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见ll有滋有味陈建功

赵日超

李舫 潮起潮落的空间

            《涮庐闲话》是陈建功的散文代表作。他曾在另一篇文章里笑称，这是遵了文学界“老饕”汪曾祺之“将命”而写，而且还命了题，非得叫他写“涮羊肉”不可。
      《涮庐闲话》发表后，许多人说汪曾祺真不愧是“慧眼识珠”之人，找个陈建功把北京的“涮羊肉”写得神采飞扬。故此陈建功也得意洋洋地自诩为“涮庐主人”，“抱怨”登门要求“涮庐”开荤的朋友络绎不绝。他“悲催”地说：“长此以往，惟有‘割股疗亲’这一条道儿啦……”
       我曾主编一套“丝绸之路名家精选文库”，其中有陈建功的散文集《默默且当歌》。借此机会，我把《涮庐闲话》以及他津津乐道的“北京滋味”品咂了一通，因此见面就想起“涮庐”故事：“府上那把二尺长的王麻子老刀还在不”？他会心大笑：“我家切羊肉片的‘兵器’？早就‘刀枪入库’了，连上独涮、家涮、雅集涮三种型号的紫铜火锅，也只能收起来当‘传家宝’啦！……您看现在，无冬历夏，‘凡有井水处皆曰涮锅’，哪儿还有必要开什么‘涮庐’？馋了，就直奔东来顺啦！……”
      与时俱进。错过了上世纪末陈宅的“涮庐”雅集，只能到东来顺之类去品尝陈建功所说的“北京滋味”了。
      陈建功爱交朋友，爱吃涮肉，更爱邀请朋友吃涮肉。和陈建功一起涮肉，那品尝到的不仅只是“舌尖上的北京”，也不仅只学到“涮锅子”的技艺，似乎还能给你更深一层的感悟。比如，仅有的一次应邀与“涮”时，我才知道，原来精品的涮羊肉，必得选“口外”羯羊后腿肉，还得分选其中磨档、黄瓜条、大三岔等等部位，剔筋去膜除掉淋巴结，紧压净血，由有经验的师傅切出肉片摆盘，才能有眼前这羊肉片赏心悦目的观感和一涮成丝入口则化的口感。
      陈建功谈起这些，娓娓道来，妙趣横生。他绘声绘色地描述北平时代秋冬之交，德胜门的曙色中回荡着来自口外的羊群“嘚嘚”进城“赴死”的“动静儿”。还描述老东来顺的门外，切肉的师傅们如何一字排开，一人一案，刀起刀落，“炫”他们切片的技艺。最令我难忘的故事是，涮着涮着，他忽然提醒我，一直置之手边小碟子里的糖蒜，原来是为解腻所用。
      经他提醒一试，果不其然。不过，看他随后也吃了一瓣，却摇起头来，说固然还可以解腻，却已不是本店腌制。忙请教原委，他说，老东来顺的糖蒜，都是自家腌制的呀。惟以夏至前三天的蒜头为料，把一年所耗的糖蒜腌上，早一日尚嫩，晚一日则老矣。这才叫经典传承的经典滋味儿。随即他不无遗憾地悄声宣布，我们这次用餐的东来顺，不过是一家加盟店。
     我不能不发自内心地赞叹：“吃得太精细啦！”
     他笑道，“革命”总不应让咱越活越糙的嘛。我这才顿悟，建功此公绝不仅仅如他所自道，是一个“大碗筛酒大筷吃肉”之辈。
     不过，“顿悟”不久，却又领教他“大碗大筷”的风采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陈建功开始松开领带，脱掉西装，然后，毛衣也不要了。一件衬衣与窗外瑟瑟的枯枝相映成趣。
      有朋友打趣：如果是夏天，您该咋办？陈建功答道，《涮庐闲话》里写过的，一人身后置一电扇，一边吹着风，一边涮呀！如果都是熟人，还得短裤T恤呢！又有人逗趣：会不会像路边摊的喝酒人，光着膀子？陈建功大笑：“说不定！现在穿上了‘官衣儿’，规矩多了！”你永远想象不出，斯文儒雅、和煦如春如陈建功者，笑得何等爽朗。
      这才是真正的陈建功，脱离了诗书礼仪重重包裹，坦诚若赤子、率真如孩童的陈建功。没有了任何世俗的羁绊，他谈天说地、谈古说今，妙语连珠，悬河倾泄。难怪著名的李贽研究学者张建业教授评论陈建功的散文，题目即借杜甫诗句说“爱君直取性情真”。文如其人，或许就是他赢得广大读者喜爱的原由？
      陈建功出生于广西北海，发蒙即移居京城，耳顺之年频频往返于故乡与京城之间，今年逾古稀却仍童心灿然。从他散文里不难看出，他自少年起便敏感而自尊，因时代潮流的跌宕而有多于常人的悲欣。
      陈建功的故事，简单又不简单。高中毕业，陈建功在京西煤矿当了十年采掘工人。舞象之年突然被抛入生命的荒野，落差可想而知。那时的陈建功体重不及百斤，身单力薄，手无缚鸡之力。他扛着一个裹在蓝塑料布里的巨大的行李卷儿，沿着360级高高的台阶，一步一步爬上山去。
       此后十年，他在这里抡锤打眼，开山凿洞，风尘仆仆，和窑哥们儿相濡以沫，相嘘以暖。无数个昏暗的夜晚，陈建功一个人借着矿区宿舍一盏自制的床头灯，偷偷读《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又偷偷开始尝试写一点什么。那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而陈建功，不仅从事着最艰苦的职业，而且政治上也屡经坎坷。“
      好好活着。充实、自信、宠辱不惊。”很多年后，在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中，陈建功写道：“连我自己都颇觉奇妙，十年光阴何以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尽管迷茫，却不空虚；尽管苦闷，却不消沉。”
      十年后，二十八岁的陈建功，踏着吹拂中国大地的春风又走出大山的时候，他的怀里揣着的，是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还有——蛰伏了十年的文学梦。“历史的转折是一所伟大的学校。它使我认识了自己，认识了人生，也思考什么是文学。”陈建功说。
      1982年，陈建功大学毕业。离开北京大学前，他给大学党委写了一封思想汇报。这个汇报刊登在北京大学校报上，一时广为传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等媒体全文转载。
      他在汇报中写道，北大四年所得的最大收获，是通过质疑以认识真理的精神。要鼓励青年这种质疑精神，让我们从质疑中坚定真理信念，从质疑中走出自身的局限。任何人都不得置疑的“迷信”、不容质疑的“灌输”，只能豢养家奴和“两面人”。
      这种质疑态度，始终伴随着陈建功的创作和生活。他的敏锐和宽厚，来自早年命运多舛的磨炼，来自百年传承的北大精神的熏陶，也来自“平民北京”的文化启迪。他认为，质疑是一种健康人格的基础。转益多师、兼容并包，是一种健全人格的体现。“
     那刻画人物的艺术雕刀，常能有力地突入性格的深处，开掘出性格的、社会的、人生的底蕴。它的叙事手腕，融合了古典小说特别是宋元话本的优秀传统和五四以来新格式的短篇小说的意识经验，显示了高强的艺术控驭力。
      他的文学语言，在老舍京味语言的基础上，博采新时代、新时期北京民众的口语，熔铸成既有旧京韵味又有城市新风的现代京白，很富有艺术表现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中华文学通史·当代卷》论及陈建功，如此评价。这概括了那一时代的读者对陈建功的褒奖，而在陈建功眼里，文学应该就是作家留给读者的心灵痕迹。
      应是缘于他底层生活的经历，也缘于新时期以来文化的“寻根”与“反思”，陈建功对生活的艺术表现尤为注意对俚俗文化思考方式和表述方式的撷取。陈建功的文字，幽默风趣，自嘲而不自弃，反倒显现为一种生命的尊严和神采。
      他描述人、事、物，寥寥数笔，略有夸饰却传神悦人。他的文字，平实中寓深沉，嬉笑中含酸楚。他娓娓道来，如风展雾。他似乎早已洞悉人生的真谛，亦早就与世界达成了和解。
      时光荏苒，他甚至不愿意把这些所谓的真谛与和解予以哲理化，更愿意把这些讲成逸闻趣事，聊博一笑或亦可深长思之。
      陈建功同他的文学一道，曾经置身历史进程的迷狂，搏击历史洪流的漩涡，却似乎永远表现为隔岸观火、嬉笑歌哭。他的文学就是他“这一个”的人生。他深深地懂得，一个作家，何须关注怎样的须臾怎样的永恒，何须抉择讴歌和忧愤的队列。“
      弹冠解甲何足庆，率性蓬蒿任尔风”——这或应是陈建功的“夫子自道”？问过他，他说岂敢岂敢，追求的境界而已。



《默默且当歌》：爱君直取性情真
张建业

      陈建功是有阅历富情感的作家。他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青年时代却到煤矿当了10年矿工。1977年，历史的转折又带来命运的转机，使他得以考取北京大学文学专业继续学业。其间他以中短篇小说创作赢得文坛瞩目，而后到北京文联从事专业写作，并开始对“平民北京”有深入的探访和表现。而后，正值中年，他又调到中国作协担任领导职务……人生的磨难浮沉、时代的风云际会、地域的文化涵养，无疑都是作家心路历程的雕刀。

      读了《默默且当歌》，不难感受到他于其中的升华、感悟和品味。其中最令我感动的，是他的散文永远坚守真情的蕴藉。正如明末思想家李贽所说，为人为文之要义，是“童心”，“夫童心者，真心也”。没有这种“真心”，不管文字多么华丽雕琢，也只能是文字叠加的“假文”。同样，和李贽同时代的袁宏道也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默默且当歌》里的作品，时而令人忍俊不禁，时而使人热泪盈盈。掩卷之余不由得感慨，好的文学，最终还是要归结为一种真情怀的坚守。小说、诗歌、散文……文体各殊，但殊途同归之处，真性情真情怀也。

      散文集《默默且当歌》为我们展开了一个有境界有活力有滋味儿的情感天地。

      《妈妈在山岗上》，写的是母子之情。母爱是伟大而神圣的，但母爱的表现方式却各个不同。建功回忆，母亲并不希望自己“争光”、“争气”，只是希望他“自立自强，自爱自重，度过充实的一生”。正是这种平实的劝诫，蕴藏着一种宠辱不惊的人生信念和自我完善的人格追求，成为了建功获得的宝贵遗产。《妈妈在山岗上》写为了给妈妈买一个骨灰盒以及寻找一方墓地之艰难，最后他终于在工友们的帮助下，把妈妈安葬在自己挖煤那座矿山的山岗上，真是字字含泪，读之不能不为之动容。

      《默默且当歌》一书中还写了作者与文学界的一批师友之交，或叙往事，或记交游，或议人生，或言创作，字里行间，情意盈溢。如吴组缃、艾芜、严文井、冯牧、沈从文、吴祖光、浩然、刘厚明、于是之、汪曾祺、施咸荣、史铁生等等，都是读者耳熟能详的人物，因作者与他们大多数有所交往，所述多为亲历，寥寥几笔，引人入胜。几乎每一篇都展示了这些文学名家的人格侧面。其实作者质朴深切的爱不仅投射于亲人师友，对青年时代共过患难的工友们，也没齿难忘。

       《不敢敲门》一篇，书写自己徘徊于一位老师傅家门前的歉疚。建功当矿工时曾被出轨的矿车撞伤了脊柱，险些截瘫。送到医院里卧床百日，全由一位退休的张师傅照料。这位瘦小枯干的老人用酒精为他擦后背，以防生褥疮。每小时帮助翻身一次，每晚都打来热水一把一把拧干毛巾给擦身子。那三个月里，吃饭、服药、大小便，全都得躺着。老人家总是含着微笑帮助他做这一切。这是一段多么感人的过往。然而，建功伤愈后考上大学，又成为了全国知名作家，他因活得匆忙而疏忽了这位老人。10年暌违对于一个有恩于自己的老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亏欠深重。一次路过涌动起他无限的愧疚。他几次走到老人的家门口却望而却步。“不敢敲门”的结局固然是欣慰的，但他又无法一一“敲门”去向那些危难中帮助过自己的人们致意。作者只能在文章里发出由衷之声：“人们，你们都在哪儿”……

      性情丰沛之人始写性情洋溢之文。这性情又因魅力独具而不落窠臼。


    《致吾女》是作者为女儿18岁成人礼撰写的寄语。冠笄之礼自古有之，但当代中国学校恢复“成人礼”，应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事情。时作者接学校通知，“为父母者须出席您的‘成人典礼’且给您一番成年的训示”，他只好向女儿坦言：“我真后悔平常尽和你嘻嘻哈哈地穷开心了，现在可好，哪儿还端得出丝毫为父的威严。呜呼，年过半百才忽然发现，我居然一次也没有享受过一个中国老爷子发号施令的权利。”自嘲过后却还是“嘻嘻哈哈地穷开心”，看似松弛的说笑一直扯到了篇末，那署名是：你爸（执笔） 你妈（圈阅）。

      就在这“嘻嘻哈哈”中，他给女儿谈了最峻切的人生话题——为什么你该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了，你何妨把可能面对的挫折与磨难，当成人生的赐予……平等活泼的家庭关系，知行互映的人生感悟，都以独到的言说方式表达出来。和《致吾女》相映成趣的是《笑笑和我》。此篇记述了和女儿幼时的嬉闹，算是把那“嘻嘻哈哈地穷开心”更具体化了——那“没大没小”的氛围，坦率天真的童稚，挑战生活的放任，心灵相通的默契，跃然纸上。

      短文写得轻松灵动，篇末一转，却掠过一缕苍凉。作者写道，女儿的性格因被他“拐带”而玩世不恭，妻子“既开心又操心”，他也“疑心自己在培养接班人问题上已经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不过，转念一想，人生一世，辛苦遭逢，庶几难免，让我这位活得过于认真的女儿学点这个，焉知是祸是福？”仅仅是舐犊情深吗？感慨中似深藏着为父者更深沉的沧桑体验吧。

      其实，好的“性情文字”并不像某些论者所妄断的，是杯水风波，是风花雪月，是囿于个人小世界的“孤芳自赏”。建功的散文，贯之以性情，却不可能疏离他的心路历程。这使他的文字不能不把深切的人生体验和巨大的时代风云相融合，使之具有更雄浑的思想、情感力量。

      《默默且当歌》一篇，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礼赞。“水房歌声”的倾听者，听到的是冲决思想牢笼的歌唱。这篇作品，激扬而又凝重。它既写了“未名湖畔”涌动的“思想大潮”，也写了燕南园里“一蹭一蹭”跑步的朱光潜。建功作品里说，那时，正读先生的“《西方美学史》新版序言”。他不敢相信那“瘦小而衰老的身影”，写了那么一篇“风骨劲健”的文章，他写道：“他的心里，该是多么有力气。”“像白兰鸽一样歌唱的”学子和“衰老”却“劲健”的学者，构成了思想解放洪流的风景。

      《我和父亲之间》是一篇立意更为深广的作品。这篇作品展开的是两条线索：一条是作者和父亲之间毕生也没有弥合的情感上的裂隙：因为童年时代遭遇的一次痛打，使儿子与父亲从此隔膜。父亲此后再也没有声色俱厉，仿佛“一生都在弥补”。儿子“从挨打以后”，“似乎已经‘洗心革面’，成为了一个‘乖乖崽’，甚至可以说有一点惟命是从”。“我虽不再骄纵，却也从此和父亲生分”……这是中国传统家庭“父严母慈”的必然后果。

      另一条线索是，父亲其实是更为不幸的——因为解放初期一次坦诚的“交心”，他成了“特务嫌疑”而被打入“另册”。他由此被耽误了一生，也累及子女。直到晚年他才得以平反、入党，做官，在人眼中算是“晚景辉煌”。作者写道：“‘辉煌’之谓，言之过矣”，父亲在晚年，“疗治了中年时代留下的心灵创伤。作为儿子，聊可慰藉吧”。他感慨道：“我们之间的隔膜，却只能是永远的遗憾了”。此后，全文的收束令我心头一颤：

      “我所能做的，就是小心翼翼地待我的孩子。

      当然，更期待，这世界，小心翼翼地待每一个人。”

       回忆人的一生，谁无遗憾谁无愧疚？有时错在自己，有时命由前定。多少人在命运的轨道上也只能一声叹息。作家的这一声叹息来自心灵深处，也是面对世界面对人生的慨叹。古人说，“辞赋小道，壮夫不为”，其实诗词歌赋，性情文章，有“小心翼翼”几个字撬动人心，或也足可自慰了吧。

      《默默且当歌》一书，还收入了作者具有代表性的“京味儿”散文作品。建功的“京味儿”小说早已为人们所称道。1989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京味作家作品评论集，书名定为《京味小说八家》，陈建功作为最年轻的后起之秀名列其中。我撰写对建功的评论，撰成《深沉的忧患意识与多彩的语言艺术——试论陈建功的“谈天说地”系列小说的京味儿特色》一文，论述了陈建功小说创作中的忧患意识与语言的特色。

      《默默且当歌》一书所收部分散文，同样展示了作家凸显的个性与平民文化的结合。所谓“京味儿”散文，当然要写北京的民俗、人物、事件，要有北京的土白俗语。但文学之所以不同于民俗学、社会学以及一般化的风光景物介绍，即民俗、历史等等，都应与作家独到的情思相融汇，再加以个性化的表现。《双城飞去来》《涮庐闲话》《北京滋味》以及《平民北京探访录》等等，把北京俚俗旧事人物传奇讲得有声有色。

     书中写到的双簧老艺人“大狗熊”孙宝才，“耍骨头”的孙骨头，天桥“八大怪”之一的“大兵黄”，表演过“叫卖”的臧鸿，“最后一个太监”孙耀庭，“爆肚冯”第三代传人冯广聚，杠夫瘸三儿等等，活灵活现地写出了旧京城平民有滋有味的人生姿态。书中对“涮羊肉”的描述，对“全聚德”烤鸭的描述，对“月盛斋”五香酱羊肉烧羊肉的描述，对“六必居”酱菜的描述，对“食界无口不夸谭”的“谭家菜”的描述，不仅展示了北京食文化，而且传递了个中深藏的文化神韵。

     我以为，建功的散文里有“文化比较”的自觉，比如他对北京语言修辞方式的探究，北京人怎样夸饰，怎样反讽，怎样正话反说反话正说……他对北京人“精气神儿”和思考方式的理解，“活法儿”的探寻，“设身处地”的宽容等等，延续其小说中有滋有味的“谈天说地”，为历史进程中渐行渐远的人物和图景留下了生气勃勃的画卷。

     老舍说：“你要准备下最高的思想与最深的感情，好长出文艺的花朵，切不可只在文字上用功夫，以文字为神符。文字不过是文艺的工具。”

      好文章是经得起读的，也就是说即使饱经历史的磨洗，它也会神采奕奕。因为它留下的不仅只是文字，更有着文字所承载的真性情。


陈建功：不忘初心，底色未改
徐忠友

      陈建功是新中国的同年龄人。他的祖父曾是北海商会的会长，父亲远在北京任教，在他8岁那年，将他带到北京生活。虽然父母都是教师，但当时家中经济条件并不算宽裕，看到有人穿着雍容华贵的羊皮大衣，他想到自己母亲穿的旧皮袄。每到冬天，母亲便小心翼翼地在碎皮子间穿针走线……他把这份心酸写进日记，不料却被母亲看到，当即教导：“何必跟人家攀比？学会把读书、学习、思考、创造变成生活的一部分，这比什么都充实。”

     母亲的这句话，铸就了陈建功的人生底色，几十年如一，从未改变。


陈建功（右四）在丁玲文学创作基地调研现场。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自小学开始，陈建功便如饥似渴地阅读《唐诗三百首》《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母亲》等中外名著，并写出了当时中考考区备受赞誉的具有独创性的书信体作文。在中学时代，他的作品在报刊上发表，这为他日后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可以说开了个好头，他的心完全沉浸在写作和读书中，并做起了“作家梦”。

1968年8月，陈建功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毕业，18岁的他被分配到北京矿务局区木城涧煤矿当采煤工人。当时能分配个工作已经很不错了，但民间有句老话，称采煤工人的工作状态是“已埋未死”。现实中虽没有民间老话说得那么可怕，但采煤确实是既危险又劳累的，诸如遇到矿井塌方、透水和瓦斯爆炸，都有可能会要了矿工的命。

平时矿工们在井下采煤，空气闷热，汗水湿衣，满脸乌黑，衣服脏旧。在那抡锤打眼、开山凿洞的艰苦岁月里，陈建功没有消极，而是以乐观的态度积极地做好本职工作。他觉得只要为国家和民众采煤，哪怕再危险再艰苦，也是需要人去干的。全国有那么多的工人在挖煤，自己为什么就不可以挖煤，这是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就要努力去干，争取为国家多产“乌金”。因此，当看到一车车的煤从矿井里运出来，他心中便有一种收获的喜悦。

每天下班以后，陈建功并没有放弃心中的作家梦，他不顾劳累，凭借宿舍里的一盏自制床头灯，坚持读书、创作，将灵感注入笔尖，在方格纸上描绘出来。就这样，他在煤矿当了10年的采煤工，也在业余时间自学和创作了10年。

1977年11月的一个清晨，陈建功与20多位煤矿的工友一起蹿上一辆大卡车。

那个清晨凄清而苍白，空气干冷干冷，矿区的汽笛声在迷蒙的晨光中飘荡。以往这个时候，他们正身穿沾满煤屑粉尘的“窑衣”，头顶安全帽，戴着矿灯，灰头土脸地等在井口，等着朝开往井下工作的矿车上蹿呢。而今天，汽笛声响起来时，他们却等在另一个路口了。大卡车如约来到，车后尘土遮天蔽日，他们拿出蹿矿车的身手，像猴子一样蜂拥而上，继续驾着尘土往大约10公里外的考场———色树坟中学狂奔。

几个月后，陈建功和同矿的好朋友黄博文一起在矿区的井口带领着三个老女工筛沙子的时候，有人跑来让他俩到矿上的人事部领取“录取通知书”———他被北大中文系录取，黄博文被北师大物理系录取。整个煤矿都轰动了，但陈建功却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喜悦，反而很平淡。因为，在这段时光里他已体验太多的苦辣酸甜，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学会了顺其自然对待命运。

“北京有着无穷无尽的滋味”

陈建功在他的《北京滋味》一文中写道：“我是到28岁时才开始‘读’北京的，因为那一年我上了北大，听了第一次讲座，由侯仁之教授主讲。此前我已经在北京生活了21年，听了侯教授的，我才知道，前21年基本白活。因为北京太有意思，而我，却只是在北京‘活着’而已。讲座结束后的次日，我流连于北大勺园，想米万钟，又想到侯教授的老师洪煨莲。到了星期日，我跑到永定河畔，感受这几近枯竭的河水当年如何孕育出一个聚居点，成为都市最原始的胚胎。我又跑到莲花池，因为记得侯教授说过，莲花池之水滋养了蓟城，由此而金中都兴，北京城即由此发展起来。坦率地说，只凭一次历史地理学讲座听来的知识，我哪里看得出什么名堂？北京，是要‘读’的，可以用历史地理的眼光去读，还可以用民俗学、政治学、建筑学、方言学、艺术史、文学史……北京有着无穷无尽的滋味。”

正是北京这无穷无尽的滋味，让陈建功成为一个“写北京味”或者说作品有浓郁北京风格的作家。1982年，他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便到北京市文联任专业作家，写了多篇有“北京味”的文学作品，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几十年来，陈建功在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文学作品，并出版了小说集《迷乱的星空》《陈建功小说选》《丹凤眼》《前科》《找乐》等，部分作品还被译为捷克、韩、日、法、英文版本。

陈建功回忆起写中篇小说《前科》时的一个细节———小说中老太太儿子被抓后，寂寞忧伤的她唱着老北京民谣：“老大在州里当捕快，老二在县里当衙役，老三开的煎饼铺，老四卖的是烤白薯……”陈建功说，起初听到这首民谣时并没有太在意，待接触到另外一些地方文化时，才品味出这首民谣所蕴含的那种“十全十美”的梦想，推及所写人物的处境，像是找到了一种可以挑战经典的细节，极大鼓舞了他的创作。

一分努力一分收获。在陈建功多年的努力下，他的短篇小说《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分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及《北京文学》奖，《鬈毛》获《十月》文学奖，《太阳石》获《东方少年》中篇小说奖，《放生》获庆祝建国45周年中篇小说优秀奖，《皇城根》获庆祝建国45周年长篇小说佳作奖，《探访:大饭店W·C》获庆祝建国45周年报告文学佳作奖等。特别是根据他中篇小说《找乐》改编的同名电影，分获1993年柏林电影节青年影评大奖、东京电影节金奖、西班牙圣塞巴蒂安电影节奖、法国南特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几乎就是“获奖大满贯”了。

“平民领导”

陈建功调到中国作协担任领导职务后，仍保持当年煤矿工人的本色，身上没有架子，所以被人誉为“亲民的作协副主席”。

曾任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的胡殷红曾撰文讲过一个小故事：有个来自贫困农村的年轻保安员，平时酷爱文学，为仰慕这座文学的殿堂，特意应聘到中国作协机关当门卫。他早就多次拜读过陈建功的小说和散文，后来才知道，陈建功就在中国作协机关大楼里上班！小伙子兴奋不已，把写好的两部长篇小说揣在怀里上岗，他天天寻找机会，就是想看看能把《丹凤眼》描写得那么漂亮、能把《鬈毛》写得那么生动的大作家长什么样子。

在他想象中，陈建功应是气宇轩昂、衣冠楚楚，几个月下来，他竟未寻找出想象中的陈建功。有一天，这个保安实在不想拖了，“斗胆”问一位平日里出入总是笑容可掬、嘘寒问暖的“老同志”：“我想找陈建功副主席，能告诉我他在哪个办公室吗？”陈建功笑着反问：“我不像吧？”保安明白后又惊又喜，红着脸当即取出习作向陈建功请教。陈建功便接收了这位保安的作品，细读几天后专门约这位保安员到办公室，拿出他细细批注过的两部文本，就他的创作谈了许多具体意见。

“当心别丢了自己，要在自己的土地上结自己的果子”

从2003年3月开始，陈建功担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5年后又连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到2013年3月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上，他又当选了全国政协常委。十多年来，他积极参政议政，撰写了许多提案，特别是他作为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长期间，一直在推动教科书选文付酬办法出台。

此前出版单位向作者付酬的情况并不乐观。陈建功说，根据文著协的调查结果，当时全国580家出版社中，仅有个别出版社在编写、出版教科书后能主动、自行联系作者，向作者支付稿费，或者通过文著协向作者转付稿酬，而大多数出版单位从来都不会主动联系作者，即使有作者主动上门索要，出版单位也不会爽快付酬，往往以各种借口搪塞推诿，到最后可能会“仨瓜俩枣”，打发了事。

而且，目前出版社都没有公开教科书选用作品的篇目供广大作者查询，绝大多数作者在作品被教科书选用后，非但不能获得稿酬，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作品入选，也不知道应该通过何种渠道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更有甚者，有些作者的文章从标题到内容被改得面目全非——将诗歌排版成散文，不给作者、译者署名，张冠李戴等等，侵犯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等精神权利之现象比比皆是，在教科书的电子版上，更是随处可见。

2013年下半年，国家版权局与国家发改委联合公布了《教科书法定许可使用作品支付报酬办法》，对教科书使用已发表作品支付报酬的问题做了明确规定。该办法自2013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办法颁布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能在繁荣文学创作、保护作家合法权益等方面做贡献，陈建功也感到很欣慰。

2016年8月底，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陈建功在大会发言中呼吁政府面对新的文艺形态，要“跟上节拍”。

他讲道，“面对异军突起的网络文艺创作队伍，许多相关部门还停留在‘集训’、‘表态’、宣示‘重视’的层次，在制度建设和工作方式上，还未见创新……在国家级文学奖项中开设‘网络文学奖’，好像并不需要洪荒之力，但至今尚未见到这一奖项的设立。这种有意无意的边缘化不能不说仍然透露着传统文艺形态的傲慢与偏见。”

不仅是管理部门的制度建设和工作方式，就连作家们本身都难免面临急于创新和浮躁不定的困扰。

笔者问陈建功，您的写作是不是也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他回答道，每个人都一样，渴望创新。时髦的东西来了，也难免心动。但当心别丢了自己，要在自己的土地上结自己的果子，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赶时髦。

“现在这个喧嚣骚动的年代，作家们需要定力。多样化的文学时代所给予作家的，有‘抱玉握珠’的追求，也有‘五色眩迷’的困惑。批评家们开始为各色各样的小说册封流派。也有的‘册封’来自编辑部，他们急于打出一个旗号，以促进刊物的销售。结果就是读者们眼花缭乱，作家们也心慌意乱。对文学创作来说，实在是得不偿失的事。与‘册封’一起泛起的，是批评界的各种名词与术语。缺乏定力的作家们怎能不手足无措？”

陈建功最后说，所谓“得意忘形，得鱼忘筌”，学习国外的流派也是这样，不可生搬硬套、邯郸学步。所以，在五色眩迷的艺术流派中间，不能失去自己。最可贵的是找到独特的、属于自己的把握世界和铸造世界的方式，不要盲目地追随别人。


人物简介


陈建功，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为北京作协专业作家，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第五届全委会委员，第六、七届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长，中华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全国政协第十、十一届委员，第十二届常委。出版过的主要作品有小说集《迷乱的星空》《陈建功小说选》《丹凤眼》《前科》等，随笔集《从实招来》《北京滋味》等。他的作品曾多次获全国重要的文学奖，部分作品译有捷克、韩、日、法、英文版本，在海外出版。

郭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第五、六届理事，中国游记名家联盟成员。出版有诗集《走向远方》获兰州市第四届金城文艺奖二等奖，散文集《行者的足迹》获第四届冰心散文奖优秀奖，散文单篇《藏在小巷中的北京》获第五届冰心散文奖。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中国作家》《青年文学》《天津文学》《飞天》《滇池》《散文百家》《读者欣赏》等报刊。多次入选中国散文排行榜，获冰心散文奖、黄河文学奖等奖项二十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