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世界是不安分者发现并开垦出来的

赵日超

创作谈：

       去年一年，因疫情封城封国，不分昼夜待在家里，外面季节流动，我呢，坐地日行八万里。这些年忙，旅行多，时间不够花，这一来，成了时间的阔佬。我甚至意识到，人的一生，可以是很漫长的。当然，花时间最好的方式，是写长篇小说。这么多年来，一向吝啬时间的我，每次居家的日子都要算好，两段旅行之间有多少个星期，够写多大篇幅的作品。万一着手一部长篇，到旅行启程前，没有完成，这对于我，是痛苦的事。曾经流产五部长篇，都是写到一半被迫停手，要么去应付“不可抗力”的旅行，要么去对付修改剧本这类有合同拴着的差事。等剧本改完，或旅行归来，发现时过境迁，此处的“境”是指语境。我最看重的，是我为每部小说设置的专属于这部小说的语境，那种专属的音调、情调，都是此语境之内的产物。《蜃楼》是这一年半驻足柏林的产物之一。除此之外，我还写了一部英文电影剧本，一部三十四万字的长篇，目前它们都等在发表—出版—制作的传送带上，有待一一和我的读者、观众见面。

       《蜃楼》的故事是我听来的。原始故事也像我其他许多故事的来源一样，源于饭桌的闲聊。（因此，饭桌上那个不常说话的人，往往是渔利者。）多年前听我的朋友周岭（著名红学家、电视剧《红楼梦》的编剧）讲起他当年闯海南的故事，激起我对海南岛和那群闯海人的好奇心，感到可能是个值得深挖的题材。一次偶然机会，我到了海口，认识了摄影家马小刚、王军两位先生，他们把当年开发海南的故事以及同伴们的故事讲给我听，我感到主人公的最初萌芽出现了。闯海人的婚变和情变，若放在内地，平常生活中，会十分寻常，正是闯荡者生活特有的无序无定无常，闯荡过程的动荡和凶险，又映衬着海南岛独特的生态和风物，使得这些情感犹如热带生命，生猛而浓郁。相遇异乡的男女闯荡者，认同感来自对原乡的怀念和背叛，于是天涯沦落人的情感变得极致，爱与死仅一条虚线之隔。

    ▲严歌苓在三亚采访闯海人

      闯荡者在我的词典里，可找到的同义词是“开垦者”“先驱者”“冒险家”，在英文中的同义词是“Frontier”。美国西部的开发，有赖于一大批不甘现状，不安分原乡的Frontiers——先驱者。向西部进军的民谚是：“If you can't stay where you are，go west.”世界是不安分者发现并开垦出来的。不安分，包含着好奇，对于已知的不耐烦，对于未知的勇敢与冒险，对于卓绝艰苦和生命牺牲的不顾，总之，是积极意义上的亡命之徒。假如没有麦哲伦的好奇和勇敢，世界怎么会在那么早就发现，所有的海洋其实是相连的，是可以由一条水路走通的，地球可由这条水路画一个整圆。假如没有哥伦布的不耐烦，美洲大陆也许会晚两个世纪被发现。冒险家们使文明进程大大提速，使人类生活空间大大扩展，这是我对闯荡者欣赏、钦佩、感兴趣的原因。

      我的长篇小说《扶桑》也是写闯荡者的故事。在西部开发，全球淘金的年代，发生了围绕扶桑的爱与背叛。当时的旧金山，集中了全世界的闯荡者、开垦者、冒险家，人性中最极端的两个元素，爱与恨，每时每分都在酿成悲喜剧，所有的极致戏剧性，只有放在那样的生态环境中，才事出有因，显得动人、震撼。

      这几年我三次去海南岛采风，也阅读了许多海南当地作家的散文、札记，包括海南岛的历史记述文章，更加使我认识到了海南岛的气质。于是，我一下子就找到了小说的气质。海南岛，古老的流放地，风物总遗留着一丝不驯，似乎永远给闯荡者留着一点闯荡的空间，永远对放逐者和自我放逐者敞着怀抱。当我站在傍晚的骑楼下，余晖渐渐退让给灯光，任何匆匆走来的内地年轻男子，都像是我小说主人公的剪影。我想，那就是我心里发生“最初灵感战栗”的时分。（此处借纳博科夫的话：当他看到公园里一个穿旱冰鞋的十一二岁女孩，摇摇摆摆，小心翼翼地向他的方向接近时，“洛丽塔”的灵感战栗，即initial shiver of inspiration初次发生。）

      ▲严歌苓在海南采风

       有了感觉，我想到了一支歌《走西口》。第一句歌词：“哥哥你走西口”，那么高亢凄凉，那么肝肠寸断，一个情妹妹为闯荡西关的情哥哥送行，明知一路叵测，凶险四伏，但为了改变灾荒饥饿的生存现状，“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我在海南遇到的闯荡者们，很多都是女性，加上所读资料，发现闯海人中女性确实较男性更多，所以自认为能塑造出较为立体的闯海女的形象。我们中华民族有的是开垦者、闯荡者；走出杀虎口，去走西口的“哥哥”们，与闯出山海关，一路闯向最寒冷却最广阔的东北大地的闯关东先辈们，也都是我这篇小说的激情燃料。“五月花号”上的被迫害者们，建立了美国。后来，由于土豆大灾荒而逃离饥馑的爱尔兰人，喊着他们的口号：“哪里有面包，哪里就是祖国”，加入了建设美国的群体。再后来，我国广东福建沿海的贫民漂过太平洋，成为开发西部、建筑连接东西部大铁路的重要生力军。世界今天的版图，为闯荡者的足迹踏出，为闯荡者牺牲的躯体铺就，这是我写《蜃楼》的精神力量。闯荡者中的成功者，最终所获，无非金钱、权利、美眷，但不少人顿悟“不过如此”“又能怎样？”的失落感和幻灭感，似乎更令他们怀念的，是闯荡的过程，是驶向未知的风浪航行。记得刻在三角池前某块石头上的诗句，有一句是“成败皆英雄”，这也是“蜃楼”的启示。闯荡者一次次幻灭，但又一次次驶向未知，明知在未知的彼岸，是已知，是幻灭。就像海南的一座座楼宇，等经过太长的期盼、渴望和奋斗，真正入住其中，也不过如此。一切物质获得都离人性的终极满足甚远，而去获取它的奋斗本身，弥足珍贵，与生命具在。

      回想自己出国的经历，不也是一个闯荡者的历史？当时我已在中国出了三本长篇，得奖两次，享受专业作家的待遇，衣食无忧，雪中有炭，稿费和奖金是锦上添花，可偏偏在三十岁那年，突然不耐烦，闯到太平洋彼岸，开始当学生，当保姆，当餐厅服务员……把一个很好的“已知”弃去，重开朝不保夕的“未知”，好一个不安分分子！好大的胆子！现在想来，生活中最有魅力的，难道不就是未知？正如写作，每篇作品的终极抵达，正是未知。无论写作，无论生活，当未知浮现出一片新大陆时，那种钟得回馈的感觉，天堂般的。


       严歌苓，女，1959年1月生于上海，少年从军，二十岁从文。一九八六年出版第一本长篇小说，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代表作有：《扶桑》《人寰》《白蛇》《少女小渔》《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金陵十三钗》《穗子物语》《陆犯焉识》等作品。于一九八九年出国留学，就读于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获文学创作艺术硕士学位。自一九九〇年陆续在海外发表了近百篇文学作品，曾获得台湾和香港十项文学奖，在国内也获得多项文学奖。二〇〇七年出版了第一部以英文直接创作的长篇小说《赴宴者》，受到英、美评论界的好评，并被BBC广播电台选入小说连播。根据其小说改编、并由其参加编剧的电影《少女小渔》《天浴》分别获得亚太电影节六项大奖和金马奖七项大奖，根据其长篇小说《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改编，由张艺谋导演执导的影片分别参展于柏林和戛纳电影节。小说被译为英、法、荷、意、德、日、西班牙、葡萄牙、希伯来等十九种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