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文学征文选登

赵日超

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文学征文选登

    为了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弘扬和宣传周恩来精神，中国散文学会等多家单位举办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征文活动。
     征文体裁：散文、诗歌
     征文要求：散文1500字左右、最长不超过3000字,诗歌不超过100行，征文作品择优推荐发表。
     征文时间：从征文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1月8日。邮箱:1165568832@qq.com


难忘，与总理的“偶遇”
魏青

几年前。父亲还健在。
退休后没啥事，我们都劝他学学周围的老人出去转转，人多处凑个热闹，但人家就是不为所动，就是喜欢宅在家里，摆弄那些当年的老粮票老布票老油票什么的，一副深入简出的样子。
一天，我确定参加一个征文，妻子问哪方面的，我故意卖关子，便说是关于一个大人物的，妻子一笑，“大人物？多大的人物，你见过吗？”我摇头。我说，“我没见过但我认识，不仅我认识，你也认识，不仅你认识，全国人民都认识。”妻子忙问谁？我说“周恩来”，妻子一脸愕然。
一向沉默寡言的老父亲正靠在阳台上眯眼晒太阳，一听到周恩来仨字，忽然挺直腰板来了精神，说到：你们说的大人物，我，见过。我以为老爷子在梦游，没有搭理他。心想，一个退休铁路工人，一辈子就知道敲洋镐，连天安门是啥样都没有见过，竟说见过周恩来，真是敢说。
但父亲却说我不是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我不仅亲眼见过，而且相隔不远。于是，父亲一五一十向我们聊起当年“巧遇”周恩来的经过。那时父亲尚年轻，是大修段里的一名线桥工，58年夏天暴雨连连黄河出现百年不遇大洪峰，父亲和工友们正在泺口黄河铁路桥上忙着捣鼓石砟，加固路基，桥下黄河的水势凶猛，冲得桥墩哗哗的响，这时十几位干部模样的人走过来，走在中间的一个人有些面熟，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只有在报纸上电影上见到的大人物这个时候会来到自己眼前。大伙都在紧张地忙碌，等那些人从他们跟前道间的石渣上一步步走过去，大伙才反应过来，哦，那不是总理吗，白色的短袖衫，两道浓眉，神情专注地注视着脚下的路基，和电影上报纸上的总理有些不太一样。总理也来关心着咱们的铁路桥哩，大伙的心都热热的。过后才知道总理是担心济南黄河铁路桥被冲垮，影响津浦大动脉，便顶着烈日来大桥视察。
“完了？”“完了。”“就这些？”“就这些。”“就没和总理说说话？”“没有。”“也没握握手？”“没有。”“合影呢？”“更没有。”
我“噗嗤”一声笑了，心想，老爷子唉，您可真逗！
我对父亲的话信少疑多。父亲的话如是真的，一个普通铁路工人，能亲眼目睹总理的风采，也算三生有幸。但一没有说话二没有握手连个照片也没有留下，空无佐证，怎能让人信服呢。再说，如此“抢镜”的事，以前怎么从来没听他老人家说起过呢。
父亲一脸肃穆，他说，那个年代不像你们现在，一个手机啥都解决了。那是什么年代啊，百业待兴，底子是那样的薄，新中国成立也不过十来年。那时的人非常单纯，想的都是如何为国家建设出力流汗，别的，谁会去琢磨那么多。
作为一个文学发烧友，我正为征文的事大伤脑筋，妻子建言，不如就写父亲说的这件“重要见闻”，我没有理会她的话。虽说那是一次以缅怀总理丰功伟绩为主题的全国性征文，由于我心里存着疑惑，父亲的述说我在文章里只字未提。一直一来，我仅是将他的话视作笑谈，笑谈，怎么能跟全国人民都敬仰的总理联系在一起呢。在我根深蒂固的潜意识里，父亲是一粒尘埃，而总理是一颗星球，他们的世界相隔太远。
我按照我的理解写出了一篇征文。随着寄出的征文石沉大海，父亲的“述说”也在我脑后烟消云散。
一晃几年过去。父亲终于没能等到抱上他日夜念叨的大孙子而撒手西归。后来，记得是去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带4岁的儿子去山东书城挑选儿童读物，无意间在一本厚厚的图片集里，翻到了一张老照片，照片下方的几行说明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张有关总理来济南视察的照片，可能是拍摄者距离他们较远，照片中的人显得略微有些模糊。总理走在一座高大的铁路桥上，白色的短袖衫，左手腕上有一块手表，旁边有十几位干部陪同着，神情专注地注视着前方，他脚下的那座桥恰是济南泺口黄河铁路桥。照片拍摄的年代正是1958年。这年夏天暴雨连连，黄河出现百年不遇的大洪峰，照片特别交代周总理是从河南视察完郑州黄河铁路大桥接着又马不停蹄奔向济南的。这张照片在平时公开的资料中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时，我脑海里忽然闪电般想起了父亲，想起父亲讲述的那段往事，那段他曾引以为傲而我却不以为然的往事。
我仔细地端详这张照片和照片里的每一个细节，我瞪大眼睛找遍了所有的角角落落也没有发现父亲的影子。
尽管如此，这张照片仍给了我震撼的冲击力。因为这和父亲述说的那件事非常吻合。看来是我误解了父亲，父亲的讲述确有其事。估计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总理视察铁路桥的那一幕，早已有人将它定格在了影像里。
手抚照片，我不由地百感交集。
父亲啊，我的老父亲。你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不过千里铁道线上的一小颗螺丝钉，在这样的镜头里，又怎么会出现你的身影呢。不仅是你，即便是现在，资讯如此发达，一个草根百姓，又有多少人能有机会出现在国家总理出现的画面里呢。虽然照片里没有你，但在我的心里，我依稀看到了你正在桥上的某一个角落里手举铁搞辛勤劳作的身影，以及你影子后的那个世界。
忙于工作的工人父亲不过是和同样忙于工作的国家总理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来了一次无意中的偶遇。这种没有交流没有握手没有留下蛛丝马迹的一遇，对于常年奔走于祖国大江南北日理万机的总理，或许是一种常态，但对于一个普通百姓，即便是这样的邂逅纯属偶然，也足以令他回味一生。在他们眼里，总理，以及所有事必躬亲心系苍生的公仆都是共产党的化身，而共产党就是他们心中的太阳。
只不过，岁月无情，不管是领袖还是百姓，最终都已随风而去，成为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眼里的历史和书中的文字。
但历史和文字，向来是用来铭记的。它们绝不会忘记那些应该铭记的人。
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仿佛是命中注定我要与它相遇，就像当年父亲与总理相遇。这种机缘际会无声地印证并还原了父亲的讲述，巧合地拉进了历史和现实的距离。当一位伟人和我们的家人产生交集的时候，伟人的名字忽然间褪去了些许神秘色彩而显得真实亲切，伟人的身影也变得触手可及。
儿子见我看得如此投入便用稚嫩的声音问我在看什么，我指着照片里的那个慈眉善目的人对他说，周恩来。“周恩来是谁呀？”我一怔，迟疑了一下，摸着他的小头对他说，“爷爷，一位非常非常有名和非常非常可爱的爷爷……”。
走出书城，和风阵阵，一缕缕花香沁人心脾，大街小巷，又是满树海棠抒情时。
回到家，妻子正坐在电视机前聚精会神地观看热播剧《海棠依旧》，4岁的儿子跑过去，指着电视里的那个慈眉善目头发花白的老人，一个劲的对他妈妈说，“爷爷爷爷，非常非常有名非常非常可爱的爷爷……”。孩子的天真让我的目光停留在了墙上父亲的遗像上，我猛然意识到，不几天就是清明节，一个熟悉的影子又要在我的泪水里复活。顷刻间，一浪浪难以拟制的潮水冲开了感情的闸门——我迅速打开电脑，以一颗赤子之心，轻轻写到：
宽厚的大地是父亲**的脊背，儿女不过是他们散落腋下的种子。但愿每一粒种子，都能理解父辈的教诲，每一片绿，都不忘记大地的情怀。


永远的思念
汪国玖

您那年求学离淮安，
文渠还记得您坐的那条船，
百年老井它等您回来再照影，
一品梅也想见见您面。

六十六年后那一天，
惊人的噩耗在五洲四海传，
为中华崛起鸾飞鸾去鸾不还，
故乡人把您深情呼唤。

呼唤一年又一年，
一声呼唤一份思念。
想起您更仰慕高山巍然，
想起您更赞叹大海无边。

思念一年又一年，
铭心刻骨直到永远。
想起您冬天也变得温暖，
想起您力量就有了源泉。


绵绵思念无绝期
樊笃涛

来了，来了，一架银灰色飞机连同那万道霞光穿云而来，徐徐地降落在延安机场。1973年6月9日上午10点，当飞机的舱门打开，欢迎的人们惊喜地发现，陪同越南客人到延安参观的竟是深受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他走下舷梯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又回到家里来了！”
“周总理回来了，周总理回来了！”周总理回延安的消息便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快的速度在延安这座山城不胫而走。
是啊，“回家了！”对于延安这块红色的土地，周总理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他和党中央、毛主席在这里生活战斗了13个年头，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倾注了深厚的感情；陌生，是因为周总理自1948年离开陕北以后日理万机，再没有回过延安。
从周总理踏上延安的那一刻算起到次日早晨8点乘机离开，他在延安停留了短短22个小时，22个小时啊，1320分钟，79200秒，周总理是用分、秒来计算和安排自己回延安工作、生活的。
周总理在延安住下后，稍作休息，马上前往与宾馆一墙之隔的凤凰山麓革命旧址参观。从宾馆到凤凰山革命旧址不到千米的距离被闻讯而来的群众围得水泄不通，以致于在周总理一行参观结束返回宾馆的时候连汽车都无法通过，他们不得不走过由武警战士保护的特别通道。此时，欢呼声、掌声响成一片，热烈的气氛令人难忘。
据时任延安地委书记的许效民同志回忆，中午吃饭的时候，周总理情深意长地对在座同志们说：“延安人民哺育了我们，使我们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但是延安的农业很落后，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说完这名话，他向延安地委的领导提出了一个问题：“延安能不能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行！”听到大家这个保证后，周总理动情地说：“好，我就要你们这句话！”他马上叫服务员拿来茅台酒，给在座的每人斟了一杯，周总理含着泪说：“为延安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干杯！”他还承诺：“你们五年粮食翻一番，我一定再来延安！”
周总理很激动。碰完杯，他又和在座的每个人一一握手。由于用力过大，双手碰到一起时竟然发出“啪啪”的响声。这个情景被服务员看到后在当地传为美谈。延安人民说：为了“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目标的实现，地委的领导和总理“击了掌”，在延安人民看来“击掌”就是发誓的意思：一诺千金，其意自明啊！
午饭后，大家都休息了，周总理却没有睡意。他悄悄地叫上身边的工作人员开着一辆吉普车不声不响地向宝塔山驶去。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在延安住了10年，没有上过宝塔山，在这里可以看到延安全景。”是啊，在延安的日日夜夜，周总理时时刻刻思考、关注中国革命，他哪里有时间去登宝塔山，细细打量延安的山形地貌，逍遥山水，荣辱皆忘？在宝塔山的山坡上，在绿树嫩草中，点缀着几枝山丹丹花。山丹丹花正开当时，那璀璨鲜艳哟，狂放、苍劲、纯粹、水灵，骄傲而倔强，使人燃烧起生命的**。周总理望着山丹丹花说，山丹丹花没有显赫的身世，粗野山间便是它生命的土壤，没有谁为它的成长付出半丝呵护，也没有谁为它洒下一滴生命的养料，但它顽强地活着，活出自己的靓丽和风采，它多像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啊。同车的要下去采摘，但被他制止了。在宝塔山上，周总理环视全城，若有所思，他细细地看着宝塔山一个牌子上面写的《复电》的内容。当看到“要保持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的文字时颇有感触地说“战争的创伤恢复了，但文化经济建设还有问题。农业落后，粮食没有过关，现在有不少同志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够了，有的忘掉了。希望延安的同志恢复和发扬延安革命精神，加快步伐，把延安的建设迅速搞上去，把人民的生活搞好。”
下山的时候，群众发现了周总理的汽车，几千名群众向周总理的汽车拥来，汽车只能在群众的簇拥下缓行。当时延安市通往宝塔山还没有公路，车行进到小南河河道中，司机本想加大油门冲过小河，但周总理怕河水溅湿群众，让司机减速慢行。不巧汽车突然熄了火，车停在了河中间。此时，周总理打开车窗，将手伸出窗外和群众握手。看到无比亲切的周总理，无数群众是那样的义无反顾、那样的齐心携力，肩扛手抬，硬是把车抬过了小南河，这是延安人民对周总理丰功伟绩感念的一次力的展示，也是延安人民对周总理深厚感情的一次爱的迸发啊；周总理，您就静静地、静静地坐着吧，让咱延安人民抬着车子、抬着崇敬、抬着向往、抬着怀念，走向对岸、走进历史、走进一代一代延安人民的心中。
1998年3月，周总理诞辰100周年之际，陕西毛泽东诗词研究会联合举办了“纪念周思来同志诞辰100周年诗歌、散文大奖赛”活动，出版了获奖作品选《光照人间》，很荣幸我的信天游《周总理回延安》被收录：一道道川来两道道山，常忆起周总理回延安//七沟八坡一道道梁，涌来男女老少一行行//惊天动地的锣鼓敲起来，风风火火的的秧歌扭起来//延河留住总理的车子不让走，想与总理拉个够//一声号子响不断，汉子婆姨齐向前//车重不如情意重，手抬肩扛对岸行//荞麦开花白生生，咱延安人保持当年好作风//总理回头鞠一躬，深情铭刻咱心中。
从下午3点开始，周总理陪同外宾参观枣园、杨家岭、王家坪等革命旧址。周总理曾经在枣园住过很长时间，这次他陪同外宾故地重游，情绪格外兴奋，走一路说一路，一草一木，一感一念，几十年前的事都记忆犹新。
当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领导人住在枣园的窑洞里，一人一个小院子。领导人住过的窑洞大都挂了牌子，刘少奇住的窑洞没有牌子，哀草荑荑，门窗破败。周总理在此伫立了好久好久。此刻他在想什么呢？想金戈铁马岁月，他与战友们夜以继日思考、研究和指挥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还是哀叹和平年代战友受到的绊羁与不幸，他流泪了，一滴晶莹的泪珠顺着清洌消廋的面颊流下来，在阳光下是那么的明亮，那么的动人心弦。也许他的情绪遭到了压抑，当走到枣园下面的平房时，讲解员指着两间房子说：“这里是周恩来的秘书居住的房间。”
“不对，这是陈伯达住的房间。”周总理当即更正讲解员的介绍。“是谁住过的就是谁住过，要尊重客观历史。”
后来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里，周总理将纪念馆的领导人叫到面前对他们说：“你们纪念馆里的陈列只有毛主席、朱老总、任弼时、陈云和我，这是中央领导人的一部分人，还有当时的领导人，如刘少奇、邓小平，以及许多老帅都没有，要符合客观历史。今天上午，我看见枣园里刘少奇的窑洞没有牌子，为什么不挂牌子？现在是现在，不能连历史都不要了嘛！”
在场的人好象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周总理讲的话？他们犹豫地问：“可是这些人是被打倒的。”周总理异常严肃地说：“现在是现在，过去是过去，共产党人要尊重历史！”
参与周总理此行出访的刘民立同志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这样记述了周总理此行的活动日程：“就6月9日访问延安这天说，总理早上7点多起床，9点多乘飞机从西安出发飞往延安，白天参观、座谈，晚上陪同外宾看演出，之后又找省、地区负责人谈话。谈话结束时，已经是6月10日凌晨1点多了，这一天整整工作了18个小时，我清楚地记得那夜周总理谈话结束后和在场的同志一一握手告别。我看到周总理疲倦的身子，实在不忍心打扰，故意走在最后，但总理看到后仍然站在门口等我，当我抓着周总理亲切而软弱无力、热汗津津的双手时，我的心几乎碎了。”这就是周总理在延安紧张而有绪的工作和生活啊。
6月10日上午10时，周总理陪同外宾登上飞机离开延安，临走时，他留给延安人民最后一句话是：“延安建设好了我再来！”后来，我们才知道：1973年，周总理身上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但他丝毫没有考虑自己，还是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忘我地工作；他为延安的领导改变落后面貌的决心而干杯；他承诺等延安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的时候还会回来，他和延安的同志亲切交谈亲如一家……这一切让人们一想起来就为之动容。
在3年后那个料峭的早晨，周总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许下的“延安建设好了我再来”的诺言也无法兑现，但他在延安度过的紧张的22个小时却永远清晰地留在延安人民的记忆里，并铭刻在一代一代人的心中。


念奴娇  记1958年郑州大桥上的纤夫总理
赵庆生

    邙山脚下, 大河东流去，一桥相接。特大洪峰来势猛，一个桥墩开裂。危及其余，千钧一发，汛况燃眉睫。知情总理，亲临现场殷切。   召集技术专家，集思修正，方案精心抉。脱下外衣绳挽臂，背负青天躬屈。百姓心疼，跪求落泪，仍见纤夫拽。清风长在，此桥墩固如阙。

父亲和周恩来的故事
蒋汉昭  蒋慧聆

我的父亲蒋伯凯，字豈凡，**2年生，浙江桐庐人。抗战初期曾在桐庐任抗日自卫队大队长。自我记事起，我父亲常常给我讲70多年前他和周恩来的一段往事，让我永世不忘。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暴发。不到一年，杭州、富阳相继沦陷，桐庐和富阳交界的窄溪就成了防御日寇的前沿阵地。为防止敌人从富春江溯江而上侵扰桐庐，我父亲奉命在窄溪马浦江面上构筑一道封锁线，把富春江航道拦腰截断。
父亲带领弟兄们及民工数百人，冒着严寒，在江面上抛石、打桩、沉船、布水雷。经过三四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成功封江。依托封锁线，加派了岗哨，严密防守。自那以后，日寇再没有从水路进犯过桐庐。
1939年初春，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到东南抗日前线视察。所到之处，发表演讲、阐明形势、鼓舞士气、振奋人心，团结抗日，立抗战必胜之信念。
清明节的前几天，周恩来一身便装来到桐庐，在会场慷慨陈词，各界人士争相聆听，会场暴满。我父亲奉命执行周恩来的安全保卫工作。下午，周恩来来到窄溪马浦视察富春江封锁线，对父亲的工作给予高度赞扬。
晚餐设在窄溪饭店，包括我父亲在内的本地知名人士五人陪同。饭菜简单，不饮酒，席间气氛亲切热烈。在座人士都做了自我介绍。周恩来得知我父亲是黄埔军校五期生，还参加过北伐战争，非常高兴，对窄溪的防务再次给予肯定和褒奖。周恩来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令大家深为感动。
饭后周恩来即起身赶赴绍兴，我父亲奉命护送，亲点一个班的战士，全副武装，护送周恩来由窄溪码头登上一艘快船（人力客船），请了二位熟悉水路、经验丰富的艄公，乘着朦胧月色沿富春江顺流而下，小心谨慎地通过封锁线来到敌占区。很快，船消失在夜幕中。
船在昏暗的月色下行驶，江面上风平浪静，只有船桨击水的声音。战士们仍然心情紧张，高度警觉。周恩来接着晚餐席间的话题，问我父亲在军校的生活和北伐战争的往事，还问到家眷和孩子。昔日，在军校聆听周恩来主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教诲；今天，周主任近在咫尺。周恩来讲话的声音虽然压得很低，却铿锵有力，给人以温暖和力量。
不知不觉，船已到了临浦地界，已是深夜。周恩来跳上了在那里等候的另一艘船，去往绍兴。临别，他让随从人员取出了六块大洋，让我父亲转交给家眷和孩子，以示关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接着，我父亲奉命要解除马浦封锁线，销毁水雷，疏通航道。清晨，我父亲带领二名助手，到马浦江边挖好掩体，用步枪瞄准水雷发射。随着枪声，水雷发出惊天巨响，震耳欲聋。水面激起十余丈高的水柱，巴掌大的弹片四处乱窜，带着呼啸声从我父亲身边飞过。远处围观的人群欢呼雀跃。八年，人们没有这样开心过，积压在心头的痛都释放了出来。当确认水雷全部引爆后，随即清理江面障碍物，尽快劈出一道水道，陆续恢复通航。一道把富春江人为隔断近六年的封锁线终于完成了它的使命。
2014年8月15日，我带领家人和孩子们，一行12人，驱车来到马浦，站在富春江边那曾经构筑封锁线的堤岸上凭吊父亲，我心潮起伏，噙着泪花，追忆往事。70多年过去了，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成了历史。脚下浩浩江水，伴随着我的万千思绪和无限感慨，奔向远方，汇入海洋。

来自北方的虎

祝贺各位入选作家。

赵日超

周总理与隆尧地震
尧山壁


上世纪六十年代，冀南多灾多难，三年困难刚过，1963年特大洪水，1964年持续干旱，1966年倒春寒，2月4日立春，19日雨水却下了一场雪，3月6日惊蛰，8日隆尧地震。当时我正与田间、李满天在临西县采访吕玉兰，隆尧正是我的家乡，老母独居乡下，不知吉凶。二位领导催我回去，不通公路，绕道邯郸，到邢台已经凌晨两点，地委大院灯火通明，一片忙乱。办公室转告，老母托人到任县打来长途电话，说震中在县东北，我家在县西南，平安无事，防震棚也搭好了，让我安心工作别回家。父亲早年牺牲，我们母子相依为命，母亲事事想在儿前，让我很感动。由自己的母亲想到灾区更多母亲，不等天亮就爬上救灾的卡车。
车队向东北急驰，车上人谁也不说话，能听见彼此紧张的心跳。邢家湾下路往北，车在频频余震中颠簸、跳动，车尾的人不断被甩下来。进入隆尧地界，眼前许多纵向地裂，一两尺宽，喷水冒沙，井水外溢，一片泥泞。弃车爬上滏阳河堤，河道没了，两边大堤挤压在一起，合成一道土梁，土梁又被一条条地裂切断，上下错位一两尺，咬牙切齿的样子。河上几座桥还在，已是面目全非，桥墩倾斜，桥面移位，岌岌可危。
计算行路时间，目的地应该到了。可是眼前没有了村，马栏、白家寨、任村、栆坨四村变成一片逶迤的丘陵。走近看尽是土堆瓦砾，梁柱门窗横躺竖卧，箱柜桌椅东倒西歪。马栏村只剩下半截土墙，好像坟场上一块残碑，上千人的村庄震亡300人，白家寨灾情类似，全公社死亡4628人。任村一块地基条石枕在一道大裂缝上，人们说最初张开五六尺，喷出水柱一丈多高，一头牛两头猪掉下去，连叫唤声都没传上来。看表上午8时，太阳没出，阴天沉重地压下来。活着的人个个灰头土脸，面无表情，急着挖人挖粮，十指滴血。只有大大小小的树木还挺立着，在寒风里摇曳，窸窣窣，哗啦啦，替人唏嘘、哀嚎。
这里是黑龙港流域，盐碱地夏天水汪汪，冬天白茫茫，种一葫芦打两瓢，如今更是霜上加雪了。废墟死一般寂静，听不见哭声，连鸡犬也都惊哑了。不到24个小时，突然鸡叫了，狗咬了，告诉人们救星来了，工作队、**、医疗队都来了。匆匆人流中见到了县委书记张彪，我父亲的一位战友，正忙着组织人员，分发空投的馒头、大饼。发了多半天他自己没沾上一口，下令外来的干部不许与民争食。天快黑了，听到我肚里咕咕叫，他让我跟他一道回县城。城里房屋也倒了七八成，他把我安排在防震棚里，急匆匆走了，说中央首长要来。他半夜回来把我叫醒，显得格外兴奋，大声说你猜谁来了，我们的周总理。
张书记眼含热泪说，3月8日凌晨，忙绿一天的总理刚刚躺下，地震了。这是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地震，总理如临大敌，核实情况，召开紧急会议，布置一番后，9日上午便乘专机赶到石家庄，听完省委和驻军领导汇报，就要亲赴灾区。总理劝说随来的地质部长李四光先不要去冒险，知道他血管瘤严重。晚上9时半到冯村火车站，乘驻军的吉普车直奔隆尧。地震指挥部设在县招待所，城里剩下的唯一的三层楼房，砖木结构。电路震坏了，会议在昏暗的马灯下进行，总理坐在一条旧沙发上，一字一句地询问，不断插话。期间发生强烈余震，墙体摇晃，门窗嘎吧吧响，墙皮开裂，白灰纷纷落下，大家惊慌失措，劝总理出去躲一躲。总理连眉毛也不动一下，坐在原地稳如泰山，镇静地说：“不要紧，大家要沉住气。这座楼是新盖的，它要是倒了，群众的小屋不都平了？继续开会。”掌握基本情况后，总理要求：“今明两天把灾情统计好，给我汇报。一个星期把秩序恢复起来，转入正常的生产救灾。”11时会议结束，总理摸着黑原路返回石家庄。
第二天，我随张书记又回到白家寨。听说中央首长要来慰问，群众纷纷赶来，打谷场聚集2000多人。我在穿公安制服人中发现了赵行杰，他时任县公安局长，是我去年在那里搞四清时认识的，曾是周总理的警卫员。我心里暗想，八成周总理又要来了。下午3时，一架直升飞机降落在白家寨田野上，果然周总理出现在舱门口，没戴帽子，没穿大衣，只着一身青兰制服。他走下舷梯。他头发和衣角被寒风吹起，踏着残雪向群众走来，握着白家寨公社书记杨世英的手问：“你多大岁数啦？”“43岁。”总理说：“记得抗日战争吗？八年抗战我们打败日本鬼子，那是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次是地球底下的敌人，要和地球底下的敌人作斗争。”这句话说得非常坚强有力。
看到总理就看到了亲人，灾民们脸上立时阴转晴，干涸一天多的眼里又涌出泪水，争先恐后想和总理握手。总理善解人意，绕场一周，频频招手，当即说开个群众会好。事先准备不足，没有桌子，赵行杰急中生智，让**找来两个盛救灾物资的木箱，拼成一个讲台。群众立刻静下来，前排坐下，中间蹲着，后排站着，我个儿高，自觉站在后面。要讲话了，总理又发现方向不对。安排他面朝南讲话，一个人背风，群众就要喝风，他立刻绕到会场后边，让大家向后转，转了180度。这一来倒让我沾光了，后排变前排，看得更清楚了些。比起三个月前，在北京开青年作家会接见时，总理显得苍老了不少，都是这可恶的地震闹的。
“同志们，乡亲们，你们受了灾，损失很大，毛主席让我来看你们。”总理面向北方，任尖利的寒风夹着雪粒、尘土打在脸上，因为话音要与风声较量，嗓门一再提高，显得有些沙哑。最后还是风认输了，渐渐地平静下来，和群众一起听总理举起拳头呼口号：“奋发图强，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发展生产！”两千群众站起来，高呼十六字方针，气势排山倒海。
会后，总理踏着断续的余震，爬上高低不平的废墟，低头走进老农王根成的防震棚，摸摸棉衣，按按棉被，心疼地安慰、鼓励：“你是老党员，要带头干，还要教育好娃娃，鼓起干劲，重建家园。”总理接着慰问军人家属于小俊、民兵连长国永录等7户，临出村，第三生产队队长国振清，用粗瓷碗从水桶里盛了一碗凉水递给总理，总理接过来一饮而尽。直到太阳快落山了，总理才离开白家寨。没想到仅隔12天，邻县宁晋、巨鹿又发生了7.2级地震。4月1日，周总理又第三次来到现场，一天内连续视察了5个受灾村庄，在何寨防震棚里还碰上了作曲家劫夫和诗人洪源。
几天后，一首名叫《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歌曲，在邢台地震灾区诞生，并迅速传遍全国。四句歌词不完全是创作，是从群众大会发言和四清工作简报上摘录、串联起来的。但是确实代表了地震灾区人民的心声，充分表达了人民领袖和广大群众的关系。乐曲优美动听，百姓喜闻乐见，隆尧人听了尤为亲切。几十年了，我几乎还天天唱它，希望总理在天之灵能够听到。

作者简介：尧山壁，中国散文学会顾问，河北省作协原主席。

周恩来和国清寺
天 村

年初与北京一位文化人士漫谈，话题突然进入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尚在“文革”时期的1973年，是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下重生佛光。事情大致是这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于1972年来华访问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到日本国佛教“天台宗”的祖庭——浙江省天台山国清寺朝拜。原因是田中角荣和他的母亲都是“天台宗”虔诚的佛**，访问中国前，田中角荣的母亲千叮咛万吩咐，一定要代母亲到浙江省天台山国清寺朝拜祖庭。当时周恩来总理对浙江省的天台山、天台宗与国清寺还不怎么了解；但是，周恩来总理是一位智慧卓越人士，他深知国内正在搞“文化大革命”运动，估量到国清寺一定也是逃脱不了“文化大革命”狂潮所带来的不幸灾难。所以，当时周恩来总理高度机智而婉转地告诉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说：浙江省的天台山国清寺正在整修，待修好后，首先邀请田中角荣前去朝拜祖庭。田中角荣虽然听后略带遗憾，可仍感到非常兴奋，满怀喜悦，深表对中国总理的感激之情。
田中角荣回归日本国后，周恩来总理旋即叫国务院工作人员去了解浙江的天台山国清寺情况，要求把整修国清寺作为中日外交大事来抓紧办好。国务院立刻派外交部和宗教局的共四位组成一行人，来到浙江省天台山国清寺了解情况。确实如周总理所判断的那样，经过“文革”浩劫之难，国清寺已经是面目全非。那是1968年12月3日，天台县革委会派“工宣队”80多人进驻国清寺，彻头彻尾地大搞“破四旧”，捣毁砸烂国清寺的全部佛像。“工宣队”先把和尚全部集中在妙法堂，把方丈澹云押到县群众专政指挥部，说什么方丈和日本人通信（他们通信是公安部备案的），把方丈当作“日本特务”；说什么敌台和武器放在“鱼乐国”放生池池底，特调来消防队的消防车把“鱼乐国”放生池水抽干，将池里的鱼捕吃个精光。就这样，国清寺里的大小佛像、各种供器，甚至连僧人用的大铁锅等日用品都被充当“四旧”，敲碎、砸烂。
县革委会派去的“工宣队”，觉得和尚们没什么大不了的本事，就“下令”解散僧人，除掉“国清寺”。可贵的尚有近50名和尚，皈依佛祖虔敬有加，发了“毒誓”：“死也要死在国清寺里，和佛们倒在一起！”看到这种壮烈的情景，“工宣队”只好把不肯散去的和尚组成一个国清生产大队，办起了养兔场、养猪场等。和尚们养成的每只猪大多在500斤以上，全卖给县食品公司调换素油票；养成的兔毛质量在浙江全省小有名声。
外交部和宗教局四位同志了解到国清寺的真实情况，回到北京后，外交部和宗教局联合于1973年3月13日向国务院递上《关于整修天台山国清寺等问题的请示报告》。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国务院于1973年3月24日下发了国发〔1973〕34号文件《国务院批转外交部、宗教局关于整修天台山国清寺等问题的请示报告》。外交部和宗教局还将此文件抄送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国家计委、外交部、公安部、财政部、北京市革委会和浙江省革委会。
浙江省革委会接到国务院〔1973〕34号文件后，立即成立了国清寺整修委员会。台州地区革委会和天台县革委会也迅速组成了国清寺整修委员会及具体办事机构。天台县负责整修工作四人一行到北京，在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先生的帮助下，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北京市文管处等单位选准国清寺需要的若干尊佛像与若干件供器。省革委会对此于1973年6月9日向国务院呈上《要求调运北京部分佛像的报告》，全文如下：
我们接到国务院批转外交部、宗教局关于整修天台山国清寺等问题的请示报告后，立即召集有关部门和有关地、县的负责同志进行了讨论和研究。天台县委根据国务院和省委的指示，对国清寺如何整修进行了调查，并制定了整修方案，建立了整修国清寺的组织，现正在着手筹建整修。
佛像问题，经我们派人去北京实地察看，已选中了部分铜质佛像，望国务院批准调运给天台山国清寺。
当否，请批示。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三年六月九日
就是这样巧合，浙江省天台山国清寺佛光重生，功缘全在于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我们知道，那时正处“文化大革命”内乱时期，被破“四旧”捣毁的寺院，要让佛国重新生辉，周总理是凭他的大智慧与高魄力，顶住一定的思想压力，机智地促成的。这不仅是北京的文化人士这么说，浙江的相关人士也这么认为，没有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国清寺不可能在新时期之前得到整修而重生佛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交接几年，我多次到国清寺去拜访曾任坦头镇中心小学美术老师的齐名治先生，他是当年天台县国清寺整修委员会成员之一。我清楚地记得齐老师说，国清寺在“文革”时期就得到整修，使国清寺佛光重生，这与周总理的直接关心是分不开的。
中国的“天台山”有十余座，浙江天台山是独领**的。浙江天台山是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国清寺则是日本国天台宗的祖庭。日、韩各个宗教派系均奉浙江天台山国清寺为祖庭；还有美国、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等数十个国家佛教都在传播、弘扬中国浙江天台宗教义。这使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在世界佛教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非同一般。假设一下，若我们返回到“文革”那个时期去作一番思想观念思索，让“国清寺消失”，让所有“和尚消失”，今日浙江天台山会成为什么样的风景呢？若没有周恩来总理以远大的眼光，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代替他的母亲个人，要来浙江天台山朝拜天台宗祖庭国清寺一事，提升到中日两国建交大事上来观望世事，立即把在“文革”中近乎“消失”的国清寺重新整修，并掀起从北京开始，一路下来，到杭州，到台州，到天台山的“全线”都来关注浙江天台山国清寺重生佛光，那是多么的气势恢弘，令世人瞩目啊。

作者简介：天村，作家，浙江台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员。曾获《中国作家》全国文学作品征文一等奖，中国作协文艺报“作家论坛”优秀作品一等奖，中国散文学会“散文精英奖”之卓越成就奖，人民文学杂志社优秀散文奖等荣誉。

周总理签发的任命书 成了我们的传家宝
赛自泉

2016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四十周年的纪念日。这天早上8点，家住南京的小舅把印有周总理亲笔签名印章的一份任命书拍成照片，写了一段情深意切的文字发到微信朋友圈上。到下午4点，此微信点赞量和评论量达到117次、57条。如此轰动，有谁能想到这份1955年9月16日发布的任命书，成了我们的传家宝。
任命书的主人是我的姥爷徐一山，1955年至1959年任江苏省人民委员会人事局第一任局长。姥爷此生最珍视的就是这封任命书，他在世时，一直是放在木匣子里，存在书柜中。因为珍爱，姥爷很少拿出来示人，生怕被损坏。姥爷去世后，任命书原件就传给了小舅，小舅又把它拍成照片，传给我们每一位家庭成员，以做永久纪念。
至于江苏省人民委员会人事局局长的任命书为何会有周恩来的亲笔签名？这与江苏省人民政府的历史沿革有一定关联。1952年11月15日，苏北人民行政公署与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合并组建成江苏省人民政府；1955年2月改为江苏省人民委员会；1968年3月改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1979年12月撤销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恢复为江苏省人民政府。
姥爷1937年参加天福山起义，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组织发动青年参军和募集粮食。1938年9月至1949年3月在山东省参加地方党的工作，曾任招北县（今山东招远）县委书记。后随军南下，1949年5月至1955年9月在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工作。历任苏南区党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江苏省昆山县县委书记；苏州地委组织部部长，副书记。1955年9月16日颁发此任命书时，由于苏北人民行政公署与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合并组建的时间还不长，当时江苏省人民委员会的各个机构的局长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任命。任命书上有周恩来的亲笔签名顺理成章。
一
姥爷原名徐承之，参加天福山起义后为永远纪念天福山而改名徐一山。姥爷1913年7月16日生于山东省文登县口子乡下河村（今威海市文登区大水泊镇），姥爷的爷爷在当地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教书先生，家境较好；而到了太姥爷的那一辈，由于太姥爷36岁时英年早世，姥爷是老大，下面有一个小8岁的妹妹和一个小14岁的弟弟，家道慢慢中落。
1935年中共胶东特委发动了“一一四”暴动。这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在胶东地方党的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和积极的意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姥爷接触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革命，后来又参加了天福山起义。
天福山起义时，姥爷吃了很多苦。那时姥爷家中只有半亩地，两间半房子。天福山起义时，大舅只有4岁，妈妈不到两岁，姥姥是小脚女人，家中的活计谁也帮不上忙。而姥爷准备起义时，是地下活动，表面是做买卖，实为掩护身份。
天福山起义前后，周围村的党员开会都是在姥爷家。这是因为姥爷家地理位置特殊，姥爷家住的是三进房子的最后一进，而房子的后面就是山。为了行走方便，房子中间的一间有个大大的后窗，开窗后就通向房后的一片小树林。至今房屋虽破败不堪，但还留有几十平方密密麻麻的福海棠花小树林，姥爷的乳名就是根据福海棠花来的——福海，也许冥冥之中姥爷就与周总理有了联系。
天福山起义后，姥爷在村中把抗日的火种点燃后，就和威海起义的部队一起西上。姥爷先是在北海武工队任政委；1942年前后任栖霞县委组织部长。后来，又到西部的蓬、黄、掖地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1949年初姥爷在南下之前回老家看了看，主要是取文件。文件藏在老家第二道门屋子（过道）旁边一间柴房的墙中，那时的墙都是土墙，用墼垒成的，厚厚的墼像长城砖一样，姥爷当年把墙中间的墼顺着烟道拿出一排，然后放进文件，再找泥土抹平。取文件时我妈妈10岁，亲眼看着姥爷拿出文件，有很多。
二
小时候就常听母亲说起姥爷当年打鬼子的故事，说姥爷参加了山东省著名的“天福山起义”，还是组织者，他虽然个子不高，但作战勇敢。姥爷转到地方工作后更是热情不减，因为为人正直，不徇私情，“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江苏省政府第一批被“打倒”的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然而，姥爷**后不计前嫌，又以更高的热情战斗在工作岗位上。就是离休后也时时不忘党的培养，每次来信，都嘱咐家人，要好好工作，相信党，不要**。
记忆中第一次见到姥爷是1970年，那年姥爷已准备去江苏省“五七”干校了。这个学校是文革时期新出现的，许多人去过干校，也有“下放”的。当时让姥爷下放，下放到哪儿去呢？很多人都选择回老家，由此姥爷先回老家看看。然而，后来姥爷不愿回山东文登老家了，原因是当年姥爷在家乡闹革命时，杀了地主，而地主的孙子此时当上了“县太爷”。姥爷过江后曾在苏州工作过，那里地熟，人也熟，因此决定去苏州。然而，有一天彭冲悄悄到姥爷家来了。大人关上门在里面说话，当时还是个孩子的小舅把耳朵贴在门外的钥匙孔偷听。只听到彭冲好象在发脾气，他生气地说：“你们都走了，谁来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接着，他们好象在商量着什么……这样姥爷就没有下放。但不久，姥爷的家就被抄了，姥爷也去了“五七干校”。
三
姥爷对党忠城，在年过九旬时，还一次向中央组织部交纳5000余元的党费，然而却从没有给家在农村的子女分文。“文革”前后姥爷一直在江苏省劳动局工作，这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个有职有权的好单位。但我们在农村老家的8个孙辈子女，一个都没有安排。
1974年，小舅高中毕业。那年头高中毕业是要下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因为小舅上学时军训摔断了右臂，再加上舅舅、大姨都当兵，不在南京，所以他才留的城。
小舅在家等待近一年之后，终于被分配到科巷菜场工作。卖菜的工作是很叫人看不起的，很多人都不愿意站柜台卖菜，怕遇到熟人难堪。菜场就在姥爷家旁边，只要一分半钟就可以走到。到了菜场，使小舅感到最欣慰的是，周围的师傅们对他都很好，没有一个歧视这个“狗崽子”的。
后来，有很多人都从“五七干校”回来了。姥爷被审查的时间最长，在审查期间，姥爷得了严重的胃病，胃大出血，差点送命。
终于有一天，姥爷被**了，在江苏省委当顾问。这时办事处主任和菜场主任都成了姥爷家的常客。有一天菜场主任对姥爷说：“快把你儿子调走吧，成天有那么多领导到小众（小舅的小名）那儿买菜，给我们的压力很大呀！”姥爷听了很生气地说：“别人家的孩子能在菜场干，他为什么不能在菜场干？！你们要给我看好他，要他老老实实在菜场干，而且要给我好好干！”之后，再也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说要把小舅调走的话了。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 小舅考上了大学，这才离开了菜场。
更为甚者，八十年代初，在农村的表哥表姐中学毕业后，分别到南京想找姥爷安排个工作。那时姥爷**不久，有职也有权，甚至姥爷的一些老部下都为表哥他们找好了工作，但还是被姥爷挡了下来。
姥爷一生俭朴，从不注重吃穿，家中没有装修。记得有一年我陪母亲到南京钟山干部疗养院去看姥爷时，虽然听不见我们的声音，但老人别提有多高兴了。一次我扶姥爷去卫生间时，姥爷让我拿张草纸（姥爷嫌卫生纸贵），我顺手拿了一张，哪想姥爷猛地摇头，脸色也严肃了起来，并示意我撕开。当我将那张只有32开大小的草纸，撕下一半再给姥爷时，姥爷的脸上这才有了笑意。姥爷写信，从不用买的信封，他总是将别人用过的信封翻过来再用。姥爷在物质上没有给我们什么，但在精神上却给了我们许多。
在姥爷的教育下，大舅到部队后硬是凭着自己的努力干到了正师职的位子；而小舅也从一个卖菜工人，成长为江苏省广电总局的双十佳主持人。至于我们家在农村的孙辈子女，也都靠着自己的努力，个个事业有成。
姥爷2011年去世，在周围人心目中，姥爷一生耿直；一生敬重周总理，他生前最爱抄录周总理的诗句。周总理的魅力和人格感染了姥爷一辈子，也深深感染了我们后代，一份特殊的任命书就是最好的说明。

作者简介：赛自泉，笔名：清泉。现就职于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委党校。威海市环翠区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威海市环翠区军事志》主编、《中共威海环翠历史》（第一卷）编辑。现任《中共威海环翠历史》（第二卷）编辑。

周总理签发的任命书 成了我们的传家宝
赛自泉

2016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四十周年的纪念日。这天早上8点，家住南京的小舅把印有周总理亲笔签名印章的一份任命书拍成照片，写了一段情深意切的文字发到微信朋友圈上。到下午4点，此微信点赞量和评论量达到117次、57条。如此轰动，有谁能想到这份1955年9月16日发布的任命书，成了我们的传家宝。
任命书的主人是我的姥爷徐一山，1955年至1959年任江苏省人民委员会人事局第一任局长。姥爷此生最珍视的就是这封任命书，他在世时，一直是放在木匣子里，存在书柜中。因为珍爱，姥爷很少拿出来示人，生怕被损坏。姥爷去世后，任命书原件就传给了小舅，小舅又把它拍成照片，传给我们每一位家庭成员，以做永久纪念。
至于江苏省人民委员会人事局局长的任命书为何会有周恩来的亲笔签名？这与江苏省人民政府的历史沿革有一定关联。1952年11月15日，苏北人民行政公署与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合并组建成江苏省人民政府；1955年2月改为江苏省人民委员会；1968年3月改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1979年12月撤销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恢复为江苏省人民政府。
姥爷1937年参加天福山起义，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组织发动青年参军和募集粮食。1938年9月至1949年3月在山东省参加地方党的工作，曾任招北县（今山东招远）县委书记。后随军南下，1949年5月至1955年9月在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工作。历任苏南区党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江苏省昆山县县委书记；苏州地委组织部部长，副书记。1955年9月16日颁发此任命书时，由于苏北人民行政公署与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合并组建的时间还不长，当时江苏省人民委员会的各个机构的局长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任命。任命书上有周恩来的亲笔签名顺理成章。
一
姥爷原名徐承之，参加天福山起义后为永远纪念天福山而改名徐一山。姥爷1913年7月16日生于山东省文登县口子乡下河村（今威海市文登区大水泊镇），姥爷的爷爷在当地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教书先生，家境较好；而到了太姥爷的那一辈，由于太姥爷36岁时英年早世，姥爷是老大，下面有一个小8岁的妹妹和一个小14岁的弟弟，家道慢慢中落。
1935年中共胶东特委发动了“一一四”暴动。这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在胶东地方党的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和积极的意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姥爷接触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革命，后来又参加了天福山起义。
天福山起义时，姥爷吃了很多苦。那时姥爷家中只有半亩地，两间半房子。天福山起义时，大舅只有4岁，妈妈不到两岁，姥姥是小脚女人，家中的活计谁也帮不上忙。而姥爷准备起义时，是地下活动，表面是做买卖，实为掩护身份。
天福山起义前后，周围村的党员开会都是在姥爷家。这是因为姥爷家地理位置特殊，姥爷家住的是三进房子的最后一进，而房子的后面就是山。为了行走方便，房子中间的一间有个大大的后窗，开窗后就通向房后的一片小树林。至今房屋虽破败不堪，但还留有几十平方密密麻麻的福海棠花小树林，姥爷的乳名就是根据福海棠花来的——福海，也许冥冥之中姥爷就与周总理有了联系。
天福山起义后，姥爷在村中把抗日的火种点燃后，就和威海起义的部队一起西上。姥爷先是在北海武工队任政委；1942年前后任栖霞县委组织部长。后来，又到西部的蓬、黄、掖地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1949年初姥爷在南下之前回老家看了看，主要是取文件。文件藏在老家第二道门屋子（过道）旁边一间柴房的墙中，那时的墙都是土墙，用墼垒成的，厚厚的墼像长城砖一样，姥爷当年把墙中间的墼顺着烟道拿出一排，然后放进文件，再找泥土抹平。取文件时我妈妈10岁，亲眼看着姥爷拿出文件，有很多。
二
小时候就常听母亲说起姥爷当年打鬼子的故事，说姥爷参加了山东省著名的“天福山起义”，还是组织者，他虽然个子不高，但作战勇敢。姥爷转到地方工作后更是热情不减，因为为人正直，不徇私情，“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江苏省政府第一批被“打倒”的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然而，姥爷**后不计前嫌，又以更高的热情战斗在工作岗位上。就是离休后也时时不忘党的培养，每次来信，都嘱咐家人，要好好工作，相信党，不要**。
记忆中第一次见到姥爷是1970年，那年姥爷已准备去江苏省“五七”干校了。这个学校是文革时期新出现的，许多人去过干校，也有“下放”的。当时让姥爷下放，下放到哪儿去呢？很多人都选择回老家，由此姥爷先回老家看看。然而，后来姥爷不愿回山东文登老家了，原因是当年姥爷在家乡闹革命时，杀了地主，而地主的孙子此时当上了“县太爷”。姥爷过江后曾在苏州工作过，那里地熟，人也熟，因此决定去苏州。然而，有一天彭冲悄悄到姥爷家来了。大人关上门在里面说话，当时还是个孩子的小舅把耳朵贴在门外的钥匙孔偷听。只听到彭冲好象在发脾气，他生气地说：“你们都走了，谁来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接着，他们好象在商量着什么……这样姥爷就没有下放。但不久，姥爷的家就被抄了，姥爷也去了“五七干校”。
三
姥爷对党忠城，在年过九旬时，还一次向中央组织部交纳5000余元的党费，然而却从没有给家在农村的子女分文。“文革”前后姥爷一直在江苏省劳动局工作，这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个有职有权的好单位。但我们在农村老家的8个孙辈子女，一个都没有安排。
1974年，小舅高中毕业。那年头高中毕业是要下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因为小舅上学时军训摔断了右臂，再加上舅舅、大姨都当兵，不在南京，所以他才留的城。
小舅在家等待近一年之后，终于被分配到科巷菜场工作。卖菜的工作是很叫人看不起的，很多人都不愿意站柜台卖菜，怕遇到熟人难堪。菜场就在姥爷家旁边，只要一分半钟就可以走到。到了菜场，使小舅感到最欣慰的是，周围的师傅们对他都很好，没有一个歧视这个“狗崽子”的。
后来，有很多人都从“五七干校”回来了。姥爷被审查的时间最长，在审查期间，姥爷得了严重的胃病，胃大出血，差点送命。
终于有一天，姥爷被**了，在江苏省委当顾问。这时办事处主任和菜场主任都成了姥爷家的常客。有一天菜场主任对姥爷说：“快把你儿子调走吧，成天有那么多领导到小众（小舅的小名）那儿买菜，给我们的压力很大呀！”姥爷听了很生气地说：“别人家的孩子能在菜场干，他为什么不能在菜场干？！你们要给我看好他，要他老老实实在菜场干，而且要给我好好干！”之后，再也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说要把小舅调走的话了。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 小舅考上了大学，这才离开了菜场。
更为甚者，八十年代初，在农村的表哥表姐中学毕业后，分别到南京想找姥爷安排个工作。那时姥爷**不久，有职也有权，甚至姥爷的一些老部下都为表哥他们找好了工作，但还是被姥爷挡了下来。
姥爷一生俭朴，从不注重吃穿，家中没有装修。记得有一年我陪母亲到南京钟山干部疗养院去看姥爷时，虽然听不见我们的声音，但老人别提有多高兴了。一次我扶姥爷去卫生间时，姥爷让我拿张草纸（姥爷嫌卫生纸贵），我顺手拿了一张，哪想姥爷猛地摇头，脸色也严肃了起来，并示意我撕开。当我将那张只有32开大小的草纸，撕下一半再给姥爷时，姥爷的脸上这才有了笑意。姥爷写信，从不用买的信封，他总是将别人用过的信封翻过来再用。姥爷在物质上没有给我们什么，但在精神上却给了我们许多。
在姥爷的教育下，大舅到部队后硬是凭着自己的努力干到了正师职的位子；而小舅也从一个卖菜工人，成长为江苏省广电总局的双十佳主持人。至于我们家在农村的孙辈子女，也都靠着自己的努力，个个事业有成。
姥爷2011年去世，在周围人心目中，姥爷一生耿直；一生敬重周总理，他生前最爱抄录周总理的诗句。周总理的魅力和人格感染了姥爷一辈子，也深深感染了我们后代，一份特殊的任命书就是最好的说明。

作者简介：赛自泉，笔名：清泉。现就职于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委党校。威海市环翠区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威海市环翠区军事志》主编、《中共威海环翠历史》（第一卷）编辑。现任《中共威海环翠历史》（第二卷）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