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22周年作品选载

江山

悠悠东江忆深情
李建辉


      在粤东的丘陵大地上，高大的渡槽，深长的隧道，蜿蜒的箱涵，江水川流不息，这是浸透了同胞手足之情的民族之血，这是包含着祖**亲乳汁的多情东江水，这就是由北（东莞）向南（深圳）进入香港的东江—深圳供水工程。每当我们回顾 53 年前周恩来总理关心香港同胞的吃用淡水，亲自批准兴建东江—深圳供水工程那令人难忘的往事，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在浩瀚的太平洋上，在雄鸡状的神州版图南端，一个鸡蛋大的小岛紧挨着雄鸡的胸脯，她就是被世人喻为“东方之珠”的香港。然而，随着工厂的崛起，人口剧增，香港的淡水资源却日甚一日地枯竭了。
       1895 年，香港奇旱，全年总降雨量还不足46 英寸，使地处热带的香港人初尝了缺水之苦。1929 年，香港出现了严重水荒，七八十万市民只靠 306 条街的水喉供水，起初是每天供水 4 小时，后来减少到 2 小时。当时多少香港人仰天长叹：“淡水贵如油，淡水贵如油啊！”为解决港人的吃用水，当年的广九铁路局将多列车厢改为水箱，组成运水列车到深圳取水。毫不过分地说，水是香港这座城市的生命线。
      白驹过隙，时到 1963 年，香港发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大旱，山塘干涸、田地龟裂、草木枯萎。香港当时采取了 4 天供水 1 次的制水措施。一条条望不尽的水桶长龙，一队队蜿蜒曲折的候水者队伍发出了一声声的呼唤：“水，水，水！”“月光光、照香港，山塘无水地无粮，阿姐担水去，阿妈上佛堂，唔知（不知道）几时无水荒。”这首当时流传全港的童谣，正是当年香港苦旱的真实写照。
       “水，水，水！”香港百万儿女的呼声，飘过深圳河，飘到五羊城，飘到首都北京。
       1963 年 12 月 8 日，寒流下羊城。可是，在中央中南局书记陶铸的家里却热气腾腾、春意洋洋。周恩来总理端坐在客厅中央，全神贯注地倾听着陶铸、广东省省长陈郁等领导同志的工作汇报。当听到陶铸述说粤港大旱，香港同胞吃水困难时；当听到为解决香港淡水问题，广东省拟在东莞石马河兴建一个供水工程，将充沛的东江水引入深圳水库后再输往香港时，周总理高兴得当即对陶铸和在座的领导说：“供水工程由我们国家举办，应列入国家计划，作为援外专项，因为香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自己的同胞。”陶铸等领导听了周总理的明确指示后，顿感如释重负。一项由国家拨款 3584 万元的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就这样敲定了。
       3584 万元，这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大陆也许算不上一个大数目，但在当时这可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了。这体现了总理，也体现了祖**亲对香港儿女深切的关怀。
       在周总理做出决策的同时，他还指示有关部门尽快组织人力物力，加速工程建设。为了使香港同胞不再受缺水之苦，陶铸和陈郁等领导说干就干。他们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工程领导班子，在中央和各级政府的鼎力支持下，从全省调集了一大批人力，一项造福粤港人民的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很快便在1964 年2月20 日正式动工了。经过1万多人11个月的昼夜奋战，这项工程于 1965年1月竣工，同年3月1日正式向港供水。从此滔滔东江水，带着周总理的深情关怀，像母亲的乳汁滋润着香港每一寸土地，滋润着香港每一个儿女的心田。从此，香港永远告别“月光光、照香港，山塘无水地无粮，阿姐担水去，阿妈上佛堂，唔知（不知道）几时无水荒”的年代。
      周恩来总理生前关怀香港居民用水，他的亲密战友邓颖超同志也把东深供水工程放在心上。1984 年12月8日，80 高龄的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登上了深圳水库右副坝，详细询问了东深供水工程的建设和管理情况。她满怀深情地告诉陪同的领导：“周总理生前没有来得及视察这项供水工程，我代表他来看望大家。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把工程建设和管理好，为促进香港繁荣稳定，为密切香港同胞同祖国人民的联系做出新的贡献！”
     遵照周总理夫妇生前的嘱托，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对东江水供港工作高度重视，为支撑香港、深圳和东莞三地经济的高速发展，以供水香港为主同时向深圳及东莞沿线城镇提供东江原水的东深供水工程，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扩建和一次改造，至今已发展成为一座大型跨流域调水工程。2000年8月动工，2003 年8月建成的东深供水改造工程，总投资人民币 49 亿元，设计年供水能力为 24.23 亿立方米，其中每年向香港供水能力为 11 亿立方米，目前向香港供应淡水占其年耗淡水总量近八成。50 多年来，东深工程从不间断对香港供水，成了支持香港社会经济发展、表达同胞心意的纽带。


游圆明园遗址公园，怀念人民的好总理
杨世运


       第一次到北京游览的人，想看的景点实在太多，天安门广场，故宫，长城……数不胜数。而我在北京工作期间，凡有外地朋友来京，我总想抽时间带朋友看一看圆明园遗址公园。
      圆明园被称为“万园之园”，清政府动用了数以万计的工匠，自1709 年动工，用了整整 150 年时间才逐步建成，园内的精美绝伦的建筑群 150 处，建筑总面积16万平方米。也就是说，平均每一年完成一处园景的建筑。谁料这一宏大的皇家宫苑建筑在刚刚全部完工不久，就在1860 年10月被入侵的英法联军抢劫，并放火焚烧。
      圆明园留下的残垣断壁立在历史的凄风苦雨中，像是一株株站在沙漠上死而不倒的胡杨树，等待机会向后人们诉说千言万语。
      “人间正道是沧桑”，苦难的民族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即今中共中央党校）尚无固定的校舍，先是暂居北京西山碧云寺，不久迁往距颐和园正宫门不远处的一片名为南院的旧平房，开始教学工作。中央领导同志一直在关心中央党校正式校舍的选址和建设工作。但是当时百废待兴，党校只能因陋就简。直到 1953 年 8 月，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关心下，北京市人民政府才同意党校选址建房。当时主持党校日常工作的是常务副校长杨献珍，毛主席对杨说，党校应该选点建校舍了，标准高一点，我已给彭真同志打过招呼，请他协助你们。周恩来总理也十分关心此事，说，党校要办好，建房子也要做长期计划。
      党校的同志们兴高采烈开始选校址。第一轮选址讨论，定下来的地址是圆明园遗址，因为这里早已是杂草丛生的荒凉之地，选这里建校舍可以不占用一寸耕地，完全符合节约精神。好，这地方选得好！不少同志举手赞同。
      不料，周总理得知这一选址方案后，立即予以否定。他约见党校负责同志，语重心长地说道，圆明园遗址必须保留，它是侵略者留给我们的伤疤，总有一天我们会对遗址进行整理，让它成为不忘国耻的课堂。
      是周总理的话让党校的同志们把目光放得更开阔更远大了。党校重新选校址，最后选定在地处颐和园之北的大有庄，即现在的校址。
      圆明园伤痕累累，惨不忍睹，要把这里拯救成为大课堂谈何容易！北京市政府按照周总理的指示，用“千针万线修补丝绣品”的精神，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地开展工作。除草，清淤，排水，修路，然后在每处遗址四周大量植树，撑起一把把绿色保护伞。十年树木，十几万棵树木终于成林。1976 年，“圆明园管理处”正式成立。
       1988 年 6 月，“圆明园遗址公园”开园迎接游客。这时，中央党校的老同志们无不感慨万端，深深怀念敬爱的周总理，若不是他的高瞻远瞩，圆明园早就被从北京地图上抹去了。这时候我正收集资料准备为杨献珍写传记，因此常和他见面交谈。他要求我一定要到圆明园遗址公园好好地看一看。走进公园，我不禁眼含热泪。当年，圆明园被英法联**烧了三天三夜，后又遭八国联军洗劫一遍。民国初期，那些只知鱼肉百姓的军阀们竟步外国侵略者后尘，来圆明园“捡漏”，把大量木材、砖石、铜管等物资据为己有。只有我们的人民政府想到了要保护遗址。
     我们的周总理啊，我仿佛看见您也走在参观的人群中，含着欣慰的微笑，在亲切地向我们招手……

北辰

去年刚去的圆明园，还不知道有这一段故事。人民的好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