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春：当代诗的转向一一与中国文学传统对话的可能

赵日超

广西师大出版社 文艺分社
当代诗的转向——与中国文学传统对话的可能
文 | 梁文春   编辑 | 花昀  摄影 | 李显杨 郑文煜


      日前，著名诗人臧棣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诗集《沸腾协会》《尖锐的信任丛书》《情感教育入门》，与乌克兰翻译家、诗人蔡素非（Sofiia），著名诗人孙文波、张尔等分别在香港书展、飞地书局与读者一起分享当代诗歌的奥秘。

     臧棣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被公认的一位具有开拓性和源头性的诗人。同时他也是一个长期致力于对当代诗歌进行全方位、多方位考察的批评家，多年来也一直在北大从事诗歌教学、诗学研究的工作。一方面，臧棣通过自己的诗歌写作努力深入当代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也借助自己诗歌的写作，全力探索并建构一种独具审美个性和语言风格的诗意世界。


对谈嘉宾（从左到右）：臧棣、蔡素非、张尔

    《沸腾协会》《尖锐的信任丛书》《情感教育入门》这三本诗集反映诗人臧棣近20年诗歌创作的历程和总体面貌。
     在新诗的进程中，中国诗歌不断卷入各种各样的运动，不断地跟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关联。这非常值得肯定；因为诗和历史的现实关联，毕竟是新诗实践中最彰显的特征。但很多时候，正如伟大的事物也带有自身的矛盾一样，这种关联也促成了一种新的诗歌观念，甚至是新的诗歌文化的一个舆论场；即要求诗歌只能有写重大的题材；诗只有历史人生的大事发生关系，诗歌的合法性才算成立。如果诗人没能直接和历史发生关系，诗人的写作就多半会被看成是一种对责任的逃避。这实际上限制了新诗的视野，也禁锢了新诗的多样性。臧棣认为诗歌要回应历史，但在人生的处境里，诗人也并不时刻都是面对重大的事件。按诗言志的尺度，诗的责任更在于言述具体的生命感受。臧棣从小受的教育是人应该能吃苦，所有导致脆弱的情感，都被归为应该凭借人生的意志加以克服的东西。随着诗人的成长，他渐渐发现被贬低为小我的东西，其实恰恰是非常真实的生存感受，没有必要去克服它。一个强大的生命，应该学会与痛苦、孤独和消极的情绪和平共处，一起前行。
     20世纪80年代第三代诗开始——包括孙文波也是第三代诗非常重要的诗人——当代诗开始关注日常的生活、日常的体验。这个时候也受到了很多来自文学诗的抵触，这等于是中国诗歌的范式从比较崇高的写作下降到普通人层面的写作。很多人都认为，现在的诗人不再像杨炼等诗人那样，好像站在地平线上英雄的角色，而是站在餐桌边的那一代。中国诗歌从诗歌的题材、诗歌的情绪、诗歌的角度，都从很大很高的位置慢慢地降落到日常生活的情景中来，开始关注细小的事物。这等于是平视，不再是俯视的角度，有时甚至是仰视看待一个日常的事物。这可能带来当代诗歌包括措辞上的改变。


臧棣

     臧棣认为当代诗的转向大致有一个过程:从高到低，从宏大到具体；诗人从英雄的先知般的文化角色，转变为现实生活中一个普通人，在普通人角色中承载了各种各样人生喜怒哀乐的生命体验。
     某种意义上，日常生活中的多样性可能恰恰是世界给我们每个生命的礼物，因为有了这种多样性，人生才会更丰富。
     臧棣认为日常事物细小，可能从社会学或者是历史学的总体叙事的角度看，它是无足轻重的；但是从文学诗歌的角度来看，细小的事物恰恰是构成生活最真实最确切的具体生命鲜活的体验。那种带有生命情绪的东西恰恰值得人们珍重，它们不该被贬低，被轻蔑，更不该以崇高的名义加以践踏。臧棣认为历史的宏大其实应该更真实地建立在对这些细小事物的尊重之上。
     臧棣在“协会”诗和“丛书”诗里写了很细小的事物。“协会”这样的概念，是现代的历史秩序里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的制度概念。它们是对体系性的知识谱系的追求的反映。所以，臧棣在他的系列诗写作中试图反其道而行。反复地犹如着魔般地书写对细小事物的关注，就好像这样做，可以重申一种新的生存态度，生命的真实记忆是建立在对这些细小事物的倾心关爱之上的。它们才是艰难的世事中和我们切身相关的真正的生命知识。
      “丛书”诗的写作动机也是如此。臧棣在现在知识建构体系里动用了一个概念，把具有现代性宏大的概念挪过来，运用到诗歌的瞬间性，表现对具体事物的关心、关怀。


蔡素非
     “入门”诗，乌克兰翻译家、诗人蔡素非认为，在臧棣新近的写作，“入门”这个概念尤其值得重视。它反映了诗人的写作态度的转变。“入门”这个词是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衍生而来的，她谈到传统世界是封闭的，但臧棣的诗歌里的世界是开放的。臧棣很可能借助中国先秦的思想，比如诗人会这样宣示他的诗歌观念：
     “我们大部分人可能度过一生都没有机会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法门之内，包括我们的生命都可能处于外在的状况。如果你要悟道的话，你要入这个法门，你才会了解到世界的本源或者是世界的秘密。
      “很多时候我们都被外在的观念裹挟，很少有机会静下心来去体会世界——身边事物的那种独立性。其实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门外汉，因为太匆忙了，或者说有时候被各种各样的观念、偏见所纠缠，没有进入到自己的一个空间里去，或进入到一个自己跟这个世界独特的联系里去。我们的关系都是被各种各样的势力撕扯、拽来拽去。
      “在三本诗集里面，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为细小的事物辩护，让个人的生命更多地回到自身对生命的觉醒之中，回归对生存的独特体验之中。这种独特体验，可能也预设了一个审美动机，就是人不能太沉溺于生命的封闭性，你要设法走出来。但是首先要从一个高的东西降下来，再从一个外部走到内部里去。通过这样一升一降、一外一内，才可能打开生命的另一个空间。”


张尔

     现代诗的语言也发生了一个根本性裂变。在三本诗集里面，臧棣的诗歌语言是有意识地采用了一种日常的散文化的语言。蔡素非说她很认同一些批评家的说法，他们说臧棣的语言就是他的一个语言的器官。不仅如此，臧棣的语言是大地的器官，他写了很多日常性的东西，如菠菜、汤圆、糖藕等；但他不是为写日常而日常，而是借助对日常事物的关注，重塑我们感受世界的能力。当然，首先要重塑的是诗歌语言的能力。在他的诗歌中，诗歌语言事实上是被塑造了。他的语言有一种很强的拉伸性，富于空间感。
     臧棣可能希望在诗歌创作实践中使用散文化的语言来保持一种表达的张力，一个诗歌的句子应该展现出对生命的震撼，或促进我们的觉醒。臧棣的诗句中，警醒式的意味几乎随处可见，这样的表达至少在文学效果上可以促进我们对世界的新的体会。

     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对话


对谈嘉宾（从左到右）：孙文波、臧棣、张尔

     孙文波读臧棣的第一本诗集是《燕园故事》，从那个诗集里就能够感受到当时臧棣所呈现出来诗歌的独特面貌和他的整体性。那本诗集后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几乎就扭转了北大诗歌的发展方向。臧棣从这以后，他的写作真正发生了巨大的转向，就朝着他现在所呈现出来的这种“协会”诗、“丛书”诗、“入门”诗等系列诗的方向去发展，而且越走越明晰。
     臧棣写作的价值和意义，已有数十位中国当代著名的诗人、批评家用自己各自的理解，写下了对臧棣诗歌在中国当代诗歌场域重要性的认识。正如西渡所言，臧棣通过写作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元诗人”，他的写作所呈现出来的，不光是他在处理细小事物的时候所投入的那种经历、关注度，以及他在这样的写作中所蕴含的文学史意义，更多的是他在这样的处理中，让人能看到一种处理语言的独立的方法，这种方法随着他的写作不断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的一种强大的气场，并且为当代诗歌带来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启示。
     在很长一个时期，不少人觉得处理细微的事物，一定会失去与伟大的联系。这种看法其实是错误的。通过臧棣的写作大家实际能够看到，任何细微的事物，其最终在事物的意义上都可能内含了其存在的伟大性。所以，臧棣诗歌在这方面的呈现意义是非常强劲的，应该被人们认识到。臧棣在诗歌写作时从事物中发现和语言的关系时细致入微地追求语言的可能性，这一点被孙文波看作是臧棣对当代诗歌的开拓性的贡献。而正是这种努力使臧棣的诗歌在当代中国诗歌的场域中呈现出来越来越多清晰的面貌。他在将诗歌发展到极致方面，特别坚决、坚定。


孙文波

     “他写作的诗量之大是罕见的。在这样巨大量的写作下，还能保持往前推进的速度，有时候这种速度可能由于某一个外界事件的刺激还会出现跳跃性。”孙文波说，“在这样的一种频率下，臧棣能够在如此大量的写作中保持一种基本的水准，而且还在这种保持基本水准的情况下，不停地产生出一种腾跃、上升的势头，这是让人特别羡慕的地方。”
     西渡曾指出过关于源头性诗人的问题。其实对中国现代新诗史来说，当下这一代诗人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致力于创新，不光是臧棣说的回到细小事物，其实也在重建我们和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关系。
    “在当代的重建传统中，已经不仅仅限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化传统，还有一种更广阔的，来自世界文学的一种传统。在这方面臧棣也是做出了很多努力的诗人。哪怕是我们今天，人们谈到重新回到日常事物的关系方面，一直都是中国诗歌一个重要的传统，是诗歌传统中最重要的一个路向。”
     不管是像陶渊明这样的诗人，还是后来被称之为宫体诗的那些诗人，跟日常生活的联系是他们文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有一种即兴发言的能力。在这方面，其实我们很多诗人，包括臧棣所做的工作就是恢复当代汉语面对事物的即兴发言能力。臧棣的努力是难能可贵的，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他其实是一种恢复、一种发展，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孙文波才觉得当代诗歌真正找到了和伟大文学传统对话的通道。

现场互动

     分享会上，许多对诗歌感兴趣的写作者也来到现场，与臧棣交流互动。臧棣就“普通人是否具备写诗的天赋”“如何寻找素材”“如何避免自我重复”“如何在写作上求新”等话题，一一分享写作经验。
      对于新生代的诗歌创作，臧棣更是大赞年轻诗人的“出手不凡”。“我们这一代，写诗的时候走了很多弯路。诗要不要押韵、如何处理诗歌和散文的关系、诗歌的崇高性和世俗性怎么界定，每一个问题，几乎都要花四五年的时间去解决。当时的诗歌体制也好，诗歌氛围也好，都比较贫瘠。现在的年轻人很幸运，没有这些束缚，更多是直接面对自己旺盛的生命感受，而他们所能调用的诗歌语言和文学语言也没有禁区。他们的诗，将来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臧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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