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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文金:刘鹗与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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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21 09:36: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刘鹗与洋务运动
许文金


    刘鹗一门心思抱定实业救国的信念,并且毫不气馁,还表现为积极参与洋务运动。尽管满清政府一度夜郎自大,闭关锁国,但其脆弱的国门始终未能阻挡西方列强的侵入;西方资本主义思潮更是破门而入。不少有识之士,或为己或为国,倒很乐意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于是,倡办洋务,成一时之尚,并逐渐形成一股潮流。朝廷重臣李鸿章、张之洞、王文韶,便是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盛宣怀更是乘流而上,成了他们的得力干将,号称“中国的铁路大王”,统揽了全国的铁路、航运、电信诸业,并且从中大捞了一票,赚得盆满钵满,富得流油。像刘鹗这位思想开放,思维敏捷之伦,更容易接受这种新经济模式,岂能置身事外?他除了创办一个又一个实业以外,凭借他交游甚广,便一头扎进洋务运动的圈子中来。于是,他上下鼓荡,四处奔波,寻机而上。
     32岁时,刘鹗投效河工,成绩卓著,名动朝野。在36岁、39岁时,因山东巡抚福润的举荐,曾先后两次咨送总理衙门考试,结果,只不过授其空衔:“以知府任用”,却不是实缺:在京城空耗了两年,仍然“青鸟不传丹凤诏”,只不过在总署做个闲职;从此他仕途无望,只充当了官场过客。于是便专务实业,鼓荡并参与洋务运动。


     张之洞的召见


    刘鹗第一次登场,介入洋务运动,便上书他父亲刘成忠的年谊王文韶,极力倡办芦(沟桥)汉(口)铁路,得到首肯;因而在洋务圈内暂露头角。
    光绪二十二年,即公元1896年。夏秋之交,他应鄂督张之洞电召,去湖北参议路矿事宜。刘鹗兴冲冲地去了。结果却出现了意外;因为他碰到了一个特殊的共事对手盛宣怀。此何许人也?就是后来把只手可以遮天的“红顶子徽商”胡雪岩扳倒的那位。这次湖北之行,明面上是张之洞邀请的佳宾,但结果如何,一时找不到有关史料的佐证;但却从刘鹗写给卞德铭(子新)的信中看到原委和真相。信中写道:“子新表弟(就是那位曾经掌管石昌书局而携款潜逃使刘鹗吃官司的仁兄)足下:兄十一日(注:似可定为1896年6月,如此,则可与《鄂中四咏》诗作内容吻合)到汉口镇,既过江,香帅(指张之洞)电召,为欲将铁政、铁路二事并归兄办,及到,又变矣。前日电召盛杏荪(宣怀)来,盛称洋债借不动,香(帅)又变主义(意)矣。数日之内,业已三变,此后尚不知如何变法也。今早,王幼云(文韶)到,已嘱其(盛宣怀)抄铁路章程。”
    不难解读这封信:(一)张之洞明明是专电召去刘鹗,并明确其任务是“将铁政、铁路二事并归”刘鹗办理;(二)可当刘鹗兴冲冲赶到的时候,张之洞却抽出了一张王牌,把盛宣怀也召了去;(三)后来王文韶到来,就给盛宣怀派上了用场:“嘱其抄铁路章程”。可见,刘鹗已被晾在一边了。
    据说在议事中,一开始盛宣怀与刘鹗就有了意见分歧:一是“分办”与“合办”的问题。刘鹗当时毫无实力,当然主张“合办”;而盛宣怀却主张“分办”。明眼人一看便知,此举明显带有挤兑刘鹗的意思。二是资金问题。刘鹗主张可以从洋人手中借,而盛宣怀却坚称“洋债借不动”;刘鹗也不傻,这明明是托辞;因为盛宣怀也曾从比利时银行获得贷款,用过外资。三是其时又讨论筹办芦汉铁路,又与盛宣怀意见不合。估计张、王二人只是在一旁装聋作哑打哈哈。
    那么,张之洞、王文韶为什么高看盛宣怀呢?可证之于《清史稿盛宣怀传》:“(宣怀)光绪五年署天津道。时鸿章督戬辅(直隶总督),方向新政(指洋务运动),以铁路、电报事专嘱宣怀。十八年,(盛)弥(补)汉口冶铁厂亏耗。于是,之洞奇其才,与王文韶交荐之,遂跃四品京堂,督办铁路总公司。”因此,盛宣怀乃是他们的心腹爱将,并且替张之洞在汉口所办的冶铁厂一下子填补了1000万两银子的亏耗,二者孰轻孰重,不言而喻;岂容你刘某人置喙!张之洞之所以出尔反尔,前后三变,不惜放了刘鹗的“鸽子”,隐情全在于此。
     刘鹗本是乘兴而来,希望值极高,以致一路高歌,“此去荆州应不远,倩谁借取一枝栖”(《登黄鹤楼》);结果却坐了冷板凳,败兴而归,所以只能在《鄂中四咏》诗中发泄其胸中块垒:“此地知音寻不着,乘风海上访成连”(《登伯牙台》)。恍如六月天,一下子跌入冰窖。

      上书请筑津镇铁路

      罗振玉在《五十日梦痕录》中写道:“君于是慨然欲有所树立,留都门者二年,谓扶衰振敝,当从兴造铁路始,路成而实业可兴,实业兴而国富,然后庶政可得而理也。上书请筑津镇铁路,当政颇为所动,事垂成,适张文襄(之洞)公请修京鄂线,乃罢京镇之议。”       刘鹗脉搏里流淌的是富国养民的热血,刚刚在盛宣怀面前碰了一鼻子灰,可他却心有不甘。这年秋天,他又上书王文韶,请筑津镇铁路。王文韶在湖北没有给刘鹗面子,这下倒爽快得很。因为刘鹗之父跟他是同科进士,彼此相处得不错,加以刘鹗的动议也合乎事理,面对年谊故人之子,何不卖个面子,做个顺水人情!要知道,这位仁兄可是著名的老滑头,被称之为晚清官场上的不倒翁。           这个方案本来是定下的。可又被两柄横刀截下。一是张之洞站台,公开出来反对,力主修筑京鄂路;胳膊毕竟拧不过大腿,刘鹗动议铺设津镇铁路的主张只能泡汤。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刀,不仅下刀猛狠,而且上演了一幕闹剧。因为,如果采纳了刘鹗的动议,铺设一条以天津为起点,镇江为终点的铁路干线,可以把天津、淮安、镇江都连接起来,更能加剧中国东部经济的迅猛发展;于国于家,都有利;同时也能缓解漕运不济的压力;可谓一举三得。这个主张本无可厚非。但问题又出来了:因为镇江没有长江大桥,火车无法过江,只能通到镇江对岸的瓜洲。所以,一时引起镇江籍京官的大哗;认为镇江本是长江的水陆要冲,如此一来,镇江的市面必将北移,岂不是端了镇江人的饭碗?于是,群起而攻之,甚至扬言要开除刘鹗的乡籍(因为刘鹗出生于镇江丹徒)。刘鹗一时因此成了众矢之的。

       开采山西煤矿

       经过这番风波以后,刘鹗仍不言败。正如罗振玉在《五十日梦痕录》中所言:”君之志不少衰。授予书曰蒿目时艰,当世事百无一可为。近欲以开晋矿谋于晋抚,俾请于朝,晋铁开则民得其养,而国可富也;国无素蓄,不如任欧人开之。我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矿路归我,为此则彼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这种做法,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招商引资,而且招的是洋商,引的是外资。这在当年遗老遗少的眼内,肯定是会被看成是出卖祖宗之业,大逆不道的卖国行为。但一百年前的刘鹗能大胆地提出这一主张,该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识!
     于是,就有了这一年的山西之行。期间,刘鹗是要打通许多环节的。首先,他必须从朝廷上层要员开始做工作。这次,他首先要走的路子非庆亲王不可。刘鹗有人脉关系,之前,他曾与徐次舟及肃亲王善耆往来过从,再经过善耆的介绍,交结了庆亲王,把彼此关系搞到了互通庆吊的地步。庆亲王当时在朝中担任军机大臣的领班,实际上成了朝贵中的当权派。可见,谁要想在清政权下有所活动,必须要与之建立关系;否则,很难绕过他那道坎。刘鹗得到庆亲王的首肯,有了这柄“尚方宝剑”,基本上就有恃无恐。接下来,就要选择目的地。当时山西一带储藏了大量优质煤矿和铁矿;有的煤矿甚至呈露天状况。无疑,山西成了首选。于是,刘鹗便跑到山西,同时任山西巡抚的胡聘之交涉;胡聘之是个开明的正派官员,筑路开矿对发展地方经济大有好处,加以有庆亲王的“尚方宝剑”,便欣然允从。
     下面就剩最后一道环节,那就是寻求外商的参与。这对刘鹗来说,根本不是个问题。因为刘鹗在庚子赔款时,曾追随李鸿章参与其事,结识了不少外国领事和商人;这些洋人也看重刘鹗的能量,以致待之如上宾,甚至不知有巡抚而只知有刘鹗。
      为交涉此事,刘鹗一连三次奔走于京城和太原之间。在他认为,他的“以养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就可以现,从此便可一展身手,以遂生平之志。这次进军西部大开发,可以说是豪情满怀,甚至激发了他燃烧着的诗情;“一路弦歌归日下,百年经济起关西”;“不向杞天空堕泪,男儿意气古今齐”(《宿明月店》);“眼底关河秦社稷,胸中文字鲁春秋”(《登太原西城》),简直到了志得意满的亢奋状态。而正当刘鹗的畅想曲拉开序幕的时候,山西京官邢邦彦,云南举人沈鋈章却联名举奏,称“该员垄断矿利,贻祸晋沂,请查拿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山西巡抚胡聘之把全部责任揽于一身,极力为刘鹗开刷,结果被革职留任。其时,适逢戊戌政变于是年9月21日发生,否则,刘鹗很可能遭殃。
      就这样,刘鹗参与洋务运动,三出其师,不吃羊肉却惹了一身腥臊!

       福公司里的华人经理

      刘鹗利用外资筑路开矿的这些主张,曾在方药雨所办的天津《日日新闻报》,上海狄楚青所办的《时报》上以社论的形式加以申饬。从存案《风潮论》之笫四部分可见一斑。在他认为:“(国家)既无力开发,与其货弃于地,莫如利用外资开办;”用条约加以限制,在一定年限之后,归还我国;则以实业养实业,洋人利在一时,国家则利在万世(刘蕙孙语)。”先在舆论上发声。
     开采山西煤矿,这在当时可是个惊天动地的事。因为首要问题必须顶住顽固派和守旧派的压力,获得朝廷的支持才行。于是就发生了上面的事。既然在国内无法筹措经费,又无机械设备和工程技术人员,姑且利用外资。他选择了意大利商人罗沙第和美国商人詹(一作“哲”)美森,组织了一个所谓的“福公司”,利用洋人和外资开采山西潞安、泽州、沁州、平定等处煤矿。直接投资人为罗沙第。总体原则是:“三十年后,矿、路全部交还中国”。
     1897年,福公司正式成立。刘鹗顺理成章地成为华人经理。后来,由于山西京官胡邦彦的弹劾,刘鹗只得退出福公司。可是,后来又不得不来找他。于是,刘鹗又重新参与福公司的操作。不过,这次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他不再抛头露面,而是身在京城,直接同福公司驻北京的总代表哲美森交往。二是参与“河南福公司”的运作;负责联络和调剂款项。那么,本是“山西福公司”,这时候怎么又冒出一个“河南福公司”呢?原委是:当时明面上为了禁止洋人开矿,所以官方又允许在河南成立一个所谓的“豫(信)丰公司”,实质是假托豫丰之名,山西、河南铁矿则会同开采,仍系外商经营。
      “河南豫(信)丰公司”的负责人是程恩培和吴式剑。他们在技术和资金等问题上,仍需仰仗外商;因而就有了“河南豫(信)丰公司”与山西“福公司”的签约合同;这样,福公司的业务范围就在山西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河南一项。也就是说,河南的“豫(信)丰公司”则成为山西福公司的旗下之盟。到了1902年的时候,河南福公司其实均已开工;京城的西山矿务,也在进行中。期间,他虽然与常住在京城福公司的总代表外商哲美森往来密切;但刘鹗还是从国家利益出发,拟订了《矿务章程》加以约束。
     刘鹗对此是很热心的,甚至是亢奋的。在《壬寅日记》9月24日中他这样写道:“白五楼自河南来,言老牛河煤质之佳,下等煤亦无熏人之说,上等煤随意置炉中即著,颇能耐久”。
      到了这个时候,福公司的业务范围也越做越大,触角先后伸至京西、开滦、四川、浙江等地;可以说是已辐射到中国腹地的主要矿区。证据有二:其一,刘鹗在《壬寅日记(1902年)》6月20日这一天中写道:“连日喜信,则加税免厘为第一也”,即是说,福公司加税免厘获准;其二,在运行过程中,福公司还发行股票,并可能在市面上流通;因为刘鹗曾以所持股票与人结账,以之购买文物。
      刘鹗既然在福公司担任华人经理,福公司当然是要发给薪酬的。在《壬寅日记》中,我们发现罗沙第曾送其股票面值共一万英镑;扣除其偿还融资中所借,个人所得仅2000股。根据刘鹗的后人回忆,整个薪金仅“约三四万元”;但有人质疑,认为远不止这个数目。
      就这样,刘鹗从1897年参与福公司任华人经理,到1902年止,断断续续有6年之久;而所谓华人经理一职,则被人目之为“洋务买办”!
   
        道清铁路和《矿务章程》


       刘鹗不在其位,却谋其政。在康梁变法期间,在京曹中任职的友人赵子衡曾经准备上书条陈,刘鹗力劝把他自己的为政治国理念写进去,那就是:“治国莫重于立本,为政莫先于养民”。他无时不在奉行“以养天下为己任”的道义担当;所以他四处出击,两手抓:一手自己践行实业,一手积极参与洋务运动。在洋务运动中,他奔走呼号,力主筑路开矿,也有成功的案例。那就是,在他的动议下,几经周折,终经朝廷核准,由刘鹗亲自经办,铺设了一条“道(口)清(化)铁路”。这也成了他投身洋务运动的“政绩”之一。
     在参与福公司期间,为争国权,为争民利,他还拟定了一个《河南信(豫)丰公司与英商公司订办河南矿务章程》。(以下简称《章程》)现有历史文案可考,可摘其要者如下:
      《章程》第六款云:“所办矿务,每年所有矿产按照出井之价值百抽五作为落地税,报效中国国家。每年结账盈余,先按用本付官息五厘,再提公积一分,逐年还本,仍随本减息,俟用本还清公积即行停止。此外,所余净利提二十分归中国国家。如有亏折,与中国国家毫不相干。”第九款云:“福公司所开之矿,以六十年为限,一经限满,福公司所办各矿,无论新旧,不论盈亏如何,即以全矿机器及该矿所有料件并房产基地河桥铁路,凡系在该矿成本项下置办之业,全行报效中国国家,不求给价,届时由豫丰公司禀请河南巡抚派员验收。”第十二款云:“矿产亦宜多用豫人,其工价应从公酌定。至矿工受伤,如何抚恤与使用,数十年后如何酌给养老之资,又平日作工每日若干时刻各节,统俟开矿后再由豫丰公司同福公司采欧美各矿妥善章程,商请巡抚定夺。”
      无需解读,《章程》各款,既争国权,又保人权,皆于国计民生有利;有章可循,明确利害,利责两清,即所谓“严定其制”;路矿虽交办洋人开采,但自主权还牢牢掌控在国家手中,既不丢失国家主权,也不丧失尊严。这些条款,即便放到今天来考量,也并不落后,甚至有点“苛刻”。也可以这么说,按刘鹗的出发点,就是拿洋人的枪,戳洋人的马,资源不外流,资产不丢失,让洋人为国家打工。   


      刘鹗亲自拟定的这个《章程》,本无懈可击,但仍需走一定的程序,那就是:首先要获得地方巡抚的批准,再由巡抚上报朝廷,先经军机处核实,再禀报皇上御批;还要征得洋人的同意。最终才能付诸实施;可是等到后来官场与洋人具体交办时,却出现了暗箱操作,许多限制洋人的条款却形同虚设。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刘鹗为此该会成为不受洋人待见的人物了;为什么又同福公司藕断丝连呢?咱们可不要小瞧刘鹗,他的朋友圈里有这么一个重要人物,名叫马建忠。这位仁兄也是镇江人,比他长12岁,奇才。早年留学法国,得了博士学位,精通各国文字,学成回国后入了李鸿章幕,帮办外交和洋务,做了招商局会办。刘鹗因此有机会结识了当时跻身于中国的多国洋人;同时,他一度曾经是“上通王公将相,外连洋人,呼风唤雨,神通广大的人物;洋人往往只知刘鹗而不知有地方巡抚;每到一地,外国领事待之如上宾,朝廷亲王,军机大臣,提督军门中也有人为刘鹗奔走效劳。”(寒波《老残遗恨》463页)正因为如此,刘鹗成了洋人与朝廷官员勾通的理想的中间人物,刘鹗理所当然地成为双方的首选。可到了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李鸿章一死,洋务运动随之人亡而政息。虽然洋务运动给晚清政府注入了一线生机,却仍以失败告终。随着李鸿章的去世,保守派、顽固派以及敌对势力马上便甚嚣尘上;刘鹗以区区之身,岂有回天之力?


发表于 2021-9-8 07:45:2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小八香香 于 2021-9-8 07:46 编辑

一世奇才,怪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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