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兴安：最后一颗子弹

赵日超

       一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期屡立战功，被毛泽东称赞“坚决革命的同志”和誉满全军的“铁流后卫”，但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结束后的第三个月，就壮烈牺牲了。因此，他是万里长征结束后，第一个为国捐躯的军队最高将领，也是最后一位牺牲的时任只有二十三人的中国共产党最高“军事指挥机构”的中央军委委员、红五军军长，年仅四十二岁。
　　然而，在后来许多描写长征的书箱和影视作品中，却很少提及这位英勇善战，经历坎坷而富于传奇色彩，惨烈战死疆场的红军名将。
　　他叫董振堂，一个孔武伟岸、勇冠三军，从历史深入渐渐走近我们的铁血英雄。
　　1937年1月20日，也就是中国传统节日农历腊月的腊八节这天，董振堂率部在甘肃高台（今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城，被数十倍的马步芳匪兵包围，从凌晨血战到第二天上午，打得手枪里只剩下最后一颗子弹时，毅然射向自己的胸膛，以不被俘被辱而永葆了一个共产党员将军的高贵名节。
　　更残酷的是，马家军将他的头颅砍下，悬挂到高台的城墙上示众……
　　董振堂牺牲的噩耗传来，全军将士无不震惊和悲痛，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宝塔山下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参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7年，高台烈士陵园建成，位于甘肃省高台县东南角，坐东向西，陵园正门横额为朱德亲笔所题。陵园内建有“董振堂同志纪念碑”和“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第五军阵亡烈士公墓”。曾是董振堂的上级领导、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以元帅的身份题写了饱含激情的碑文：“你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坚忍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是我军无上的光荣。”董振堂纪念亭的柱子上，楹联为：“宁都豪气千秋在，高台雄风万古传。”亭内纪念碑镌刻着隶书“董振堂同志纪念碑”，背面是“董振堂烈士传略”一文。
　　在此基础上，又扩建成占地近二百亩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于2009年八一建军节这天正式对外开放。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端详着董振堂和西路军浴血奋战的资料照片和实物，深情地说：“我心里一直牵挂西路军的历史和牺牲的将士，他们作出了重大的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贡献，永载史册……”
　　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建有董振堂纪念碑，是陵园中军职最高的烈士。他的遗物望远镜、皮包和手枪，至今仍陈列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1946年3月，时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中央局、军区、边区政府进驻河北省邯郸市，他们得知这里距董振堂家乡邢台的新河县才一百多公里，便派人专程将董振堂的堂兄董书堂接到邯郸的解放军司令部，详细询问董振堂的遗属及子女情况。之后，又派人将因“卢沟桥事变”，流落到安徽界首县曹庄村（今安徽省阜阳市界首市颍南办事处曹庄村）逃难的董振堂遗孀贾玉明一家接回到新河县老家西李家庄村。随后，由时任冀南军区司令员的宋任穷，让当地政府划给她五十亩地，还送去六十万边币（当时六万边币可买一头牛），以保证她和子女们衣食无忧。
　　1947年1月，为纪念董振堂烈士，新河县改名振堂县，治所在今河北新河县堂阳镇，属冀南区四专区，1949年8月复名新河县。
　　董振堂有两男一女。长子董光楹，董振堂起义加入红军时，他已经十一岁了，后来离家参加了当地的游击队，在一次战斗中为国捐躯；次子董光桢（后改名董用威），生于1924年，抗战胜利后进入华北大学学习，毕业后在人民大学当教员，建国后调至石家庄棉纺织厂工作，后来担任纺织厂的总工程师；女儿名叫董光苔，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之后一直在学校从事教育工作，后在自己的母校北京女三中担任过副书记一职；妻子贾玉明晚年一直生活在北京，1983年去世，享年九十岁。
　　贾玉明逝世后，中共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协同她女儿董光苔前往甘肃省高台县祭扫董振堂的墓地。她虔诚地捧回父亲墓下一抔黄土，连同父亲一生留下的唯一的一张照片，与母亲贾玉明的骨灰合葬在河北省新河县西李家庄村的董家墓地。
　　董振堂家族的祖坟得以保存下来，是毛泽东亲自批示才没有迁移。原来，这是1963年根治海河会战时，按规划必须开挖一条人工河，而董振堂家的祖坟，正处于设计这条河的泄洪道内。当地领导和工程指挥部不敢轻易表态是否动迁，就一层一层打报告呈报给国务院，最后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办公桌上。毛泽东不假思索，在报告上批示要修改规划，不得迁移董家祖坟。就这样，规划作出调整，海河南大堤避开董振堂家族坟地，拐了好大一个弯儿。时至今日，经常有人专程来这里瞻仰这处河道，感叹毛泽东因对董振堂的“尊重”而呈现出的“大堤之弯”。
　　这道拐弯的大堤，是历史为董振堂在大地上矗立起的一道无字丰碑，也是对他的英灵置于九泉之下的最大抚慰。
　　1956年11月，叶剑英元帅视察河西走廊来到高台，仰望悬挂过董振堂烈士头颅的高台城楼时，感慨万千，赋诗一首：“英雄战死错路上，今日独怀董振堂。悬眼城楼惊世换，高台为你著荣光。”
　　“英雄战死错路上。”这一诗句，振聋发聩，不由令人嗅出了无穷的弦外之音而浮想联翩。
　　董振堂一生打了多少次恶仗、硬仗？每次都安然无恙、化险为夷。
　　蒋介石曾发出悬赏，能将董振堂生擒者奖八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五万元。这也没能将他置于死地，而这一次，他却不幸“战死错路上”了。
　　高台之战的惨败，是红军作战史上最悲壮的战斗，几乎全军覆没。然而，没有不打败仗的军队，也没有常胜将军。要革命，就要有流血和牺牲。
　　也许，正因为这是一场“大败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不愿意提及甚至是回避。在2016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上映的三十二集电视连续剧《绝命后卫师》中，却始终不肯给董振堂一个特写镜头，甚至连名字也没有提及，实在避不开了便以“军团首长”代替。这虽然是表现三十四师的英勇战斗故事，但这个师。则隶属于红五军团，而军团长正是董振堂。
　　叶元帅发出“错路”的感慨、同情甚至是惋惜，可能有三层意思：一是中央决策西路军打通西北通道进入实力雄厚的军阀马步芳的地盘，属于失误，是一条错路；二是董振堂所“错过”的，不仅仅是开国大将的军衔，还有后来的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的命名；三是在长征中，他走路最长，任务最重，担当最多，吃苦最大，但在最后一次的关键的岔路口上却误入“歧途”，不但失去年轻的生命，连身影也变得模模糊糊了。
　　是啊，董振堂只给后世留下一张发黄的不太清楚的旧照片。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董振堂的侄子董光权回到河北省新河县西李家庄村董家的老宅院里，从一处残垣断壁的墙缝里，才找到了当年日本鬼子抄家时，他偷偷藏在墙缝里的这张叔叔的照片。从墙缝里取出时，照片下面的三分之一已经霉烂了，原来的多半身像变成了如今的半身头像。这张黑白半身照片，还是董振堂在西北军时拍摄的。
　　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董振堂唯一的原始照片。
　　照片中，董振堂平头方脸，风纪扣紧绷脖间，枪带左肩右斜，浓眉阔目，英气勃发，神情刚毅，微微有点仰视，透露着一股刚毅和果敢。
　　与其说这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尊容，倒不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形象。
　　2009年9月，董振堂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如今，在董振堂的故乡，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的城西，新开辟了一处“振堂公园”，公园里建有一座“董振堂事迹陈列馆”。陈列馆前广场南侧，矗立着一尊董振堂将军全身立式的巨大紫铜塑像，高四米、重三吨，底座为两米高的花岗岩。
　　离开家乡，阔别故土多年的董振堂，终于以雕像那风雨不透，霜雪不侵的永恒姿态，傲骨迎风般而挺身于生他养他的土地上了。他一身戎装，束带叉腰，右手紧握军帽，袖管绾起，绑腿紧绷，胸前挂着望远镜，斜挎着手枪，昂首挺胸，精神抖擞，目光凝视远方，神情从容而自信……
　　这尊凝固的塑像，似乎表现的是董振堂战斗间隔中一个小憩的瞬间。也许，他是在冷静地分析作战态势，准备发出新的战斗命令；也许，这时候，他想起了远在老家的妻儿老小，在心里默默叩问自己有多久没见过亲人了；也许，刚脱掉国民党的军服，加入共产党的红军，这一身服装虽然变了，但没有变的还有什么？也许，他那翘首极目远眺的眼神，是在回忆自己与任何人都不同的特殊经历和命运吗？
　　阳光洒满大地，将董振堂高大凝重的塑像雕琢得金碧辉煌。现在，让我们仰视着他浑身闪烁出的道道光彩，目光越过时代的烟尘，去审视和打量在那个岁月里，一个普通的乡村青年，是怎样义无反顾从敌对阵营“嬗变”，选择有价值的人生，而最终成为最忠诚、最勇敢，真正意思上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一代红军名将，还有那致使“血战高台”发生，军长将最后一颗子弹射向自己，至今仍令人扑朔迷离的“悬案”。
　　
       二
　　
　　西李家庄，是坐落在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城偏西南一个小村庄，现隶属于荆家庄乡，两千四百多口人，距县城十余公里。这里地处海河水系的滏阳河流域，地势低洼，大多是盐碱地，在历史上是个偏僻贫穷的平原小村，当时也就是几百口人。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董振堂出生在这个村子里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父亲叫董俊清，朴实勤劳，是个种庄稼的好手，靠祖上留下的薄地和土坯房，生活基本上能维持下去。他有三个儿子，大的叫董升堂，二的是董振堂，最小的名为董志堂。那时候的乡村习俗，一般都对大儿子比较重视，因此，在家庭条件并不太富足的情况下，董俊清只有能力供得起老大董升堂去念私塾，让老二董振堂和老三董志堂在家里跟他种地干活儿。因此，董振堂直到十三岁时，才得以去读书，但却和哥哥董升堂合用一个书包。
　　能去上学，是董振堂从父亲那里努力争取来的。因为，这时候发生了一场“麦子被抢”事件，才使得董振堂有了说服父亲让自己去上学的机会。
　　这年麦熟时节，董振堂和父亲母亲还有弟弟去地里收割小麦。全家人冒着烈日，汗流浃背忙了一天，天快黑时，把一个个麦捆子装到排子车上，父亲赶着驴车拉着往家里走。不料，行至半路时，突然从不远处跑来七八个手持棍棒的汉子，将驴车团团围住了。其中一个汉子，不由分说，强行夺下父亲的鞭子，父亲不依，与他争夺，这帮汉子一拥而上，对父亲拳打脚踢。父亲身强力壮，平时习武，会个三招两式的，便与这帮歹人打斗，但抵不住他们人多。父亲被打得鼻青脸肿，董振堂和弟弟也去“帮架”，让人家一脚就踢倒在地。就这样，辛辛苦苦劳动一年换来的这点“保命粮”，全都被歹徒们抢走了。
　　事后得知，这帮歹人，是离这里不远处的宁晋县毕家庄一个天主教堂的教徒。当时，八国联军已经入侵中国好几年了，其势力在内地大肆扩散，并逐渐蔓延到了冀南平原。洋人在邻县的毕家庄，修建了一个大教堂，不断收留一些地痞、流氓和游手好闲的懒汉。附近一些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的人，就投靠到洋人的教堂里当了教徒，并仗着洋人的势力和“保护伞”，经常在这一带结伴抢劫，为非作歹，无恶不作。
　　青天白日下公开抢车夺粮，还将人打伤，董振堂父亲义愤填膺，去县城的衙门告状，可县令一听说是邻县的天主教徒，与洋人有关，吓得不敢审理，还责怪父亲几句，意思是要做个安善的良民，别招惹洋人。
　　有理没处说，犯法没人管。父亲是个血气方刚的人，咽不下这口气，觉得自己会武术，平时练得一手好拳脚，就跑到教堂里去找这帮歹人论理，企图要回小麦。不料又被人打了一顿，身上还挨了几刀。父亲气得咬牙切齿，在床上躺了三天没有吃饭。
　　董振堂伏在父亲身边，眼里噙着泪说：“爹，你别生气了，等我有了力气和本事，一定替你报仇……”
　　父亲侧过身，看看半人高，满脸机灵劲儿的二小子，唉声叹气道：“唉！二孩儿啊！你才这么点儿，咋能为我报仇啊？”
　　董振堂闪了闪眼睛说：“我是说等我长大了。咱要想不受气，不受冤，将来要不去当官，要不去拿枪，这样才能不受欺负。”
　　父亲无奈道：“谁说不是啊！这年头，当官说了算，有枪了别人才害怕，谁不想出人头地啊！可二孩儿啊，你说了等于白说，咱就一平头老百姓，只有让人欺负的份儿……”
　　“爹，咱也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噢？”
　　董振堂兴奋地说：“爹，你也送我去念书吧，有了文化，我就有出头的机会。”
　　父亲脸沉了下来，想了想说：“让你哥读书，家里已经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哪里还有能力再为你花钱啊！二孩儿啊，算了吧，咱集中精力供你哥吧，以后你哥成了事，咱董家也就有依靠了，你就好好在家干活儿吧。”
　　董振堂沉吟片刻，眨了眨眼睛道：“我哥去了学堂，等于是你栽了一棵树，如果也让我去念书，等于是又栽了一棵，两棵树都成了材，一门二虎，那咱董家不是更光显了吗？这样也好有个备用，像种庄稼那样，不是还有补苗的做法吗？爹，你就把我当个后备的吧，也好让我和哥哥做个伴儿。一早一晚和放假了，我还下地干活，爹，我给您老跪下了，就答应我吧……”
　　说着，董振堂跪倒在了父亲床前。
　　“也罢……”父亲精神矍铄地坐起来，拍拍董振堂的脑袋说，“好，看来二孩儿有志气，有出息。爹答应了！”
　　“麦子被抢”事件的意外发生，董振堂目睹父亲的冤屈，央求父亲去读书，父亲终于应允，这一偶然的“动机”，从董家的柴门里，不经意间就诞生出了“一门两将军”：哥哥董升堂为国民党第五十九军一八零师师长，后被俘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弟弟董振堂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旅旅长，后发动“宁都起义”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军团长，红五军军长。
　　从这年起，董振堂比他大两岁的哥哥董升堂成了“同学”，但不是一个年级，都在邻村的曹庄初级小学堂以及后来升到冀县（今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市）中学堂（河北省立第十四中学前身）。当时，这个学堂由冀州及周边所属南宫、新河、枣强、武邑、衡水五个县合办，生源也大多来自这里。
　　除了上学，董振堂回到家后，还有两件事要做：一是农忙时下地劳动，不忙里时割草喂猪或沤粪；二是跟父亲学武术。因为当时义和团运动正在这一带蓬勃兴起，再加当地流行“义和拳”，练武成了一种时尚，而他父亲又精通一种叫做“少林”的混杂拳术，因此董振堂自幼就练得一身好功夫，刀棒剑戟无所不能。后来，他把这种“尚武”的行为和精神带到了他部队，凡是他部下的将士，都会一些武术的招式，除有长枪之外，还配备一把大刀，并由专职教官教授练习刀术。
　　董振堂和哥哥做伴上学，一周回家一次。说是两人共同用一个书包，其实是董振堂没有书包，在用哥哥的书包。回家时，他把课本装到哥哥的书包里背回来，再回学校时，他从哥哥的书包里掏出课本带到课堂上。
　　十三岁的董振堂才进入校门，按现在的说法，属于“失学儿童”，已经错过了最佳求学读书的年龄段。因此，董振堂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刻苦、勤奋和努力。后来有很多文章，言及董振堂的这一段经历时，说他天资聪慧，胸怀报国为民的鸿鹄大志。其实，按当时的社会心理和现实生活以及董家的社会遭际，董振堂痴心读书，就是觉得一辈子种地当农民，像父亲这样被人欺负太憋屈了，会永无出头之日，只有“学而优则仕”，就像现在考上大学将来能找个好工作挣很多钱一样，心里想的，就是要光宗耀祖不再挨打受穷受气。现在，好不易容等到这么大的岁数才上了学，必须格外珍惜，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不能让家里为自己白花钱，再在学习上“跟不上趟儿”，让人家笑话或者戳脊梁骨。因此，董振堂是“笨鸟先飞”，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学完了四年的初小课程，然后升入高小。十八岁时，他顺利考入不足一百华里的冀县中学堂。
　　民国六年（1917年）夏天，董振堂从冀县中学考入清河陆军军官预备学校，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
　　其实，报考军校，是他先鼓动哥哥董升堂先去，然后才去这个学校而双双成为亲兄弟加“同学”的。
　　董升堂比弟弟董振堂大两岁，早两年毕业，继续报考下一个学校时，征求董振堂的意见，董振堂想了想说：“哥，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我如果毕业后报考，就去考军校。”
　　“噢！这是为啥？”董升堂问。
　　董振堂说：“哥，你忘咱家麦子被抢，爹是咋受冤屈的？当了兵，拿上枪杆子，我看谁还敢再欺负咱！”
　　董升堂点了点头。
　　董振堂又说：“你看，现在时局多混乱啊，时兴当兵，只有当了兵，才能治国安邦定天下，这个来得最快，也最直接，做别的事，我觉得不行，救不了国。”
　　董升堂高兴地说：“说得有道理！好，我去教导处，看看有没有军校招生。”
　　就这样，董升堂报考了设在直隶昌平县清河镇的“第一陆军预备学校”。
　　董升堂果然被录取了。
　　董振堂兴奋地对他说：“太好了！哥，两年后，我一定去找你。”
　　两年后，董振堂以老师“鹤立鸡群”的评语和优异的成绩毕业，然后报考哥哥已经毕业的这所预备军校。
　　然而，预考通过后进入复试时，国内发生了张勋复辟的重大事件，北京陷入混乱，学校推迟复试时间。董振堂只得回家等待，直到半年以后，才接到了复试的通知。但是，此时又逢雨季，各地洪水泛滥。董振堂趟着大水，步行了近半个月，才来到了位于北京西北部的昌平军校。结果，因为洪灾，许多远道，特别是一些南方的考生，被大水阻隔道路不畅，未能如期到达考点，所以复试时间再次推延。董振堂只得在北京住了下来，边复习功课边等待复试通知。
　　可见，董振堂在报考军校的道路上，是多么的不顺。然而，值得高兴的是，他又是幸运的，幸运之一是他以最好的成绩考上了，幸运之二是这个学校招收的第四期学员，也是从这一期改名为“清河陆军预备学校”，为保定军官学校的预科，前三期的名称是“第一陆军预备学校”。
　　
      三
　　
　　清河预备军校，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其建校背景是：清朝末叶时，内忧外患，国势日衰，外族乘机入侵，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尤其是继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后，国内外货倾销，国民经济彻底崩溃，人民更加贫困不堪。因而，一些比较有远见的士大夫和富有民族感的志士仁人，纷纷要求变法维新，推行新政，建议清政府停止科举，兴办学堂，同时振兴军备，组建新军。在“小站练兵”的基础和示范作用带动下，一些模仿德国、日本军事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招收学生编练“新军”的军事学校便应运而生了。
　　当时，董振堂被招录的这期学员，共计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学生一千二百名，被编成了八个连。
　　董振堂分编在三连，连长姓徐，校长是毛继承，教育长是钱选青。
　　学校的环境和生活条件都很优越。
　　学校距清河镇正西大约六华里，建有高度相同、宽长不等的两层楼房二十余幢，砖瓦平房近百间。学校大门坐北向南，大门东西两侧建有两层教职工宿舍楼，东侧建有军械库、被服库、粮库，西侧建有教职工伙房、浴池、理发室等。在校长办公室、会议厅北面东西两侧，建有学生宿舍和讲堂各六幢，楼上为讲堂，楼下为宿舍。在学生宿舍楼的北面筑有向南的戏台式讲话台。在讲台西侧开有通往大操场的大门，东侧建有医院和病房。学校东西两面和北面筑有高围墙。西围墙外是大操场，操场北端为器械体操场，骑术教练场等等。校园周围种植有双行杨树和柳树。在学校大门外是通往清河镇和清华园的马路。
　　学生费用完全公费。除供给伙食外，每年每人还发衬衣、单军衣各两套，棉军衣一套，单鞋两双，棉鞋一双，另外还发有外出的单军衣一套，呢子军衣一套，呢子大衣一件，皮背心一件和皮鞋一双。此外，每月每人还发现金二元做为零用。
　　所学课程分学科和军事科，同时进行军事训练。学科有:国文、中外历史、中外地理、代数、几何、微积分、物理、化学、绘图、外国语(分英、日、德、俄语)等。军事科有:步兵操典、各种典范今、内务条例。军事训练方面是:徒手与持枪、单人训练和班排训练、武术、马术、刺枪、器械体操、野外演习以及实弹射击等。
　　董振堂于两年后的民国九年（1920年）秋天毕业，时年二十五岁。
　　按照当时的规定，这期学员毕业后，要分配到段祺瑞（北洋政府的实际掌权者）新成立的四个边防所里当兵，需充当两个月的正兵，两个月的副目(下士副班长)，两个月的正目(中士班长)，入伍半年期满后，才可直接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步、骑、炮、工、辎各专科学习。
　　按现在的话说，是先“下部队”接受锻炼，再返回军官学校深造。
　　董振堂被分配到徐树铮部的西北“边防军”第一师炮兵团当兵锻炼。所谓“边防军”，是当时该部改编番号后的称谓，并不在西北戍守边疆，而是继续驻扎内陆要地。董振堂首次“下部队”所在的第一师炮兵团，驻扎在北京北苑（今天北京市北五坏一带）。
　　但是，刚入伍不久，直皖战争爆发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被毁，宣布停办。
　　董振堂和正在各师当兵的同学们，被遣散回原籍等候召集。
　　此时，他的哥哥董升堂，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第八期的学员，由于兵变时正值暑假，军校被洗劫一空并被放火烧毁，被迫停办了。董升堂感到复学无望，不愿意一直等下去，于是就弃学肄业了，提前投入到北洋直系军阀孙岳的保定第十五混成旅当兵，不久即被任命为排长。
　　董升堂得知弟弟董升堂从部队回到老家等待复学，就从保定赶回老家，动员董振堂去他那里先当兵，什么时候开学了再回来。就这样，董振堂又在哥哥的部队里当了半年兵。
　　第二年十月，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经过整修复校了，董振堂接到通知，从十五混成旅回来入校。因为他数学成绩一直比较突出，又曾经在炮兵团“挂职锻炼”过，深谙炮兵理论和技术，所以被分配在炮兵科学习。
　　更巧的是，他的哥哥董升堂，也是在这个学校的炮兵科，但却是比他大一期的学员，这一科目是当时军校最时髦的专业。从清河预备军官学校，再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兄弟俩一路同行，双双成为军官，不但轰动了西李家庄及其周边乡野，连整个新河县都为之交口赞叹。这在中国的军校史上，亲兄弟一前一后，且都一同在两个军校毕业，其中在同一军校所学科目相同，也是绝无仅有的。
　　父亲董俊清扬眉吐气，在村街上自豪地逢人就说：“我董家，有双官双马双响炮！”
　　董振堂是这所军校的第九期，也是最后的一期学员。从这期起，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因经费拮据而停办，至此，中国旧式的各级军事学校的历史，也就随之结束了。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正规陆军军校，位于河北保定市区东风东路，前身为清朝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北洋陆军的陆军速成学堂。该校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上成立最早、规模最大、设施最完整、学制最正规的一所高等军事学府，分设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五科（系）。在教学管理和课程科目安排上，采用德国、日本教材和先进的训练方式方法，几乎涵盖了民国初期军事作战的所有理论和技能。每天至少有半天时间教授课程，除有关军事的战术、兵器、测绘、筑垒及典范令外，并增加理化、数学、历史、地理等，每节课为一个半小时。典范令小册子是教练各项军事动作的准绳。普通知识和外语是辅助教育，聘文职教员担任，以充实学生的军事知识，为逐步全面学习各种军事演习准备条件。术科训练，先在操场进行各种制式教练，再到各教练场演习。野外演习，先由简入繁，再逐步进入全面联合演习。实弹射击有打靶场，乘马训练有马场，炮兵训练有炮场，工兵有土木工作业场、架桥作业场，爆破演习则选择不致造成危害的场所。辅助术科如体操、劈刺、武术等，都有专业教官，在大院进行。器械操在校后门外的器械操场进行。这些训练每课多为一小时，正式出操训练一般两小时，野外演习至少用半天的时间，科目复杂且远离学校时，则增加到一至数日。大演习还携带帐篷、炊具，在演习地组织生活。
　　在军校的两年中，一年半的时间在校学习，另半年时间分别在长辛店和唐湖镇（北京和保定之间）两地举行野营，实施实弹射击和测量实习。实习完毕后，返校举行毕业式。毕业后，分发各省陆军部队见习半年。见习期满，就分配到各部队中充当干部，从最低的少尉做起。这里是培养军官的地方，也是孕育将军的摇篮。从这里毕业的学生有六千多人，不少人后来成为黄埔军校的教官。在国民党及共产党的军队中都有保定毕业的学生军官，其中有近千人成为将军。
　　董振堂1921年10月进入军官学校，1923年8月正式毕业，这一期共有学员七百余人。他所在的炮兵科，共有学员一百二十一人，分为两个连，每连六十多人，每连三个排，每排三个班。充当连长的，多系晚清时期的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生。每科设有教官，担任战术、筑城、兵器、交通四大教程的教育学科。学科还有军制学、各兵科的典范令、各种外国语文等。术科则分操场、野外、劈刺、体操等，还有测量地形学习和实施等。
　　董振堂入校时，已经二十七岁了，在炮兵科是年龄最大的一位，所以他非常持重、踏实，学习认真、训练刻苦，别人读一遍就可以记住的知识，他总要读上两三遍，别人练习两三次的动作，他要连续练上三遍五遍甚至更多。每到假日，当别人三三两两地结伙搭伴进城逛街游玩、下饭馆吃喝、进戏院看戏的时候，他却独自一人或是在宿舍里抱卷苦读，或是在操场上摸爬滚打、劈刀弄棒。
　　毕业时，正值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直系总司令吴佩孚将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十二万军队打到山海关以外，取得了赫赫战功，声名鹊起。吴佩孚成为直系军阀中兵力最多，势力最大的“中国最强者”，成为首次亮相美国《时代》杂志周刊封面的中国人。当时，他派员来保定军校招兵，待遇非常优厚，薪酬比其他部队都高，许多同学纷纷报名。
　　董振堂与非常要好的同学何基沣（卢沟桥事变时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一一零旅旅长，1948年11月8日，以国民党中将副司令官身份率部发动了淮海起义，建国后担任水利部副部长）商量毕业后选择去向的问题。
　　比董振堂小三岁，家是藁城县北席村，也是清河陆军军官预备学校同学的何基沣说：“你说吧，我听你的，我跟随你，你去哪个部队，我就跟着你去。”
　　此时，董振堂的哥哥董升堂，就在吴佩孚的部队里，参加直系战争胜利后，已经晋升至连长了，再加吴佩孚名气很大，列于各军阀之首，就有心前去投靠，但为了慎重其见，他还是征求哥哥董升堂的意见。
　　董升堂说：“你还是去冯玉祥的部队吧。”
　　董振堂问：“这是为啥？”
　　董升堂想了想说：“虽然都是直系，但下边的军阀各拥兵自重，我之所以在直系的孙岳这里，完全是靠咱老乡庞炳勋（时任孙岳第十五混成旅骑兵营长）的关系。冯玉祥也属直系，但从发展来看，他军纪严明，不拘一格爱惜人才，更适应像咱们这样的平民子弟早点出头，而吴佩孚这里，更注重出身和关系，各级将官勾心斗角，再说，下边反对他的也人不少。”
　　“那我投军孙岳，去你哪儿吧，你现在已经是连长了。”
　　董升堂摇摇头说：“现在天下大乱，直系迟早会出现分裂，咱们是亲兄弟，最好别在一个军阀的部队里，以防将来有变故了留有余地。”
　　意思是，别在一棵树上吊死，凡事都得留一手。
　　于是，董振堂接受哥哥的建议，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与何基沣等十三名同学到冯玉祥的陆军第十一师当参谋见习官，开始了职业军人的戎马生涯。
　　
       四
　　
　　其实，在军阀混战的民国年间，哪个部队环境都差不多，所谓“军阀作风”，就是无法无天独自尊大的匪气霸道行为。时任陆军部检阅使兼十一师师长的冯玉祥，对下属也是极其严苛，动辄不是体罚、打骂，就是开除和枪毙，那种“奴隶式”的管理制度，让许多下级军官不寒而栗，忍无可忍。
　　有一天，董振堂受命在北京南苑一带搞测绘，时逢冯玉祥来这里对部队参谋、教官和见习军官训话。他先是讲述了一番军人必须以服从上级为天职的“道理”，接着把两名犯了军规的参谋，让人推出来罚跪，之后又痛打五十军棍，直打得这人皮开肉绽，浑身鲜血淋漓，吓得在场的几十名见习官不寒而栗。
　　此后不到一个星期，在这个部队的三十多名见习军官就逃跑了一半。没跑的，也都心神不定，惶惶不安，感到前途渺茫，经常利用节假日去北京城里找门路，准备离开这里去投奔别的部队。
　　董振堂比较安定，他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无论在哪个军阀手下，无非都是为了能找到一个平台，先忍气吞声锻炼自己，待有了资本和实力以后，再另图大业。这种心态和想法，他只跟他最要好的同学何基沣说了。
　　这天下午，绘图现场只有董振堂和何基沣了。
　　休息时，董振堂跟何基沣说了几句闲话后，突然望定何基沣问：“基沣啊，看样子，你也是想走吗?”
　　何基沣吃了一惊，低下头没有说话。
　　董振堂又问：“我悄悄观察你好几天了，我不明白，你为啥也想离开这里，要改变咱们原来的志愿呢?”
　　何基沣抬头看着董振堂说：“当时，我相信你，听了你的话，才来投奔冯玉祥的。我满以为，如你所说，他的军队纪律严明，重视人才，跟上他可以救中国。现在看来，根本没有希望了，所以我想走，已经跟城里的亲戚说了，他会帮我找个好的部队。振堂大哥，你也走吧，你要是有好的门路，我还跟着你。我看你不动声色，正想跟你谈谈呢。”
　　董振堂沉思片刻，叹口气道：“唉，你说这个部队不能救中国，我同意。可放眼看看，又有哪个部队能求中国呢？但是，我不同意你走的打算，我也不会走，因为现在根本找不到救中国的军队。眼下需要等待，将来，一定会有的，要在这里安心等待就是。”
　　何基沣连忙问：“谁能救中国？要等到什么时候？要是真有救中国的军队，我一定照你说的办，在这里先等着。”
　　董振堂朝左右看看，小声说：“要救国救民，赤手空拳是不行的，必须塌下心来，委屈求全，埋头苦干，锻炼身心，得到提拔，争取掌握一点实权。如果能当上排长，手里就有几十条枪，当了连长，就是一百多支，当上营长和团长，就更别说了。借着别人的梯子上房，等掌握了兵权，有了实力和机会，咱们把部队带出去，不就可以救中国了吗?”
　　何基沣惊讶地望着董振堂，点了点头：“你说得对，我没想到这一点，好，听大哥的，我不走了！”
　　或许，这就是董振堂在八年之后，身为旅长的他率部下于“宁都起义”投奔红军，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初衷，也是一颗从一开始就恒定下的“初心”。
　　董振堂的军事素养和带兵打仗的机智勇敢以及吃苦耐劳精神，深得冯玉祥的赏识。
　　自1923年底来到这个部队，到1927年春升任国民联军第三十六师师长，董振堂用了不到五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一个见习参谋擢升到师长的快速嬗变。按新词说，这是一位“火箭式”干部。
　　而他的同学加战友何基沣，八年后才升为副旅长。
　　他的哥哥董升堂，此时才是某师参谋处的上校处长。
　　显而易见，董振堂是这两期保定军校毕业生中的佼佼者。
　　冯玉祥对董振堂的器重，源自于他有一次去部队视察。
　　董振堂在十一师当见习参谋的工作结束后，面临着新一个去向和选择。保定军官学校分到西北军的见习军官有两条路：一条路是留在上层，当教官或参谋，这条路生活舒适，待遇高；另一条是去连队当下级军官，这条路工作辛苦薪饷低，而且军纪森严，处处要以身作则。当时，大多军官选择前者，而董振堂则与众不同，自愿选择要求到炮兵连任职当排长。当时，西北军基层军官的生活非常艰苦，董振堂和士兵们过着一样的生活，一起吃大灶，一起出操，每天亲自带领士兵操练十余小时。他把士兵当成兄弟和朋友。和他们同甘共苦，军训、演习、抬土、挑砖，士兵做的事，他都带头去做，上讲堂、做示范，学兵不能做的事，他也去做。士兵们都说，董振堂以身作则，没有架子，是个好排长。
　　有一次，董振堂正和士兵们一起抬土挑砖，建造营房时，正遇到冯玉祥到部队视察。
　　冯玉祥站在一旁，问在这里劳动的带兵军官是谁。
　　陪同者指着一个满头大汗干活的高大军人说：“这人是排长，叫董振堂。”
　　冯玉祥仔细看看董振堂，高兴地道：“好，我们就是要这样身先士卒的排长。”
　　之后，组织炮兵野外实弹演习，董振堂三发连中，冯玉祥本来就对他印象深刻，就令他当众讲评这次演习的情况。
　　董振堂镇定自若，就演习的现场的地形、时间、气候和“假想敌”情况，讲解得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冯玉祥听后大为赞赏，感慨道：“不愧是保定军校的高材生！”
　　于是，按常规惯例，冯玉祥当即提出，将他由排长升为上尉参谋。
　　没料到董振堂不愿意，要求仍在连队当排长。
　　因为，董振堂认为，一旦做了参谋，以后永远只能做参谋了，他不想脱离前线坐办公室，而是想带兵打仗。
　　冯玉祥心中不快，觉得这小子不识抬举，但转念一想，这才是日后能成大器的人，随后就提拔他为炮兵连长。
　　第二年的1924年10月下旬，冯玉祥联合张作霖发动北京政变，活捉贿选总统曹锟，驱逐溥仪出宫，欢迎孙中山北上。之后，冯玉祥部编为国民军第一军，董振堂先后任炮兵教导队大队长、陆炮营营长和工兵团团长等职。
　　一年以后，本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取得胜利的冯玉祥和他的国民革命军，突然遭到了各路军阀的联合打击。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结成“反冯”的联合阵线，进攻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冯玉祥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只好在张家口通电下野，之后远赴苏联进行“考察”。冯玉祥走后，西北军失去了“首脑”，部队何去所从，前途渺茫。
　　董振堂受命从北京地区带着队伍退到内蒙古的五原一带休整，整天闲着，无所作为，因此彷徨不安，不知所措。但是，冯玉祥在苏联“考察”了三个月之后，就回来了，并且带来了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的共产党员刘伯坚，为他响应孙中山领导的“北伐战争”挥师南下助力，因此，这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五原誓师。
　　这段历史，即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先后来到冯玉祥国民联军的还有共产党员邓希贤（邓小平）、刘志丹、安子文等。
　　1926年9月17日，董振堂参加了在内蒙古五原县举行的誓师大会，传檄天下，响应北伐。至此，西北军进行了整编与重组，国民革命军改为国民联军，冯玉祥任总司令，董振堂被提升为国民联军第十四师第十二旅旅长。
　　第二年春，董振堂又升任国民联军第三十六师师长。
　　正是从这个时候起，董振堂幸运地结识了影响和改变他人生的一位重要人物，共产党人刘伯坚。
　　刘伯坚是冯玉祥从苏联带来的“助手”，在五原誓师时任命他为国民联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在誓师大会上，刘伯坚宣读完《五原誓师通行宣言》后，作了慷慨激昂的报告，鞭辟入里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及西北军的前途和命运，让沉闷和苦恼一年多的董振堂为之震撼。
　　誓师大会结束后，董振堂很兴奋，对人说：“这个刘伯坚不同凡响，讲话句句有理，有力，跟着这样的人干，肯定能大有作为，前途无量。”
　　“他是共产党员，你知道吗？”
　　董振堂还真是不知道，闻后对刘伯坚更加敬佩。
　　这天，董振堂专程来政治部拜见刘伯坚。
　　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和握手。
　　董振堂与刘伯坚一见如故，彼此寒暄之后，各自介绍了这些年的经历。当董振堂得知刘伯坚跟他同岁，从小求学，而且也练过武术，有着相似的经历时，感觉一下子亲近了很多。特别是，刘伯坚说到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周恩来、张世炎、蔡和森一起组织学潮，编办进步刊物的经历，更让董振堂仰慕不已。
　　“刘部长，你能详细给我讲讲共产党这个组织吗？这些年，我除了在军校，就是跑来跑去带兵打仗，对这个党那个派的没有研究。”
　　刘伯坚笑笑说：“董旅长的英名，我早有耳闻，手下将士一杆长枪，一支手枪，一把大刀，所向披靡啊！”
　　董振堂也笑了笑：“我一介武夫，上军校时，以老师所言‘军人以不问政治为高尚’为准则，所不太关心政治，还望部长多加教诲。”
　　于是，刘伯坚向董振堂详细讲述了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诚恳地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为工人、农民和一节劳苦大众服务的，现在正领导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打倒军阀列强，将来建立一个由人民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董振堂吃惊地望着刘伯坚，毕生第一次听人这么讲“救国救民”的真理，感到既新鲜又激动。
　　刘伯坚又说：“从你刚才所谈的经历中，我知道你最初的思想动机是想为父亲报仇，为董家出气，这可以理解，也可见你是个有志气的热血男儿。但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从根本上打倒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彻底铲除封建主义，打出一个由老百姓真正当家作主的天下，我们的父辈和后代才能永远不受气。只有跟定这样党和军队，中国才有出路。我觉得，就目下的局势而言，国共合作，是最好的一条道理，但不知今后发展怎样。但做为一名军人，无论在谁的手下，都要胸怀天下，以人民的利益为己任，而不能机械式以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还得看他的命令是不是为了国家和人民。”
　　董振堂连连点头，感慨道：“真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最后，刘伯坚笑着说：“董旅长，你找我，不是专门来听我说话的吧？”
　　董振堂笑笑道：“我是来请刘部长去给我们十二旅专程讲一堂课，不知可否？”
　　刘伯坚慨然答应，为董振堂的十二旅官兵作了题为《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精彩而生动的报告，在全军都引起了强烈反响。
　　大家说：“听刘部长演讲，可抵上三月饷。”
　　这一次交谈，他们探讨了许多问题。是董振堂第一次被共产党的主张所吸引，所感染，按蒋介石当时的说法叫“赤化”，按现在说法叫“洗脑”。
　　刘伯坚，不愧被毛泽东称之为“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
　　而董振堂，正是从这一刻起，开始对刘伯坚和共产党的心之向往，并在心田里，悄悄埋下了五年后萌发“宁都起义”的一颗鲜活的种子。
　　
五
　　
　　宁都，现在是江西省赣州市下辖的一个县，位于江西省东南部、赣州市北部，地处贡江上游，东、西、北三面环山。
　　1931年春天，时任国民党二十六军第七十三旅旅长的董振堂，受命从山东济宁一路南下，长途跋涉近两千公里，辗转来了这里固守，并执行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命令。
　　二十六路军指挥部，设在县城梅江镇江畔的一座耶稣教堂里。
　　该教堂始建于1916年，是一幢砖木结构，仿罗马式建筑的两层楼房。现在，这座建筑保存完好，名为“宁都起义指挥部旧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天的黄昏时分，董振堂从驻守在县郊的七十三旅旅部，骑着快马匆匆来到军指挥部，在二楼会议室一旁的办公室里参见军参谋长赵博生。
　　赵博生虽然比董振堂小两岁，但却是保定军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的，比董振堂大了三级，因此按岁数论是小弟，按同学论是学长。赵博生是河北沧县（今河北省黄骅市）人，1924年“北京政变”后，从张作霖的奉系转入冯玉祥的西北军，先后任旅参谋长、特种兵旅旅长，五原誓师后，任军参谋长。现在，这支西北军在“中原大战”惨败后，时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三军司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乘机拉拢和收买了冯玉祥部下的副总司令孙连仲，并将其残部改编为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调往山东济宁地区待命，并委任他为总指挥，赵博生为参谋长。而原来的国民联军三十六师，缩编为第十五师七十三旅，董振堂任旅长。
　　因此，赵博生一直都是董振堂的上级长官，再加两人都是河北老乡，军校同学，关系一直比较亲密，私下里不喊职务，都是称兄道弟。
　　所以，两人见面后不用客气。
　　赵博生见倒茶的卫兵走了，掩上门，问董振堂：“老兄，最近，你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董振堂皱着眉头道：“唉，队伍是越来越难带了，从山东来这里大半年了，好多战士水土不服，生病的一天比一天多。另外，三个多月都没发军饷了，军需也严重缺乏。这老蒋，就这样对待咱这后娘生的啊！”
　　二十六路军的官兵，大都是北方人，不愿到南方来为蒋介石卖命。宁都城处于“围剿”红军的前线，广大官兵水土不服，来到这里不久，许多人染上了恶性疟疾和痢疾，加上蒋介石对这支“杂牌军”的歧视，供给和医药条件极差，不到几个月，就有上千人患病死亡。为此，将士自编歌谣曰：“出了北门望北坡，新坟更比那旧坟多，新坟里埋的都是北方老大哥，要想回到北方去，只有联合起来来倒戈。”一次，该军第二十七师八十一旅在江西永丰同红军一交手，就被消灭大部，一时人心慌慌，斗志丧失贻尽。流行在官兵中的顺口溜是“四怕”：“一怕与红军打仗，二怕生病，三怕下雨，四怕吃大米。”
　　赵博生重重叹了一口气：“军需物资和粮饷，我也一直在催，委员长答应了，说正安排往这里调集，估计快到了，再坚持一下吧。”
　　“我听说，孙连仲去上海治病，啥时候能回来？”
　　赵博生冷笑道：“牙疼，有什么可治的！治病是借口。其实，司令是不愿意跟共产党打仗，不愿意围剿红军，所以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不回来正好。”董振堂高兴地说，“整个军你说了算！”
　　赵博生正色道：“哪能，这不委托李松昆代总指挥吗。”
　　董振堂不屑：“他不仍是二十五师的师长吗，你坐镇军部，代理全军所有军务，大家都听你的指挥。”
　　赵博生沉重地说：“我对咱们这支部队的前途和命运，也是忧心忡忡啊！本来响当当的西北军，让老蒋这么一折腾，成了现在这副烂糟糟的样子，真是令人痛心啊！老蒋调咱们来江西‘剿共’，企图让咱们和红军相互残杀，两败俱伤，然后他坐收渔人之利。如此下去，也不是办法啊。你看，孙连仲就耍滑头躲开了。老兄，往下，你有啥打算没有？”
　　董振堂闪闪眼睛：“博生，咱不是外人，我有句心里话，想对你说。”
　　“你说。”
　　董振堂气愤地说：“两个月前，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军队强占了我们的东北，国人无不愤慨，可这蒋介石不去打日本人，却调炮往里揍，‘围剿’主张抗日的红军，还把咱拉过来充当炮灰，我一点都想不通，也不想这么干！”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这一阵儿，一直想找刘伯坚。”董振堂看看窗外，压低嗓门说，“可不知道他在哪里，怎样和他联系，你知道他的下落吗？”
　　刘伯坚是四年前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要求冯玉祥在西北军中“清党”，将在这里仅工作了九个月的刘伯坚等共产党员“礼送出境”的。当时，董振堂和赵博生都是他非常敬重的朋友，前去为他送行，此后，便失去了联系。近来，董振堂一直打听了的下落，但始终杳无音讯。
　　赵博生没有正面回答他，似乎是故意问：“你找他干嘛呢？”
　　董振堂说：“刘伯坚博学多才，思想独到，有远见卓识，我想让他给我指条道儿。”
　　赵博生严肃地说：“他可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会动员你参加红军的。”
　　董振堂朝紧闭着门看看，小声说：“那也没什么不可……博生，这不是我一个人想法，是部队绝大多数弟兄们的情绪，如果我把队伍拉走，你会剿杀我不？”
　　赵博生微微一笑：“你说的是真是假，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这么大的事，怎么能开玩笑。”董振堂认真地说，“只是，我是国民党的军官，还打过红军，人家会不会嫌弃我，或者问我的罪不？所以，我想找到刘伯坚，让他给我牵个线，先探探情况。”
　　“哈哈，老兄啊，你不用找刘伯坚，找我就可以了。”
　　“找你？，啥意思，我听不懂。”
　　“我就是共产党员……”
　　“啊！”董振堂大惊，“博生，你说的是真是假，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这怎能开玩笑！”赵博生站起来，激动地说，“我加入共产党，已经一个多月了……”
　　董振堂有点茫然，直勾勾地盯着赵博生：“啊！真的……”
　　赵博生走过来，将双手亲昵地摁在董振堂的双肩上，动情地说：“博生，我今天叫你来，就是要跟你商量二十六路军起义投奔红军的事。你是我最亲近，最值得信赖的同学、战友加兄弟，我本想先试探一下你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态度，没想到你比我还坚定和坚决。振堂兄，太好了，一会儿，季振同就来了，我们三人，一起来仔细研究和谋划起义的方案……”
　　原来，自来到宁都“剿共”之后，彷徨与苦闷的赵博生也多次悄悄寻找刘伯坚和其他共产党人，还曾派人去上海打探，但也没能联系上。这时，秘密隐藏在二十六路军的地下共产党组织发现和关注到他了的政治态度，并指派地下党员罗亚平与他联系。通过一番周密和仔细的考察，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十月初，批准赵博生加入中国了共产党。
　　在当时，这是一件非常绝密的大事，董振堂当然不知道。
　　不大一会儿，七十四旅长季振同来到了指挥部。
　　季振同比董振堂和赵博生小几岁，跟董振堂都是保定军校第九期的学员，只是在步兵科，但跟赵博生却是同乡，都是河北沧县人。这三位军校同学，均为河北籍的国民党二十六军的三位高级将领，形成了“铁三角”，他们于1931年12月初的一个晚上，在远离故乡的江西省宁都县梅江镇江边的一座小楼二层的一个房间里，成功策划了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一次震惊中外的、有着重大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武装起义。
　　宁都起义从12月初酝酿，准备，到12月14日正式发动起义，这期间经历了一系列的重大事件。
　　一、在江西瑞金，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专题听取了二十六路军地下特委对起义筹备情况的汇报，红军总司令朱德主持会议。到会听汇报的有王稼祥、左权、刘伯坚、李富春，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作记录。大家对准备暴动的情况进行了讨论，分析暴动成功的主客观条件，也讨论了万一暴动失败，需要采取的措施。
　　二、刚刚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亲自过问起义的准备情况，之后说：“军委会讨论了宁部暴动的方针，很好。我只是想问一问，到底有多大的把握?”汇报者迟疑了一下说: “假使七十四旅不干，七十三旅的董振堂，还有总指挥部的赵博生是有绝对把握的。”毛泽东点点头说:“暴动是一件大事，将给蒋介石一个沉重的打击，能争取全部暴动最好，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这全靠我们党做好过细的组织工作，行动要坚决，要注意保密。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捅上一刀也是好的嘛。”由此可见，董振堂所率的七十三旅是这次起义的主力，赵博生在军部领导机关，并没有直接带着队伍。
　　三、经过一系列准备，二十六路军举行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不料，中共党组织在南昌的一个地下交通站遭到敌人破坏，二十六军路地下党的两个重要文件落入敌手，蒋介石立即向南昌行营发出十万火急的电报，命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缉拿隐藏在内部的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三名共产党员，星夜送南昌行营惩处。接着，蒋介石又派人乘专机送来他妄图一网打尽二十六路军地下党员的“手令”。因总指挥孙连仲到上海养病未归，“电报”和“手令”均落到掌管军务的赵博生手里。于是，由赵博生发出“遵令即办”的电报敷衍南昌行营，同时派地下党员袁汉澄星夜赶到瑞金叶坪，向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汇报。
　　四、朱德、叶剑英等人听取汇报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作出如下答复：“用最大的努力争取全部起义，起义后组成红五军；万一不能全部举行起义，董振堂所领导的七十三旅以及党组织能够掌握的其他部队以‘进剿’为名，在适当的地点解决反动军官，实行局部起义；派红四军在宁都东北二十里的会同地区监视蒋介石之嫡系部队，以便相机策应暴动；中革军委派出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携带电台到彭湃县苏维埃政府联络指挥；起义时，在可能情况下，把宁都地方反动武装头子严维绅、黄才采逮捕起来。” 起义时间定为12月13日晚12时。
　　五、12月12日上午，在宁都城东南的山坡上，董振堂召集一部分可靠的下属军官开会。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弟兄们，你们风里来，雨里去，转战南北，跟随我董振堂好多年了。请大家仔细想一想，我们当兵为了谁，打仗又是为了谁？蒋介石把我们调到江西来打红军，为什么不让我们北上打日本鬼子？我们和红军既无怨又无仇，红军是工农的军队，我们在家里也都是工人农民，咱们现在和为人民打天下的红军联合起来，共同抗日，让父辈们过上好日子，弟兄们赞成不赞成？”“赞成！赞成！”“早盼着这一天了！”大家群情激昂，振臂高呼。接着，他具体安排了起义这晚各营连的主要任务，命令学兵连把守好北门和东门，警卫连加强巡逻。
　　六、这天午后，有消息传来，蒋介石从南昌给二十六军运来的棉军装和薪饷已经到了广昌。如果按预定的时间起义，这批眼看要到手的物资就要得不到了，怎么办呢？地下党组织立即派袁汉澄、郭如岳、卢寿椿连夜赶到中央苏区汇报，经请示中央军委，同意将起义的时间推迟一天，即14日晚12时。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请记住这个日子，1931年12月14日晚上。
　　八时许，设在耶稣教堂的三十六路军总指挥部灯火通明，岗哨林立，戒备森严。
　　赵博生按照起义的预案，在这里召集全军团以上军官开会，会议以“宴会”的方式进行。在楼上就座的是与会军官，在楼下入席的是他们的随从，由参谋处派人照应。除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外，其余应到的军官全部到齐。
　　宴会进行到一半时，赵博生突然站起来，以简明的语言向军官们讲明了当前的形势和第二十六路军的处境，随即大声宣布：“各位弟兄们，我现在宣布，二十六路军决定到苏区去，投奔红军，愿意的请举手！”
　　这突如其来的决定或者说“命令”，让在座的军官们惊呆了。大家稍一迟疑，纷纷举手，但却有几名军官突然推广开窗户企图跳楼逃走，当场被事先安排好的卫兵擒获，楼下入席的全部随从也被在那里负责警戒的卫兵夺下了武器。
　　全部预定的动作都进展得很顺利，只是第七十四旅夺取第二十五师师部时死了两人，伤了数十人。
　　随即，赵博生宣布全城戒严，重新颁布口令。
　　十二时许，三颗信号弹划破长空，各起义的下属部队迅速行动。
　　董振堂带头摘下自己的帽徽，撕下胸章，率领他的三十七旅，浩浩荡荡朝指定地点进发。他兴奋地说：“终于等到了这一刻，从前的一切彻底结束了。”
　　二十六路军在宁都两万余人的部队，有一个总指挥部、二个师、六个旅、十一个整团共计一万七千多训练有素的将士起义，几乎是成建制加入了不足三万人的红军，并且还带来不计其数的武器、军车和各类军用物资，尤其是当时极其珍贵的八部军用无钱电台，使本来薄弱的红军实力大增。
　　
　　六
　　
　　宁都起义，是中国革命近代史上继南昌、广州、平江、百色起义之后，规模最大、兵力最多的武装起义。
　　此时，正处于第三次反“围剿”后第四次反“围剿”即将开始的关键时刻。
　　我们可以想象到，蒋介石该有多么恼怒和沮丧，毛泽东该有多么兴奋和激动。
　　毛泽东对宁都起义念念不忘，在后来的岁月里，多次谈及董振堂和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上，曾特别强调：“曾经和十九路军一道进攻江西红军的第二十六路军，不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举行了宁都起义，变成了红军吗？宁都起义的领导者赵博生、董振堂等人，成了坚决革命的同志。”
　　1936年6月，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先生在延安对毛泽东进行采访，毛泽东感慨地说：“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召开，中央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我担任主席，朱德当选为红军总司令。就在这个月，发生了宁都大起义，国民党二十六路军有两万多人反正，参加了红军。他们是由董振堂、赵博生率领的。赵博生后来在江西作战牺牲，董振堂今天仍然是红五军军长，五军团就是由宁都起义后过来的部队建立的。”
　　同年，毛泽东致函冯玉祥商讨国共合作问题，又特意提到董振堂，信中说：“先生老部下董振堂诸君，大有进步，堪以告慰。”
　　一年后，毛泽东亲自批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五军团（简称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董振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董振堂激动得无以言表，立即将自己这些年积攒存的三千多大洋做为党费全部交给党组织了。
　　但毛泽东没有允许，托人传口信给董振堂：“不要全上交，要寄给家一些，再留一些自己用。”
　　董振堂坚决地说：“参加革命了，我把个人的一切都交给了党，还要钱干什么？”
　　谁能想到，这是董振堂任国民党中将月关饷二百多大洋却舍不得花，不是时常接济有困难的部下，更不在老家买地置产，连给夫人买的衣料也是粗布而省俭下的啊！
　　董振堂放弃国民党的高官厚禄，不贪恋唾手可得的富贵荣华，却选择了一条“吃苦受累”的艰辛之路，不但不领共产党的工资，还“倒贴”着为革命冲锋陷阵。
　　更重要的是，他不单单从形式上的从二十六路军变成了红五军团，国军变成了红军，从旅长变成了军长，国民党变成了共产党，而是从内心深入脱胎换骨，从一个信仰和服从长官的旧军人，成长为以共产主义事业为信仰，以劳苦大众翻身解放做主人奋斗终生的红军高级将领。是信仰的力量，支撑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成为一名“坚决革命的同志。”
　　后来，董振堂亲笔撰写了《宁暴经过》一文，其中有这样一句话：“看清楚了国民党的欺骗、压迫、剥削，认清楚了唯有共产党终能为工农劳苦群众谋解放到底。”这就是董振堂的坚如磐石的革命意志。
　　历史多次表明，从一开始就加入共产党的，或者是共产党创始人的，背信弃义，变节投敌者大有人在，而“半路”或者说“弃暗投明”的共产党员，却能始终如一、忠心耿耿。这就是一个人崇高的革命信仰和坚定革命的信念，董振堂，无疑是这其中最优秀的代表者之一，这才是民族的英雄，中国人的脊梁。
　　加入红军，成为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董振堂，调转枪口跟国民党第一次打仗，是1932年6月底。
　　此时，董振堂己任红五军团总指挥了。
　　他奉命率红五军团，担任阻击广东军阀陈济棠所部的余汉谋带领粤军两个师一个旅进犯赣南苏区，掩护红三军团撤退的任务。
　　到达赣南以后，董振堂并不急于和敌人接触，而是先向当地的老百姓详细了解敌情，然后根据敌人的兵力多寡、武器准备和具体部署，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筹划。决定在敌人必须经过的南雄水口圩附近，利用山形地势，埋设阻击阵地。进犯赣南苏区的敌军大摇大摆朝阵地走来 ，董振堂第一个挥舞大刀冲入敌阵，四千多名红军战士在董振堂的率领下，像猛虎下山，敌人溃不成军，丢下三千多具尸体，狼狈逃窜。
　　时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黄镇（建国后历任驻匈牙利大使、驻马来西亚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驻法国大使、驻美国联络处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第一副部长、文化部部长等职），曾在后来所撰写的《长征前的红五军团》一文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战斗场景：“我红十三军之一部一齐手拿雪亮的马刀，赤着膀子，怒吼着如猛虎一般冲入罗卓英的阵里，横冲直撞，切菜削瓜一样，杀得敌人屁滚尿流，横尸遍野，狼狈逃入赣州城。”
　　董振堂“一战”成名，“二战”打出了威风。
　　赣州之战后不久，董振堂又率部加入南雄水口（今广东省韶关市南雄市水口镇）之战，这是红五军团首次独立作战。
　　此战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一次著名的战役，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场罕见的恶战，战况十分惨烈。粤军第四师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出动兵力一万五千多人，而董振堂的红五军团投入战斗的只有六千多人。激战中，红五军团再次发起冲锋，董振堂甩掉外衣，只穿一件白衬衣，亲自指挥将士产手持大刀，分四路与敌人展开白刃战。随着震耳欲聋的喊杀声，战士们手起刀落，敌人一片片倒下，阵地上尸横遍野，战士们浑身上下血迹斑斑。敌人的一次次进攻，又一次次被击溃。一连战了九天,敌人越打越多，尸横遍野。董振堂感觉不对，情报不是说对方只有四个团吗？怎么这么难打?后来才知道，对方是足足有十个团。也就是说，六千多红军,阻击了一万五千多粤军的进攻和反扑。第十天的决战之日，红五军团从正面，毛泽东亲率红一军团从侧面,向敌人发起总攻,激战一小时,终将敌人击溃。战后统计，这场战役共毙伤敌人三千余人人,仅在红5军团的阵地前,被大刀砍死的敌人尸体就有近千具，但红五军团也付出惨重代价,有的团仅剩下不足百人。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后来在《聂荣臻元帅回忆录》中写道:“水口战役是著名的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
　　但董振堂的威猛和红五军团的勇敢，却在红军和粤军中英名远播。
　　董振堂因立下卓著的战功而荣获“红旗勋章”。
　　该勋章是我党我军历史上最早颁发的而且仅颁发过一次的奖章， 当时仅授予八人。
　　接下来，蒋介石对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在友邻部队的配合下接连取得了黄陂和东陂战役的胜利，歼灭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和十一师等部，击毙五十二师长李明，生俘敌师长陈师骥。嫡系部队接连被歼，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董振堂北弃附逆！”随后他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惟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红军自从有了董振堂，犹如猛虎添了双翼。
　　第一翼：董振堂为红军带来了八部电台和四十多名通信技术人员，使红军的无线电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考察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发展历史，是从红军第一次反“围剿”缴获的“一台半”电台起家的。之所以有“半台”一说，是因为红军战士第一次缴获电台时，不知道这是什么“武器”，把发报机砸坏了，只剩下个收报机，领导得知后大怒，勒令以后不准再乱砸电台。在这一部半电台的基础上，便组建了“新华社”的前身“红中社”。宁都起义后，董振堂一下子带来的这么多电台和专业技术人员，立即就能投入使用，在当时的条件和环境下，这无异于“无价之宝”，使作战命令和“红色声音”隔着千山万水瞬间传达出去，比插着翅膀飞出去还快，当然是“如虎添翼”。
　　第二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一方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开始著名的万里长征。中央决定，善打防御战、阻击战、作风硬朗，由董振堂任总指挥的红五军团担任全军的后卫。担当大部长远征的后卫，为主力部队“殿后”，可不是随便安排的，这关系到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八万六余人的生死存亡。面对全副美式装备“围追堵截”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当然要考虑把最优秀的指挥官和最过硬的部队部署到绝对无后顾之忧的位置。因此，红军里有了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别的当然就不考虑了，按朱德总司令的话说：“老五断后，我放心。”老五，指的就是红五军团。这无疑是红军一支有力的翅膀，带着大军安然无恙地跨过雪山，越过草地，让“万水千山只等闲”。
　　历史证明，董振堂是值得信赖和放心的，他没有喜辜负党中央期望，待1936年6月，红五军团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时，红五军团获得了“铁流后卫”的光荣称号。有党史工作者认为，没有董振堂和这支“铁流后卫”的阻击掩护，红军的长征也许是另外一种结局。


      七
　　
　　然而，长征从开始到结束，以及随后加入“西路军”这两年多来，董振堂从精神到肉体，都经历了巨大的难以言说的摧残和折磨。
　　换成一般人，或许早就倒下了，好在，他是董振堂，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力挽狂澜的勇气和能力。
　　在这里，我们仅选择期间几个重点事件来佐证上述的说法。
　　事件之一：长征前夕，和董振堂一起起义的三位战友赵博生、季振同、黄中岳，居然都死了。由四位原二十六路军重要将军官发动的宁都起义，如今只剩下了董振堂自己了。当然，赵博生是在一年前战斗中牺牲的，这还可以理解，但半年前，季振同、黄中岳，却是被中共中央保卫局逮捕的，说是他们策划武装哗变，企图重返白军。这之中的情况比较复杂，他们手下确实有部分士兵叛逃，但跟曾任总指挥的季振同和十五军军长的黄中岳没有关系。董振堂飞马赶到瑞金，见到了叶剑英、朱德、董必武等人，再三陈述理由，要求中央认真调查，搞清楚情况再说，不要偏听一面之词，要重证据。但他口头的分辩，不能阻止“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屠刀。不久，也就是长征开始前三个多月，季振同、黄中岳被处死（两人直到1979年才被平反并恢复了党籍）了。消息传来，董振堂悲愤不已，不能接受，睡了一天没有吃饭，陷入了极端的痛苦和怅惘之中。如今，曾经肝胆相照，为抗日救国才弃暗投明的四位战友加兄弟，只剩下了他一人，让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和苍凉。
　　事件之二：这还不算，更严峻的考验，很快降临到董振堂自己的身上。国民党为了瓦解红军，故意在苏区散发传单，上面编造了一封董振堂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说是他有意“反水”。董振堂看后淡淡一笑，但内心却引起了巨大的波动。他在想，起义后，红军是不是歧视自己呢，有点不相信自己呢？莫非，自己也会跟季振同和黄中岳一个下场吗？看来，这次难逃中央保卫局的审查了，说不定，自己也会丢掉脑袋，但他很快就打消这种念头。他觉得，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就绝不后悔，要相信党，相信中央，身正不怕影子歪，让他们调查吧。这时，时任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看出了董振堂的不安情绪，安慰他说：“这是敌人的反间计，我已经向周恩来同志作了解释。请你相信党，党是相信你的。”幸好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顶住了这股“邪风”，才使得这位杰出的红军将领没有成为错误肃反的牺牲品。但此时的董振堂，确实比较郁闷，如果情绪失控，有可能酿成严重的后果。
　　事件之三：长征中最惨烈的一仗，是湘江（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全州县境内）之战。董振堂率红五军团殿后，负责掩护大部队渡江后，在桂北的崇山峻岭中被敌军包围。董振堂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连续与敌激战五天五夜。军团下属的第三十四师面对四个师的敌军孤军奋战，全军覆没，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均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被敌人追击身负重伤，被俘后也英勇牺牲。担当长征后卫的红五军团，由两个师一万二千人一下子就减少到一个师不足五千人。历经五个昼夜的仗打下来，七千人突然就没了，董振堂悲痛欲绝，最后撤离时，面对滔滔的江水挥泪如雨。
　　事件之四：半年后的1935年5月，红军主力强渡金沙江时，由于渡船紧缺，每次仅能渡过几百人。为确保大部队全部过江，军委不得不一再命令董振堂的五军团延长撤防日期。从三天三夜，到六天六夜，一直到九天九夜。不足五千人的红五军团，在董振堂指挥下，硬是在石板河打了九天九夜的阻击战，这便是长征历史上著名的“金沙江阻击战”。当然，仗打下来又是伤亡惨重，将士们情绪波动，颇有怨言，但董振堂咬着牙说：“没有军委命令，绝不撤离，就是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 红军主力渡江后，红五军团交替掩护撤离了石板河，顺利渡过金沙江。完成渡江后，他们凿沉了渡江的七条木船，对尾随而来的敌人关上了追击的大门。
　　事件之五：也是在这个月，四渡赤水之后，强渡金沙江之前，中央纵队正以急行军的速度通过贵州境内的一个山口，时逢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的妻子陈慧清分娩，被抬到路边的一个草棚里。因为难产，她疼得在地上打滚，身边没有医护人员，只有几个小战士。而一公里外，董振堂正率将士阻击敌人的进攻，眼看着就顶不住了。这时，董振堂拎着枪跑过来问：“到底还有多少时间，才能把孩子生下来？”这谁知道，所以没人回答他。董振堂怔怔，再次冲上阵地，对将士们锐声喊道：“你们给我顶住，一定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来！”结果，一个又一个战士倒在战场上，硬是死守两个小时，一直等陈慧清把孩子生下来才撤退。事后，有些战士对陈慧清颇有微词，还有点抱怨董振堂，私下议论说，为了一个孩子，让一个团打阻击，还死了不少人，不值得。董振堂听到后大发雷霆，他说：“我们今天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孩子们的明天吗！”
　　事件之六：一个月后，由洛甫（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张国焘取代周恩来出任红军总政委。这时，是“北上”还是“南下”双方发生了分歧，张国焘坚持“南下”，与“北上”的中央红军决裂。于是，一向敬重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的董振堂，开始受到张国焘的排挤和打压。董振堂的红五军团，本来属于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的，而张国焘是第四方面军的领导，不在一个序列，怎么遭受他的打压呢？原来，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毛儿盖会议决定两方面军混编为左、右路军，红五、红九军团划编入左路军。但由于张国焘居心所致，迫使毛泽东率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致使董振堂所部划归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建制，从此开始了悲剧性的历程。几个月后，当董振堂从电台中得知中央红军攻克了腊子口，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之后，便向官兵们传达了这一消息。张国焘得知后极为不满，以“造谣生事，扰乱军心”之名没收了红五军团的电台密码，使红五军团与中央失去联系，一时引起全军将士的愤慨。这时，朱德形同“被软禁”，有人找到董振堂，建议采取“军事行动”抢出总司令，一同北上去找毛泽东。董振堂为慎重其见，找到朱德商量。但朱德以大局出发，劝董振堂说，咱们要以大局为重新，以团结为重。此时，张国焘发现董振堂“不可靠”，开始“改造”红五军团，以种种理由将部下骨干及仅剩的两个团调走，架空董振堂。接着，又调走了原政委李卓然，派他的亲信黄超接任政委，其实是在监视在他看来亲近“亲毛、朱”的董振堂。
　　事件之七：1936年1月，张国焘又将红五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改编，改称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半年后，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会师，即共同北上。十月，红军三大主力方面军在会宁甘肃会师后，标志着长征结束。但此时董振堂和他的红五军，并没有像主力部队那样进行庆贺和休整，喘口气，而是一直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后卫负责警戒、并进行小规模的阻击作战。这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重大决策，决定占领宁夏、甘西，打通与苏联的联络，随即颁布《十月份作战纲领》，并计划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该纲领规定，四方面军主力南进西兰通道地区，以三个军的兵力渡过黄河攻占宁夏。董振堂接到命令后，有此迟疑，依他多年的作战经历和经验，觉得是“冒险行为”，就写了一封信准备电报毛泽东和朱德。当时，他对警卫队长高志中讲述了这封信的主要内容：“这封信主要是我觉得不应该渡河西进。甘肃、青海敌人多是骑兵，他们人熟地形熟，我们的部队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到那边十有八九要失败。”据《军团长董振堂及其身后事》记载：董振堂对派去送信的高志中说： “万一这封信送不到，无论谁活着到陕北，都要把我刚才说的这些话，转告毛主席、朱总司令，或别的中央首长。告诉中央，就说我们不同意渡河，请中央很快发电报把部队调回。”当时，董振堂的心情是极度悲凉的，所以高志中临行时，他又对高志中说：“我过去送你的东西（即今天陈列在军事博物馆里的皮包、手枪、望远镜）你都还带着。以后我们可能还见得上面，也可能见不上面了。要是见不上面，送你的东西就算咱们分别的一个纪念吧。”据高志中回忆，当时董振堂的眼圈儿都红了。这封信，原打算用电报发出去，但因电台被军政委黄超控制，怕黄超向张国焘告他“怕死”，就只好让高志中火速去送。这样就耽误了时间，等高志中回到原部队驻地靖远县时，董振堂和红五军已被强令渡过黄河七天了……
　　事件之八：凡是受命渡过黄河的红军，被中共中央电令称为"西路军"，这样，“西路军”的称谓就诞生了，并非特意命名或正规的番号。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下辖三个军，共计二万一千八百余人。其中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辖二个师四个团。红五军共计四千余人，占西路军总人数的五分之一，枪一千余支，平均每枪五发子弹。董振堂率部随西路军作战，攻下山丹后，西路军进至凉州至永昌一线休整。1936年11月下旬，马家军开始大举进攻西路军，双方连续激战，西路军损失惨重，兵力减至一万五千余人。12月底，西路军再次西进，在撤离永昌、山丹后，董振堂的红五军就担负着为西路军开路的任务，他们将部队分三路纵队，沿祁连山西行，向甘州、肃州挺进。12月30日，红五军拿下了临泽县城。由于是突然袭击，临泽守军仓皇迎战，最终难敌红军攻势，县城被攻破，守敌被全歼。拿下临泽后，盘踞在五十公里外高台城的敌守军会很快得知消息以加强防御。为此，红五军必须抢在他们得知消息开始部署之前，采取突然袭击的行动迅速拿下高台。在临泽城的指挥部里，董振堂安排侦察兵，了解敌人的设防和高台城内的敌情，准备粮食草料和攻城战斗用的云梯等，大战一触即发……
　　但身经百战的董振堂，此时并没有想到，“高台之战”会是他戎马一生里的最后一战。
　　在千难万险的长征路上，担任“后围”的董振堂，面对重兵围堵和步步紧逼，踅着圈儿迂回穿插，是长征行程中走路最多，受命三次“拉锯般”掩护所有大军翻过白雪皑皑的夹金山，才最后到达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的一支部队，当时仅剩下了四千来人。
　　而且，还要经受有可能比战争还残酷的政治斗争和精神折磨。
　　谁说只有战争的硝烟，无数战友壮烈牺牲的悲怆？孰不知，还有无法不被卷入路线之争和挥之不去的政治迷雾，以及无处可倾诉的委屈啊！
　　但在灵与肉的挣扎，血与火的洗礼中，董振堂没有倒下，以他那高超的军事才能，顽强的战斗作风，忍辱负重的宽广胸怀和大局意识，都顽强而勇敢地挺过来了。
　　最终，他从“生死线”上，把这些大多来自“西北军”辗转沙场拼杀了大半个中国成为“西路军”的将士，带到了高台城。
　　在这里，他没能躲过最后一战，也许，这就是宿命。


       八
　　
　　历史定格在高台。
　　高台，当时就是一座县城，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隶属甘肃省第七行政督察区。高台地处甘肃河西走廊中部，黑河中游下段，是古丝绸之路和新欧亚大陆桥的咽喉要道和西进新疆、北入蒙古的战略要冲，自古被称为“河西锁钥、五郡咽喉”。高台城南，是海拔五千米的祁连山脉，常年积雪，白茫茫一片，城北，是荒无人烟的大漠，黄沙漫漫，满目苍凉。
　　这里是西路军自东向西必须打通的最后一座城池，不然，大军“西进”无法继续。
　　长征时，后边有追兵，董振堂负责“殿后”，掩护大部队前进，现在西征，前面有敌人的关卡，董振堂又担任了西路军大部队的开路“先锋”，都是直接与对手短兵相接。可见，董振堂多么荣幸，他的战斗任务，一直都是在打着最“光荣”的恶仗和硬仗。
　　其实，董振堂率部攻打并一举占领、或者说“解放”了高台城，并没费多大劲儿，仗打得不恶也不硬，甚至没有伤亡，顺利得让大家有点儿意外。
　　因为把守县城的主要是不足千人的县民团，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哪抵挡住董振堂率领三千余人骁勇的红军，突然兵临城下发起的猛攻？
　　县长马鹤年及县民团、保安团守敌被打得只有招架之势，没有还手之力，只好打开城门缴械投降，其中有三百民团被收编组建为“抗日义勇军”。
　　董振堂非常高兴，对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说：“下面，有一件事必须赶快做，你要多费心，那就是粮食问题。部队再往西进，就是沙漠了，人烟稀少，而且路途遥远。临泽和高台这里，经济条件较好，物资丰富，粮食充足，你要广泛发动群众，做好宣传工作，尽可能多筹措粮食，为大部队继续西进做好充分的准备。”
　　“好，我马上去办。”杨克明继而问，“我们能在这里待多久？”
　　董振堂想了想说：“总指挥部认为，在敌人没有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这里暂时进行休整，做好西进的各种准备，尽可能地做到万无一失。如果敌人大举来犯，我们就难以抵抗，或者说抵抗难度很大，可能就要立即撤离。因此，上边并没有明确的指示，我们在这里等等再说吧。”
　　杨克明点点头：“好，那我按你的指示，尽快多筹备粮食和其他物资。”
　　这时，董振堂问：“那些投降的民团，编成了义勇军，是怎产管理的？”
　　杨克明说：“把他们混编了，从参谋部，供应部抽出领导在那里任职，班以上干部都是我们的战士。”
　　董振堂有点忧虑地说：“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人都是马家军的走狗，别看现在老实得服服帖帖，但不保以后会不会反水，所以要叮嘱我们的人，看紧点。”
　　“好，我再组织他们开个会，强调一下你的指示。”杨克明说完要走，但又转过了身问，“军长，政委什么时候过来，还有那部电台，能不能带过来？我们这儿连部电台都没有，不能与总部联系，太不方便了。”
　　董振堂说：“黄超政委暂时过不来，由他在临泽那里跟总部联系，比我们更需要电台。如果有情况或者总部有命令，他会及时派人送来。”
　　“真是霸道，连电台也抢占着不放。”杨克明独自嘀咕一声，颇着眉头走了。
　　这次攻打并占领高台，并非西路军中红五军的全部，而是其中的一部分。在临泽决定攻打高台时，董振堂和黄超商定的军事部署，是将四千余人的红五军分成两路：一路由军长董振堂率领红三十九团、红四十五团、特务团四个连、骑兵团两个连及军部直属队三千余人偷袭高台；另一路则由政委黄超带领三十七团、四十三团及其他直属单位留守临泽，约有一千多人，任务是筹备粮草，为西路军总部及后续部队西进做准备。其中，留守临泽的部队大多住在城外几里处的村庄里，留在县城内的人并不多。因为，此时，西路军总指挥部的一些直属机关，比如总供应部的后勤、辎重、修械、总卫生部医院等，已经驻扎到临泽城里。董振堂之所以留下政委黄超和一部分将士，就是负责他们的安全。
　　黄超要求把军部唯一的一部电台留下，理由是：“总部一些机关已经在这里了，需要及时向总部汇报并听取总部首长的指示。”
　　电台，难道有比在一线作战的“留守”更重要吗？
　　但董振堂以大局为重，尤其是黄超将总指挥部“抬”了出来，就不便再说什么。
　　也许，正是没有了电台，董振堂和他的三千将士，在高台城活生生变成了“聋子”，与外部消息隔绝，最后只得“困兽犹斗”。
　　在占领高台迅速“筹粮”的一周后，也就是1937年1月7日，中央突然来电，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临泽、高台一带继续消灭敌人，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创建革命根据地。
　　当然，电令是黄超派人从临泽送来的。
　　董振堂接到指令大惑不解，作为一名多年来南征北战的职业将领，他深深感到，在荒凉的大西北，在反动军阀马步芳多年统治的地盘里，在我党我军没有任何社会根基和群众基础的情况下，建立根据地，无异于在盐碱地里种庄稼，费力不讨好啊！再说，这里气候寒冷，到了零下三十多度，战士们都还穿着单衣，打一仗，攻下一座城穿过去还行，但在这里扎下营盘长期固守，可是犯了兵家大忌啊！本来，对于西路军的组建并过黄河西进，他都一直想不通，心存疑虑，现在又要在“狼窝”里支帐篷……
　　但是，董振堂一如既往，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是他一贯的禀性，也似乎是他的无奈。
　　有将士纷纷议论，说这是一道“瞎指挥”的命令。
　　董振堂召开连以上军事会议，拍着桌子道：“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
　　有人问：“我们什么时候能撤？”
　　“赶制的棉服，很快会下发，没有命令，就准备在这里过冬……”
　　中央军委命令西路军停止西进的原因，是后来才知道的。
　　原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回到南京，立即扣押了张学良，并调集四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在这种异常紧张的局势下，中央需要西路军待机东返，策应陕北，所以才命令他们原地待命的同时，在这一带创建革命根据地。
　　于是，董振堂带领红五军在这里建立了苏维埃高台政府。将士们冒着严寒，身穿单衣为群众挑水、劈柴、扫地。医务人员积极为病人治疗疾病，很快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组织召集城区工商界人士和有钱户进行座谈，动员他们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支援红军。很快，还在这里招收了一批贫苦青年参加了红军，壮大了部队的实力。
　　然而，时任青海省政府代主席，西北“剿匪”第一路军第五纵队司令的马步芳，可不愿意让董振堂和他的红五军在这里安营扎寨“过冬”。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马步芳调集正规军两万余人，加上二十多个民团的三万多人，共计六万余人，已经在三天就开始行动了，并悄悄从各个方向朝这里集结，对高台形成了包围之势。
　　虽然没有完全掌握“马家军”的全部动向和意图，但一些迹象表明，城外有敌人的骑兵在频繁活动，侦察员将情况及时报告给了董振堂。
　　董振堂命令抓紧时间构筑工事，挖枪眼，加强防御，做好坚守高台的准备。同时，在没有电台，与外界联系基本隔绝的情况下，还令人分批化装出城，向总部报告情况。但遗憾的是，几批人出去后就再也没了音信，可能是被敌人截获了。董振堂除了在城内防御上部署兵力之外，还在城外的两个制高点上部署了兵力，他们派出一些人占据并守卫高台城西和东关外的两座小庙。这两座小庙，曾经被高台城的守敌加固成两个堡垒，防御能力较强。
　　事后得知，敌人的“夺城”计划，是很周密的。他们将主力集中在城西，阻止西路军继续西进；其余分布在城东和城南，企图切断董振堂这支部队与留在临泽黄超部等地红军的联系，使董振堂部孤立无援，从而夺取高台，再拿下临泽，分割包围，各个击破。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破占领了高台城，马步芳则要以雷霆万钧之力夺回。
　　而这一切，董振堂此刻并不清楚。
　　更不知道，包围他的敌人，除部署在外围控制增援高台的红军之外，直接进攻高台的，是两万余人的精锐部队。
　　三千对两万，这仗怎么打？再加，据资料披露，当时驻守高台的将士，每枪只有十几发子弹，一挺轻机枪才一百发子弹。
　　这是一场没有悬念，注定失败的战役。
　　不单单是董振堂，世上任何伟大的英雄人物，也不能阻止这场悲惨的发生。
　　但是，“了不起”的董振堂，硬是在这场注定失败没有悬念的大战中，打出了威风和奇迹。
　　几天后，大战正式打响。
　　据史料记载：“1937年1月9日，敌马步芳、马步青部五个骑兵旅、二个步兵旅、炮兵团和民团共两万余人，在马元海率领下蜂拥而来，将西路军分割包围，敌人集中兵力进攻高台城。12日，敌人以四个旅另三个团和民团一部，配以飞机、大炮，围攻高台。”
　　在争夺西城外一个制高点时，三十九团一个加强排不足二百名战士，硬是顶住了敌人的数次进攻，打死打伤敌人一千余人，将敌人挡在碉堡外接近一周的时间，这难道不是奇迹吗？
　　子弹打光了，缴获的子弹因枪的制式不同无法使用，炸药和手榴弹也用完了，董振堂组织当地的工匠师傅，开始赶制和搜集一些冷兵器，比如大刀、梭镖、铁叉、铁棒、木棒等。有的战士用水桶装上水，冻结成冰砖后当作武器与敌人进行战斗，最后连砖头瓦块也用上了。在这各种极端的情况下，红五军以“没有办法的办法”，打死打伤了数千敌人，难道不是奇迹吗？
　　从1月9日敌人大举攻城开始，到1月18日“沦陷”，期间已经减员了三分之二，不足千人的红五军，居然打退了多于数倍敌人的几十次冲锋，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坚守了九天，真可谓艰苦卓绝，喋血之战，这难道不是奇迹吗？
　　两处制高点失守后，高台失去屏障，而敌人的增援还在源源不断地在城下发起更加猛烈的冲击。
　　面对严峻而残酷的战局，董振堂望着依然斗志旺盛的将士，百感交集，不由仰天长叹。他深深感到，外无救兵，内无枪弹，孤城危在旦夕，再硬拼死守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为保存实力，他决定组织突围。
　　第二天，董振堂离开指挥部，亲自勘察突围地点，最后选择在北关大佛寺附近的城墙处掏挖地洞，抽出一部分战士昼夜施工，并且在快要掘进到城墙边儿时，命令停止作业。然后将所有洞口用柴草遮蔽起来，待万不得已时从这里撤出。
　　可见，在关键时刻，董振堂是冷静的，智慧的。
　　董振堂不是为了自己不死，是为了更多的红五军将士能活下来。
　　如果按照这个“穿洞出城突围”的“谋划”实施，十有八九能够成功，血战高台的红五军就不会“全军覆没”。
　　然而，就在准备突围之际，驻守临泽的政委黄超派人送来一封信。大意是：高台是打通国际路线的重要据点，总部命令不许撤退，不许突围，一定要坚守，否则以军法论处。
　　这封信，不早不晚，正是在准备当天突围时的凌晨送到，是不是黄超已经知道董振堂要组织突围，特意来制止呢？因为，临泽距高台仅五十公里，而董振堂为突围做准备开挖地洞，三天前就开始了，一定是被他得知了，所以才来了这么一封信。另外，这封信是以总部的名义下达的，但西路军总部发出过这道命令吗？是不是黄超“假借”总部的名义？据后来查阅这期间总部的所有电报命令纪录，并没有发现有这样的电文。因此，这个命令董振堂“一定要坚守”的“通知”，成为造成董振堂所率红五军在高台“全军覆没”的因素之一。
　　不管是黄超的个人命令（当时军政委有最后的决策权），还是总指挥部的命令，董振堂在稍作迟疑之后，还是坚持执行了，这是他在战场上始终如一的高贵品质。
　　半个小时后，董振堂在东城的天主教堂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战斗部署，最后的命令是一句话：“坚决守住高台，誓与高台共存亡。”
　　放弃突围，守城继续。
　　1月17晚，敌军趁夜色和山炮的火力掩护，疯狂向城墙扑来。守城的将士再次击退敌人的进攻，高台城依然固若金汤。
　　1月18日拂晓，敌人的攻城更加猛烈。由于没了弹药，守城的将士使用石头、土砖将云梯上的敌人打砸下去。此时，守城将士已多数阵亡，机关干部、炊事员、马夫等全部投入战斗。一些身负重伤的战士或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或抱着敌人滚下城墙，场面极为惨烈。
　　1月20日清晨，敌人倾其全部再次向城墙冲来，守城的战士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正值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原来董振堂曾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被收编的三百名民团“义勇军”突然哗变了。他们打开城门，策应敌人扑进了城内，形成了内外夹击之势，红五军即刻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凶悍的“马家军”蜂拥般破城而入，疯狂奔袭我军坚守的城墙和巷道。
　　防御全面崩溃，高台彻底沦陷。
　　在敌众我寡，力量极其悬殊的惨烈战场上，董振堂又率领将士们浴血巷战了十多个小时，直到最后一个人倒下……
　　守城的红五军将士，除极个别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逃出，其余全部壮烈牺牲，其中有：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参谋长刘培基等几十名团以上将官。
　　鲜血染红了高台城，山河为之哽咽。
　　
      九
　　
　　关于董振堂之死，至今有多种不同的说法。
　　马家军占领高台后，步骑总指挥马元海给马步芳发了一个急电：“高台匪全部消灭，匪军长董振堂和政委陈等阵亡。”马步芳据这个电报上报蒋介石、何应钦和朱绍良（当时任甘肃省主席兼甘肃绥靖公署主任）。当时的《青海日报》，也据此于一日之内发了三个号外。
　　电报中未用“击毙”的字样而用“阵亡”的中性词汇，颇耐人寻味。
　　据幸存者后来讲述，董振堂之死大概有四种情况：
　　一、董振堂从东门城墙跳下后便中弹牺牲。
　　二、董振堂从城墙上跳下后又往前走了几十米才中弹牺牲。
　　三、董振堂左右开枪，打到最后一颗子弹时左腿负伤遂持枪自尽。
　　四、刘秉荣所著《西路军魂》（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记载：“董振堂在东门城墙上与敌激战，一粒子弹打穿了他的腿，他身子一晃，从城上跌下，又摔伤了腰。他爬起来半跪着，举起手枪向马家军射击。左手手枪打完了，他右手拿起手枪，将最后一粒子弹，射进了自己的胸膛。”
　　综上所述，前两种说法均难以成立。
　　因为当时军政委黄超传来了命令：不许撤退，不许突围，一定要坚守，否则以军法论处。当时，董振堂也向部下发出了命令：“誓与高台共存亡！”因此，他不可能自己单独跳墙突围，带头“逃跑”。
　　“往前走了几十米。”更不符合实际情况，当时马家军蜂拥入城，充斥街巷，岂能迎着敌人打开的子弹走出几十米？
　　第三种说法也难以成立，如果是在城上负伤，身边还有战士，并不影响他换枪继续射击，不到弹尽，依董振堂的性格绝不会自戕。
　　唯有第四种说法，比较可信，也符合董振堂刚烈坚毅的个性。另外，从马家军上报使用“阵亡”一词的电文中，可见董振堂不是被击毙的。也就是说，他不是中弹牺牲的。
　　实际情况可能是，董振堂从城墙上中弹坠下，腿和腰部受伤，无法行走，又弹尽，才会举枪自尽，誓不被俘受辱。
　　当时的情景，似乎是这样的——
　　在激烈而惨烈的巷战中，当董振堂冲到城东南角时，他身边的两名警卫员在枪声中倒下了。突然，又一排子弹打来，董振堂左腿中弹受伤，鲜血顿时涌了出来。此刻，有几名警卫战士从后面跑过来接应他，于是，他双手持枪，瘸着腿和警卫们将敌人打退，不料又有三名警卫战士中弹身亡，身边只剩下了两名。于是，董振堂和他们两人跳下城墙，结果腰部又受重伤。他们爬行了数十米，敌人越来越近，他们与敌人进行对射，一位警卫又壮烈牺牲了。这时，董振堂命令身边仅有的一名警卫战士赶快离开，由自己做掩护。这位警卫员不肯，执意同他一起走。
　　董振堂喘着气对他说：“我已身负重伤，腰也摔坏，走不动了。你快撤，多活一个出去，就能多留一颗革命的种子……”
　　“军长，我背着你走。”
　　这时，敌人从后面追过来，越来越近了，能听见他们的喊叫声：“前面是董振堂，捉活的，有重赏！”
　　警卫员打个寒噤，上前要背董振堂、
　　董振堂用力推他一把，冲他叫道：“我命令你，快……快朝我开枪，不能让敌人把我俘虏了！”
　　警卫员踉跄几步，再转身，看见董振堂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胸膛。
　　这是他左轮手枪里仅剩下的最后一颗子弹。
　　“砰！”枪响了，董振堂倒下了……
　　射向自己的最后一颗子弹，是一颗“坚决革命”、大义凛然的子弹；也是一颗永葆军人气节，视死如归的子弹；更是一颗矢志不渝，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忠心耿耿的子弹。
　　一颗小小的子弹，似乎超越了它原本的物质属性，已经嬗变成了董振堂心灵深处的精神图腾：象征着一颗为革命为祖国解放事业终生奋斗的决绝之心。
　　据高台战役中红五军的幸存者、老红军、老将军孙毅讲述:在战斗的最后时刻，董振堂已身负重伤，为了不当俘虏，他命令警卫员开枪打死他，警卫员死也不肯，他便掏出手枪自杀了。他的头颅被敌人割下来，先是挂在城头上示众，后来又送到蒋介石那儿。剩下的同志被敌人集体屠杀了，最小的才9岁。
　　董振堂牺牲后，被马家军骑兵旅长马彪认出，他惨无人道地割下董振堂的头颅悬在高台城门“示众”，最后又将“首级”运往南京。同被斩首的还有政治部主任杨克明。马步芳的堂弟马英，是当年杀害红军官兵的刽子手之一，后被人民政府逮捕。1978年8月4日，他在狱中交代：“董振堂的头是刘呈德送来的，用酒精泡着，我亲眼见的。”（见《西路军魂》第288页）据当时马步青驻扎在武威新城（今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金羊镇）骑五师的河西医院院长张琪回忆：董振堂等烈士的首级在高台示众后送到河西医院，用烧酒制作的酒精泡在白铁皮桶子里，在河西医院放了两三个月后，送到西宁交给了马步芳，后可能被他送往南京邀功请赏。
　　董振堂的同学、战友何基沣，在南京解放后，任解放军第三十四军长兼南京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驻守南京时，一直在雨花台一带寻找董振堂的头颅。据何基沣的儿子何瑗说：“我父亲和董振堂是保定军校同学，入党很大程度就是受他影响。董振堂在甘肃牺牲后，头被国民党砍下送到南京。解放时听说敌人从南京逃跑时扔在雨花台的一条沟里，但我父亲多方查访，却始终没有找到。”
　　解放后，中共中央电令高台县人民政府寻找董振堂的遗骸，但在城里城外经过梳蓖头般调查、走访和寻觅，最后终无所获。
　　一些西路军历史研究者认为，董振堂在高台的牺牲和红五军主力的几乎全军覆灭，除归咎于政委黄超“霸占”了全军唯一的一部电台，使“困守高台”的将士无法上报自身处境和请求支援之外，更令人愤慨的，是董振堂决定突围前，黄超突然送来的那封让他“不许突围，一定要坚守”的信，怀疑此信是黄超冒充“总部命令”而做出的个人“决定”。
　　那么，黄超是不是在“假传圣旨”，借马家军之手“杀”了董振堂和“死守”在这里的红五军？并无真凭实据，是一桩永远不可能解开的历史悬案。
　　但不可否认的事实，黄超和董振堂这两个红五军的“党政一把手”一向“不和”。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大家公认，黄超是张国涛的“亲信”，曾任他的秘书。董振堂后来虽在张国涛手下，但一直拥戴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张国涛把黄超派到红五军当政委，就是为了“节制”董振堂，因此两人因政治立场不同，一直存在隔阂。黄超处处给董振堂“使绊”，好在董振堂正直、大气、大度，有容人之量，以团结为重。这次趁董振堂陷入“高台危机”之时，除去“异己”，也不是绝对有没可能。毕竟，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在任何年代任何背景下都有居心叵测之人。
　　现在，考察这封信的真实“用意”已没有意义，也不可能说得清楚，永远没有真相，但还有一件事实，却是千真万确，那就是，做为军政委，他“见死不救”在高台被围困的军长董振堂和红五军最后剩下的这近千名将士。
　　高台被围之后，距离最近的友军，是“留守”驻扎在临泽城南的红五军三十七、四十三两个团。这是临泽附近仅有的主力部队，有两千来人，相当于两个大营。据时任红三十七团团长的饶子健回忆：当时，他们从西方远处传来的枪炮声中判断，高台那里肯定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但却不知具体战况，而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正是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他当时既未派人侦察联络，也没有派兵前去驰援的意思。
　　也许，这时候驻守在临泽的黄超和那一部分红五军，事先被敌人拦住了出路，以防止他去高台增援，使其不能出兵。但是，黄超应该知道董振堂被包围，当时总应该“派人侦察联络”一下，看看怎么回事吧。如果真是也已经被敌人包围出不来，而那一封让董振堂“坚守高台”的信件为什么能“穿过封锁线”如期到达。看来，不是不能为之，而是不愿意为之。看来，给黄超扣一顶“见死不救”的帽子，并不冤枉。
　　军长董振堂血洒沙场，军政委黄超却活得安然。
　　黄超虽在“西路军蒙难”中幸免，但一年后到达新疆后，被从苏联回国，在苏联扶持下进入中央政治局并任书记的王明，以他是“托派”为由下令处决了，也没落得好的下场。
　　其实，在董振堂和红五军将士们“血战高台”的最后时刻，西路军总指挥部破译了一则敌人的电讯，才得知敌人集结重兵猛攻高台县城，董振堂和红五军极其危急，便立即采取了“解救”行动，于1月19日凌晨5时许将增援集结完毕。
　　但遗憾的是，前去支援的西路军骑兵师和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一部行至高台东南的小海子滩附近时，遭遇到敌马步鉴团、马禄旅一部和西宁鲁沙尔民团截击。激战中，骑兵师师长董彦俊、政委秦贤道等二百余人英勇牺牲，八十九师部队也有许多人伤亡。
　　这场仗打了一天又一夜，第二天，高台已经失陷……
　　寒风凛冽，黄沙漫漫，大地肃杀。
　　这年的隆冬，高台一带冷得出奇。被寒风抽干的树枝，在一层层往下掉落，一些栖息于枝丫上搭窝过冬的老鸦，也大都冻死了。枯萎的草，似是田野的一片片癞癣，大地上有不少裂成一拃宽的大口子。远处的祁连山，白雪在褐色的岩石间成片点缀，泛出刺眼的光芒，像是在高高的天边绽放着洁白的花海。
　　疾风在刺骨的空气里哽咽，枯树在城头或村边无助般默哀，大地在蛮荒和苍茫中哭泣，群山以肃穆的静立悼念。大自然和万物，都在以不同方式祭奠这位英俊威武，正值风华正茂便把注满激情和豪迈的血肉之躯献给了高台的这个冬天。
　　冬天，值得永远铭记的冬天。
　　在董振堂短暂的四十二个年轮里，他所经历的大事件和在人生重要转折之时，似乎在冥冥之中，都与冬天有着不可言说的谶语：出生于1895年12月21日；宁都起义是1931年12月14日，牺牲在1937年1月20日。这些重大的节点里，董振堂都犹如残酷隆冬里的一簇热烈的火焰，在光芒四射燃烧自己的同时，也照亮和激昂着后人……
　　在大西北这个悲哀的冬天，不单单是董振堂的牺牲值得追忆和铭记。
　　总计二万一千八百人的西路军，为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宁夏战役计划》，进入宁夏后，战死七千多人，被俘九千多人，五千六百多人被残酷杀害……
　　湘江之战、西路军蒙难、皖南事变,被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三大悲剧，董振堂亲历了湘江之战，并成为“西路军蒙难”之重大一役中的悲剧英雄……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董振堂不怕牺牲，也从不畏惧死亡，正如有一处二战老兵的纪念碑上写着的一句话:“我们不怕阵亡，我们怕被遗忘。”
　　尤其是，我们不能遗忘中国近代战争史上，这位独一无二的英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共产党员董振堂。




作者简介

贾兴安,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现任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已发表文学作品650余万字,出版文学专著16部,作品多次获奖、转载或被改编为电影、电视连续剧。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欲草》《黄土青天》《红妹蓝妹》《县长门》《庄园秘史》《啊,父老乡亲》《风中的旗帜》,散文随笔集和长篇报告文学《村庄里的事物》
《乡村,颠覆的记忆》《万物的表情》《周恩来与邢台大地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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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得很感人！问好贾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