璠见仲英爱憎分明,又极积肯干,很有组织能力,便与他讲革命道理,给革命的报刊书籍让他看,提高他的革命觉悟和必胜信心。在他们热心引导下,仲英革命干得更极积而卓有成效。1941年,他参加了地方游击队,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期,他与几位游击队员在复兴乡开会,被还乡团发现,一起围住他们的会场,将他们全部捆绑起来,送到石塘**据点去邀功领赏。
在被押送途中,他边向前行边动脑筋:绝不能让他们一网打尽,留下一个火种都是好的。于是,他边使劲搓拉绑他的绳扣,边向后边传话:都搓拉松绳扣,得跑即跑,留下星星之火,还可燎原。他趁押送他们的还乡团不注意时,快捷地向队后边移动,最终移到最后一位;经过大约一个多小时的挣弄,捆绑他们的绳索大都被他们挣松开了,但他们仍装着若无其事地前进。快到**据点时,他一声“跑!”几个挣脱绳索的游击队员快速向四面八方奔跑!弄得押送他们的还乡团“一手很难捂住天”,目瞪口呆。
李仲英跑出后,连转了几个弯子,过了三道河,浑身实在没有丝毫的力气了,最后昏倒在博里沟岸边……待天亮后,一位拾粪的老头在河边发现了他,放下粪兜,弯腰将手伸到他鼻孔处, 见他还活着,怜悯之心顿起。于是,老人将他背回家去,精心调养了几天,他身体恢复了,就立即回游击队,迎接新的战斗任务了。
律己举贤忧国民
家乡出了位开国总理周恩来,淮安人由衷地自豪,谁不想上北京去见见他?作为县委第一书记,理所当然地应该他去,可他总是律己举贤让别人去。1958年7月初,他首次举贤让副县长王汝祥去北京向总理汇报淮安农业生产及城市建设情况。同年12月,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淮安是先进单位,理应是他出席,他却举贤让县委副书记颜太发出席这次会议,并见到了周总理。此后1960年4 月,他又派县委副书记兼淮城人民公社书记刘秉衡去北京看望周恩来总理。最后一次是1962年,中央召开7000人大会,他让代理书记邵凤翥和县委副书记王纯高出席,并带去他对周总理的关心和问候。
人谓“胸无城府,光风霁月”“公而忘私,光明磊落”。李仲英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更是一位因坚持“实事求是”而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优秀革命干部。
1958年~1960年,这期间神州处处刮起“跃进风”,各条战线都“元帅升帐”“卫星上天”,仿佛真的“一日千里”,共产主义近在眼前。李仲英听到这些、看到这些,忧心忡忡,心想:这样下去,国家怎么得了,人民怎么安宁?他在县委常委扩大会上说:“要牢记周总理‘要说实话、实事求是、收多少就报多少、不要浮夸、不要说假话’的指示精神,为国家、人民说真话,办实事……”与会同志一致赞同并纷纷发言。王汝祥和刘秉衡两同志说:我们以前向总理报的粮食总产10亿、19亿斤都是浮夸的假话……
“你俩两次给总理报的不实产量,责任在我。”李仲英书记叹了口气,继续说:“大家都看到了,现在形势非常紧张,尤其农村,到处都有浮肿病,要引起高度重视……防止这种现象进一步扩大化。”
后来,李仲英书记因“实事求是”,在地委整风时,大会批、小会斗……他即使蒙冤受难时,仍忧虑着国家、想着人民。“饿死了人总不好。”李仲英痛心地说:“我们坚持了实事求是,避免了更多的淮安乡亲死于饥荒,就是把我批成稀巴烂,也值。”
李书记蒙冤受难,淮安百万人民都不服。老乡王汝祥跑到他住处说要写信给周总理,为他洗刷冤屈。
“告状,亏你想得出!”李仲英批评了王汝祥,继续说:总理那样的开国元勋,因反冒进还受到批评,他处境相当困难,你写信告状,不只是添乱,而且是为难他,不行,不行!
“这……”
“只要你们都没事,我一人扛着。"李仲英挥了挥手说:"无所谓!只是一想起那些饿死的老百姓,我心里就堵得慌,难受……”他说着,眼泪直流,再也说不下去了。
书记焉能搞特殊
共产党是解放全人类的党,共产党的干部更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李仲英牢记党的宗旨,更是身体力行的典范。他身为县委一把手,除去省地和本县开会外,几乎全在城乡调查,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起;一有空闲,就深入病残困苦人家访贫问苦,现场解决实际困难;每年春节前,他首先亲自领头,常委们分工带钱,深入农户访贫问苦,带去党和政府的温暖与问候,安排好民众春节生活。他处处想着别人,事事忘了自己,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书记,就可以高人一等,就可以特权特殊。
1949年春节前,苏嘴粮油管理所送部分乡干部每家二斤香油,他家是其中之一。他回家后发现此事,问香油是哪儿来的?老伴说:是乡粮管所送的。他责备老伴说:我们凭什么收人家这香油?赶快送回去。1953年春,全县掀起积肥**,他为培养大儿子李吉平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叫他和普通民众一起到淮城东门外搞积肥支农,吉平和民众一起集体吃饭,老老实实地干了三天。1957年春节前,一位亲戚送来一条大青鱼,孩子们看到都很高兴,他却叫妻子把这条大青鱼退回给亲戚家。1958年吃大食堂,他和群众一样,喝稀粥汤,食堂司务长悄悄地买点茨菇,煮给他吃,他不仅不吃,还批评了司务长,说:群众都吃上茨菇了吗?我书记不能特权特殊!同年**司令杜平来淮安视察,见李书记骑着自行车陪他视察,忙叫他上吉普车……杜司令回南京后,送他一辆吉普车,他自己不用,却给县委集体使用。他七个儿女及亲戚们,从来没有人以他名义办过一件事。他大姐姐家儿子,在淮安师范读书,家里经济很困难,想早些就业,几次上门请舅舅帮忙,安排个工作,他都用党性原则说服了外甥,结果还是没办。1978年,他长子李吉平副营转业安排到镇江市工作,后因故未去成;后来安排到洪泽船队任指导员,13年后通过别人关系才又调回淮安县粮食局下属面粉厂任副厂长。
1959年至1962年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整顿调整,大搞下放劳动。“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他带头动员妻子与大女儿桂美、二女儿李芳、二儿子锦标、三儿子李旭五人,下放到老家苏嘴公社张季村,和社员一样住在农村、一样下地劳动、吃大食堂……直到李仲英病重,县委才决定让他们全家回城。
1975年,他二儿子李锦标退伍回来,组织部门主动关心,他却推说要征求锦标自己意见。后来劳动局将锦标安排到经理部去开车。
1962年前后,李仲英书记骑自行车到岔河、仁河、黄集三公社协调工作,公社领导见他来,暗中准备好酒席,他却婉言谢绝,最后将饭菜分送给贫困户、军烈属们享用了。他却跑到群众家去啃玉米面饼,喝白菜汤。民众都伸大拇指说:这才是我们人民心目中的好书记!同年,虽然国家处于困难时期,却对十三级高干优待,粮食除正常供应外,每月还多给些面米.总务科将面米送去时,他不在家,当他回来发现面米,问这是哪里来的?夫人如数说出,他认真地说:这面米必须如数退给总务科.我们共产党干部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绝没有多拿多占的权利,我是书记更应该树样子!
天地同悲悼仲英
1960年,全县秋收即将结束,歉收已成事实,但征购任务必须完成入库。淮阴地委决定火速从淮安调出征购粮食5000万斤支援外地,在正常年景,淮安征购任务在3000万斤左右,而按淮安当时的实际情况,就连调出3000万斤都很困难。李仲英立即带领县委部分干部分别深入到好于渠北的渠南实地调查。他和几位随行人员来到曹甸公社,沿途到处都有饿民讨饭,惨不忍睹,都是自己的父老乡亲啊,他心痛、感到自己失职、有罪于人民。他回到县里连夜召开常委会,会上常委们议论纷纷,最后一致意见说:若真要调走5000万斤征购粮,淮安非饿死数万人不可。
“我要对淮安人民负责,”李仲英听完众人发言,流泪继续说:“一定要从淮安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我决定向地委如实打报告,要求地委削减3000万斤至4000万斤粮食的调购任务。”
地委孙书记接到淮安县委的报告,十分着急,当即赶到淮安,听取县委汇报。情况比报告更加严重,地委书记认真地说:“你们要顾全大局。”李仲英接着说:“我不能昧着良心来顾全大局。”地委孙书记严肃地说:“不完成征购任务,你这个书记怎么当的?”“我失职,我愿接受处分。”李仲英气急了也豁出去了,继续说:“可我不能不实事求是,为民**啦?!”“我不跟你罗嗦,你和我到惠省长跟前说。”地委孙书记火了,斥责地说。
当时,李仲英穿件老棉袄头,去见省长,总要像个样子,随手脱下棉袄换上办公室主任的皮上衣,跟着地委孙书记直奔南京。翌日清晨,惠浴宇省长接见他俩。听了汇报后,决定:从淮安调2500万斤征购任务,省里再补拨淮安1000万斤豆饼,以缓和淮安的实际困难。这时的他已患轻度精神分裂症,后来就连这2500万斤也无粮调出。1961年春,淮阴地委召开地委整风扩大会议,扩大到各县常委,号召揭露地、县两级领导的错误,大会、小会检查,接受批评(批判)。整风会议开了三天,就揭、批了李仲英三天,还未能过关,地委让他回淮安继续写检查,更加重了他的精神分裂症。同年免职养病,12月份,第一书记由邵凤翥代理。1977年11月21日,李仲英在南京工人医院走完了一生。淮安人民闻知好书记去世的噩耗,泪雨纷纷地哭悼。城里十万干部群众,亦主动膀套黑纱、胸戴白花,潮水般涌出,从西门大桥直到镇淮楼夹道迎接好书记李仲英的灵车从南京回家。
李仲英书记的灵堂设在工人大会堂,干群潮水般涌来,与他再见一面,向他遗体告别,再送他一程,火化后的骨灰安葬在烈士陵园
有副挽联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替党分忧,当浮夸浊浪袭来,甘作中流砥柱;
为民**,把道义良心守住,勇迎宦海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