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长峨 | 致彼岸书：只想享用别人的晚餐——读赫尔岑手记之四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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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浑浊的沉淀物是因大陆的冲刷和震动，逐渐在大不列颠岛沿岸沉淀下来的，而在伦敦则尤甚。可以想象，革命和反动的涨潮和退潮，就像间歇性的寒热病一样，消耗着欧洲的肌体，它的每次涨潮和退潮必然从大陆挟带许多互相对立的渣滓，留在英国，这些滚滚而来的波涛冲来了一些多么千奇百怪的人啊，他们一层层堆积在伦敦污浊而又满是沼泽的洼地里。”按照当时《泰晤士报》的说法，“那里住着一些可怜的外国居民，他们戴着谁也不戴的礼帽，蓬头垢面，头发长得老长，这是一些穷愁潦倒、走投无路的不幸的人，欧洲所有强大的君主，除了英国女王以外，看到他们都心惊胆战。”

这些人都是从世界各国流亡来的。他们有些是对各自政府的不满，或自己想往上爬未能得志，即所谓怀才不遇而愤然出走；有的是干了坏事恶事被本国政府通缉，而无法安全生存被迫逃跑；有的是好逸恶劳、梦想到外国一夜之间可以捞到大桶黄金的淘金者；有的是无业的靠小偷小摸、翻墙撬锁、沿门乞讨的流浪者；有的是怀着到欧洲镀镀革命的金，日后戴着留洋归来的光环变幻大王旗，坐上龙椅的野心家……

他们拥挤在伦敦各个陋巷、各个公园、各条街的小酒馆和茶肆酒楼，以及附近犹如乡间土路般的小胡同中。他们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戴着伦敦人谁也不戴的破旧礼帽，蓬头垢面，头发长得老长，或在公园里呆坐半天，或在道路两旁无目的张望，或蹲在屋角角几个人天南地北唠嗑，或找个朝阳的地方无精打采晒着太阳，或在茶馆、酒楼和小酒店里或喝茶、或喝点便宜的酒。钱不够就在酒里掺些热水或冷水喝，嘴里还说着各类苦不堪言的话。

他们来到这里，怎么生活，又都干了些什么？
最显眼的最不甘寂寞的的是打着“爱国”和“革命”旗号的人物。赫尔岑笔下记录了他认识的“一个老派的共产主义者，他用博爱的名义憎恨任何一个私有主”。他实际是西班牙企图恢复专制制度和教会势力的政治人物，是西班牙王位觊觎者，至少是想在争夺王位中分得一杯羹的人，可他竟然“以爱祖国名义”招摇过市。有的自称是“无神论者和世界主义者”，还装模作样轰轰烈烈进行无神论和世界主义理论宣传，以此招摇撞骗，掠人眼球，俘获人心，达到自己的目的，实际“除了他自己出生的民族以外，他根本不把所有其他民族放在眼里”。凡此种种者们还编造出形形色色光彩诱人的思想体系，还时不时组织队伍举行严肃认真动情感人的游行示威和抗议。

有一个家伙“就因为溜门撬锁，犯了盗窃罪，判了七年苦役”。他在国内服苦役逃了出来，竟到处拍着胸膛义正辞严说“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迫害”，不仅博得了同情和眼泪，而且还得了大把的金钱，同时还本性不改，继续犯案，成为见不得阳光的人，过着小老鼠过的日子。有的情况非常悲惨，他们面黄肌瘦，衣衫褴褛，他们不是低三下四，就是逞凶霸道向路人讨钱。有的就“说他的孩子得腥红热死了，要买棺材，缺少六便士”。有的向人倾诉各种各样迫在眉睫的需要，眼下手头拮据，恭请援手，还吹嘘，不久将收到一笔巨款，到时本息一并奉还。有的开办诈骗公司，振振有词说：“当全世界的资金动荡不定，而在各国依靠我们敌人的刺刀犹摇摇欲坠的当代，难道还有比这样的投资更好的吗？”

一批善于耍笔杆子、惯于耍嘴皮子、要干革命并指望在革命中捞一把的人，当然要写点小文章，印在油印小报上，游走于大街小巷，散发传单，喊喊口号，或游游行，示示威，显示显示革命家或革命战士的样子。但他们肚子也会饿，革命又不是他们妄想的那样一夜之间就会到来，既不会有人给他们发工资，又不能手伸到国库和百姓口袋里掏钱，当然也没有别墅和小姐侍候。他们知道租破旧房子、吞糠噬菜都要钱的。贫穷无情地向他们逼近，渐渐地要饿死了。于是，他们一边打工，一边闹革命。可是这帮人中哪有工人和农民那种坚韧劲呢？他们没有生产的才能，缺乏坚忍不拔的工作精神，没有劳动的习惯，“他们关注的是政治舞台”。结果，自己创业不成，给人打工被辞，他们怨天恨地，满肚子气，很不耐烦，弄得焦头烂额，一败涂地。后来，他们中除了极少数仍能坚持“君子固穷”、“不喝盗泉之水”外，绝大部分人参加革命的本来面目彻底暴露了出来。

“他们在绝望中，在懊恼中，没有衣服穿，又不知道明天何以为生……于是，只好闭上眼睛，削尖脑袋去投机钻营，想出各种投机取巧的法子。”让人感到极为可耻、无法饶恕的是他们竟然当了“窃贼”。他们因当了“窃贼”而“受到政府的嘉奖，上司表扬，教会的祝福，军队的保护，而且警察也不追捕他们，因为他们本来就沆瀣一气。这些人偷盗的不是几块手帕，而是人们的谈话、信件和观点”。赫尔岑写道：“流亡者兼特务，是双料的特务……”“罪恶和道德败坏到了头就是当特务……他们能把文明的形式、热情的话语、一个良心纯洁、对名誉问题一丝不苟的人的沉着、镇定、自信与特务这一行当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你若怀疑他——他就会与您决斗，他将会搏斗，英勇地搏斗。”一个人干了如此丑事、恶事，犯下如此罪行，竟还能毫无愧意、装得如此理直气壮，更可见他禽兽不如了。

写到这里，我突发奇想，这些流亡者如果回到各自的国家会怎样？他们会坦白自己参加和发动革命的自私动机吗？他们会坦白自己流亡异国他乡偷抢扒拿、溜门撬锁、到处诈骗、出卖亲友当特务吗？不！他们肯定不会，不仅不会，还会千方百计进行掩盖，更会给自己脸上涂抹浓重的追求正义、献身真理、全心为民的油彩，给自己罩上崇高、纯洁、无私的耀眼光圈。然后，把他漂亮的谎言和诱人的口号赋予他们干巴巴的政治理论上以血肉，就顺理成章带领被忽悠的百姓举行起义，再然后把革命从一个胜利推向一个胜利。至于他们真实的历史、他们内心的世界、他们一切行为的动机，因浓厚的油彩的遮蔽和太过强烈的光圈的晃眼，老百姓什么也看不清，而且甚至永远也看不清。

我又胡乱往里想：这帮流亡者领导革命胜利后又怎样？作为当时流亡欧洲的流亡者见证人赫尔岑，在揭露大批流亡者的种种劣迹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又是一些伪装得十分拙劣的隐蔽的野心家，对于他们来说，革命就是做官，就是社会地位……”他专门举了一个德国的流亡者黑尔威格作证。此人是当时德国的末流诗人，诗写的不咋样，却野心勃勃，想当政治家。想当政治家为国为民也没什么不好。可他口头上说是为国为民，内心却“想着被选为独裁者”，想着在柏林大街到处竖着“他的铜像”，想着“他的名字也会流传无数年代，让人歌颂不绝……”他编了一整套响亮诱人的口号，流亡在法国的八百名德国人忽拉聚集在他的旗帜下，结果进攻德国时遭到惨败，他率先抱头鼠窜，躲在一家农民的桶里，才逃过一劫。

设想一下，这样的人领导所谓的革命成功会何等可怕！他们喊着漂亮的口号，打着诱人的旗帜，联合百姓，端着刺刀，对准旧政权，推翻一个王朝，打倒一个皇帝，胜利后，新秩序建立好，原来漂亮的口号，诱人的谎言，全部丢到历史垃圾堆里，或任随时间之流永远飘逝。一切都被永恒的忘却所掩盖。忘却无罪，可被赦免；记起有罪，绝对不容。老百姓不会想到曾经追随他们、膜拜他们，最后却被他们用枪口相对。老百姓不会想到帮他们砸碎旧锁链的人，正是帮他们戴上新锁链的人。他们拿着枪，走进王宫，真正的用意不是推翻帝制，而是为了坐上老皇帝曾经坐着的龙椅，最后独裁专制的国家体制依然存在。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是老皇帝的晚餐让新皇帝享用了。

当田野里和乡村里的大群饿狼同城市中窥视王位的狮子及善于投机的老鼠和狐狸纠集到一起，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人们无论发挥怎样天才的想象力都不会为过，而实际无论发生了怎样事情，又都在题中之意，都不应该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