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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小平:我认识的徐则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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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28 23:02:17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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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晰记得那次与则臣见面的情景,时间大约是2017年8月25日。那时,我在北京参加图博会,和则臣约好活动结束后见面聊聊,因为顺义新馆这边已经完事,我又不想来回倒腾,就预订了他家附近的酒店。那阵子,他该是住在安和园了,此前出现在他作品末尾的地理标识往往是知春里,再之前是北大万柳。我拖着行李穿越小半个北京城前往,如今想不起来具体是在哪个站点下了,但记得出了地铁口就在正值下班高峰的密集人群中见到了他。简单招呼后,他引我走向不远处的人行道,在停车处找到共享单车,扫码,打开,把车从里面倒出来,推着进了熙熙攘攘的车道。翩然上车后,他拽过我那塞满了衣物和书籍,分量着实不轻的拉杆箱,单手握着车把不紧不慢地骑行,我在一旁走着,看他在人群和车流里穿行自如,他骑得真是一点都不费劲,看上去远比我走着来得稳当。
这算不得多有文学性的景象,似乎都不值一记。如果非要找个记的理由,该是我知道则臣车技了得,而且喜欢骑自行车,他在散文《新世纪.com》里说,有段时间经常回到他教过两年书的那座城市,借俩自行车一个人沿运河逛逛。他说他特别喜欢自行车的速度。两年后趁去荷兰之便,他还写了一篇《阿姆斯特丹的自行车》。如果还要找个理由便是,我记得在暮晚此起彼伏的人群声里,在和则臣有一搭没一搭的谈话声里,在轮子滋啦滋啦的转动声里,在拉杆箱摩擦着地面的嗒嗒声里,我脑子里有过一闪念:多好,他的写作也是这么稳当!写这篇文字的当儿,我就想,则臣在写作上岂止是稳当,他真是一步一个脚印,越往后写越是显出天空海阔的气象,也因此总是不由让我满含期待。我最是记得他在上海读首届作家研究生班那会儿,有一次随我去我租住的老房子,边走边说那阵子读了哪些大作家的作品,一本本读完拉倒,随后说了一句:至少得有一部大作品!写它个五六百页,四五十万字才算完事。我当时大约说过,这对你不是难事,没准过两年就写出来了!这当然不是什么“预言”,一个作家但凡写到他当时那个份儿上,定然会生出写大作品的雄心和抱负,他又完全具备与之相匹配的创作力,写出大作品是水到渠成的事。果然没过几年,他就捧出了“70后的成长史”——《耶路撒冷》,我没问过他,这是不是他那时期望的大作品,但想来应该是,何况这已经不是他迄今唯一的一部,因为还有为他赢得茅盾文学奖的《北上》。
当然我说稳当,不单是说则臣那种让写作者心向往之的写作状态,而是说读他的几乎每一部作品,都能读出一种恰到好处的协调感和平衡感,他写作大约就像他骑行一样,即使有负重,也能凭感觉或是理性找到那个最佳平衡点,不紧不慢、不偏不倚前行,稳稳地抵达他要去往的地方。要做到这一点,显然是难的。大多数时候,我们在身体和灵魂之间,或者说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都处于一种失重和不适状态。反映在写作上也是如此,即便大作家的写作也不例外。则臣重读黑塞后,写了篇《孤绝的火焰》。在这篇读书随笔里,他写道:“黑塞在小说里给了形而上充分的空间,形而下的世界则寥寥几笔,我看不到一个人在通往未知的征程中必将面对的无数的偶然性,也看不到他在众多偶然性面前的彷徨、疑难、否定和否定之否定,那些现实的复杂性被提前过滤掉了,生命的过程因此缺少了足够的驳杂和可能性。”所言极是!即使是黑塞这样的大作家都会这般失衡,何谈一般作家呢。不过,体现在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中,他们在小说里往往是给了形而下充分的空间,形而上的世界则寥寥几笔,也没能够写上几笔。
如此,就像则臣在《福克纳的遗产》里说的那样,整个文学都是趴在地上的,在海拔以下写作,眼光也就没法高过地平线。“那么,地平线以上的部分如何被表达?需要想象力开拓、需要胸襟承担的那一部分如何实现?”则臣在“回到日常和最基本的生活”的同时,着力书写的就是“地平线以上的部分”和“需要想象力开拓、需要胸襟承担的那一部分”,他有时像是要强化这些部分,在写作中偏向精神先行、理念先行,或是主题先行,虽然他知道“世界上最好的小说,都是主题先行。当然,最差的小说也可能是主题先行。”而在大多数作家那里,由此而来的创作总是差强人意,则臣却是“主题先行”也写出了好小说,这在于他有绝大的能力和自信为作品赋形,就好比是强大的灵魂为身体赋形。他的“三姐妹”系列——《西夏》《居延》《青城》,可以追溯到相应的,带有浓厚历史意味的词,他让它们在时间中慢慢发酵,最终成就了“三个女人,三种爱情。”
不得不说,是很多方面成就了则臣的写作,但无论谈哪一方面,都不能不谈到他的理论素养。他是一等一的好作家,我们却因此忽略他同时是绝好的批评家。他不只是对所读作家作品,所见世间万象有深刻的洞见;对自己所写的作品,以及所秉持的文学主张,他也有很好的阐发。他那些围绕理想中的好小说——兼具或者无限接近于长度、密度、难度,以及宽阔、复杂、本色这六个特质的“大作品”而做的阐发无疑是重要的,他因此对自己的创作有着格外清醒的认识,他的问题意识和精神疑难,也或许部分源于此。他曾经这么答问:“我所有的想法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对那个好小说的描述和逼近。可能会有一些矛盾处,但整体上这些想法是渐进的、相互修正和完善的。一个作家不可能完成了所有的写作才开始整理自己的写作理论,他会边写边想边实践,要实践出真知,要理论联系实践,互动着往前跑。”也或许是这种良性的互动,他的写作在身体与精神之间有着奇妙的平衡,虽然他在小说里总是化精神于无形,但透过语言这个“身体”,我们能看到他对世界、对人生、对历史、对时代都有自己的定见。他说,卡尔维诺是为数不多的有着自己独特而又完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作家。他自己也是!他的那些定见,反过来说也有益于读者更为充分地认知他的写作,并确证他的写作价值。实际上,我写这篇文字,也想着多谈一点自己的感想,却总是发现他已经做了更好的阐释,也就宁可引用他的原话。认识他这些年,和他做过几次访谈,他的答问每每让我折服。因为职责所在,我还做了一些话题对话,也总是首先想到请他支持,因为我知道他对文化、文学,总能谈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当然,也有一些作家善于写创作谈,或者是写对于创作的思考,但具体到写作本身,免不了会眼高手低,则臣是例外,他眼高手也高,不止于此,更应该说,他心高手也高。
某种意义上正因为则臣能做到眼手合一、心手合一,他的作品才自带平衡感。他在表达自我与呈现历史、时代之间保持了平衡。在分析麦克尤恩的《赎罪》时,则臣说他对这部小说感兴趣的一个理由是:个人日常经验和宏大叙事的对接。这也正是我对《耶路撒冷》和《北上》感兴趣的重要理由。在处理“大”和“小”的辩证关系时,则臣游刃有余地把个体的命运融入了历史与时代背景里。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如他自己所说,这其中“大”要足够“小”,“小”也得能足够“大”,境界、视野、细节储备以及相互转化的技术难度,少有作家能够完美地实现。但则臣做到了在“大”的背景下,“小”既能自足,又具备可供升华至“大”的品质。这也应了他自己说的,如果长篇小说要与我们身处的时代产生可资信赖的张力,那么这一文体必定会在形式上呈现出某种同构性。而找到那个与自己力图呈现的历史、时代相匹配的结构,也或许是则臣每每在写小说,尤其是写长篇小说之前,都要在谋篇布局上狠下功夫的原因所在。他下这些功夫无疑是值得的,正因为他找到了那个经得起推敲的好结构,他才能充分表达出自己想要的东西,又能跟别人区别开来,并在区别开来的同时,真正确立起自己独特的写作价值。
则臣区别于很多同时代作家的,当然还有更为重要的平衡感,他在承继古典与守望先锋之间,也在讲好故事与探索叙事之间保持了平衡。他在很长时间里都坚持认为,好小说要形式上回归古典,意蕴上趋于现代,后来稍稍做了调整,认为在意蕴上肯定要现代,但在形式上不能一味地古典,形式必须服从于内容。而形式上所以坚持古典,是因为他觉得这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和接受习惯。当然他绝不会为了迎合这种审美习惯,把小说降到仅只是讲好故事的层面上。他明白“故事只是小说之‘用’,发现、疑难、追问、辩驳、判断、一个人对世界的独特理解、故事与现实与人的张力,才是小说之‘体’。”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只有做到写作意义上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的小说才不失中国文学的味道,又体现了世界文学的眼界。我记得也是在那座老房子里,他问我“借”了几本书,我印象中有郑义的一本小说,还有康拉德的作品集,和奥兹的两本小说。这些书或许是他那时想看,而恰好手头没有的,我旧事重提则是因为从中大致可以看出他的阅读和写作取向,郑义的小说有寻根的意味,则臣的写作接上了传统的根脉;康拉德某种意义上进行的是全球化写作,则臣的小说也是越到后来越见出国际视野;而奥兹以充满隐喻和想象的诗性语言,写出他对犹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现实的关怀,则臣也是以他质朴,并且充满质感的语言,在世界文学的坐标上写作。他曾为我的对话集《时代的低语》写过一句推荐语,说我“既能在世界文学中谈论好中国文学,又能在中国文学中谈论好世界文学”,这是夸奖之语,但用在他自己身上倒是合适不过,他自当归入极少数既能在世界文学的坐标中写好“中国文学”,又能在中国文学的参照下写好“世界文学”的作家之列。惟其如此,可以说则臣的写作在立足中国与放眼世界之间也难能可贵地保持了平衡。
从审美角度看,正因为则臣有着这种为同时代作家稀缺的平衡感,他的作品才透出难得的雅正、中和之美。这事关他的为文之道,也或许事关他的为人之道。则臣笔下少见至善至美之人,更少见不可救药之人,他在小说集《跑步穿过中关村》里写到那些卖假证、卖发票的小人物,干着违法的事,但深入小说的肌理,我们会觉得他们干这个行当,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或者说从则臣的眼光去看,是不是情有可原的?这应了他自己说的,尊重和悲悯应该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品质,这跟写不写作没关系。在敦厚关爱的环境里长大,则臣对人和事相对宽容理解。看待一个人,也就不喜欢绝对。即使在写作时,他可能会把一件事往极端推,也可能会把一个人往极端里写,但推进的过程中会时刻提醒自己,正视他的复杂性,写出他性格里的弹性。或因如此,则臣的作品才在具有独异性的同时,也特别能引发读者的共情。
也因此,我总是能从对则臣作品的阅读,也从与他的交往中获得教益。我们是同龄人,并且都是在改革开放元年出生,这本是没什么可说的,只不过是时代变换太快,这一代与那一代之间总有着诸多不同之处,代际话题也就被屡屡提起,放宽眼界看,谁管李白杜甫差着辈分,鲁迅茅盾不是一个代际,莫言是“五零后”,余华是“六零后”呢。而“七零后”,尤其是1976-1985年出生的一代,更被认为是“过渡一代”,似乎过完这个“渡”,这一代的使命就结束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相反因为“过渡”,这一代更显丰富和复杂。难道不是在巍巍群山的过渡地带,物种更加多样?既有阔叶林也有针叶林,既有乔木也有灌木,既有老虎、斑马奔跑,也有狮子、大象踱步。如此看,“七零后”作家注定不可替代,将会有,也必将会有自己的“高原”,但在茫茫高原之上,如果还能耸立出几座“高山”,才会更加不可替代。想到此,我不由轻叹一声:幸好,有则臣在。

傅小平:1978年生,祖籍浙江磐安,现居上海。著有对话集《四分之三的沉默》《时代的低语》、随笔集《普鲁斯特的凝视》、文论集《角度与风景》。曾获新闻类、文学类奖项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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