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秋兵：“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

赵日超

“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
——周恩来1910年离家去东北始末
张秋兵

**8年3月5日，周恩来出生在淮安府山阳县城驸马巷。1910年12岁的周恩来离开淮安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1946年周恩来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时曾谈到：“十二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兄弟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为什么要离家


周恩来祖父周骏龙曾作过安东（今涟水）和海州（今连云港）知县，在周恩来两岁时便去世了。周骏龙一生清廉，除了驸马巷的住宅和城郊的一处坟地外，没有给子孙留下什么遗产。周恩来父亲周贻能，忠厚朴实，为养家糊口，常年漂泊在外。周恩来生母万氏，是清河知县万青选的第十二个女儿，主持周府家务，处事干练，考虑问题细密周到。周恩来曾说：“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周恩来不到一岁时，就过继给小叔父周贻淦，但过继后不到两个月小叔父就去世了。周恩来就由守寡的小婶母陈氏养育。陈氏擅长诗文书画，是周恩来的启蒙老师。


1907年是周恩来一生中最不幸的一年，这一年，周恩来所依赖的生母万氏、嗣母陈氏相继得肺病去世。周恩来在生活上基本失去了依靠。1918年身在日本的周恩来还写日记提到“那时我们这一支是丧事接连不断，可算是悲惨极了！”万氏病逝时，周贻能在外地谋生，竟未能与妻子见上最后一面。周贻能赶回家后，因无钱按周恩来的外婆要求的条件安葬妻子，无奈之下，只好将万氏的棺柩暂厝于清江浦一座庙里，直到28年后才积攒了钱将万氏棺柩接回淮安安葬在周家茔地。


周恩来的姨表舅龚荫荪是一位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周恩来失去两为母亲后，龚荫荪不仅没有嫌弃他，反而给予了关心和爱护。龚荫荪让周恩来在龚家塾馆寄读。在龚家书房里，周恩来读到了问世不久的《革命军》等当时的一些禁书。1909年龚荫荪离家远行，不久，他家突然发生意外，被抄家封门。周恩来在学业上也失去了依靠。1952年，周恩来在上海见到表姐龚志茹时，还满怀深情地说：“表舅是我政治上的启蒙老师！”


为什么去东北


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的作文中曾写到：“从伯父召趋辽东。”这位伯父就是周贻赓。周贻赓是周骏龙的长子，排行第四，故周恩来叫他四伯父。周骏龙去世后，周家家境开始中落。周贻赓的二弟周贻能每月的收入仅够自己糊口。三弟周贻奎是一个腿有残疾的病人。作为长兄，周贻赓挑起了养家的重担。1908年9月，周贻赓前往东北奉天，在奉天度支司做一名正司书。周贻赓是单身赴任的，他的妻子赵氏几年前就去世了。周贻赓身在东北，心却惦记着淮安的侄子。他不断给恩来写信，又是询问又是嘱咐，每次俸饷发下来，他头一件事就是寄些银票回去，以补家用。周恩来经常写信给周贻赓，向四伯父请教各种问题，汇报家中情况。周贻赓十分喜爱周恩来，总想好好培养他。1909年周贻赓升俸饷科科员，薪水也略有提高。这时，周贻赓就想将周恩来接到东北读书。


1909年春天，周恩来三伯父周贻谦（周恩来五祖父周骏庞的长子，排行第三）来到铁岭接办税捐局工作。不久，周恩来父亲周贻能也来到铁岭投奔周贻谦。周贻谦为周贻能在县衙门找了一个抄抄写写的文书工作。


正在周贻赓发愁如何把周恩来从淮安接过来时，周贻谦奉命去湖北赈灾。周贻赓便委托周贻谦把侄子周恩来带到东北来。1910年初，周恩来由堂姑父王言伯从淮安接到南京浦口周贻谦的下榻处。周贻谦带着周恩来从浦口乘轮船沿长江向东“经上海，去营口”，到达东北铁岭。


周恩来弟兄三人，大弟周恩溥留在驸马巷和八叔周贻奎一家生活，小弟周恩寿由万十四姑（周恩来的母亲万十二姑的小妹）接到清江浦代养。


周恩来到铁岭时，父亲周贻能正好要去外地出差，就将周恩来托给了同事于百川。于百川把周恩来带回了地运所村自己家中，周恩来每天和于百川的儿子一起去村外放马。1962年周恩来视察铁岭，专门提出去看地运所大队，周恩来曾指着一处山沟对一位社员说：“我小时候到过这里，给你们村于百川放过牲口，放过马。”


周恩来在地运所村放马两个月后，回到铁岭进入银冈书院读书。半年后，周贻赓把周恩来接到奉天，从此周恩来就和周贻赓一起生活。


1913年2月，周贻赓调往天津，在天津长芦盐运司榷运科当科员，周贻赓又将周恩来带到天津。


1943年初夏的一个晚上，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和张颖等同志值班时，谈到了伯父周贻赓。周恩来说：“伯父对我恩重如山。”张颖不明白周恩来为什么忽然会提到伯父。除了周恩来，当时没有人知道，1943年正是周贻赓去世整10年。


东北之行为什么被周恩来称为自己转变的关键


东北之行改变了周恩来的一生。正如周恩来1946年所说：“我在铁岭入了小学，六个月后又去沈阳入学，念了两年书。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在东北，周恩来不仅生活上有了依靠，而且学业和思想上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周恩来就读的奉天省官立东关模范两等小学校是当地一所条件较好的学校。在东关模范学校成立两周年之际，周恩来写了《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提出学生读书应以肩负“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为目的。该文被评选为甲等作文，并在全省举办的教育品展览会上展示。1915年上海进步书局出版的《奉天教育品展览会国文成绩》和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中学生国文成绩精华》两书先后将这篇作文收入。


在东北，周恩来开始了解国事、关心国事，并初步树立了报国之志。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东北是俄、日在华争夺的焦点。东北的所见所闻让周恩来感受到国家的危亡、民族的灾难。读书期间，一次周恩来到魏家楼子他的同学何履祯家做客。何履祯的祖父何殿甲带周恩来到日俄战争中日俄双方激烈交战的烟龙山察看，这次参观给周恩来以强烈的心灵**。从此，他时刻关心国事，省吃俭用，节攒了一点钱，订了当时奉天出版的《盛京时报》，每天必读。在东关模范学校，有一天，魏麟葛校长亲自为学生上修身课，题目是“立命”。魏校长讲到精彩之处突然停下来，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请问为什么读书？”有同学曰：“为光耀门楣”，有同学云：“为了明礼”，还有同学说：“为家父”。当问到周恩来时，周恩来响亮地回答道：“为中华之崛起！”这一年，周恩来13岁。


周恩来与东关模范的同学郭思宁感情很深，1913年离开东北前曾为郭思宁题词“同心努力，万里前程指日登。”1917年周恩来赴日本留学前，特意从天津回奉天看望母校师生，并给郭思宁题词：“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人民公仆精神的礼赞与回归
——观电影《周恩来回延安》随想
红 孩

《周恩来回延安》剧照


我对红色记忆是从那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地标开始：江西瑞金、井冈山，贵州遵义，四川大渡河，陕西延安，河北西柏坡等等。这些年，我几次到过延安、榆林，每次看到红军走过的地方，我都会生出很多感慨。特别是2016年8月，我到了陕北吴堡县川口村，亲眼目睹了1948年3月23日毛主席率领中央前委机关800多人东渡黄河的渡口后，激动之余写下了代表性散文《东渡东渡》后，使我的心从此真正地融入了陕北这块红土地。


四年前，听单位的同事说，中国文化传媒集团要投拍电影《周恩来回延安》，向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我当时听后感到十分的惊喜。我知道，这是报社改制成立集团后第一次涉猎电影制作，作为原来专业从事报刊出版的人，这无疑是一次新的尝试与挑战。如果说我对此多少有些担心，亦属正常。我更为担心，以至说更为期待的是要看这个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该如何去表现。在这之前，关于革命领袖、关于红军题材的文艺作品已经很多，许多观众、读者都能道出很多，诸如电影《大渡河》《突破乌江》《四渡赤水》，电视剧《长征》《雄关漫道》《长征大会师》，话剧《万水千山》《金沙江畔》以及《长征组歌》《十送红军》等众多的红色歌曲。这其中，关于延安，我最早看到的是贺敬之写的长诗《回延安》，然后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听广播电台播送的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魏巍的长篇小说《地球上的红飘带》。这些作品，我相信，只要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在心里都会留下深刻烙印的。


电影《周恩来回延安》采用传记体的叙述形式，真实地记录了1973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带着党中央、毛主席对延安人民的深情厚谊，陪同越共领导人到延安访问的故事。这次访问，是党中央、毛主席1948年3月离开陕北，时隔26年后主要领导人第一次回延安，其意义不言而喻。这部电影没有拍摄周总理陪外国友人访问的画面，而是集中截取了从周总理一下飞机，到次日结束访问再登上飞机的22个小时与延安各界领导、群众见面、交谈、访问的一系列感人画面，将一个伟大领袖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有情的具体普通人形象，从而真真正正体现了党和群众、领袖和群众的血肉联系，再一次把周恩来这个人民公仆形象鲜明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5月13日，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会同北京市委宣传部、天津市委宣传部等多家联合制作单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周恩来回延安》首映式。在100分钟的观影中，我不停地左右张望观众的表情。我看到大部分观众的表情是凝重的，看到情深处，有很多观众都不由得眼含热泪。演出结束时，观众竟然在原座位长时间地默默思索。那一刻，我知道我曾经的担心已经不存在了。演出结束回家途中，我不由得想到著名画家石鲁在新中国成立后接连创作的《转战陕北》《延河饮马》《东方欲晓》《延河之畔》《宝塔葵花》等多幅以延安为题材的经典画作，这些作品在当时的创作理念中，鲜明地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同时，在其个人的修为与技法上也实现了最高的艺术追求。也就是说，石鲁完成了从内到外的完美统一。


同样，《周恩来回延安》用叙事抒情的散文描写手法，将大人物与小人物的命运串连在一起，回答了何谓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何谓人民公仆。特别是面对新中国成立几十年，老区人民还过着贫穷的日子，周恩来不是埋怨、批评当地领导干部，而首先自己检讨自己“没有把这个家当好”，这是何等的勇气？！5月18日，在影片公映三天后，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在北京举行了专家座谈会。影片主人公周恩来的扮演者、著名影视表演艺术家、首次担任导演的刘劲同志在发言中说，他曾67次扮演过周总理的银幕和舞台形象，这一次他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其难度倒不是因为第一次作为导演，而是以往的周恩来形象往往是和众多领袖集中在一起演，而这次突出的是总理一个人，表现的是一个“情”字——也就是人们过去总说的“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这部电影的主题是总理回延安，这个主题是确定的。作为演员，要不断思考总理为什么要回延安，回延安他要寻找什么？跟以往饰演的总理不同，这次的总理要表现的更多的是他的内心世界，可以说，总理回延安的22个小时心情是复杂的，既有兴奋、激动，也有焦虑、不安，甚至是翻来覆去、夜不能寐。这是真实的总理周恩来，跟长征中的周恩来、重庆谈判时的周恩来、西安事变中的周恩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周恩来、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周恩来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他要面对的是曾经养育中央红军13年的陕北延安，要面对新中国成立24年来仍然十分贫穷的老区人民！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刘劲终于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周总理心里始终装着老区人民，老区人民在他的心里就像一股股流动的山泉，一刻也没有停止、消失过。这个主题确定后，那么不确定的是什么？当然是如何去表现。影片最为出彩的就是细节的运用，如周恩来帮助农民去追牛，帮助烈士母亲去认针线，与当年的房东、乡亲一起吃小米饭，不顾身体重病依然和市县干部喝三年脱贫承诺酒等，让观众看后久久不能忘记。整个影片，作为一种象征，从开始到结尾，都出现了老黄牛在田地奋力耕作的画面，这既是表现总理和人民的血肉联系，也象征着周恩来总理的一生就像老黄牛一样，为了党和国家辛劳一生，无怨无悔。


说来也巧，就在电影首映式的当天，新华社发布消息：延安市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上下不断加大扶贫力度，截止到2018年底，全市已经彻底实现脱贫目标。得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全场的观众立时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祝贺。听着那掌声，我仿佛此刻已经看到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正迈着他那矫健的步伐从大幕后走进他熟悉的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大厅，他慈祥地向人们挥手致意，正如同他对延安人民说过的话：延安，我还要回来的！


从一份硃卷解读范冕
杨海林


清同治十二年（1873），32岁的范冕被选为拔贡，因此当年的癸酉科硃卷记录了他的一些资料，这对于研究范冕是弥足珍贵的。
据硃卷记载：范冕，字丹林，号少城，行一。道光甲辰年八月初六日吉时生江苏淮安府清河县，学优廪生，民籍。


在清代，廪生又叫廪膳生，是科举制度中生员名目之一，获得者须在岁科两试中获得一等前列。据说范冕读书时文章在数千人中拔头筹，曾受当时的淮安学者丁晏的器重，现在通过这份硃卷上的“学优廪生”四字，我们似可得到某些印证。


多数的文史资料上记载范冕生于1841年，但这份硃卷上记载范冕“道光甲辰年八月初六日吉时生”。“道光甲辰年”是道光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844年，这和一般文史资料记载的稍有差异。


那么哪一个更准确呢？相对来说，硃卷为考生的官方档案，它“履历”部分填写的内容是经过反复核实的，可信度当然极高。所以，我认为这份硃卷足可以纠正对范冕研究上的某些错讹。


范冕生于“淮安府清河县”，对地方文史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过去的牛行街有个范冕故居，那里是过去清河县所辖，而且他也确实一直生活在那里，那么范冕的“民籍”就是那里吗？


2008年11月2日，《淮海晚报》刊发了一篇题为《〈续纂清河县志〉总纂范冕》的文章，作者范成泰、范成祖与范冕同宗，他们听上辈人说“范冕死后葬于故里范庄”，这个“范庄”在前些年建成“清河新区”。


前些年的清河新区现并入了清江浦区，它的管辖范围当时并不太大，主要由淮安区的徐杨、南马厂，清河区钵池的毛渡、团汪等组成。徐杨、南马厂在清代属淮安府山阳县，毛渡、团汪在清代属淮安府清河县。我向人打听，知道团汪有个范庄。我又向过去生活在范庄的人打听，才知道清河生态园过去是范家祖坟所在地，那么当年的范冕应当是归葬到这里了。


从这份硃卷来看，范氏来淮始祖叫范华，他是在明嘉靖年间从江西迁来的——我最近在编一本范庄附近的村志，在走访村民时，很多人都会说自家的始祖来自苏州、镇江等地。为什么范庄附近在古代生活着大量的外来人口？是因为当时这里有一条向淮安去的山阳湾（古淮河的一部分），所以水患频仍、荒草丛生，明代之前只有少量人口居住。从明代洪武年间开始，政府开始把一些江南人驱逐于此开荒囤田，范氏一族估计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来。


范冕以时艺教授乡里，著有《清河续志余稿》2卷、《尚书杂论》1卷、《左传隽林》4卷、《淮韵略》5卷、《联存》1卷、《集谚联》1卷、《古赋》1卷、《律赋》1卷、《杂文》6卷、《杂诗》4卷、《制义》10卷、《试帖诗》6卷、《范氏家训》4卷和《范氏隐书》10卷等。他晚年独力抚养教育尉曾、绍曾、希曾三个孙子，后三人均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堂且成一代大儒，被人们称为“淮阴三范”。


我采访过去生活在范庄的一些老年人，他们说所有的墓和墓碑都在“文革”中毁掉了，而且当时参与毁碑的人不认识字，他们不知道是否有范冕的墓碑，范氏后人也不知道，更没有听到有关范冕的一点点传说。


从范冕留下来的作品看，也没有记录他在这里生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