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晚年鲁迅文本的“墨学"之影

赵日超

孙郁,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摘要

鲁迅左转之后,作品里借用了某些墨学资源。在创作中,不是解释古人,而是由此反观现实,追慕一个英雄的时代。在其富有弹性的文本里,呼应了墨子遗产有意味的部分。感世之言与辩驳之语多雄健之气,且汇入了左翼文学某些理念。从苦行之思,底层意识,和荒诞感中,表达出“别一世界的人们”的另类光彩。




晚年的鲁迅,讥讽自己躲在租界里的文章,有时候不免逃逸者语[1],那效力是有限的。后来的集子取名《且介亭杂文》,也有文字游戏和自嘲的意味。考察他在20 世纪30 年代的文学活动,话语方式与先前略有不同,纠葛的难点渐多。与以往的写作比,“且介亭”里的文章有时多了国故的篇什,学者之文的趣味略增,文字背后是道道历史的余影。比如《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涉及儒士与方士,王道的发生诸话题;《买〈小学大全〉记》则由音韵训诂旁及历史变迁,有考据与论辩的功底在;《随便翻翻》乃古书里寻出隐秘,国故的潜在性存在被一一打捞出来。这些不都是投枪与匕首,气韵不亚于某些京派文人的书卷气。彼时的左翼作家,往往就现实谈现实,鲁迅则不时带有古今之辩的味道。在“且介亭”发表的系列古代题材的小说,风格趋变,他写孔子,也涉及老庄,但对于这些先贤不乏微词,“文明批评”的意味依然很足。不过有趣的是,关于先秦诸子,他独对于墨子有另类的视角,不仅难见苛求,甚至礼赞有加。在扬墨抑孔的文字里,让人想起晚清墨学的某些风气。


1934 年,他创作了小说《非攻》,故事并不出奇,墨子与其时代的关系被演绎得饶有趣味。小说后来收入《故事新编》,成了古代人物系列特别的一篇,且风格上与同时期别的作品比,“油滑”渐少,显得有些雅正。与清末民初学人对于墨子关注角度不同,鲁迅把时代语境带入叙述文字里,出发点不是解释墨学,而是由墨子反观现实,追慕一个英雄的存在。鲁迅一生对墨子的看法都不系统,杂文里折射的也仅仅是枝叶性的话题。不过这小说看得出对于墨子遗产的基本态度,内中也不乏左翼作家的一种理想,恰如高远东所说,“在墨家人物身上,找到了个人道德完整性和社会责任感、个人的内在自由和社会使命承担之间的统一点”。[2]翻检鲁迅的诸多小说,类似的主题极为少见。


《非攻》的情节取自《墨子·公输》,故事也引用了《战国策·宋策》《孟子·滕文公》《墨子·鲁问》《墨子·耕柱》《墨子·贵义》《墨子·备高临》《文子·自然》《淮南子·修务训》《文选·对楚王问》《新论·惜时》《吕氏春秋·贵因》《渚宫旧事》等近二十篇材料[3]。作者只是把史料变为感性的画面,留下的空白多多,看得出有诸多未尽之意。墨子形象,苦行、善良、幽默而含蓄,全没有名人的显赫。底层人的朴实和台阁间的智慧,都集中于一身。在战争来临之际,他以智谋说服楚王,不要攻打宋国。在言谈中,辩学的魅力四射,无论公输般还是楚王,都在其面前改变了主张。鲁迅写这些远去风尘里的人与事,自然渗透着某些自己的经验。在大变故到来的时候,象牙塔里的知识人往往充满无力之感,倒是那些脚踩在土地里的人,在改写人间的路途。墨子那个时代,贫富不均,民不聊生,他能以自己的智慧制止战乱的发生,对于三十年代的中国知识人而言,不能不说有一种回望中的惊奇。


民国不同于战国,但民与国,个人与团体的难题,古今间都有相似之处。小说对于宋国、楚国的感受不同,也画出世道人心的一部分。意味深长的是,墨子解决问题,并不依仗自己的追随者集团作战,这在他那里属于下策,独自与人周旋,倒显出牺牲意识。**中能够深解其意者不多,滑入歧途的也是有的。我们由此看到了墨家内部的复杂,但墨子却平静面对一切。他身上集结的各种精神元素,自然也有缺失的所在,但在克服难题时显示的力量,是旧式士人那里不易见到的。


老老实实地写墨子,看出作者的叙述策略。在这里,鲁迅善于使用的荒诞手段,让位于史传笔法,夸张与变形的叙述弱化了许多。在鲁迅眼里,墨子的基本史料已足以证明那精神的不俗,大可不必拔高与炫耀。小说对于史料的运用颇有选择性,凸显的是智性,忍苦精神,自身的孤独,这些恰是作者自己兼备的元素。作品的气息与传统的审美意识相去甚远,好像是一幅苦行者的慈悲之图,但这是明快的慈悲,朗健的慈悲。从作品的倾向性看来,作者有两种隐喻含在文本的深处,一是明写墨子,实讽孔子和老子,虽然孔子和老子是不在场的存在,作者却时时不忘颠覆儒家与道家的语境。二是回应墨学的某些观点。比如墨子学说何以消失? 一个可贵的精神遗产不得流传的深处原因何在? 这两者既是历史悬案,也是现代学人的追问。回答它,日常的思维大约不得要领。


显而易见,刻画这位古人时,鲁迅的笔墨颇多节制,内中不乏互感的目光。墨子的思想,在一些地方引来自己的共鸣,相似之处也显现出来。他曾说中国好的青年都在走探索的路,行比说更重要[4]。认为在抵御敌人时,不能以“气”为之,要有的是勇与谋。上海时期,在与绅士们论战的时候,常常揭露出对方的破绽,露出马脚来。这都是墨子实践过的思路,又加上了自己的经验。对于鲁迅而言,墨子是陌生的熟悉人。描绘其行迹,唤起了自己的某些记忆也是可能的。这个被淹没的历史人物,乃现实最缺少的逆俗者。我们说《非攻》有招魂的意味,也并非没有道理。


与鲁迅同代的学者对于墨子的兴趣者很多,这大概与学术转型有关。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认为墨子是“一个实行非攻主义的救世家”[5],但胡适过于看重墨子的哲学方法,讨论的是“应用主义”之类的话题。他与章士钊、章太炎讨论墨学的时候,还在朴学与实验主义之间,目光并不在社会实践的层面。鲁迅在回望古人留下的遗迹的时候,更重视现实改造者行动的方式。在他眼里,墨学发展的结果倘不能与现实难题发生碰撞,象牙塔的沉思则远远不够的。不妨说,相比于胡适的“述”,鲁迅更致力于“作”。“对于化为历史哲学的存在论来说,第一命题是‘我作故我在’(facio ergo sum)而不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6]”“述”与“作”,古代的儒家也曾有过思考,但墨子的精神显然更具有有效性。鲁迅觉得晚清以来具有这种品格的学人不多,但他认为章太炎早期就是能够很好处理“述”与“作”的人,可是后来京派与海派一些文人则没有这样的气象。倘细细观察鲁迅创作《非攻》前后对于各类文人的批评,当更能深解此篇小说的弦外之音。


儒家讲过去颇多智慧,讲到现在则柔弱的地方殊多,道家虚幻的“道”美则美矣,却逃逸了当下的难题。唯有墨子是直面眼前危机的人,没有空谈,亦不逃逸,梦幻之影被其坚毅的目光里的现实体验代替了。鲁迅曾说,“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7] 新的文化不解决这样的难题,还会重蹈覆辙。而在墨学遗产里,他体味到了解决“现在”难题的经验小说中,从墨子孤独行走的姿态,我们窥见了鲁迅的背影。



二



小说《非攻》的出现,非一时冲动,显然酝酿良久。当我们与同期另一篇小说《出关》对读时,发现彼此有着照应的地方,内在的隐含颇值得思量。对比二者的审美方式,看得出明显差异。前者积极,后者迟疑;一个是入世的平静,另一个是出世的冷然。这种差异也是对于先秦诸子整体性关照的心得,评价的差异是显然的。鲁迅的价值态度泾渭分明,以小说的方式呈现一种文化态度,这在五四后是常有的现象。但比较起来,郭沫若、施蛰存也写过一些历史小说,不过他们没有鲁迅这样的维度,拘于一点而难能出奇,就精神的走向而言,彼此不在一个时空里。


鲁迅描写墨子,其实未尝不是在与空谈救国的文人的对话。小说明显把笔墨偏于那些脚踏实地的人们,对于务虚者的讥讽都藏在笔底。通篇没有士大夫式的儒雅之气,文字显得旷野式的苍凉。作者刻画墨子时,词语简约传神,对于其尴尬和无奈也有非同寻常的表述。我们从叙述的语态可以看出对于儒家语境与道家语境的揶揄。救世而不做救世主,爱民而不期民所爱,在精神哲学上多了儒、道所无的东西,很有“在而不属于”的风范。这个远离说教,以自身的苦楚的选择和智慧的高扬的主人公,无疑也被赋予了现代人的某些思想。


与《非攻》不同的《出关》,写到孔子与老子的会面,语言不多,各自的玄机都在,一个谦逊里的沉默,一个悟道后的遁逸,似乎只在观念里觅道,全无现实的躬行。作品对于那些道德话语的无力感,是有所显示的,老子出关时的那种空言,不过语言的游戏,深则深矣,却多在空幻之间。所以老子与人对话,是智能的比拼,全在云里雾里。按照传统说法,孔子的思想,得之老子的地方很多,不过滑入道德之境,却不能切入智慧深处,觉得并不亲切。


墨子是果敢的行动者,没有老子的贵族气和孔子的儒雅意味。《出关》中的老子住宅,俨然贵人之所,而《非攻》的墨子,清贫有之,寒苦亦多。鲁迅把他们置于不同的环境里描写,不妨说也画出了精神背景的不同。把老子、孔子置于一个空间表现,有意地将思想虚无化处理,其实是对于逃逸哲学的批评。墨子的形象恰恰相反,我们在《非攻》里看不到一丝贵族的影子,也没有故作高明的样子。但寒士般的目光却有坚毅的力量。鲁迅作品很少出现这样的人物,较之过去一些文人的孱弱性和农民的愚钝性,《非攻》提供的是一个朗健的英雄者的形象。


关于老子与墨子的差异,章太炎曾发现彼此不同的要点。“老聃不尚贤,墨家以尚贤为极,何其言之反也! 寻名异,审分同矣。老之言贤者,谓名誉、谈说、才气也;墨之言贤者,谓材力、技能、功伐也。不尚名誉,故无朋党;不尊谈说,故无游士;不贵才气,故无聚官。然则材力、技能、功伐举矣”。[8]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对于墨学短短的概括,也有类似题旨。他从墨子的批判孔子、远离道家思想的行为里,看到先秦文化有生气的地方,而新文学要衔接的,恰是这种中断的存在。墨子非儒表现的智慧,鲁迅学到了许多,而那些讥刺道家的言论,也让他颇为惬意。《故事新编》中的那篇《起死》与《非攻》对读起来,则看到道家与墨家的差异。前者竭尽嘲讽之能事,后者则以正面笔墨点染成篇。他的学术理念就这样有趣地外化在小说的时空里。


鲁迅如此钟情墨子,或许也因了墨子传统演化的侠义精神。他曾说:“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儒者,柔也’,当然不会危险的。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9]年轻时期对于摩罗诗人“求索而无止期,猛进而不退转”[10]的礼赞,看重的是他们“指归在动作”[11]的选择。北京时期“痛打落水狗”,就有一种斗士风采,那时候创作的小说《铸剑》,侠义之气弥漫,血腥里的豪气卷走了死亡的阴冷。三十年代,他推荐裴得菲《勇敢的约翰》,欣赏的是那干预现实的勇猛形象,延续的依然是青年时期的梦。在“且介亭”时期与青年交往的时候,欣赏的是一些左翼青年身上的“野性”,厌恶北平绅士意味作家的儒雅和自恋。他介绍的艺术品,几乎没有宋元山水画里的隐逸和安宁,珂勒惠支惨烈之气缭绕,比亚兹莱的鬼气中蒸腾着人性之光,麦绥莱勒则散出普罗艺术的灵魂。这些都没有儒家与道家的空泛之思,流动着超越感觉阈限的现实忧患。他的辩才,技艺,苦行之思,倒是与墨子的形影颇多叠合。越到后来,越注意到行比言更为重要,但那行,不是放弃言,而是力戒空谈,以智慧的方法处理世间难题。这也是墨子曾有过的思想,在士大夫文化传统里,不易见到此类遗存。我们参照彼时鲁迅的各种文章,大致可以看到他们精神的交叉,而欣赏墨子的原因,也无非以下几种:


一是墨子的苦行之思,在他看来是可取的。而自己身上的隐忍、自虐、持之以恒的寻路,都与墨子精神有所重合。庄子就看到墨子礼赞“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12]的背后,有一般儒生没有的坚毅气。但这苦行不是自我的折磨,其间通往的是智性之路。


二是底层意识,《墨子·尚贤》云:“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其实是从官本位的反面思考问题的。他的兼爱、非攻理念都是民本意识的一种。小说《非攻》中对于墨子的描述,就很有平民之态,清贫、寒苦,低调。五四新文人主张平民的文学,其实不是新的发现,既有域外思想的启示,也是古已有之的存在。


三是革命性。在鲁迅眼里,儒家思想覆盖知识界的时候,墨子的选择能够与之不同,且直陈其弊,也是不易的。敢于非孔,则定然有智有勇,非他人可比。民国知识人有许多指出墨子思想的进步性,有学者早已发现:“孔子之思想学术,视当时之官学,虽有进步,而因依附政府,‘温温无所试’,则非其所堪,弊亦中于此矣。墨子则不然,己既为**,而其所讲求者,亦终为**之学。故孔子尊周王鲁,墨子则背周道;若仅就此点言之,则孔子似清末之康圣人,墨子则一革命家也。”[13]沿着这个思路看中国文化的走向,墨子属于少数,不在主流世界。但他的催促新精神的内力,是别的遗产不能代替的。


《非攻》里墨子精神也主要集中在上述三点。鲁迅塑造这个人物,是有所选择的,这位远古的思想者的“尚同”“明鬼”诸思想,都没有体现。墨学中关于经学的考释,也省略掉了。鲁迅在自己的小说里只取两种主要元素衬托人物的形象,一是忘我的牺牲意识,二是辩才。忘我需要自我牺牲,于是方能兼爱,而反战才能成立。辩才则可扫荡庸见,自然能改写认知路径。我们在此分明也看出其精神期待,他自己的立身之道,也含有这几种元素。在战云纷扰的年月,墨子早就替人间思考了止战的方略。这些不是儒家的道德说教,而是爱意下的智慧,技能的汇总。勇、智、谋兼而有之,去腐儒的陈词甚远,精神便有了异样的光彩了。



三



关于墨子的忘我的牺牲意识,可以追溯到夏禹。庄子云:“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14]鲁迅觉得他们之间,也有相似的精神。《非攻》体现的精神与之前创作的小说《理水》主题也有暗合的地方,一般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两者之间的联系,看得出作者对于人生观的一种态度。从大禹思想到墨子精神,有中国文化一种特别的逻辑,鲁迅凭着敏锐的视角,联通了两个人物的精神,以暖意的光泽,照亮了被遮蔽的先秦思想。这系列小说有现代主义的元素,变形里的表达凸显着一个时代的精神交锋。两篇作品亦庄亦谐,墨迹间也有着诸多伏笔,与其说是为古人重做传记,不如说也有对于晚清以来墨学的回应。


墨子风尘仆仆去楚国谈判,不顾各种困难而为之,乃忧患意识使然。《非攻》感人的地方恰在此处。而《理水》中的大禹,也是牺牲自我利益的人物,在水灾连年的日子,与百姓同疾苦的选择,也有墨子所云“默则思,言则诲,动则事”[15]的不凡,不妨以圣人喻之。小说对于主人公的责任感、牺牲感的描摹,与周围的人物比,形成巨大的反差。空言误国,惟有拼命苦干者方有未来。古代的经书写空幻的道德多多,都无助于现实的改造。从大禹到墨子,走的是切实的路径。


墨子去楚国,穿过宋国领域,一路感受颇为苍冷,跋涉中身带苦楚,走破了鞋子,饥肠辘辘,所见风景也颇为荒凉。奇怪的是却没有什么颓败的心情,行姿未见难色。先前鲁迅写到乡村、小镇,肃杀的景致为主,难见繁花,观景者的心情也颇为凄凉。北京时期写的《过客》,也有一个不断行走者的形象,心情就孤寂得很,惨烈之气弥漫,坚毅的目光不掩内心的痛楚。两部作品有诸多交叉的意象,但三十年代的鲁迅处理墨子这个行路人的形象,似乎有了坦然与明快之气,《过客》所描述的荒原感显然减弱了许多,人物的状态完全不同了。先前笔下的过客,虽然走得无畏,但没有目标。而墨子呢,一切都那么自然,内心所想与行为所使,均协调一致。仿佛有使命的落实,且看两作品的片段:


那不行! 我只得走。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的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 (《过客》)[16]


墨子走进宋国的国界的时候,草鞋带已经断了三四回,觉得脚底上很发热,停下来一看,鞋底也磨成了大窟窿,脚上有些地方起茧,有些地方起泡了。他毫不在意,仍然走;沿路看到情形,人口倒很不少,然而历来的水灾和兵灾的痕迹,却到处存留,没有人民的变换得飞快。走了三天,看不见一所大屋,看不见一棵大树,看不见一个活泼的人,看不见一片肥沃的田地……(《非攻》)[17]


留意作品的环境描述和精神点染,彼此的差异显而易见。前者是尼采式的感觉的流动,主观的画面镶嵌着无边的灰暗。后者乃寻常之所,笔下显得克制。《过客》是悲壮的、个人主义的色彩飘然而过,《非攻》则兼爱之心的跳动,隐忍着艰辛却无什么痛感,平和与智性中,万物悄然不动。这种差异,也是鲁迅早期与晚期的内心色调的不同,不变的是勇敢与无畏,多的是从容与淡定。献身于所爱,不必顾及人间恩怨。借助墨子的行迹,鲁迅无意中刻进了自己的新式觉态。


应当说,鲁迅在自己的现实感受里,读懂了墨子的某些思想。在《非攻》写作前后,经历了人生更为深刻的变化,周围那些寻觅的青年与黑夜暗战的勇气,怎样鼓舞了自己。柔石、白莽等的牺牲都感染过鲁迅。一面欣赏这些觅路的朋友,一面也提示青年,不要去做无谓的牺牲,要有智性和策略才对。墨子在强权面前取胜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辩才,能够以逻辑之语将复杂问题明晰化,将人引入悖论后自省自我的缺陷。二是本身的技艺高超,有克敌制胜的法宝。公输般的云梯已经颇多玄机,却被墨子的防守机械所破。他的科技水准之高,令人叹服。墨子的学生讲民气,以气御敌。但老师却以智解难,有化险为夷的策略,诸多难题悄然冰释。御敌之力不在气,而在实力与智力之间。墨子的许多思想都有鲜活之处,他不像孔子那样以道德话语游说他人,而是以智取人。这里有活的精神,在儒家精神一体化的年代,墨子式的存在是不易出现的。


表面看来,小说《非攻》毫无左翼叙述的痕迹,作品以含蓄的方式描写墨子,褪去了激进话语的道德意蕴,但考察前后写作的背景,其间却难掩战士的思维。那些左翼艺术之影隐含在文字之后,需细细品味方能得之。苏联文学里的进取意识,也未尝没有**鲁迅对于墨学的认识。他编辑《铁流》《静静的顿河》的时候,看到俄国革命中的血色里的聪慧之光,自然也获取了诸多灵感。将域外一些作品中的某种人物看成思想界的新人,鲁迅是有切身体味的。有新人在,方见光明,血的现实告诉鲁迅,中国不都是一个沉沦的世界,改造社会与建设社会的人才从不缺乏。即以战争为例,反战与牺牲自我的人何其之多,那才是民族最为可敬的人们。现代战争与远古时代的规模已经有别,但先哲精神也并不过时的吧。中国的抗战刚刚开始,那些脚踏实地的人们被书写得不多。所以,他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吗》中写道: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的人,有舍身取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8]


在鲁迅眼里,墨子与大禹如此,左翼一些青年亦如此,他自己是深信这些的。从挫败感、彷徨感,到使命感的叙述变化,看得出鲁迅对于自己的小说叙述的调整。在早期的文字中,杂文中才能看到使命的辞章,内中多坚毅的东西。到了晚年,将杂文的勇气运用于小说之中,这些乃叙述语态的变化,连带出审美的位移。他的小说多了新式人物,与其说是对于墨子的回望,不妨说是向改造社会的革命者致意吧。



四



从古人世界重新发现今人的思想资源,是鲁迅一直做的工作。先前是业余的默默劳作,在白话文写作中不易看到,可说是一种“暗功夫”。小说集《故事新编》则让读者听到古风里的新曲,读者恍然悟出,自己还在历史的进程中。有趣的是,《故事新编》乃杂体系列的小说,一些篇章毋宁说有一丝《史记》影子。《史记》里的对白,除了有性格特点,还不乏辩才。但司马迁没有注意到墨子思辨的价值,遗漏了那些动人的片段。鲁迅写《非攻》,将墨学的元素变成形象可感的画面,打破儒家一统的思路,似乎续写了《史记》的一章。


自然,鲁迅无意做新《史记》的功课,他的小说家天赋里含着史传传统也是有限的。不过司马迁的简约、传神之笔也传染了他,除了人物命运的描述颇可一赞,描写人物的对话,生龙活现。《故事新编》里的孔子的对话,有点刻板,《论语》里的风趣却被略掉了。老子的会客之语,也不见得高明,谈吐间是不太情愿的样子,幽玄是有了,那背后不免孤寂和无奈之影,日常的举止,无趣的地方殊多。《采薇》里写伯夷与齐叔,词语迂腐不堪,听了往往要发笑。小说以此写出人物的魂来,对白里见性格,也是古小说一贯的技巧。鲁迅对此谙熟于心,从话语方式来塑造人物性格,也有着司马迁未曾运用过的另类手法。


而墨子的对话,就全不同于他人,幽默、明快,有逻辑的力量。虽然所录者不多,而笔笔见意,句句生辉,倘不熟悉墨学,不易做到此点。《史记》里缺少这类逻辑方式的陈述,实在有些可惜,而鲁迅在小说开篇有墨子与人的对话,那是另类的思维,不禁让人叹然:


公孙高辞让了一通之后,眼睛看着席子的破洞,和气的问道:

“先生是主张非战的?”

“不错!”墨子说。

“那么,君子就不斗么?”

“是的!”墨子说。

“猪狗尚且要斗,何况人……”

“唉唉,你们儒者,说话称着尧舜,做事却要学猪狗,可怜,可怜!”墨子说着,站了起来,匆匆的跑到厨下去了,一面说:“你不懂我的意思……”[19]


这种智慧的对话,在小说中有多处,既现出儒者的可笑,也看见墨家的明慧。墨子善辩,其辩才在先秦中可谓翘楚。前人称他“悖于理而逆于人心”[20],看出逻辑的特别。鲁迅在小说中引《墨子》的材料,复原感性的场景,其词锋直逼核心,思想被一次次聚焦,人格背后的逻辑力量产生了效应。


墨子的辩才,在表达上颇多艰涩。梁启超谓之“文辞朴僿”[21],是一种叙述策略,也并非没有道理。阅读《墨子间诂》,孙诒让先生已经很好地注释了这些。这种叙述智慧在后世一直被聪慧者所用。明清以来绍兴刑名师爷的笔下,也有此类遗风。陈源当年与鲁迅论战,被打下马来,当说遇见了苏格拉底式的智者。但他却认为是受到绍兴师爷的欺辱。我们细细分析鲁迅与那些自由主义文人的论争,其词锋之寒气,语句之尖刻,背后有奇思闪动。与墨子的辩驳文字,当有诸多的相近之处。直到晚年与不同流派的青年争辩,此类风格越发明显。


《墨经》里充满了论辩智慧,比儒家道德话语要切实有力,多的是逻辑的力量。有学者认为“墨子之学,出发于《尚书》,孔子之学,出发于《易》”[22]。《尚书》里的古朴之气,在墨子思维里显得颇为重要。王夫子《尚书引义》谈的“知、行”问题,也恰是墨子思想的延伸,对于空泛的伪道学是一种矫正[23]。墨子价值,也在此间无疑。比如讨论问题时,不从先验性出发,能够捕捉到存在的难点。这里,墨子形成的论辩逻辑,对于后人颇有启示。善于对于概念、大前提、小前提都有界定,拒绝儒士的模式,从人的感知出发,辨别流行话语的虚妄。他不仅反驳儒家思想,对于道家、名家的思想亦多驳诘。公孙龙与人辩论时,有诡辩的地方,墨子以自己逻辑思维,直指其弊,思想颇为鲜活。比如言及“目不见”的话题,公孙龙子说:“且犹白以目、以火见,则火与目不见。”[24]而墨子驳之曰:“智以目见,而目以火见,而火不见。”[25]意谓:“不能以光线不能见物为理由,而说眼睛不能见物。”[26]这种论辩视角,鲁迅杂文何尝不见? 他与形形**文人论战时的概念表述与逻辑推演,以及对于诡辩家的颠覆,都比墨子有过之。墨子批驳道家思想,看到是对象世界里的虚妄,自己则以现实感与大义精神,直陈对手的瑕疵。比如老子说语言都有悖谬,墨子则认为以此推之,老子之言也有悖论。这种反驳的逻辑,鲁迅处处可见,晚年所作《名人和名言》以章太炎的言论为例,强调了“博识家的话多浅”,[27]名人与名言不等号。对于神秘话题的消解,于他是一种常有的事。至于对于“新月派”文人的讥讽,类似的逻辑运用得更为得体。由此也暗示读者,鲁迅的思维方式,有传统的基因,这些与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认知理念汇于一体,遂有了通透、广远的气象。


当鲁迅引用墨子的经典词语演绎小说的时候,他的叙述语态显得有些得意。因为自己批驳左翼青年简化革命话题的语句,也有类似的风格,只是更为现代一点。比如创造社、太阳社青年认为革命文学都是宣传,但鲁迅却说:“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28]大前提与小前提以及结论都不一样。再比如关于文学的阶级性的思考,他反驳梁实秋的超阶级的理论,就用了归谬法。他在批判**政客的时候,显示出异常深切的智慧。像《友邦惊诧论》就有墨子的某些方式,只是更具有攻击性了。而我们看他反驳张春桥对于《八月的乡村》的攻击,对手的理论被各个击破,道理显得清清楚楚。这是新文学里罕见的辞章演绎。不消说,除了作者自身的天赋之外,还有对于苏格拉底与墨子的呼应。带着这些叙述智慧审视墨子的时候,可以想见内心的亲近之感是何等强烈。


鲁迅对于墨子是心灵的呼应者多,并不做学术的检讨。他未必赞成墨子“明鬼”“非命”的思想,但是一些思辨的精神还是感染了自己。对比墨子《非儒》和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就批评孔子的基本精神逻辑而言,是有接近的地方。鲁迅经由晚清学术思想的流脉,在现实的战斗里,强化了自己的逻辑思维。在知识论与认知逻辑层面,远儒、道而亲墨学,不是没有原因。毕竟,有了现代哲学资源与审美资源的鲁迅,对于古人的遗产只是择而用之,“故事”所以“新编”,乃有更大的隐含。只要了解那时候走上前线的左翼文学猛士,也可以理解小说《非攻》不是悠然的游戏之作。



五



但是鲁迅对于墨子这类天才的表现,也并非朝圣般的庄严。《非攻》的结尾并未显示墨子的得意和快慰,返乡之后没有鲜花与笑语,反而陷入苦楚,被拯救的宋国百姓不仅木然于他的恩德,反而受到官民的骚扰和欺辱。小说的短短几句话,也写出世间苍凉:


墨子在归途上,是走得较慢了,一则力乏,二则脚痛,三则干粮已经吃完,难免觉得肚子饿,四则事情已经办妥,不像来时的匆忙。然而比起来时更晦气:一进宋国界,就被搜检了两回;走进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29]


英雄的结局不过如此,确如鲁迅在左联成立时的讲话:革命胜利后,不是“坐特等车,吃特等饭”,[30]有功于世者,未必得荣耀与光环,寂寞才是常有的事。墨子传统后来中断,与官僚统治颇多关系。鲁迅在民间气氛和国家结构性的缝隙,看到这类英雄遭受磨难的不可避免性。中国社会的逆淘汰机制,是文化不得畅达的原因,而人间悲剧也由此变得长而久,这是无可奈何的历史。


与《非攻》相似的是,《理水》也同样表现了知识人与庸众对待英雄的可笑态度。在小说里,似乎也回答了学界关于墨学消失的疑问。在所谓知识人的世界被俗儒一统天下的时候,智慧是不得生长的。无论是大禹还是墨子,周围缠绕的是一些短视之人,能够读懂其世界隐含的并不很多。我们不能说这是鲁迅的自况,但至少留下了左翼时期横战的心情也是可能的。


《理水》的内涵比《非攻》更为丰富而复杂,但韵致有诸多相似的地方。大禹也是黑色的形象,受命治水时也是历经磨难,却没有悔意。妻子不满他的舍弃小家的无情,自己却无一日不在忧患中。他力排众议,不顾官僚的反对,也拒绝儒生的暗示,走的是一条自己的道路。在对比中可以发现,那些官员与儒生都是小丑般的人物,有漫画的样子。写大禹的时候,寥寥几笔,已经看出与众生的不同。顽强、坚韧、明达。也同描绘墨子一样,鲁迅笔下是民本的意识浓浓,坚持的是下等人的立场。虽然对底层亦多批评的眼光,但较之上层社会的流风,显然多了可以肯定的地方。《非攻》写墨子离开公输班时,有一段对话,就是为下等人立场的辩护:


“走是总得今天就走的,”墨子说。“明年再来,拿我的书来请楚王看一看。”

“你还不是讲些行义么?”公输班道。“ 劳形苦心,扶危济急,是**的东西,大人们不取的。他可是君王呀,老乡!”

“那倒也不。丝麻米谷,都是**做出来的东西,大人们就都要。何况行义呢。”[31]


**的哲学,不比大人的哲学差,有时甚或更接近人生的本意。但这哲学,士大夫们不去理会,帝王更是不太了然的。无论是《理水》还是《非攻》,鲁迅偏向于**的立场,使叙述的逻辑偏于士大夫之外的世界,反讽的意味与他的杂文庶几近之。这也从另一层面,暗示了墨家思想一度被淹没的原因,在鲁迅看来,儒家思想与绅士意识不可能接受底层的哲学,而重新发现民间思想者,庶几使我们的叙述空间不再狭窄起来。


墨子的革命性,不仅仅在于底层意识,其实还有智性的攀援。倘没有后者,社会不过退回到江山易位的窠臼,精神是不得进化的。联想起晚年的鲁迅,纠缠自己的是阶级话题、革命话题、民众的话题,出发点也是警惕自己被流行色所同化。墨子形象融进了他的诸多体验是无疑的,他写这个人物,本乎朴学的态度,现代主义的夸张也随之而出。借用古人而暗示现代的人生,是近代以来许多作家使用的手段。以陌生化的表达重塑自己心目的人与事,则有着精神的穿越的可能。这也可以解释鲁迅何以古调新弹,中国人在基本点上,依然隐含着先秦文化的某些逻辑。


比起晚清学人笔下的墨子,鲁迅的《非攻》有些溢出学术疆域,多了存在的不可测性。作品描述先秦人物,其实小心翼翼,因为衣食住行的表现都不能造次,心理的真实是必不可少的。于先秦诸子中取墨学思想为自己的精神参照,不始于鲁迅。晚明以来,有见识的学人对于墨子的重新发现,都是脱离儒家惯性的一种努力。傅山、顾炎武对于墨子的理解,其实加速了他们和世俗社会疏离的过程,而晚清梁启超为墨子辩诬,乃思想进化的理念使然。吕思勉也为墨子正名,以为古代“诸家之攻击墨子者,尤多不中理”,[32]这可看出现代史学家立场的变迁。墨学的兴盛,是学术转向的一个象征。鲁迅与上述诸人有相似的地方,但他已经由学理转入自我的人生实践中去了。他的表达里,多了墨学中所稀有的现代革命者的语境。


新文化运动初期,鲁迅鲜谈墨子,但周围的人对先秦文化的看法,他多少注意到。陈独秀说:“墨子兼爱,庄子在囿,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33]新文化人对于墨子的认可,带着改造社会的使命。鲁迅那时候很少言先秦,可能与那时候的注意力不同有关。《新青年》上的文章,重释个人主义的地方殊多,还不像三十年代对于社会问题的整体性的思考。白话文运动初期,讲人道主义是一个主题,到了三十年代,改造社会的话题则要求人们从整体上思考问题。加入左联之前,鲁迅写下的《补天》《铸剑》还都集中在对于创造性与墨家世界侠义者的复仇问题的思考,要么是弗洛伊德式的**的喷吐,要么是拜伦式的斗士之风。只是到了后来,时空更为开阔,对于国故注意选择性摄取,先秦诸子的表现各自不同,择取之中,墨学的分量自然显出来了。


在“且介亭”发思古之幽情,却丝毫没有静穆与闲适的气味,看似与时代甚远,和环境氛围亦违,但那又是怎样的忧患之心的流露。鲁迅不仅仅在现实的语境与时代对话,还在时光的流脉里打捞失去的存在。从昨日之迹读到今日之影,于过去遗存看到未来之光,这便是贯通古今的态度。《非攻》无疑属于有思想指向的小说,其隐含应对了时代挑战,也激活了墨学的某些遗产。远去的灵魂在他那里是动态的,活的存在,人无时不在历史之中。但鲁迅却发现了在历史之外的可能,他笔下的“别一世界的人们”,正在去创造着未有过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