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玉华：缅怀我的父亲赵心权

赵日超

缅怀我的父亲赵心权

赵玉华

我的父亲赵心权于1968年离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那个时候我仅仅15岁，还在懵懵懂懂之中，加上父亲生前低调，没有对我们系统讲过他的人生往事，所以我青少年时对父亲的革命经历知之甚少，只是后来长大参加工作后，才从母亲的口中，从许多老前辈的回忆录中，从地方文史资料中逐渐了解到父亲在淮安地区曾经是一位杰出的革命人物，父亲的形象才在我心中高大起来。

忧国忧民 追寻真理

我的父亲曾用名赵秉衡，1899年8月8日出生于淮安市淮安区钦工镇大赵庄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据母亲生前讲述，丰收的季节，家里收的麦子堆得像屋子一样高，家境殷实，吃穿不愁。农忙季节，家里人忙不过来，还要雇人帮忙。

父亲幼年在家乡即师从尹国衡识字、读书。尹先生思想开明，常讲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的故事给学生们听，这在父亲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使他对“祖国”“民族”“民众”“革命”等词汇有了朦胧的认识。他在谷圩高等小学毕业后，怀着“从戎报国”的思想，考进淮扬镇守公署暨陆军第三师军官训练团学习，“军官训练团”结业后并未被分配录用，遂返回家乡种地，不久，任乡村私塾小学教师。

五四运动爆发后，父亲利用教师的身份在小学生中传播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江浙军阀混战，他目睹了当时社会现实，常常义愤填膺：清王朝虽被推翻了，但军阀、地主仍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世道太不公平。

1924年7月，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中共地下党员杨继昌以国民党淮安县党部特派员的身份回到家乡，在北乡知识青年中宣传三民主义，我父亲受其影响成为进步青年。11月，杨继昌在淮安北乡横沟寺乙种农业学校秘密成立国民党淮安县党部。年底，陈治平从广州黄埔军校回淮安，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介绍我父亲等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加入国民党左派组织，开展反对军阀、反对土豪劣绅的宣传，秘密开宣传会，散传单、贴标语等。

1925年2月，在陈治平的介绍下，我父亲和其他23名知识青年投奔黄埔军校。他们到了汕头，被军阀陈炯明部队查获拘留，不久逃出禁闭室，折回淮安。

1927年5月，北伐军解放了两淮，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淮安党部特派员杨继昌提出打土豪劣绅。中共地下党员陈治平以国民党江苏省淮六属特派员身份，回淮发展国民党员，父亲参与了抗租、抗债、抗捐斗争。他们将北乡劣绅于玉山、王仲文抓起来，送到国民党淮安县政府法办，但是这两个劣绅均被释放了。这件事，让父亲认识到，革命阵营中混进了“假革命”、反革命，国民党右派就是大军阀、大地主的代理人物。后来，淮安的抗捐运动被地主和土豪劣绅告到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杨继昌、陈治平被撤职查办回到南京，父亲因参与斗争被迫离开淮安去南京表弟唐发成处躲避。

投身革命 建立组织

1927年8月，经陈治平介绍，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表示，坚决按组织上要求，做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全部力量。

1927年秋，北伐军重新收复苏北沿运河线的城镇，进驻淮安城。陈治平以国民党淮安县党部委员的名义，进行革命活动。他与父亲、厉冰心等人商量，决定秘密发展党员，成立共产党地下支部，利用国民党组织的农民协会开展合理斗争。不久在横沟寺成立了淮安的第一个共产党支部淮安特支，从此，淮安北乡的农民运动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淮安特支成立后，我父亲等人通过成立“孙文主义研究会”“青年会”等团体，宣传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主张。11月，成立了农民运动总的指挥机关——淮安县农民运动委员会，组织遍及几十个村庄，会员万余人。

打土匪得有枪，这枪杆子在党的控制下，有了枪什么事就好办了。父亲和陈治平、谷大涛等人意见统一后，在章集耶稣堂召开群众大会，通过“御匪联庄会”的形式，建立自己的武装剿匪大队，后称“淮安县人民联防自卫大队”，由父亲任大队长。在父亲的领导下，联防自卫大队扩充到1000余人，其中建立独立中队300余人。在分队以上武装骨干中充实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加强武装人员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通过打击土匪的活动，树立自卫大队在联庄会的威信，扩大在社会上的影响。这支武装后来成为横沟寺农民武装起义的中坚和骨干力量。他们一听到什么地方有土匪抢劫，就主动出击，抓住了土匪即送到淮安，交国民党县政府法办。这样，自卫大队在群众中威信提高了。淮北乡有个放高利贷地主谷子嘉被扣押在剿匪大队部，家人拿出80块大洋请乡董张学涵出面，向父亲说情，被我父亲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一通，拒收了这笔钱。这个乡董碰了一鼻子灰，夹着尾巴溜走了。从此，淮东北乡催租逼租的几乎绝迹，群众革命、生产热情大大提高了。

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使淮安东、北“红了半边天”，陈治平等人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发展党员，不断扩大组织。1927年冬，全县已有横沟寺、贾庄、赵庄等33个支部，670多名党员。12月下旬，根据中共江苏省委的指示，中共淮安县委在横沟寺成立，陈治平任书记，我父亲任常委、组织部长。

横沟暴动 点燃烽火

1927年底，我父亲按照省委的指示和淮阴特委决定，积极开展暴动准备工作。由于形势紧迫，暴动必须抓紧准备。12月23日，县委利用钦工逢集的时机，在钦工北圩门外召开万人抗捐群众大会，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影响。参加大会的有剿匪大队队员、农民协会会员，还有赶集的群众。参加大会的人有的带枪，有的带刀，有的带叉，有的带“拖钩”、铁铣，人人不空手。陈治平和我父亲在会上慷慨陈词，宣布当时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罪行，宣传共产党的土地革命纲领，号召大家起来“自己解放自己”。

1928年2月9日，由于国民党淮安县政府决定镇压北乡农民武装，县委决定提前起义。县委成立“起义指挥部”，陈治平任总指挥，父亲任副总指挥。改组原联防自卫大队成立“农民自卫军”，我父亲任大队长，改组原“联庄会”成政权机构，成立“淮安县苏维埃政府”。拟定了淮安县苏维埃政府人选，陈治平任主席，我父亲任副主席。2月10日傍晚，会场上公开竖起中国共产党党旗。暴动总指挥部在横沟寺召开千人誓师大会，总指挥陈治平在会上讲了暴动的目的、意义和要求，起义武装在陈治平和父亲的指挥下，分为2个大队、4个中队、1个交通小队，向横沟寺周边地区村庄反动势力开展猛烈的斗争。两天时间，农民武装起义队伍，枪杀了2名劣绅、1名土棍，逮捕了1名地主，烧毁了淮安北乡横沟寺、贾庄、董庄、紫马周、大赵庄、宋集等80多个村庄地主的地契、租约、借据等，收缴枪100余支。围剿了劣绅董玉璠的反动武装，枪毙了董玉璠，整个暴动全面推开。

次日拂晓，国民党淮安县政府集中七八个连的步兵，还有一个骑兵队，由常备总队长沈兆尧率领，杀气腾腾向横沟寺进发。暴动总指挥部兵分三路应战。陈治平带一队去东北，准备迂回打敌侧翼，我父亲带一队向南，正面迎敌，谷大涛带一队，掩护群众后撤。当敌人18匹马队快冲到横沟寺时，我农民自卫军20多人占住庄南头有利地形，在我父亲指挥下，沉着勇敢地给敌人迎头痛击，激战两小时，敌人寸步难前。后来红日渐升，敌步兵百余人赶到，形成了敌众我寡的局面。谷大涛为掩护群众，不幸被敌骑兵支效舜击中，壮烈牺牲。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扭转战局，父亲和陈治平决定，全部突围东撤。敌人紧追不舍，这时赵心权集中了100多支枪在小开庄东南的一片圩沟坟地进行阻击。尽管天寒地冻，自卫军战士抱定血战到底决心与敌人进行搏斗，有人脱去棉衣，狠狠地打击敌人。敌人多次冲锋，均被打退，激战一个多小时，敌人伤亡惨重。黄昏以后，敌人撤退，在龚营开明士绅李硕典的掩护下，陈治平和我父亲率队安全转移。

辗转奋斗 身陷囹圄

1928年9月陈治平回涟水，调我父亲到灌云开展党的工作。12月，我父亲被调到淮盐特委机关工作。1929年1月，我父亲被淮盐特委任命为涟水西区区委书记，后任涟水东区区委书记，夏秋之间任涟水县委组织部长。

1930年7月中旬，淮盐特委根据中共江苏省委“关于组织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指示，在涟水金圩召开淮盐六县负责人会议，成立淮盐土地革命行动委员会，对武装暴动工作作了具体部署。金圩会议后，中共涟水县委在鲁渡嵇小兴庄召开会议，成立行动委员会。行委下设军事委员会，我父亲任军事委员会书记。会议决定：县行委书记吴长来负责盐河以西，我父亲负责盐河以东。会后，我父亲在淮安宋集、钦工一带搞了20多支枪。盐河以东地区的暴动工作，在我父亲的指挥下紧张有序地进行着。“八一”暴动失败后，淮盐特委根据上级指示，取消行动委员会，恢复县委，指定我父亲为涟水县委书记。

1931年10月，我父亲与王伯谦、万金培到上海参加省委召开的会议。会后，中共江苏省委任命我父亲为扬州特委书记，负责江都、高邮、兴化、仪征、天长、六合等7个县地下党工作，做党的开辟与恢复工作。到扬州后，我父亲住在都天庙堂兄赵秉成家（黄包车工人），靠他从淮安老家带来的粮食维持生活。不久，父亲与扬州中学、扬州私中、高邮、仪征等地党的组织接上关系，并在扬州中学建立一个党支部。1933年夏，省委巡视员陈伯扬、王伯谦、薛农山投敌，徐、淮、扬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父亲担心高邮的联系点遭到破坏，第二天早晨就奔向高邮。父亲到了高邮，得知姓钱的同志被捕后，决定回涟水老根据地再作打算。父亲回到涟水，找到了陈书同、陈亚昌、夏如爱等人，将陈伯扬等投敌的消息告诉他们，并准备回扬州。陈书同等人劝说赵心权：“与省委联系不上，到什么地方也没用，就自己干吧。”他们商讨后认为：虽然党组织损失严重，斗争形势严峻，但是还有不少党组织存在，不少党员仍然在秘密的坚持斗争，只有恢复淮盐特委，才能凝聚人心，继续开展工作。在同志们的推举下，我父亲担任临时特委书记。不久，淮盐特委与中共江苏省委取得联系，并获得省委的正式批准。

1934年底，国民党江苏省政府组织军、政、警联合特殊指挥部，对淮盐地区中共组织进行大规模的“清剿”，致使县以下党组织无完整的支部，只有个别党员在地下秘密活动。1935年2月，父亲在淮阴北乡梁锅镇召开特委会议，部署恢复党组织工作。根据会议分工，父亲第二天晚去淮阴西北五里庄找吴希才（淮阴县暴动时的大队长）。不料，吴希才早已秘密投敌，当晚勾结国民党淮阴县党部特务，将父亲抓捕到淮阴县特务室的一间黑牢里，严刑拷打了20多天。6个月后，又押至镇江保安处。西安事变发生后被释放。期间，父亲在敌人的刑讯逼供下，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出卖组织，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崇高气节。

故乡救亡 唤起民众

近两年的监狱生活，我父亲并没有丧失对党的信仰。回淮安后，他很快投入到联络失散党员，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中去。

1938年2月19日，苏北抗日同盟总会在淮阴县成立，父亲被选为理事。3月，我父亲和吉乐山、丁澄等人在淮安城小鱼市口东何维榘家成立“淮安抗日同盟会”，父亲被选为理事长。到年底，淮安抗日同盟会成员已发展到300余人，在淮城、城郊、钦工、宋集、席桥、谢荡、周崔、包陆、大桥、茭陵、车桥等地区分别成立同盟支会和同盟小组。“县抗盟”先后派颜景詹、陈灼山、赵秉杰、吴乐群、赵秉应、刘可学、邓少美、王福全、黄达青、李直、马公甫等人去涟水金城庵苏北抗日同盟总会举办的抗日干部训练班受训，为淮安储备了抗日骨干。10月，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代主席韩德勤，对苏北抗日同盟总会发展的规模和影响感到极为不安，于是以不符合《江苏省民众组织条例》为由，宣布抗日同盟会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11月，我父亲和吴乐群、吉乐山、胡效川等人利用茭陵镇逢集时间，在茭陵街召开万人(实3000余人)抗日大会。父亲在大会上号召大家组织起来，抗日自卫保家乡。这次大会，把淮安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古驿乡抗日同盟会成立后，我父亲通过民众“投股”的方式，收集和购置枪支，开展自卫打击土匪的活动。1938年春，共产党员陈扬来淮安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结识我父亲后，组成“抗日自卫队”，队长由乡同盟会负责人颜景运担任。1938年秋，父亲为了扩大自卫队的力量，通过原国民党淮安县党部书记长李寿考，在钦工街李家茶馆召开十二区各乡抗盟负责人和北乡许多开明人士、各界名流议事会议。父亲的激情演讲，不仅获得了与会者的同情和支持，而且获得了不少枪支弹药。

1939年初，中共淮属中心县委宣传部长高兴泰到淮安北乡开展建立民众抗日武装工作，在我父亲的陪同下考察了淮安北乡，并对发展民众武装工作作出指示。父亲根据高兴泰的指示，在古驿乡和邻近地区，以抗日同盟会成员为基础，成立“淮安民众抗日自卫队”，父亲任队长。6月，父亲根据苏皖三地委的指示，率淮安民众抗日自卫队加入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第八团，父亲任八团参谋。

1940年3月，八路军苏皖纵队南进支队（1939年12月由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改称）第三梯队，派我父亲去皖东北地区联络八路军主力东进。8月，随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和杨纯率领的原二、三地委主要干部东进淮海、盐阜地区。

抗日建政 首任县长

1940年10月，八路军主力开辟盐阜地区后，盐阜地委和八路军盐阜办事处在阜宁东沟成立，杨纯任书记兼主任。上旬，杨纯派人将我父亲和周晓春带到东沟谈话，宣布地委决定：赵心权任淮安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周晓春任县政府秘书。父亲回淮后与县工委郝渠、许邦仪、周兴等研究政府组成机构和人员。中旬，淮安县抗日民主政府在顺河小新庄成立。淮安县抗日民主政府，是在日伪顽匪夹击的形势下诞生的新型人民政权。父亲不辜负党的重托和人民的期望，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新政权建设和巩固上。为使乡以下政权组织和人员，适应新的工作环境的转换，父亲动员在北乡有影响和威望的进步人士做说服工作；通过小学代培的方式提高乡政府组成人员的文化知识水平；县政府举办乡长培训班，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在各项活动中发现和培养农民积极分子，改善基层政权人员结构。通过一系列的工作，大多数人员后来成为基层政权的骨干，保证了基层政权工作的运转。到1945年5月，淮安抗日根据地扩大到14个区。

淮安抗日根据地开辟初期，地域狭小，不利于开展游击战争，县委、县政府时时处于日伪顽匪的威胁之中，开辟与扩大根据地是县委（工委）、县政府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我父亲兼任县大队长，父亲利用他的影响力，动员爱国人士、进步绅士献枪或出钱购买枪支，发动青年加入淮安县大队。到1941年5月，县大队总人数扩充到200多人，设置3个连建制。年底，总人数增加到550人，下设5个连建制。1942年3月，淮安县大队上升为地方主力，直属盐阜军分区领导。淮安县另成立民兵总队部，父亲兼总队长，负责领导全县民兵工作。区设民兵大队部、乡设民兵中队部，10月根据地民兵发展到近2000人。

1942年初，日伪顽对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根据地军民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县委的领导下，通过减租减息，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颁布垦荒实施细则，鼓励农民垦荒；开展纺纱织布运动；创办裕大油坊等一系列生产自救工作，打破了敌人的封锁，保证了抗战工作顺利开展。1946年春，父亲为了解决北乡的水患，动员丁澄、马厂、钦工、宋集、顺河、茭陵、苏嘴、大桥、复兴8个区近3万民工，开挖一条全长30多公里的排水渠道。后经县参议会秘书颜逸尘提议，县参议会讨论通过，县委批准，以我父亲原名赵秉衡的“衡”字命名为“衡河”。“衡河”后来成为淮安北乡主要的排水渠道，为淮安北乡人民的生产生活做出重要贡献。

父亲十分重视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工作。1942年7月，淮安县中学在苏嘴成立，他兼任校长；1944年6月，盐阜区文教处要求淮安县政府办一所实验学校，他专门召开会议，组织筹办人员、落实校址、研究校长和教师人选，9月实验学校诞生。根据地教育事业从无到有，1942年秋发展到28所，到1945年7月，全县中学1所、小学200余所，300多个班级、400余名教师、1.5万名左右学生。

服务盐阜 勤政爱民

1946年7月，父亲调离淮安到盐阜地区工作，先后任太山盐业公司总经理、五地委社会部副部长兼敌工部部长、江淮总公司总经理、丰民总公司总经理等职务。全国解放后，父亲调任盐城专署，先后任建设处处长、盐城专署副专员兼地委统战部部长。

父亲在盐阜地区工作了近20年，此间他十分关心群众的疾苦。有一次，一位同志告诉我父亲，说是有一个叫王洪明的孤儿，20多岁了还没有工作，生活困难，对前途很绝望。父亲听了，心情特别沉重，几天以后，他让有关部门按照政策，将该孤儿安排进纺织厂工作。邻居老于一家老小挤在一间房子里，邻居想在屋外面接一间房子，但苦于没有木材、砖头和瓦。父亲给他解决了建房的材料。

父亲对我们和他的亲戚要求极其严格，绝不以权谋私。三年困难时期，一位淮安老家的亲戚来找我父亲，想请他安排一个工作。然而我父亲对亲戚说：“现在正在动员城市居民下放，我作为行署副专员，怎么能随意安排自己的亲戚呢？”还语重心长地开导亲戚：“你条件不错，还是个高中生，有文化、有思想，农村经济正在恢复，将来很需要你这样的文化人。”一席话，让这个亲戚高兴地回去了。父亲要求子女不能以干部子弟自居，要求我们与老百姓小孩打成一片。他教育我们说：“你们是革命的接班人，不能做少爷、小姐精神贵族。”在穿着上也是言传身教，衣服也是难得穿一件新的，生活极其简朴。

父亲去世后，淮安和盐阜人民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宽阔胸怀，求真务实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常常被老同志念叨，也在两地人民中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