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棠杯”全国散文征文大赛优秀作品选登

来自北方的虎

“海棠杯”全国散文征文大赛优秀作品选登

   

周总理与隆尧地震 尧山壁 上世纪六十年代，冀南多灾多难，三年困难刚过，1963年特大洪水，1964年持续干旱，1966年倒春寒，2月4日立春，19日雨水却下了一场雪，3月6日惊蛰，8日隆尧地震。当时我正与田间、李满天在临西县采访吕玉兰，隆尧正是我的家乡，老母独居乡下，不知吉凶。二位领导催我回去，不通公路，绕道邯郸，到邢台已经凌晨两点，地委大院灯火通明，一片忙乱。办公室转告，老母托人到任县打来长途电话，说震中在县东北，我家在县西南，平安无事，防震棚也搭好了，让我安心工作别回家。父亲早年牺牲，我们母子相依为命，母亲事事想在儿前，让我很感动。由自己的母亲想到灾区更多母亲，不等天亮就爬上救灾的卡车。 车队向东北急驰，车上人谁也不说话，能听见彼此紧张的心跳。邢家湾下路往北，车在频频余震中颠簸、跳动，车尾的人不断被甩下来。进入隆尧地界，眼前许多纵向地裂，一两尺宽，喷水冒沙，井水外溢，一片泥泞。弃车爬上滏阳河堤，河道没了，两边大堤挤压在一起，合成一道土梁，土梁又被一条条地裂切断，上下错位一两尺，咬牙切齿的样子。河上几座桥还在，已是面目全非，桥墩倾斜，桥面移位，岌岌可危。 计算行路时间，目的地应该到了。可是眼前没有了村，马栏、白家寨、任村、栆坨四村变成一片逶迤的丘陵。走近看尽是土堆瓦砾，梁柱门窗横躺竖卧，箱柜桌椅东倒西歪。马栏村只剩下半截土墙，好像坟场上一块残碑，上千人的村庄震亡300人，白家寨灾情类似，全公社死亡4628人。任村一块地基条石枕在一道大裂缝上，人们说最初张开五六尺，喷出水柱一丈多高，一头牛两头猪掉下去，连叫唤声都没传上来。看表上午8时，太阳没出，阴天沉重地压下来。活着的人个个灰头土脸，面无表情，急着挖人挖粮，十指滴血。只有大大小小的树木还挺立着，在寒风里摇曳，窸窣窣，哗啦啦，替人唏嘘、哀嚎。 这里是黑龙港流域，盐碱地夏天水汪汪，冬天白茫茫，种一葫芦打两瓢，如今更是霜上加雪了。废墟死一般寂静，听不见哭声，连鸡犬也都惊哑了。不到24个小时，突然鸡叫了，狗咬了，告诉人们救星来了，工作队、**、医疗队都来了。匆匆人流中见到了县委书记张彪，我父亲的一位战友，正忙着组织人员，分发空投的馒头、大饼。发了多半天他自己没沾上一口，下令外来的干部不许与民争食。天快黑了，听到我肚里咕咕叫，他让我跟他一道回县城。城里房屋也倒了七八成，他把我安排在防震棚里，急匆匆走了，说中央首长要来。他半夜回来把我叫醒，显得格外兴奋，大声说你猜谁来了，我们的周总理。 张书记眼含热泪说，3月8日凌晨，忙绿一天的总理刚刚躺下，地震了。这是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地震，总理如临大敌，核实情况，召开紧急会议，布置一番后，9日上午便乘专机赶到石家庄，听完省委和驻军领导汇报，就要亲赴灾区。总理劝说随来的地质部长李四光先不要去冒险，知道他血管瘤严重。晚上9时半到冯村火车站，乘驻军的吉普车直奔隆尧。地震指挥部设在县招待所，城里剩下的唯一的三层楼房，砖木结构。电路震坏了，会议在昏暗的马灯下进行，总理坐在一条旧沙发上，一字一句地询问，不断插话。期间发生强烈余震，墙体摇晃，门窗嘎吧吧响，墙皮开裂，白灰纷纷落下，大家惊慌失措，劝总理出去躲一躲。总理连眉毛也不动一下，坐在原地稳如泰山，镇静地说：“不要紧，大家要沉住气。这座楼是新盖的，它要是倒了，群众的小屋不都平了？继续开会。”掌握基本情况后，总理要求：“今明两天把灾情统计好，给我汇报。一个星期把秩序恢复起来，转入正常的生产救灾。”11时会议结束，总理摸着黑原路返回石家庄。 第二天，我随张书记又回到白家寨。听说中央首长要来慰问，群众纷纷赶来，打谷场聚集2000多人。我在穿公安制服人中发现了赵行杰，他时任县公安局长，是我去年在那里搞四清时认识的，曾是周总理的警卫员。我心里暗想，八成周总理又要来了。下午3时，一架直升飞机降落在白家寨田野上，果然周总理出现在舱门口，没戴帽子，没穿大衣，只着一身青兰制服。他走下舷梯。他头发和衣角被寒风吹起，踏着残雪向群众走来，握着白家寨公社书记杨世英的手问：“你多大岁数啦？”“43岁。”总理说：“记得抗日战争吗？八年抗战我们打败日本鬼子，那是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次是地球底下的敌人，要和地球底下的敌人作斗争。”这句话说得非常坚强有力。 看到总理就看到了亲人，灾民们脸上立时阴转晴，干涸一天多的眼里又涌出泪水，争先恐后想和总理握手。总理善解人意，绕场一周，频频招手，当即说开个群众会好。事先准备不足，没有桌子，赵行杰急中生智，让**找来两个盛救灾物资的木箱，拼成一个讲台。群众立刻静下来，前排坐下，中间蹲着，后排站着，我个儿高，自觉站在后面。要讲话了，总理又发现方向不对。安排他面朝南讲话，一个人背风，群众就要喝风，他立刻绕到会场后边，让大家向后转，转了180度。这一来倒让我沾光了，后排变前排，看得更清楚了些。比起三个月前，在北京开青年作家会接见时，总理显得苍老了不少，都是这可恶的地震闹的。 “同志们，乡亲们，你们受了灾，损失很大，毛主席让我来看你们。”总理面向北方，任尖利的寒风夹着雪粒、尘土打在脸上，因为话音要与风声较量，嗓门一再提高，显得有些沙哑。最后还是风认输了，渐渐地平静下来，和群众一起听总理举起拳头呼口号：“奋发图强，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发展生产！”两千群众站起来，高呼十六字方针，气势排山倒海。 会后，总理踏着断续的余震，爬上高低不平的废墟，低头走进老农王根成的防震棚，摸摸棉衣，按按棉被，心疼地安慰、鼓励：“你是老党员，要带头干，还要教育好娃娃，鼓起干劲，重建家园。”总理接着慰问军人家属于小俊、民兵连长国永录等7户，临出村，第三生产队队长国振清，用粗瓷碗从水桶里盛了一碗凉水递给总理，总理接过来一饮而尽。直到太阳快落山了，总理才离开白家寨。没想到仅隔12天，邻县宁晋、巨鹿又发生了7.2级地震。4月1日，周总理又第三次来到现场，一天内连续视察了5个受灾村庄，在何寨防震棚里还碰上了作曲家劫夫和诗人洪源。 几天后，一首名叫《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歌曲，在邢台地震灾区诞生，并迅速传遍全国。四句歌词不完全是创作，是从群众大会发言和四清工作简报上摘录、串联起来的。但是确实代表了地震灾区人民的心声，充分表达了人民领袖和广大群众的关系。乐曲优美动听，百姓喜闻乐见，隆尧人听了尤为亲切。几十年了，我几乎还天天唱它，希望总理在天之灵能够听到。 作者简介：尧山壁，中国散文学会顾问，河北省作协原主席。 周恩来和国清寺 天 村 年初与北京一位文化人士漫谈，话题突然进入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尚在“文革”时期的1973年，是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下重生佛光。事情大致是这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于1972年来华访问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到日本国佛教“天台宗”的祖庭——浙江省天台山国清寺朝拜。原因是田中角荣和他的母亲都是“天台宗”虔诚的佛**，访问中国前，田中角荣的母亲千叮咛万吩咐，一定要代母亲到浙江省天台山国清寺朝拜祖庭。当时周恩来总理对浙江省的天台山、天台宗与国清寺还不怎么了解；但是，周恩来总理是一位智慧卓越人士，他深知国内正在搞“文化大革命”运动，估量到国清寺一定也是逃脱不了“文化大革命”狂潮所带来的不幸灾难。所以，当时周恩来总理高度机智而婉转地告诉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说：浙江省的天台山国清寺正在整修，待修好后，首先邀请田中角荣前去朝拜祖庭。田中角荣虽然听后略带遗憾，可仍感到非常兴奋，满怀喜悦，深表对中国总理的感激之情。 田中角荣回归日本国后，周恩来总理旋即叫国务院工作人员去了解浙江的天台山国清寺情况，要求把整修国清寺作为中日外交大事来抓紧办好。国务院立刻派外交部和宗教局的共四位组成一行人，来到浙江省天台山国清寺了解情况。确实如周总理所判断的那样，经过“文革”浩劫之难，国清寺已经是面目全非。那是1968年12月3日，天台县革委会派“工宣队”80多人进驻国清寺，彻头彻尾地大搞“破四旧”，捣毁砸烂国清寺的全部佛像。“工宣队”先把和尚全部集中在妙法堂，把方丈澹云押到县群众专政指挥部，说什么方丈和日本人通信（他们通信是公安部备案的），把方丈当作“日本特务”；说什么敌台和武器放在“鱼乐国”放生池池底，特调来消防队的消防车把“鱼乐国”放生池水抽干，将池里的鱼捕吃个精光。就这样，国清寺里的大小佛像、各种供器，甚至连僧人用的大铁锅等日用品都被充当“四旧”，敲碎、砸烂。 县革委会派去的“工宣队”，觉得和尚们没什么大不了的本事，就“下令”解散僧人，除掉“国清寺”。可贵的尚有近50名和尚，皈依佛祖虔敬有加，发了“毒誓”：“死也要死在国清寺里，和佛们倒在一起！”看到这种壮烈的情景，“工宣队”只好把不肯散去的和尚组成一个国清生产大队，办起了养兔场、养猪场等。和尚们养成的每只猪大多在500斤以上，全卖给县食品公司调换素油票；养成的兔毛质量在浙江全省小有名声。 外交部和宗教局四位同志了解到国清寺的真实情况，回到北京后，外交部和宗教局联合于1973年3月13日向国务院递上《关于整修天台山国清寺等问题的请示报告》。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国务院于1973年3月24日下发了国发〔1973〕34号文件《国务院批转外交部、宗教局关于整修天台山国清寺等问题的请示报告》。外交部和宗教局还将此文件抄送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国家计委、外交部、公安部、财政部、北京市革委会和浙江省革委会。 浙江省革委会接到国务院〔1973〕34号文件后，立即成立了国清寺整修委员会。台州地区革委会和天台县革委会也迅速组成了国清寺整修委员会及具体办事机构。天台县负责整修工作四人一行到北京，在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先生的帮助下，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北京市文管处等单位选准国清寺需要的若干尊佛像与若干件供器。省革委会对此于1973年6月9日向国务院呈上《要求调运北京部分佛像的报告》，全文如下： 我们接到国务院批转外交部、宗教局关于整修天台山国清寺等问题的请示报告后，立即召集有关部门和有关地、县的负责同志进行了讨论和研究。天台县委根据国务院和省委的指示，对国清寺如何整修进行了调查，并制定了整修方案，建立了整修国清寺的组织，现正在着手筹建整修。 佛像问题，经我们派人去北京实地察看，已选中了部分铜质佛像，望国务院批准调运给天台山国清寺。 当否，请批示。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三年六月九日 就是这样巧合，浙江省天台山国清寺佛光重生，功缘全在于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我们知道，那时正处“文化大革命”内乱时期，被破“四旧”捣毁的寺院，要让佛国重新生辉，周总理是凭他的大智慧与高魄力，顶住一定的思想压力，机智地促成的。这不仅是北京的文化人士这么说，浙江的相关人士也这么认为，没有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国清寺不可能在新时期之前得到整修而重生佛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交接几年，我多次到国清寺去拜访曾任坦头镇中心小学美术老师的齐名治先生，他是当年天台县国清寺整修委员会成员之一。我清楚地记得齐老师说，国清寺在“文革”时期就得到整修，使国清寺佛光重生，这与周总理的直接关心是分不开的。 中国的“天台山”有十余座，浙江天台山是独领**的。浙江天台山是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国清寺则是日本国天台宗的祖庭。日、韩各个宗教派系均奉浙江天台山国清寺为祖庭；还有美国、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等数十个国家佛教都在传播、弘扬中国浙江天台宗教义。这使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在世界佛教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非同一般。假设一下，若我们返回到“文革”那个时期去作一番思想观念思索，让“国清寺消失”，让所有“和尚消失”，今日浙江天台山会成为什么样的风景呢？若没有周恩来总理以远大的眼光，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代替他的母亲个人，要来浙江天台山朝拜天台宗祖庭国清寺一事，提升到中日两国建交大事上来观望世事，立即把在“文革”中近乎“消失”的国清寺重新整修，并掀起从北京开始，一路下来，到杭州，到台州，到天台山的“全线”都来关注浙江天台山国清寺重生佛光，那是多么的气势恢弘，令世人瞩目啊。 作者简介：天村，作家，浙江台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员。曾获《中国作家》全国文学作品征文一等奖，中国作协文艺报“作家论坛”优秀作品一等奖，中国散文学会“散文精英奖”之卓越成就奖，人民文学杂志社优秀散文奖等荣誉。 周总理签发的任命书 成了我们的传家宝 赛自泉 2016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四十周年的纪念日。这天早上8点，家住南京的小舅把印有周总理亲笔签名印章的一份任命书拍成照片，写了一段情深意切的文字发到微信朋友圈上。到下午4点，此微信点赞量和评论量达到117次、57条。如此轰动，有谁能想到这份1955年9月16日发布的任命书，成了我们的传家宝。 任命书的主人是我的姥爷徐一山，1955年至1959年任江苏省人民委员会人事局第一任局长。姥爷此生最珍视的就是这封任命书，他在世时，一直是放在木匣子里，存在书柜中。因为珍爱，姥爷很少拿出来示人，生怕被损坏。姥爷去世后，任命书原件就传给了小舅，小舅又把它拍成照片，传给我们每一位家庭成员，以做永久纪念。 至于江苏省人民委员会人事局局长的任命书为何会有周恩来的亲笔签名？这与江苏省人民政府的历史沿革有一定关联。1952年11月15日，苏北人民行政公署与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合并组建成江苏省人民政府；1955年2月改为江苏省人民委员会；1968年3月改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1979年12月撤销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恢复为江苏省人民政府。 姥爷1937年参加天福山起义，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组织发动青年参军和募集粮食。1938年9月至1949年3月在山东省参加地方党的工作，曾任招北县（今山东招远）县委书记。后随军南下，1949年5月至1955年9月在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工作。历任苏南区党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江苏省昆山县县委书记；苏州地委组织部部长，副书记。1955年9月16日颁发此任命书时，由于苏北人民行政公署与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合并组建的时间还不长，当时江苏省人民委员会的各个机构的局长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任命。任命书上有周恩来的亲笔签名顺理成章。 一 姥爷原名徐承之，参加天福山起义后为永远纪念天福山而改名徐一山。姥爷1913年7月16日生于山东省文登县口子乡下河村（今威海市文登区大水泊镇），姥爷的爷爷在当地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教书先生，家境较好；而到了太姥爷的那一辈，由于太姥爷36岁时英年早世，姥爷是老大，下面有一个小8岁的妹妹和一个小14岁的弟弟，家道慢慢中落。 1935年中共胶东特委发动了“一一四”暴动。这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在胶东地方党的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和积极的意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姥爷接触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革命，后来又参加了天福山起义。 天福山起义时，姥爷吃了很多苦。那时姥爷家中只有半亩地，两间半房子。天福山起义时，大舅只有4岁，妈妈不到两岁，姥姥是小脚女人，家中的活计谁也帮不上忙。而姥爷准备起义时，是地下活动，表面是做买卖，实为掩护身份。 天福山起义前后，周围村的党员开会都是在姥爷家。这是因为姥爷家地理位置特殊，姥爷家住的是三进房子的最后一进，而房子的后面就是山。为了行走方便，房子中间的一间有个大大的后窗，开窗后就通向房后的一片小树林。至今房屋虽破败不堪，但还留有几十平方密密麻麻的福海棠花小树林，姥爷的乳名就是根据福海棠花来的——福海，也许冥冥之中姥爷就与周总理有了联系。 天福山起义后，姥爷在村中把抗日的火种点燃后，就和威海起义的部队一起西上。姥爷先是在北海武工队任政委；1942年前后任栖霞县委组织部长。后来，又到西部的蓬、黄、掖地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1949年初姥爷在南下之前回老家看了看，主要是取文件。文件藏在老家第二道门屋子（过道）旁边一间柴房的墙中，那时的墙都是土墙，用墼垒成的，厚厚的墼像长城砖一样，姥爷当年把墙中间的墼顺着烟道拿出一排，然后放进文件，再找泥土抹平。取文件时我妈妈10岁，亲眼看着姥爷拿出文件，有很多。 二 小时候就常听母亲说起姥爷当年打鬼子的故事，说姥爷参加了山东省著名的“天福山起义”，还是组织者，他虽然个子不高，但作战勇敢。姥爷转到地方工作后更是热情不减，因为为人正直，不徇私情，“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江苏省政府第一批被“打倒”的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然而，姥爷**后不计前嫌，又以更高的热情战斗在工作岗位上。就是离休后也时时不忘党的培养，每次来信，都嘱咐家人，要好好工作，相信党，不要**。 记忆中第一次见到姥爷是1970年，那年姥爷已准备去江苏省“五七”干校了。这个学校是文革时期新出现的，许多人去过干校，也有“下放”的。当时让姥爷下放，下放到哪儿去呢？很多人都选择回老家，由此姥爷先回老家看看。然而，后来姥爷不愿回山东文登老家了，原因是当年姥爷在家乡闹革命时，杀了地主，而地主的孙子此时当上了“县太爷”。姥爷过江后曾在苏州工作过，那里地熟，人也熟，因此决定去苏州。然而，有一天彭冲悄悄到姥爷家来了。大人关上门在里面说话，当时还是个孩子的小舅把耳朵贴在门外的钥匙孔偷听。只听到彭冲好象在发脾气，他生气地说：“你们都走了，谁来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接着，他们好象在商量着什么……这样姥爷就没有下放。但不久，姥爷的家就被抄了，姥爷也去了“五七干校”。 三 姥爷对党忠城，在年过九旬时，还一次向中央组织部交纳5000余元的党费，然而却从没有给家在农村的子女分文。“文革”前后姥爷一直在江苏省劳动局工作，这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个有职有权的好单位。但我们在农村老家的8个孙辈子女，一个都没有安排。 1974年，小舅高中毕业。那年头高中毕业是要下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因为小舅上学时军训摔断了右臂，再加上舅舅、大姨都当兵，不在南京，所以他才留的城。 小舅在家等待近一年之后，终于被分配到科巷菜场工作。卖菜的工作是很叫人看不起的，很多人都不愿意站柜台卖菜，怕遇到熟人难堪。菜场就在姥爷家旁边，只要一分半钟就可以走到。到了菜场，使小舅感到最欣慰的是，周围的师傅们对他都很好，没有一个歧视这个“狗崽子”的。 后来，有很多人都从“五七干校”回来了。姥爷被审查的时间最长，在审查期间，姥爷得了严重的胃病，胃大出血，差点送命。 终于有一天，姥爷被**了，在江苏省委当顾问。这时办事处主任和菜场主任都成了姥爷家的常客。有一天菜场主任对姥爷说：“快把你儿子调走吧，成天有那么多领导到小众（小舅的小名）那儿买菜，给我们的压力很大呀！”姥爷听了很生气地说：“别人家的孩子能在菜场干，他为什么不能在菜场干？！你们要给我看好他，要他老老实实在菜场干，而且要给我好好干！”之后，再也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说要把小舅调走的话了。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 小舅考上了大学，这才离开了菜场。 更为甚者，八十年代初，在农村的表哥表姐中学毕业后，分别到南京想找姥爷安排个工作。那时姥爷**不久，有职也有权，甚至姥爷的一些老部下都为表哥他们找好了工作，但还是被姥爷挡了下来。 姥爷一生俭朴，从不注重吃穿，家中没有装修。记得有一年我陪母亲到南京钟山干部疗养院去看姥爷时，虽然听不见我们的声音，但老人别提有多高兴了。一次我扶姥爷去卫生间时，姥爷让我拿张草纸（姥爷嫌卫生纸贵），我顺手拿了一张，哪想姥爷猛地摇头，脸色也严肃了起来，并示意我撕开。当我将那张只有32开大小的草纸，撕下一半再给姥爷时，姥爷的脸上这才有了笑意。姥爷写信，从不用买的信封，他总是将别人用过的信封翻过来再用。姥爷在物质上没有给我们什么，但在精神上却给了我们许多。 在姥爷的教育下，大舅到部队后硬是凭着自己的努力干到了正师职的位子；而小舅也从一个卖菜工人，成长为江苏省广电总局的双十佳主持人。至于我们家在农村的孙辈子女，也都靠着自己的努力，个个事业有成。 姥爷2011年去世，在周围人心目中，姥爷一生耿直；一生敬重周总理，他生前最爱抄录周总理的诗句。周总理的魅力和人格感染了姥爷一辈子，也深深感染了我们后代，一份特殊的任命书就是最好的说明。 作者简介：赛自泉，笔名：清泉。现就职于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委党校。威海市环翠区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威海市环翠区军事志》主编、《中共威海环翠历史》（第一卷）编辑。现任《中共威海环翠历史》（第二卷）编辑。

三月五日
——献给周总理
桂兴华

      **8年3月5日，周恩来诞生于江苏淮安。
      三月五日，一个极其普通的日子。也许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一天是你的生日。但历史的双手接到这张早春的告示以后，就会将你的眼神，一次次久久地凝视。
     三月五日：系着你南昌起义的那条1927年火一般的领带;拄着你长征路上那根裹着风雪的拐杖;转着你延安窑洞里那辆轱辘辘的纺车；藏着你劳山密林中遇险的那张照片；挂着你南京梅园前的那抹月色；哼着你上海剧场里新创作的那句唱词；穿着你那件海棠花下缀着补钉的衬衣；举着你四届人大政府报告中一个异常熟悉的手势；沉思着你与难忍的癌症病痛决战的最后一刻。
     三月五日，燕子开始在被乌云包围的昏暗里出击，你就是那么一阵永不消逝的冲刺。三月五日，风开始鼓舞一处处萌动的柳丝，你就是那么一缕温暖的春意。三月五日，苏醒的梦开始播撒。你，就是那么一颗藏着千万声祝福的种子。
     你没有子女,却关怀着全中国的孩子-----他们该玩哪一类皮球了,他们爱尝何种甜蜜?你端起饭碗,想到的是社员的口粮,驰往灾区的车队是否会被大雨淋湿?伟大的人物，都是注重细节的。你去外地视察,还自带着茶叶。喝了一杯招待的茶水,你还留下了现金和对所有干部的启示。总理的那几片茶叶，份量其实很重。
      有些人对你那么仇视。唯有岁月，才是最公正的展览。那一年，你的血尿量越来越多，全身的免疫系统已面临崩溃，多少人依然将你的英姿，作为坚韧不拔的榜样、不可磨灭的神采、谦逊的象征和原则的标志。在你逝世之后，竟然不能追悼依依不舍的你！1976年春天，四周都是空洞的标语。我只能从仅漏出一线昏黄的小茅屋门缝中，透过呼呼的西北风，在务农的皖东生产队里，偷听是否有来自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声声哭诉！
     总理啊，三月五日为何不能放声呼喊你！我们只能戴着黑袖章，看着遗像，体味着你沉思的眼神里那抹不去的苦涩。你重返延安时，老区正被贫穷纠缠得太苦。你泪花迷离地望着这片旧窑洞，面对着当年与你做邻居的老羊倌，至今还只能吃荞麦面，嚼高粱。用小米养育了革命的村野，还是一片贫瘠。你那双深陷的眼睛,在说：“盼望着延安能早日脱贫致富，到那一天，我再来……”你的脸颊是那么苍白，流下了止不住的泪珠。
     三月五日，总怀念你那藏着颤栗、苦痛的眼神。
     那是一副多么深邃的眼神啊！未来的每一个日子，都将惦记着你---这一片从淮安县城发出的笑声，这个与三月五日一起调遣季节的名字：周恩来……
     （1994年初稿，2017年1月修改于上海）


      作者简介：桂兴华，国家一级编剧。2010年上海世博会志愿者标志、口号评选委员会委员。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电影艺术学院、上海电视大学**教授。系中外散文诗学会副主席。中国散文诗研究会副会长。曾获得“萌芽”文学创作荣誉奖、全国电视诗歌展播特别奖、中国人口文化奖、纪念中国散文诗90年优秀作品集奖、共青团中央“五个一工程”奖等。

赵日超

周总理与隆尧地震
尧山壁


上世纪六十年代，冀南多灾多难，三年困难刚过，1963年特大洪水，1964年持续干旱，1966年倒春寒，2月4日立春，19日雨水却下了一场雪，3月6日惊蛰，8日隆尧地震。当时我正与田间、李满天在临西县采访吕玉兰，隆尧正是我的家乡，老母独居乡下，不知吉凶。二位领导催我回去，不通公路，绕道邯郸，到邢台已经凌晨两点，地委大院灯火通明，一片忙乱。办公室转告，老母托人到任县打来长途电话，说震中在县东北，我家在县西南，平安无事，防震棚也搭好了，让我安心工作别回家。父亲早年牺牲，我们母子相依为命，母亲事事想在儿前，让我很感动。由自己的母亲想到灾区更多母亲，不等天亮就爬上救灾的卡车。
车队向东北急驰，车上人谁也不说话，能听见彼此紧张的心跳。邢家湾下路往北，车在频频余震中颠簸、跳动，车尾的人不断被甩下来。进入隆尧地界，眼前许多纵向地裂，一两尺宽，喷水冒沙，井水外溢，一片泥泞。弃车爬上滏阳河堤，河道没了，两边大堤挤压在一起，合成一道土梁，土梁又被一条条地裂切断，上下错位一两尺，咬牙切齿的样子。河上几座桥还在，已是面目全非，桥墩倾斜，桥面移位，岌岌可危。
计算行路时间，目的地应该到了。可是眼前没有了村，马栏、白家寨、任村、栆坨四村变成一片逶迤的丘陵。走近看尽是土堆瓦砾，梁柱门窗横躺竖卧，箱柜桌椅东倒西歪。马栏村只剩下半截土墙，好像坟场上一块残碑，上千人的村庄震亡300人，白家寨灾情类似，全公社死亡4628人。任村一块地基条石枕在一道大裂缝上，人们说最初张开五六尺，喷出水柱一丈多高，一头牛两头猪掉下去，连叫唤声都没传上来。看表上午8时，太阳没出，阴天沉重地压下来。活着的人个个灰头土脸，面无表情，急着挖人挖粮，十指滴血。只有大大小小的树木还挺立着，在寒风里摇曳，窸窣窣，哗啦啦，替人唏嘘、哀嚎。
这里是黑龙港流域，盐碱地夏天水汪汪，冬天白茫茫，种一葫芦打两瓢，如今更是霜上加雪了。废墟死一般寂静，听不见哭声，连鸡犬也都惊哑了。不到24个小时，突然鸡叫了，狗咬了，告诉人们救星来了，工作队、**、医疗队都来了。匆匆人流中见到了县委书记张彪，我父亲的一位战友，正忙着组织人员，分发空投的馒头、大饼。发了多半天他自己没沾上一口，下令外来的干部不许与民争食。天快黑了，听到我肚里咕咕叫，他让我跟他一道回县城。城里房屋也倒了七八成，他把我安排在防震棚里，急匆匆走了，说中央首长要来。他半夜回来把我叫醒，显得格外兴奋，大声说你猜谁来了，我们的周总理。
张书记眼含热泪说，3月8日凌晨，忙绿一天的总理刚刚躺下，地震了。这是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地震，总理如临大敌，核实情况，召开紧急会议，布置一番后，9日上午便乘专机赶到石家庄，听完省委和驻军领导汇报，就要亲赴灾区。总理劝说随来的地质部长李四光先不要去冒险，知道他血管瘤严重。晚上9时半到冯村火车站，乘驻军的吉普车直奔隆尧。地震指挥部设在县招待所，城里剩下的唯一的三层楼房，砖木结构。电路震坏了，会议在昏暗的马灯下进行，总理坐在一条旧沙发上，一字一句地询问，不断插话。期间发生强烈余震，墙体摇晃，门窗嘎吧吧响，墙皮开裂，白灰纷纷落下，大家惊慌失措，劝总理出去躲一躲。总理连眉毛也不动一下，坐在原地稳如泰山，镇静地说：“不要紧，大家要沉住气。这座楼是新盖的，它要是倒了，群众的小屋不都平了？继续开会。”掌握基本情况后，总理要求：“今明两天把灾情统计好，给我汇报。一个星期把秩序恢复起来，转入正常的生产救灾。”11时会议结束，总理摸着黑原路返回石家庄。
第二天，我随张书记又回到白家寨。听说中央首长要来慰问，群众纷纷赶来，打谷场聚集2000多人。我在穿公安制服人中发现了赵行杰，他时任县公安局长，是我去年在那里搞四清时认识的，曾是周总理的警卫员。我心里暗想，八成周总理又要来了。下午3时，一架直升飞机降落在白家寨田野上，果然周总理出现在舱门口，没戴帽子，没穿大衣，只着一身青兰制服。他走下舷梯。他头发和衣角被寒风吹起，踏着残雪向群众走来，握着白家寨公社书记杨世英的手问：“你多大岁数啦？”“43岁。”总理说：“记得抗日战争吗？八年抗战我们打败日本鬼子，那是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次是地球底下的敌人，要和地球底下的敌人作斗争。”这句话说得非常坚强有力。
看到总理就看到了亲人，灾民们脸上立时阴转晴，干涸一天多的眼里又涌出泪水，争先恐后想和总理握手。总理善解人意，绕场一周，频频招手，当即说开个群众会好。事先准备不足，没有桌子，赵行杰急中生智，让**找来两个盛救灾物资的木箱，拼成一个讲台。群众立刻静下来，前排坐下，中间蹲着，后排站着，我个儿高，自觉站在后面。要讲话了，总理又发现方向不对。安排他面朝南讲话，一个人背风，群众就要喝风，他立刻绕到会场后边，让大家向后转，转了180度。这一来倒让我沾光了，后排变前排，看得更清楚了些。比起三个月前，在北京开青年作家会接见时，总理显得苍老了不少，都是这可恶的地震闹的。
“同志们，乡亲们，你们受了灾，损失很大，毛主席让我来看你们。”总理面向北方，任尖利的寒风夹着雪粒、尘土打在脸上，因为话音要与风声较量，嗓门一再提高，显得有些沙哑。最后还是风认输了，渐渐地平静下来，和群众一起听总理举起拳头呼口号：“奋发图强，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发展生产！”两千群众站起来，高呼十六字方针，气势排山倒海。
会后，总理踏着断续的余震，爬上高低不平的废墟，低头走进老农王根成的防震棚，摸摸棉衣，按按棉被，心疼地安慰、鼓励：“你是老党员，要带头干，还要教育好娃娃，鼓起干劲，重建家园。”总理接着慰问军人家属于小俊、民兵连长国永录等7户，临出村，第三生产队队长国振清，用粗瓷碗从水桶里盛了一碗凉水递给总理，总理接过来一饮而尽。直到太阳快落山了，总理才离开白家寨。没想到仅隔12天，邻县宁晋、巨鹿又发生了7.2级地震。4月1日，周总理又第三次来到现场，一天内连续视察了5个受灾村庄，在何寨防震棚里还碰上了作曲家劫夫和诗人洪源。
几天后，一首名叫《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歌曲，在邢台地震灾区诞生，并迅速传遍全国。四句歌词不完全是创作，是从群众大会发言和四清工作简报上摘录、串联起来的。但是确实代表了地震灾区人民的心声，充分表达了人民领袖和广大群众的关系。乐曲优美动听，百姓喜闻乐见，隆尧人听了尤为亲切。几十年了，我几乎还天天唱它，希望总理在天之灵能够听到。

作者简介：尧山壁，中国散文学会顾问，河北省作协原主席。

周恩来和国清寺
天 村

年初与北京一位文化人士漫谈，话题突然进入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尚在“文革”时期的1973年，是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下重生佛光。事情大致是这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于1972年来华访问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到日本国佛教“天台宗”的祖庭——浙江省天台山国清寺朝拜。原因是田中角荣和他的母亲都是“天台宗”虔诚的佛**，访问中国前，田中角荣的母亲千叮咛万吩咐，一定要代母亲到浙江省天台山国清寺朝拜祖庭。当时周恩来总理对浙江省的天台山、天台宗与国清寺还不怎么了解；但是，周恩来总理是一位智慧卓越人士，他深知国内正在搞“文化大革命”运动，估量到国清寺一定也是逃脱不了“文化大革命”狂潮所带来的不幸灾难。所以，当时周恩来总理高度机智而婉转地告诉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说：浙江省的天台山国清寺正在整修，待修好后，首先邀请田中角荣前去朝拜祖庭。田中角荣虽然听后略带遗憾，可仍感到非常兴奋，满怀喜悦，深表对中国总理的感激之情。
田中角荣回归日本国后，周恩来总理旋即叫国务院工作人员去了解浙江的天台山国清寺情况，要求把整修国清寺作为中日外交大事来抓紧办好。国务院立刻派外交部和宗教局的共四位组成一行人，来到浙江省天台山国清寺了解情况。确实如周总理所判断的那样，经过“文革”浩劫之难，国清寺已经是面目全非。那是1968年12月3日，天台县革委会派“工宣队”80多人进驻国清寺，彻头彻尾地大搞“破四旧”，捣毁砸烂国清寺的全部佛像。“工宣队”先把和尚全部集中在妙法堂，把方丈澹云押到县群众专政指挥部，说什么方丈和日本人通信（他们通信是公安部备案的），把方丈当作“日本特务”；说什么敌台和武器放在“鱼乐国”放生池池底，特调来消防队的消防车把“鱼乐国”放生池水抽干，将池里的鱼捕吃个精光。就这样，国清寺里的大小佛像、各种供器，甚至连僧人用的大铁锅等日用品都被充当“四旧”，敲碎、砸烂。
县革委会派去的“工宣队”，觉得和尚们没什么大不了的本事，就“下令”解散僧人，除掉“国清寺”。可贵的尚有近50名和尚，皈依佛祖虔敬有加，发了“毒誓”：“死也要死在国清寺里，和佛们倒在一起！”看到这种壮烈的情景，“工宣队”只好把不肯散去的和尚组成一个国清生产大队，办起了养兔场、养猪场等。和尚们养成的每只猪大多在500斤以上，全卖给县食品公司调换素油票；养成的兔毛质量在浙江全省小有名声。
外交部和宗教局四位同志了解到国清寺的真实情况，回到北京后，外交部和宗教局联合于1973年3月13日向国务院递上《关于整修天台山国清寺等问题的请示报告》。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国务院于1973年3月24日下发了国发〔1973〕34号文件《国务院批转外交部、宗教局关于整修天台山国清寺等问题的请示报告》。外交部和宗教局还将此文件抄送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国家计委、外交部、公安部、财政部、北京市革委会和浙江省革委会。
浙江省革委会接到国务院〔1973〕34号文件后，立即成立了国清寺整修委员会。台州地区革委会和天台县革委会也迅速组成了国清寺整修委员会及具体办事机构。天台县负责整修工作四人一行到北京，在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先生的帮助下，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北京市文管处等单位选准国清寺需要的若干尊佛像与若干件供器。省革委会对此于1973年6月9日向国务院呈上《要求调运北京部分佛像的报告》，全文如下：
我们接到国务院批转外交部、宗教局关于整修天台山国清寺等问题的请示报告后，立即召集有关部门和有关地、县的负责同志进行了讨论和研究。天台县委根据国务院和省委的指示，对国清寺如何整修进行了调查，并制定了整修方案，建立了整修国清寺的组织，现正在着手筹建整修。
佛像问题，经我们派人去北京实地察看，已选中了部分铜质佛像，望国务院批准调运给天台山国清寺。
当否，请批示。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三年六月九日
就是这样巧合，浙江省天台山国清寺佛光重生，功缘全在于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我们知道，那时正处“文化大革命”内乱时期，被破“四旧”捣毁的寺院，要让佛国重新生辉，周总理是凭他的大智慧与高魄力，顶住一定的思想压力，机智地促成的。这不仅是北京的文化人士这么说，浙江的相关人士也这么认为，没有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国清寺不可能在新时期之前得到整修而重生佛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交接几年，我多次到国清寺去拜访曾任坦头镇中心小学美术老师的齐名治先生，他是当年天台县国清寺整修委员会成员之一。我清楚地记得齐老师说，国清寺在“文革”时期就得到整修，使国清寺佛光重生，这与周总理的直接关心是分不开的。
中国的“天台山”有十余座，浙江天台山是独领**的。浙江天台山是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国清寺则是日本国天台宗的祖庭。日、韩各个宗教派系均奉浙江天台山国清寺为祖庭；还有美国、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等数十个国家佛教都在传播、弘扬中国浙江天台宗教义。这使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在世界佛教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非同一般。假设一下，若我们返回到“文革”那个时期去作一番思想观念思索，让“国清寺消失”，让所有“和尚消失”，今日浙江天台山会成为什么样的风景呢？若没有周恩来总理以远大的眼光，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代替他的母亲个人，要来浙江天台山朝拜天台宗祖庭国清寺一事，提升到中日两国建交大事上来观望世事，立即把在“文革”中近乎“消失”的国清寺重新整修，并掀起从北京开始，一路下来，到杭州，到台州，到天台山的“全线”都来关注浙江天台山国清寺重生佛光，那是多么的气势恢弘，令世人瞩目啊。

作者简介：天村，作家，浙江台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员。曾获《中国作家》全国文学作品征文一等奖，中国作协文艺报“作家论坛”优秀作品一等奖，中国散文学会“散文精英奖”之卓越成就奖，人民文学杂志社优秀散文奖等荣誉。

周总理签发的任命书 成了我们的传家宝
赛自泉

2016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四十周年的纪念日。这天早上8点，家住南京的小舅把印有周总理亲笔签名印章的一份任命书拍成照片，写了一段情深意切的文字发到微信朋友圈上。到下午4点，此微信点赞量和评论量达到117次、57条。如此轰动，有谁能想到这份1955年9月16日发布的任命书，成了我们的传家宝。
任命书的主人是我的姥爷徐一山，1955年至1959年任江苏省人民委员会人事局第一任局长。姥爷此生最珍视的就是这封任命书，他在世时，一直是放在木匣子里，存在书柜中。因为珍爱，姥爷很少拿出来示人，生怕被损坏。姥爷去世后，任命书原件就传给了小舅，小舅又把它拍成照片，传给我们每一位家庭成员，以做永久纪念。
至于江苏省人民委员会人事局局长的任命书为何会有周恩来的亲笔签名？这与江苏省人民政府的历史沿革有一定关联。1952年11月15日，苏北人民行政公署与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合并组建成江苏省人民政府；1955年2月改为江苏省人民委员会；1968年3月改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1979年12月撤销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恢复为江苏省人民政府。
姥爷1937年参加天福山起义，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组织发动青年参军和募集粮食。1938年9月至1949年3月在山东省参加地方党的工作，曾任招北县（今山东招远）县委书记。后随军南下，1949年5月至1955年9月在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工作。历任苏南区党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江苏省昆山县县委书记；苏州地委组织部部长，副书记。1955年9月16日颁发此任命书时，由于苏北人民行政公署与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合并组建的时间还不长，当时江苏省人民委员会的各个机构的局长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任命。任命书上有周恩来的亲笔签名顺理成章。
一
姥爷原名徐承之，参加天福山起义后为永远纪念天福山而改名徐一山。姥爷1913年7月16日生于山东省文登县口子乡下河村（今威海市文登区大水泊镇），姥爷的爷爷在当地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教书先生，家境较好；而到了太姥爷的那一辈，由于太姥爷36岁时英年早世，姥爷是老大，下面有一个小8岁的妹妹和一个小14岁的弟弟，家道慢慢中落。
1935年中共胶东特委发动了“一一四”暴动。这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在胶东地方党的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和积极的意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姥爷接触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革命，后来又参加了天福山起义。
天福山起义时，姥爷吃了很多苦。那时姥爷家中只有半亩地，两间半房子。天福山起义时，大舅只有4岁，妈妈不到两岁，姥姥是小脚女人，家中的活计谁也帮不上忙。而姥爷准备起义时，是地下活动，表面是做买卖，实为掩护身份。
天福山起义前后，周围村的党员开会都是在姥爷家。这是因为姥爷家地理位置特殊，姥爷家住的是三进房子的最后一进，而房子的后面就是山。为了行走方便，房子中间的一间有个大大的后窗，开窗后就通向房后的一片小树林。至今房屋虽破败不堪，但还留有几十平方密密麻麻的福海棠花小树林，姥爷的乳名就是根据福海棠花来的——福海，也许冥冥之中姥爷就与周总理有了联系。
天福山起义后，姥爷在村中把抗日的火种点燃后，就和威海起义的部队一起西上。姥爷先是在北海武工队任政委；1942年前后任栖霞县委组织部长。后来，又到西部的蓬、黄、掖地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1949年初姥爷在南下之前回老家看了看，主要是取文件。文件藏在老家第二道门屋子（过道）旁边一间柴房的墙中，那时的墙都是土墙，用墼垒成的，厚厚的墼像长城砖一样，姥爷当年把墙中间的墼顺着烟道拿出一排，然后放进文件，再找泥土抹平。取文件时我妈妈10岁，亲眼看着姥爷拿出文件，有很多。
二
小时候就常听母亲说起姥爷当年打鬼子的故事，说姥爷参加了山东省著名的“天福山起义”，还是组织者，他虽然个子不高，但作战勇敢。姥爷转到地方工作后更是热情不减，因为为人正直，不徇私情，“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江苏省政府第一批被“打倒”的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然而，姥爷**后不计前嫌，又以更高的热情战斗在工作岗位上。就是离休后也时时不忘党的培养，每次来信，都嘱咐家人，要好好工作，相信党，不要**。
记忆中第一次见到姥爷是1970年，那年姥爷已准备去江苏省“五七”干校了。这个学校是文革时期新出现的，许多人去过干校，也有“下放”的。当时让姥爷下放，下放到哪儿去呢？很多人都选择回老家，由此姥爷先回老家看看。然而，后来姥爷不愿回山东文登老家了，原因是当年姥爷在家乡闹革命时，杀了地主，而地主的孙子此时当上了“县太爷”。姥爷过江后曾在苏州工作过，那里地熟，人也熟，因此决定去苏州。然而，有一天彭冲悄悄到姥爷家来了。大人关上门在里面说话，当时还是个孩子的小舅把耳朵贴在门外的钥匙孔偷听。只听到彭冲好象在发脾气，他生气地说：“你们都走了，谁来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接着，他们好象在商量着什么……这样姥爷就没有下放。但不久，姥爷的家就被抄了，姥爷也去了“五七干校”。
三
姥爷对党忠城，在年过九旬时，还一次向中央组织部交纳5000余元的党费，然而却从没有给家在农村的子女分文。“文革”前后姥爷一直在江苏省劳动局工作，这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个有职有权的好单位。但我们在农村老家的8个孙辈子女，一个都没有安排。
1974年，小舅高中毕业。那年头高中毕业是要下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因为小舅上学时军训摔断了右臂，再加上舅舅、大姨都当兵，不在南京，所以他才留的城。
小舅在家等待近一年之后，终于被分配到科巷菜场工作。卖菜的工作是很叫人看不起的，很多人都不愿意站柜台卖菜，怕遇到熟人难堪。菜场就在姥爷家旁边，只要一分半钟就可以走到。到了菜场，使小舅感到最欣慰的是，周围的师傅们对他都很好，没有一个歧视这个“狗崽子”的。
后来，有很多人都从“五七干校”回来了。姥爷被审查的时间最长，在审查期间，姥爷得了严重的胃病，胃大出血，差点送命。
终于有一天，姥爷被**了，在江苏省委当顾问。这时办事处主任和菜场主任都成了姥爷家的常客。有一天菜场主任对姥爷说：“快把你儿子调走吧，成天有那么多领导到小众（小舅的小名）那儿买菜，给我们的压力很大呀！”姥爷听了很生气地说：“别人家的孩子能在菜场干，他为什么不能在菜场干？！你们要给我看好他，要他老老实实在菜场干，而且要给我好好干！”之后，再也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说要把小舅调走的话了。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 小舅考上了大学，这才离开了菜场。
更为甚者，八十年代初，在农村的表哥表姐中学毕业后，分别到南京想找姥爷安排个工作。那时姥爷**不久，有职也有权，甚至姥爷的一些老部下都为表哥他们找好了工作，但还是被姥爷挡了下来。
姥爷一生俭朴，从不注重吃穿，家中没有装修。记得有一年我陪母亲到南京钟山干部疗养院去看姥爷时，虽然听不见我们的声音，但老人别提有多高兴了。一次我扶姥爷去卫生间时，姥爷让我拿张草纸（姥爷嫌卫生纸贵），我顺手拿了一张，哪想姥爷猛地摇头，脸色也严肃了起来，并示意我撕开。当我将那张只有32开大小的草纸，撕下一半再给姥爷时，姥爷的脸上这才有了笑意。姥爷写信，从不用买的信封，他总是将别人用过的信封翻过来再用。姥爷在物质上没有给我们什么，但在精神上却给了我们许多。
在姥爷的教育下，大舅到部队后硬是凭着自己的努力干到了正师职的位子；而小舅也从一个卖菜工人，成长为江苏省广电总局的双十佳主持人。至于我们家在农村的孙辈子女，也都靠着自己的努力，个个事业有成。
姥爷2011年去世，在周围人心目中，姥爷一生耿直；一生敬重周总理，他生前最爱抄录周总理的诗句。周总理的魅力和人格感染了姥爷一辈子，也深深感染了我们后代，一份特殊的任命书就是最好的说明。

作者简介：赛自泉，笔名：清泉。现就职于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委党校。威海市环翠区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威海市环翠区军事志》主编、《中共威海环翠历史》（第一卷）编辑。现任《中共威海环翠历史》（第二卷）编辑。

周总理签发的任命书 成了我们的传家宝
赛自泉

2016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四十周年的纪念日。这天早上8点，家住南京的小舅把印有周总理亲笔签名印章的一份任命书拍成照片，写了一段情深意切的文字发到微信朋友圈上。到下午4点，此微信点赞量和评论量达到117次、57条。如此轰动，有谁能想到这份1955年9月16日发布的任命书，成了我们的传家宝。
任命书的主人是我的姥爷徐一山，1955年至1959年任江苏省人民委员会人事局第一任局长。姥爷此生最珍视的就是这封任命书，他在世时，一直是放在木匣子里，存在书柜中。因为珍爱，姥爷很少拿出来示人，生怕被损坏。姥爷去世后，任命书原件就传给了小舅，小舅又把它拍成照片，传给我们每一位家庭成员，以做永久纪念。
至于江苏省人民委员会人事局局长的任命书为何会有周恩来的亲笔签名？这与江苏省人民政府的历史沿革有一定关联。1952年11月15日，苏北人民行政公署与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合并组建成江苏省人民政府；1955年2月改为江苏省人民委员会；1968年3月改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1979年12月撤销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恢复为江苏省人民政府。
姥爷1937年参加天福山起义，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组织发动青年参军和募集粮食。1938年9月至1949年3月在山东省参加地方党的工作，曾任招北县（今山东招远）县委书记。后随军南下，1949年5月至1955年9月在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工作。历任苏南区党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江苏省昆山县县委书记；苏州地委组织部部长，副书记。1955年9月16日颁发此任命书时，由于苏北人民行政公署与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合并组建的时间还不长，当时江苏省人民委员会的各个机构的局长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任命。任命书上有周恩来的亲笔签名顺理成章。
一
姥爷原名徐承之，参加天福山起义后为永远纪念天福山而改名徐一山。姥爷1913年7月16日生于山东省文登县口子乡下河村（今威海市文登区大水泊镇），姥爷的爷爷在当地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教书先生，家境较好；而到了太姥爷的那一辈，由于太姥爷36岁时英年早世，姥爷是老大，下面有一个小8岁的妹妹和一个小14岁的弟弟，家道慢慢中落。
1935年中共胶东特委发动了“一一四”暴动。这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在胶东地方党的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和积极的意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姥爷接触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革命，后来又参加了天福山起义。
天福山起义时，姥爷吃了很多苦。那时姥爷家中只有半亩地，两间半房子。天福山起义时，大舅只有4岁，妈妈不到两岁，姥姥是小脚女人，家中的活计谁也帮不上忙。而姥爷准备起义时，是地下活动，表面是做买卖，实为掩护身份。
天福山起义前后，周围村的党员开会都是在姥爷家。这是因为姥爷家地理位置特殊，姥爷家住的是三进房子的最后一进，而房子的后面就是山。为了行走方便，房子中间的一间有个大大的后窗，开窗后就通向房后的一片小树林。至今房屋虽破败不堪，但还留有几十平方密密麻麻的福海棠花小树林，姥爷的乳名就是根据福海棠花来的——福海，也许冥冥之中姥爷就与周总理有了联系。
天福山起义后，姥爷在村中把抗日的火种点燃后，就和威海起义的部队一起西上。姥爷先是在北海武工队任政委；1942年前后任栖霞县委组织部长。后来，又到西部的蓬、黄、掖地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1949年初姥爷在南下之前回老家看了看，主要是取文件。文件藏在老家第二道门屋子（过道）旁边一间柴房的墙中，那时的墙都是土墙，用墼垒成的，厚厚的墼像长城砖一样，姥爷当年把墙中间的墼顺着烟道拿出一排，然后放进文件，再找泥土抹平。取文件时我妈妈10岁，亲眼看着姥爷拿出文件，有很多。
二
小时候就常听母亲说起姥爷当年打鬼子的故事，说姥爷参加了山东省著名的“天福山起义”，还是组织者，他虽然个子不高，但作战勇敢。姥爷转到地方工作后更是热情不减，因为为人正直，不徇私情，“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江苏省政府第一批被“打倒”的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然而，姥爷**后不计前嫌，又以更高的热情战斗在工作岗位上。就是离休后也时时不忘党的培养，每次来信，都嘱咐家人，要好好工作，相信党，不要**。
记忆中第一次见到姥爷是1970年，那年姥爷已准备去江苏省“五七”干校了。这个学校是文革时期新出现的，许多人去过干校，也有“下放”的。当时让姥爷下放，下放到哪儿去呢？很多人都选择回老家，由此姥爷先回老家看看。然而，后来姥爷不愿回山东文登老家了，原因是当年姥爷在家乡闹革命时，杀了地主，而地主的孙子此时当上了“县太爷”。姥爷过江后曾在苏州工作过，那里地熟，人也熟，因此决定去苏州。然而，有一天彭冲悄悄到姥爷家来了。大人关上门在里面说话，当时还是个孩子的小舅把耳朵贴在门外的钥匙孔偷听。只听到彭冲好象在发脾气，他生气地说：“你们都走了，谁来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接着，他们好象在商量着什么……这样姥爷就没有下放。但不久，姥爷的家就被抄了，姥爷也去了“五七干校”。
三
姥爷对党忠城，在年过九旬时，还一次向中央组织部交纳5000余元的党费，然而却从没有给家在农村的子女分文。“文革”前后姥爷一直在江苏省劳动局工作，这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个有职有权的好单位。但我们在农村老家的8个孙辈子女，一个都没有安排。
1974年，小舅高中毕业。那年头高中毕业是要下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因为小舅上学时军训摔断了右臂，再加上舅舅、大姨都当兵，不在南京，所以他才留的城。
小舅在家等待近一年之后，终于被分配到科巷菜场工作。卖菜的工作是很叫人看不起的，很多人都不愿意站柜台卖菜，怕遇到熟人难堪。菜场就在姥爷家旁边，只要一分半钟就可以走到。到了菜场，使小舅感到最欣慰的是，周围的师傅们对他都很好，没有一个歧视这个“狗崽子”的。
后来，有很多人都从“五七干校”回来了。姥爷被审查的时间最长，在审查期间，姥爷得了严重的胃病，胃大出血，差点送命。
终于有一天，姥爷被**了，在江苏省委当顾问。这时办事处主任和菜场主任都成了姥爷家的常客。有一天菜场主任对姥爷说：“快把你儿子调走吧，成天有那么多领导到小众（小舅的小名）那儿买菜，给我们的压力很大呀！”姥爷听了很生气地说：“别人家的孩子能在菜场干，他为什么不能在菜场干？！你们要给我看好他，要他老老实实在菜场干，而且要给我好好干！”之后，再也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说要把小舅调走的话了。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 小舅考上了大学，这才离开了菜场。
更为甚者，八十年代初，在农村的表哥表姐中学毕业后，分别到南京想找姥爷安排个工作。那时姥爷**不久，有职也有权，甚至姥爷的一些老部下都为表哥他们找好了工作，但还是被姥爷挡了下来。
姥爷一生俭朴，从不注重吃穿，家中没有装修。记得有一年我陪母亲到南京钟山干部疗养院去看姥爷时，虽然听不见我们的声音，但老人别提有多高兴了。一次我扶姥爷去卫生间时，姥爷让我拿张草纸（姥爷嫌卫生纸贵），我顺手拿了一张，哪想姥爷猛地摇头，脸色也严肃了起来，并示意我撕开。当我将那张只有32开大小的草纸，撕下一半再给姥爷时，姥爷的脸上这才有了笑意。姥爷写信，从不用买的信封，他总是将别人用过的信封翻过来再用。姥爷在物质上没有给我们什么，但在精神上却给了我们许多。
在姥爷的教育下，大舅到部队后硬是凭着自己的努力干到了正师职的位子；而小舅也从一个卖菜工人，成长为江苏省广电总局的双十佳主持人。至于我们家在农村的孙辈子女，也都靠着自己的努力，个个事业有成。
姥爷2011年去世，在周围人心目中，姥爷一生耿直；一生敬重周总理，他生前最爱抄录周总理的诗句。周总理的魅力和人格感染了姥爷一辈子，也深深感染了我们后代，一份特殊的任命书就是最好的说明。

作者简介：赛自泉，笔名：清泉。现就职于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委党校。威海市环翠区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威海市环翠区军事志》主编、《中共威海环翠历史》（第一卷）编辑。现任《中共威海环翠历史》（第二卷）编辑。

江山

美文

赵日超

缅怀与感悟
——记与周恩来总理的5次近距离接触及其给我的感悟
咏慷

    世界上有许多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仿佛舒缓的小河注入宁静的湖泊，既展不开秀美的涟漪，又扬不起腾跃的水波……然而也有一些往事，虽然时过多年，却还依然历历在目，浪花四射，激扬飞溅，好似一条奔腾澎湃的江河。
    我不禁回想起几十年前与周总理多次交往的难忘往事来了。
    1966年，第一次同周恩来等握手
    1966年12月16日下午，我在一次群众**上第一次见到周总理。
    建于1959年的工人体育馆，当时是北京最大的室内**场所。我进到馆内，见到里面已经坐得满满的了，大约总有一万五千人吧。只有主席台上还基本上都是空座位。
    不一会儿，周恩来总理领头登上主席台。与以往不同的是，周总理没有像平时出现在新闻照片中那样身穿灰色的中山装，而是和他身后的每个人一样，也穿着一套笔挺崭新的国防绿军装。
    我的座位，正好在主席台首长席后面第一排左侧的边边上。周总理等领导走过来时，正好最先与我照面。
    周总理亲切地微笑着同我握手，并拍了拍我的左肩。我心中无比激动——啊，周恩来！这个从我记事时起就十分仰慕的伟大人物，如今就与我近在咫尺！我脑海中仿佛一下子涌过了许多思绪，但又仿佛一下子成为空白，因为我原先想到的许多想说的话和想提出的问题，现在竟一点也想不出来了。我后来才知道，人在过于激动的时候，是会出现这种心理状态的。对周恩来总理，我从小就是非常敬重的。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更使我看到了他磊落的胸怀、高尚的品质。我一边听周总理讲话，一边仔细端详着这位举世注目的老人。他端庄的脸庞，微耸的剑眉，深邃的目光，和以往人们在电影、电视中看到的一样，右臂微微弯曲，让人第一眼见到，就会感受到一种超群的英俊。难怪我早就听到人们在传说：周恩来是世界有名的“四大美男子”之一。而且他的丰采愈到晚年，愈加鲜明地显现出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到一年，周总理却明显地比我印象中苍老多了。头发中，搀杂进不少灰白的颜色。面部虽然尚属丰满，但肌肉已经显得松驰，而且隐隐约约能看到细碎的老年斑。我早就听说他在动乱的年月，每天要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无疑是太操劳、太疲惫了……我心中暗暗在说：周总理啊，您多保重！祝您健康、长寿，精力充沛！

我这个中学生坐在了周总理身旁

    由于全北京的中学普遍进行了军政训练，因而大联合的步子进展很快。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的成立大会，于1967年3月25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周恩来等领导都出席了大会，大会的执行主席是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的5人。中央领导到会后，即与我们5人在主席台的第一排交叉而坐。十分出乎我预料的是，那次坐在我两旁的，一边竟然是周恩来总理。新华通讯社的摄影师，“咔嚓”一声，将这很有意思的历史镜头拍摄了下来。
    那天，自从周恩来总理等落座后，我的心就一刻也没有平静，以至许多大会发言都没有能够听得进去。我心中在想：陈永康啊，陈永康！你不就是一名普通的中学生吗？何来如此荣幸？能与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这样坐到一起！
    我简要地向周总理汇报了中学红代会的筹备情况。大会最后，周总理走到麦克风前，指挥全场中学生高唱了《大海航行靠舵手》。
    这次大会召开后，首都中学红代会就算是成立了。

向周总理提出敏感话题

    在一次座谈会上，我有幸再次见到周总理。他依然十分和蔼、慈祥，热情地同我握了握手。我大胆地提出了那个全校师生员工和广大干部十分关心的问题，即“运动中整干部和教师的材料，以及干部和教师自己被逼迫违心写的‘检讨’、‘认罪书’、‘互相揭发’等等，应当如何看、如何处理？”
    我说：“总理啊，我们很多同志都认为那完全是极左路线搞的东西。那些材料，虽然形式上有些来自‘群众揭发’，有些来自干部、教师本人的‘交代’，但无不都是极左路线的高压政策下，受到指供、诱供、刑讯逼供，违心地讲的假话、错话，还有的人因为在‘劳改队’里身心倍受摧残，神经错乱，神志失常，说了些胡话、昏话。把这些明明是逼出来的假‘东西’做为‘证据’和‘资料’保存，显然会给干部、知识分子造成精神上的负担，也会影响干部、群众之间的团结。因此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一火了之’。但这种把大字报、小字报、文字材料统统烧掉的做法，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没有先例的，会不会有人说这样做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周总理略微思索了一下，沉稳地讲：“好嘛。应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绝大多数干部、知识分子都得到解放。中学教师工作很辛苦，每个家庭都不能离开。他们无辜受到那样严酷的摧残，天理也是难容的。”过了一会，周总理又接着说：“历史的经验证明，‘逼供信’搞出来的东西，都是靠不住的，延安整风时就有过这个教训。不过，你们销毁材料要搞得稳妥一些，最好请军训团的同志协助办理，并做好各方面群众的工作。这件事是好事嘛。”
从言谈话语间，可以明显地看到，周总理对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是从内心深处由衷信任和爱护的，他那清晰悦耳的江浙口音，像淙淙的泉水滋润着我的心田。
    哦，我们不是日夜渴望能在浩瀚荒漠中觅得一片绿洲吗？那么，周总理在风狂雨暴的时候，对身处逆境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关怀、信任和爱护，就正是荒漠中那一片松柏长青、杨柳依依的绿洲。

再见周总理时“得寸进尺”

    1967年5月25日，首都各界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声援巴勒斯坦人民解放斗争群众大会。我做为中学生的代表参加大会，并有幸坐在主席台上。
    那次大会，周恩来总理坐在第一排居中位置，他的左边是巴勒斯坦人民解放组织驻京办事处的主任，右边是郭沫若副委员长。
    在郭沫若离开座位，走向讲台发言时，我大胆地走到周总理身旁，坐在郭老的位置上。
这次周总理没有穿军服，而是着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周总理一眼就认出了我。他微笑着问：“你是师大附中的陈永康吧？有什么事情吗？”
    我不由得不钦佩周总理惊人的记忆力。
    通过与周总理的接触，我感到他虽然年近古稀，但精明强干，日夜操劳，时时顾全大局，坚持原则，严守纪律，牢牢掌握党的政策，尽最大可能对老干部进行保护，方方面面考虑都很周到，真是千古良相，难得的人才！
    这时，在周总理亲切态度和朴实作风的感染下，我已经丝毫也不感到紧张和拘束了。于是，便大胆地把一个未经与其他同志商议过的问题直接提了出来。
   “总理”我说，“我们北京师大附中是个历史悠久的重点学校。”
    周总理点了点头：“嗯，知道。”
    我接着说：“建国初期，毛主席曾给师大附中题过词。”
    周总理没有吭声，只是庄重地望着我。
    我说：“我代表师大附中全体师生员工，请总理也能给我们题词。”
    周总理谦虚地笑笑，还摆了摆手：“我写不好。”
    我说：“总理太谦虚了。师大附中1000多名师生员工都等着我带回的喜讯呢！”
    周总理见我盛情难却，便说：“那这样吧，你把写多大尺寸，希望写些什么，都在这张纸上写明一下，如果今后有可能的话，我就试试看。”
    于是，周总理从原本放在桌上的一叠白纸中递过一张。
    我在白纸上面画了个样子，注明尺寸，并说：“至于写什么内容，请总理您自己定。”
    周总理笑了笑，把那张白纸收了下来。
    在这难得的机会和融洽的气氛中，我真想能把时间凝固住，再和周总理好好聊一聊。但是郭老讲完话后，已经从讲台回来，走到我的身后了。
    于是，我只好赶紧依依不舍地站起，向周总理道别并表示感谢。周总理又热情地同我握了握手，并说了些勉励的话语。
    我早就听不少老干部讲过，周总理有过人的精力和惊人的记忆力。他对许多见上一面的人，往往就能牢牢地记住。
    就在5月25日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的那次谈话后不久，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来华访问，周总理举行的欢迎招待会请中学红代会一名代表参加，这使我有机会又一次见到周总理。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辉煌，军乐队高奏着中赞两国的各种乐曲。当周总理陪同卡翁达总统到各桌祝酒，来到我们那一桌时，笑着同我碰杯：“哦，那个问题，我还没有答复你呢！我不会忘记的。”
    周总理能在各方面都享有崇高的威望，这说明他人品极好，令人无懈可击，不得不深深折服。我常常感叹，历史上能做到这点的，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屈指可数。正像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的那样：“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周总理的思想、品格、修养、作风和工作方法，对我的感染和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他不断地激励着我学习、改造和前进。

作者简介：咏慷，本名陈永康，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66年起在全国性报刊发表作品，长篇小说《青春殇》和长篇散文《红色季风》曾多次印刷，长篇叙事诗《二月兰》曾在军内外多次获奖，有诗词分别在3次北京诗词大赛中获金、银、铜奖，长篇报告文学《抗SARS风暴》获国家图书奖，参与创作的报告文学集《自强之歌》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长篇报告文学《发兵治水》获中国报告文学大奖，《执著人生》和《跨越苍茫》获全军文艺新作品奖，《一个院士的成功之路》获全国人口文化奖，《西部通道》获全军图书奖，《新中国大阅兵》、《闪电之盾》、《敬礼，审计官》等获总后军事文学奖。此外还创作有电视连续剧《南泥湾》、长篇报告文学《疆场弯弓月》、《命脉之光》、《一江山登陆大血战》、《这里走向世界》等，诗集《但，我还要思索》、《心中的芳草地》、《上水船》等，散文集《走尽天涯路》等及大量中短篇作品,有些亦在全国、全军获奖。

江山

悠悠东江忆深情
李建辉

    在粤东的丘陵大地上，高大的渡槽，深长的隧道，蜿蜒的箱涵，江水川流不息，这是浸透了同胞手足之情的民族之血，这是包含着祖**亲乳汁的多情东江水，这就是由北（东莞）向南

（深圳）进入香港的东江—深圳供水工程。每当我们回顾 53 年前周恩来总理关心香港同胞的吃用淡水，亲自批准兴建东江—深圳供水工程那令人难忘的往事，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在浩瀚的太平洋上，在雄鸡状的神州版图南端，一个鸡蛋大的小岛紧挨着雄鸡的胸脯，她就是被世人喻为“东方之珠”的香港。然而，随着工厂的崛起，人口剧增，香港的淡水资源却日

甚一日地枯竭了。
    1895 年，香港奇旱，全年总降雨量还不足46 英寸，使地处热带的香港人初尝了缺水之苦。1929 年，香港出现了严重水荒，七八十万市民只靠 306 条街的水喉供水，起初是每天供水 4

小时，后来减少到 2 小时。当时多少香港人仰天长叹：“淡水贵如油，淡水贵如油啊！”为解决港人的吃用水，当年的广九铁路局将多列车厢改为水箱，组成运水列车到深圳取水。毫不过
分地说，水是香港这座城市的生命线。
    白驹过隙，时到 1963 年，香港发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大旱，山塘干涸、田地龟裂、草木枯萎。香港当时采取了 4 天供水 1 次的制水措施。一条条望不尽的水桶长龙，一队队蜿蜒曲折

的候水者队伍发出了一声声的呼唤：“水，水，水！”“月光光、照香港，山塘无水地无粮，阿姐担水去，阿妈上佛堂，唔知（不知道）几时无水荒。”这首当时流传全港的童谣，正是当年

香港苦旱的真实写照。
   “水，水，水！”香港百万儿女的呼声，飘过深圳河，飘到五羊城，飘到首都北京。
    1963 年 12 月 8 日，寒流下羊城。可是，在中央中南局书记陶铸的家里却热气腾腾、春意洋洋。周恩来总理端坐在客厅中央，全神贯注地倾听着陶铸、广东省省长陈郁等领导同志的工

作汇报。当听到陶铸述说粤港大旱，香港同胞吃水困难时；当听到为解决香港淡水问题，广东省拟在东莞石马河兴建一个供水工程，将充沛的东江水引入深圳水库后再输往香港时，周总理高

兴得当即对陶铸和在座的领导说：“供水工程由我们国家举办，应列入国家计划，作为援外专项，因为香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自己的同胞。”陶铸等领导听了周总理的明确指示后，顿感如

释重负。一项由国家拨款 3584 万元的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就这样敲定了。
    3584 万元，这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大陆也许算不上一个大数目，但在当时这可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了。这体现了总理，也体现了祖**亲对香港儿女深切的关怀。
    在周总理做出决策的同时，他还指示有关部门尽快组织人力物力，加速工程建设。为了使香港同胞不再受缺水之苦，陶铸和陈郁等领导说干就干。他们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工程领导班子

，在中央和各级政府的鼎力支持下，从全省调集了一大批人力，一项造福粤港人民的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很快便在1964 年2月20 日正式动工了。经过1万多人11个月的昼夜奋战，这项工程于

1965年1月竣工，同年3月1日正式向港供水。从此滔滔东江水，带着周总理的深情关怀，像母亲的乳汁滋润着香港每一寸土地，滋润着香港每一个儿女的心田。从此，香港永远告别“月光光、

照香港，山塘无水地无粮，阿姐担水去，阿妈上佛堂，唔知（不知道）几时无水荒”的年代。
   周恩来总理生前关怀香港居民用水，他的亲密战友邓颖超同志也把东深供水工程放在心上。1984 年12月8日，80 高龄的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登上了深圳水库右副坝，详细询问了东深供水

工程的建设和管理情况。她满怀深情地告诉陪同的领导：“周总理生前没有来得及视察这项供水工程，我代表他来看望大家。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把工程建设和管理好，为促进香港繁荣稳定

，为密切香港同胞同祖国人民的联系做出新的贡献！”
   遵照周总理夫妇生前的嘱托，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对东江水供港工作高度重视，为支撑香港、深圳和东莞三地经济的高速发展，以供水香港为主同时向深圳及东莞沿线城镇提供东江原水

的东深供水工程，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扩建和一次改造，至今已发展成为一座大型跨流域调水工程。2000年8月动工，2003 年8月建成的东深供水改造工程，总投资人民币 49 亿元，设计

年供水能力为 24.23 亿立方米，其中每年向香港供水能力为 11 亿立方米，目前向香港供应淡水占其年耗淡水总量近八成。50 多年来，东深工程从不间断对香港供水，成了支持香港社会经

济发展、表达同胞心意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