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亚珍：一个识字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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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识字人”背后的故事

——读崔巍先生《我和我的亲人们》有感

     拿到崔巍先生近写的《我和我的亲人们》这本回忆录，我在他印刷前后读了两次，一是因为我敬重崔老的人品，二是书中的真实故事和这一群女人引起了我诸多的思考。对于解放以来各种政治运动的斗争，和新中国新意识、新生产形式的狂欢看多了看腻了。一看到与其有关立即屏蔽。但是崔老这部回忆家族的历程，似乎与众不同。他没有在动笔之前先摆正思想，站对立场，考虑意识形态的走向等等。他大概写了一辈子书，经历了各种文学训练，写一部作品怕最大的垒块是怎么写，写什么反复考量后才动笔，为发表出版，各种因素都得兼顾到。说得再白一点，他们这一代作家是固定的思想，固定的意识，附不同的故事。他们有思想不敢长翅膀，有脑洞不敢任意扩张。这是这一代和上一代作家们的特色。到了古稀之年的崔老，随着亲人们一个个离去，想到成就他一生的正是这一群“弱女子”的艰辛努力。想到父亲被诬为汉奸，母亲成为批斗对象，还夹杂着“斩草除根”的族仇。分明是对他这孤根独苗下了诅咒。他活下来真的太不容易了。他读书时几经周折，就像转移一个“地下工作者”。这一家人的冤屈和苦楚若没有人言说，恐怕就像枯黄的叶片无声无息地淹没了。我想，崔老成为一个“写书人”一定是天命所致。种种的记忆拥挤在头脑里，崔老已不考虑出版发表，影响效果，写作技巧，立场意识等等。他要进行一次写作革命，真人说真话，我手写我心，不需要虚构，不需要某篇布局，更不管它好看与否。他只想实话实说一吐为快，留给他的后代做个记念。因而真实的人，真实的事，真实的情，无伪无饰的呈现，恰恰达到了掩卷而思的效果，启蒙世人前车之鉴，后世悲剧绝不能重演！个体生命的悲惨往往与时势有关。改良社会环境不能歪曲历史真相。历史不能像大姑娘打扮身手，不停地更换发式，不停地涂脂抹粉。这是这部书给我最深的感受。这也是崔老最为真实，最为慈悲的一次书写。

    于是，我就这样走进了它，走进了崔氏家族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阅读时我总是为每一个人的命运捏一把汗。本来崔家是赤贫户，抗日时期和许多人一样，万众一心赶走日寇。可是他们在土改时没有分到“红利”，却因为村中的族斗两次被诬为“汉奸”。事情的离奇，恐怕是写小说高手也难以虚构出来的。中国最大的陋劣是“窝里斗”一村一寨都不例外。1942年抗日战争时期，武乡县东里庄村因崔、卫两姓族群不睦，识字的卫庙虎当了村长，无中生有欺负崔姓人，想借刀杀人，写了一封“鸡毛信”让崔老的父亲和伯父前去给抗日政府送信，信中只有六个字“送信人是汉奸”。弟兄俩跑了几十里山路，只怕误了机密大事。送到该送的人手中时，看信人立即将兄弟俩绑起来法办。他们原以为自己立了功，却没想到是犯了罪……好在共产党抗日队伍中有一个亲戚，参加革命队伍正是崔父送他参战的，故而知道崔二兄弟的底细，识破了其中的诡计，这才免于一死。谁知“土改”时期，卫庙虎又借汉奸之名关押崔父，打得血流满面，把年幼的崔老吓得多时与父生分。

     这种不识字被人作弄的悲惨镂骨铭心。于是这个家庭才立下誓言，家中必须有一个识字人以绝后患。这个识字人就是著名作家崔巍先生。在这个传统的家庭里，男子是天，女子是地。天要正直清明，地要厚德载物。绝没有泛指的男尊女卑之意。崔氏女子兴旺，男丁凋零，曾有六个男丁因战乱、饥饿未能成人，其中一男丁长到十六岁夭折，给这个家庭增添了恐惧的阴影。于是，对于崔老的成长就成了全家的重点保护对象，他是崔氏家族唯一的男丁，一则负有继香火的重任，二则他必须是识字人，不再承受被奸人当睁眼瞎子来作弄。这是这个家庭共同的誓言。为这个誓言全家做出了艰辛的努力。上苍仿佛设制了一道又一道的关口考验这一家人，那种“挣命”而不“认命”的精神，确实是人间的伟大存在。

    崔父虽生如蝼蚁，但他刚强地保持着人的尊严。在他又逃过一劫之后，唯一的意志就是把儿子培养成识字人。于是他没明没夜地受。可是心灵的折辱，身体的重负把这个硬铮铮的汉子压垮了。他重病在身，卧床休养，几次挣扎，终难康复。眼看着儿女如待哺的小鸟，自己却不能为他们打闹所需，还要花钱买药、吃细食来调养这没用之身。崔父一定是痛定思痛，活着不能为家庭创收，不能为妻儿带来利益，不能为他们扛前喝后遮风挡雨，人活着只吃不动就没了脸面。强打精神去劳动遭人耻笑说闲，更让他失了尊严。那就不如死去为家庭省一张口，于是他悬梁自尽了。宁肯死不苟活，这是这个父亲的意志！这种死是何等自尊又慈悲啊！

     可是留下怀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崔老，命运带给他们的又是什么呢？大姐“土改”时为救父，嫁给仗义执言的赤贫户、共产党员、民兵指导员马尚银去奔自己的日月了。二姐为改变命运嫁往长治。家中只剩下出阁待嫁的三姐。母亲生下妹妹，家中没有养家糊口的劳力，正值崔老也到上学的年龄，种种的难处围猎着崔母。有人出主意，让八岁的崔老放羊，把小女抱给旁姓外户，自己改嫁，日月才能周转过来。可刚强的母亲，第一不抱女，第二不改嫁，第三必须要崔老上了学。这就让全村人刮目相看了，同时也引起一部分人的嫉妒。

    按理说，崔老年幼失估，成长过程依附于一群女人的关照，他的性格应该是：阴柔、怯弱、胆小，自卑，甚至自私，对世界充满恐惧与仇恨才符合基本逻辑。可他给人的感觉却是刚正勇锐，诚实不欺，恪守节操，说一不二，铁骨铮铮的一条汉子。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有个作家叫崔巍》，直呼其名只因名中两“山”并存，与其性格相匹配。山，高而不傲，谦而不卑。这就是崔老的立世之本。那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山峰是怎样崛起的？这要看崔母是如何教子的。

     任何一个人的成长都与家庭有关。崔父是一个憨厚、自尊的中国父亲。崔母是个深明大义、刚烈自重的中国母亲，他们是传统文化的载体，靠得就是山一样的意志生存，言传身教造就了崔老硬性的骨骼。崔老虽然是家中的独根孤苗，但母亲从不娇宠他的任何恶习。更没有忘记家中的“誓言”，将来识文断字，必得知情达礼，做人堂堂正正。崔老从小顽皮没少挨母亲的打。有一次因为想吃炒豆子母亲没有及时满足他，崔老任性妄为把豆子撒了一地以示不满。这一次母亲一场酷打，让他知道糟蹋粮食的后果。崔老后来过着简朴的生活，特别珍惜粮食，只因同样的事两次破父母责罚。从中知道了“俭以养德”的内涵。另有一次和村中孩子们挽了别人家的羊角葱，拿回家中想吃葱花烙饼。在村里这样的事本也不算什么。却没成想，不仅没吃上葱花烙饼，还让母亲像押囚犯似的押到主家，让他认错。告诫他：“一针不补，十针难缝。从小偷针，到大偷金”。母亲为此让他明白人生在世什么是耻辱的道理。凡崔老记忆最深的“崔母教子”，都成了他的坐佑铭。他一辈子写书爬格子，自立自强，可说立德、立言、立功。没有辜负其母的教诲。对于崔老来说这一切都形成了他的文化心理。可铸就他勤奋好学，刚志勇毅的性格，主要原因还在于族群的争斗愈演愈烈，他必须站起来顶天立地争一口气。母亲曾说：穷不过讨吃，死不过断气，只要人穷志不短，就有活路！她这种巾帼不让须眉的硬性最是让卫姓一族看不惯。卫庙虎这个不倒翁，把族斗巧妙地嫁接给各种运动，名正言顺整人害人，让人们彼此为敌，打着“革命的名义”造势立威，意要彻底压倒崔姓。土改时，族中有个人叫崔廷良，在国民党时期上过师范，卫庙虎又把上师范的经历嫁接成他是国民党的人。谁都能看出其中端倪，但唯求自保。崔母站出来仗义执言了几句，卫庙虎借题发挥，崔母因此成了批斗对象，几经折磨，先后批斗过七次。批斗时总喊“斩草除根”，恐怕是指崔老这一根独苗了。1957年“反右”运动时，灾难又降在崔母头上。只因邻居的猪在窑顶上拱草，崔母怕下雨窑顶漏水，撒了些“六六”粉，猪嗅觉灵敏，嗅到异味就不再近前了。本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却被卫庙虎再次罗织“罪行”，说猪是共产党员的猪，想毒死猪就是对党员干部不满。以此上升到残害共产党员的罪行被打成右派。

     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她恐怕“右派”是什么概念她也不知道。但她是右派，生存的苦难尚且能受，树皮野菜也能活命，可是心灵的摧残却是难以承受的。就连傅雷、老舍那些大贤们也都各自寻了无常。而崔母又是怎样活下来的呢？我想，一个目不识丁的母亲最大的精神支柱就是儿女们的安全。他们已经失去父亲，再不能失去母亲。年幼的崔老听到“斩草除根”并未在意。可母亲从此胆战心惊了，守着这一根独苗，生怕出个差错。他告诉儿子必须走出这个牢笼，不然族群争斗永无止尽。意志是必须成为识字人，长大后有能力对抗这些恶势力。作者没有说他十岁时去长治二姐家求学是否与其有关。总之，成就崔老成为“识字人”非母亲一人所造。长治的二姐，性格最像母亲，“二姐教弟”也不亚于母亲。对崔老的言行严格监管，成大事者必看细节。先是发现十岁的崔老还尿床，训诫不行就打。又发现崔老习惯吃独食。二姐更不允许。崔老将来是崔氏唯一顶门立户的人，如此自私利已，眼里容不得别人如何成为掌门人。二姐教弟比母更“狠”，不出几日就把他训导的懂事、乖觉、并勤奋好学。这也许是崔老人格建构的基础。后来对四个姐妹有难同当，有苦同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慷慨是有效契合。崔老回忆，二姐打归打，但心却全用在弟弟身上，丈夫不能有丝毫怠慢。崔老到了成年后接挤二姐的钱，二姐一分钱没花，等到崔老女儿结婚时，以随礼的方式全数归还。还训斥崔老，不要总觉得欠了我们，没有多少啊！崔老对二姐哭笑不得。崔老小时候走出村庄，上学、转学，几经周折都是果敢的二姐在命运的关口为他领取了通行证。崔老刻苦勤奋，从小爱读书，新华书店是他的客栈。单说到了高考前夕他患了眼疾，一定是学习阅读超限所致。这下急坏了全家人，眼看就要误过高考，他的眼睛却不能用了。母亲赶来，没有慌张没有哭泣，非常冷静地告诉家人，我一生没做过亏心事，不信上苍不庇护其子。先把眼睛治好，今年误考明年再补。母亲的冷静给全家吃了定心丸。崔老当时住院治疗花销了二姐四十多元钱，那在当时是个天价了。可二姐只字不提，只怕弟弟心理上有压力。她从小教育他“眼里有人”是为他的人格建筑而言。可她自己绝不让弟弟在她身上花费钱财。这就是二姐的品格。

    也许冥冥之中，总有一个无形的大手在编撰人间的秩序，这一家耿直憨厚的普通农民，在卫氏假公济私，无端摧残，受欺受辱而又无处诉冤，上苍就让这个誓言成立了。第二年崔老顺利考上山西大学。不仅能识字，并成为著书立说的作家。有能力为家族的历史记录在册公注于世，若无天命，有多少全乎的家庭都在贫困线上挣扎，那还顾得上识字求学这码事呢？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崔老刚上小学，父亲去世，母亲开始抚孤守志，到他大学大毕后，就要挣钱养母了。母亲却猝然病逝，一分钱也不花他的，一天也不让他受累。她仿佛是崔家的使命者，完成了崔家的“誓言”就终结了自己生命。她送给了人世间一个识字人，作家，是非分明、正直无邪，铁骨铮铮的男子汉，她走了，走得一定很坦然……

     人类的延续原来依存的就是千千万万个崔母这种因慈悲而生出的忍耐、刚毅、自强、自立无声的抗争，受辱而不屈，受欺而不卑。一切不幸和苦难扛在自己肩上，让儿女们安全成长。不需要回报，不需要感恩戴德。中华民族虽然苦难深重，但家族内在的美德只有经历者才能深深体会。从而在这种情怀的熏陶下再去开枝散叶。崔老的三个女儿回忆父母个个交口称赞。崔老的家庭是个组合家庭，大女儿是他和前妻所生，二女儿是妻子与前夫所生，只有三女儿是他和现妻共同的血脉。然而他们彼此相爱，没有纷争。这种家庭美德一定与他的原始家庭有关。崔母去世，他的小妹本该由哥哥抚养，但姐姐们为“识字人”减负，主动承担起妹妹的抚养工作，小妹在三个姐姐家中来回周转，长到二十岁想回到哥哥身边出阁待嫁，谁知正遇崔老婚变，因孩子正在哺乳，女人要离，不带孩子，使崔老几经徘徊，难以决断。早慧的妹妹为他一锤定音，不能过了就离，孩子不用怕，我来管。如此，解了崔老的困境。小妹没有带孩子的经验，在阳泉矿上居住的三姐接走。在狭窄的居住空间姐妹俩共同为崔老抚养女儿，直到他再次成家。崔老的大家族互助合作，也得益于妻子的贤良，姐妹们有急需崔老当然义不容辞，全仗妻子的支持和默许。崔老一生著作等身，与妻子的奉献有极大关系，妻子打理家务，抚养儿女，他却躲在乡下写书。如此，他是一群女人成就了他的事业、家庭和人格……?

    总之，这部书的信息量很多。他既写出了一个“中国家庭”的家族文化，又写出了每一个成员在社会进程中，各自的苦难史与奋斗史。以点带面，它既是家族史，也是民族史，更是个体生命对外界戗害的对抗史和寻求生存的精神史。他写出了国家概念高与人的历史疼痛，人，本该是互相给予的关系，可各种政治运动让卫庙虎这样的人所利用，成为人与人争斗残害的有力工具。崔老书写家族史，就是回到真实，不被任何意识形态所操纵，也不要什么思想体系，勇敢地选择自身所经历过的绝望和破碎，挣扎与求索，确信自己的眼睛，保持对一些现象的质疑。惟有直面残酷的真相，才有可能看到希望之光。我们应该抓紧机会反思现实，绝不能对那些回避真相的狡猾继续虚假下去。关于新历史主义的思考，小说曾有表现，但以真切的家族纪实呈现，分量就不一样了。书中揭示了一个秘密：宗法嫁接党派共盟侵入在民间的土壤里，便是普通百姓也难逃脱莫须有的灾难。生存的苦难尚可承受，心灵的苦难是最大的摧残！强奸了人的精神远比强奸了肉体更可悲。崔父自杀才仅有四十九岁，如果不是精神的彻底坍塌，他何以忍心丢妻舍子去走不归之路？他的自尽留下了多少思考？崔母抚孤守志那是姓别的力量，男人“士可杀而不可辱”，女人为人类延续“忍辱负重”。四姐妹为一个“识字人”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我以为这是母性的绝唱！人类若没有母亲，既没有作家也没有哲学家、科学家、军事家。我以为这是一曲人间挽歌，是历史的真相，是社会进程的书写。它必将成为后人研究历史的真实的佐证。

                            2021年10月3日写于净心斋

     陈亚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女作家协会副主席，晋中市作协副主席、国家二级编剧。主要作品著有长篇小说：《碎片儿》、《神灯》，《十七条皱纹》《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风语》，著有长篇纪实文学《陈荣桂与陈永贵》、《谁在守约》，散文集：《玫瑰：撒下一地殷红》、《坐在时光的角落里》，电视剧：《苦情》、《路情》、《唢呐魂》等五部。曾获“赵树理文学奖”，“北方地区优秀图书奖”，《小说选刊》全国征文一等奖。两次获得“华北地区电视剧奖”等。《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2012年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第四名，2013年被全国图书推荐委员会推荐为200本好图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