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歆耕：重新认识蔡京和在北宋晚期的“蔡京新政”

赵日超

    蔡京是中国历史上罕见而奇特的人物，曾在北宋晚期四任宰相，长达１8年有余，是一位对北宋晚期政治经济艺术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重臣，但因“靖康之难”饱受责难与唾骂，明代宰相张居正更是在其著《帝鉴图说》中，将蔡京斥为“六贼”之首。蔡京同时也是一位中国艺术史上公认的书法大家，启功先生在论书绝句中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书法成就“蹑晋踪唐傲宋贤”。如何评价蔡京在北宋晚期继王安石后推行的“蔡京新政”，也是一道有待深入研究的学术难题。

     长期以来，蔡京以“奸臣”这一标签化、脸谱化的形象，存在于各种历史读物中。本著作者博览史书，钩沉探幽，披沙拣金，充分吸收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将蔡京置于复杂而阔大的历史风云变幻语境中，以力透纸背的犀利思考、具象有趣的叙事笔墨，力图客观精微呈现北宋晚期皇权更迭、朋党之争的复杂的政治生态，以及蔡京其人丰富多元的人格元素，透析其多向度、多侧面的精神图谱，还历史人物本来面貌，给今人以更多镜鉴与思考。



重新认识蔡京和在北宋晚期的“蔡京新政”
文 ／ 陈歆耕

     大宋王朝在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上，实在是一个让人品味不尽的王朝；是一个可以从无数不同向度审视的王朝；是产生“溪上青山三百叠”般巨公名贤的王朝，也是滋生一大把遗臭万年的巨奸小丑的王朝；士人精神极度张扬的大纛与滴答着污水的抹布，不协和地缠绕在这个王朝的殿柱上；没有哪个王朝像宋王朝拥有星河般璀璨的诗文大家，也没有哪个王朝像宋王朝让人感到特别地“窝心”“糟心”“痛心”……

      这个王朝的特殊性在于，为后人提供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巨大阐释空间。

      说“宋王朝之后再无宋王朝”，此言无毛病。但这是一个中性的说法，不含褒贬。至少对于我。

     宋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使得出版传播出现了与以往相比质的飞跃，这种“飞跃”的革命性变化，并不亚于今天从传统纸质出版向互联网技术的“飞跃”。印刷传播的便捷，使得从这个王朝开始，文人书写留存的文字变得丰富、多元、芜杂起来，给后人研究这个王朝的人物和事件，提供了大量史料；也笼罩了许许多多遮蔽真相的迷雾。有宫廷主修的正史，也有民间文人记载各种亲历和传闻的野史。据学者考证，苏东坡可能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出版个人诗集的诗人。

     要论文化之兴盛，能与大宋王朝并列的，此前只有诸子百家是另一座高峰，此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又一座高峰。虽如此，历史学家们也不认为大宋王朝的文化繁荣与欧洲文艺复兴可以等而言之。因两者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不同。更重要的是，两宋文人并无整体性的文化创造自觉。他们的主要兴趣点还在从政，文和艺皆为“政”之余（小道）。宋王朝长期宽“文”抑“武”的治国氛围，使得大多文人误以为应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谁知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理想常常化作一缕青烟。宋代文人就在这样一种志不得伸、情不能扬的坎坷、跌宕的命运中，将文化创造作为情感密集宣泄的最佳喷发口。一座座耸入云霄的文化高峰，由此在集体无意识中得以矗立。

     那些写于困厄、磨难乃至绝望中的精美绝伦的诗文，犹如冰雪中绽放的花朵。读宋词，常常让我联想到川藏边境铺满山坡的雪梨花。迎风颤悠的柔嫩花瓣上托着雪粒。当然，也常让我联想到铁匠铺里，经过烈火冶炼的铁段，在重锤敲击下喷溅的火星。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此之谓也！

     近年来书写这个王朝的文字，似呈一种“井喷”现象，虚构和非虚构、普及性的通俗叙事和精英研究成果，皆可堆积如山，这给新的书写带来了便利，也制造了障碍。仅仅从研究的角度审视，胡编乱造、误判臆断的不靠谱文字与严谨考证、有一说一的诚实书写并存，常常需要我们花费很多精力去辨识。为此不知浪费了我几许银子，很多书籍买来后，随手翻几页，便发现毫无阅读和参照价值，便只得弃之一侧，作垃圾清理。

      新的书写者，还面临一重难度，那就是某些充满诱惑的书写对象或事件已经被他人反复“嚼”过多遍，诸如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柳永、李清照、辛弃疾、文天祥等等，都可以搜罗到多种版本的传记。当然，真正专业、权威，能够经受时光淘洗的精品也还是匮乏。即便如苏东坡传，前有林语堂的版本，继有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近有当代学者所写的多种著述，各有优长，也各有明显瑕疵和局限，一部理想的苏东坡传记，仍在期待中……

      尽管就拥有史料的丰富、全面而言，笔者也曾有过写一部苏传的冲动，但三思而后放弃。因为苏东坡的那点事，已经被无数写作者嚼烂了。我明白，要找到一片未开垦过的“处女地”，才能多少遮掩笔力的不足。

      近几年，在阅览宋史史料时，将断断续续迸发出的感受，整理成短篇文字，汇集在《何谈风雅》随笔集中。接下来，在反复斟酌后，决定选择在北宋末期有过轰轰烈烈表演史，名噪一时的人物蔡京，作为笔者聚焦的对象。这位被很多宋史写作者忽略的特殊人物，如海水中的礁石，一次次地在我心中激发出为之画像的冲动。对于为何要选择蔡京作为书写、解剖对象，笔者在序言中已有简略表述。

      说到蔡京，稍通历史者都会说，他不是早已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几乎被人们唾沫淹没的“巨奸”吗？不但是“巨奸”，还是“六贼”之首。明代宰相张居正曾为小皇帝编著了一部通俗有趣、文图搭配的教科书，名曰：《帝鉴图说》。书中分两部分，上部为“圣哲芳规”，下部为“狂愚覆辙”，从史料记载中引入两种相反的典型案例，共117例。前者皆是可作楷模效仿的正面案例，后者则是要作前车之鉴的反面案例。下部的最后一则故事：“任用六贼”，说的主要就是蔡京如何做“贼”，其文字引录自《宋史》。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将小说人物形象归为两类：一类为“扁平人物”，特征鲜明，容易辨识；一类为“圆形人物”，性格多元，难以辨识。本著不是小说，蔡京也不是小说人物，他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这一个”。那么，借用福斯特的分类法，蔡京属于前者，还是属于后者呢？

     在我看来，他是两者的复合体。其特征，简单到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其复杂，即使写一部书也未必能描述清楚。因此，我不敢说这部《蔡京沉浮》，已经完整呈现出蔡京其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了。


蔡京 像

      写《蔡京沉浮》时，笔者时时会联想到斯蒂芬·茨威格的那部《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早年曾读过这本书和他的另一部也很有影响的历史非虚构作品集《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肖像》描述的是一位18～19世纪活跃在法国政坛的极富争议的政要约瑟夫·富歇。

      但选择以蔡京仕宦沉浮为线索，同时呈现北宋晚期的政治生态，以此来写一本书，却并非因为茨威格作品的触发，而是近几年持续阅览宋代相关史料书籍时，倏然从脑屏上迸发出来的。觉得蔡京这个人太耐人咀嚼了，而至今却未有描述此人形象的翔实的非虚构文本，未免让人慨然长叹。在搜集史料中，虽然发现了几种若干年前出版的关于蔡京的文本，但翻阅过后均让我大失所望。其小说化、脸谱化、简单化的手法，使得这类文本既无纯粹小说叙事的张力和语言的质感，又无史实的严谨可靠——游走在非驴非马的虚构与非虚构灰色地带，这恰是我所不喜欢的。

     既然搜寻不到理想的文本，也为我的书写增强了一点信心。

     蔡京这个历史人物，显然不是当下写作高人所感兴趣的——他不是可以成为时代楷模的巨公伟人。大多写家不屑于为一个似乎已被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争议人物来描绘一幅肖像。偏偏此人，具有古今无可取代的认识价值、文学研究价值，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从他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在你的细胞中，很难清除他所遗传的基因。这与你出生的家族、地域、时代环境无涉，而与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土壤有关。

     蔡京其人，正与茨威格笔下的约瑟夫·富歇，有着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茨威格在《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中这样描述：“约瑟夫·富歇，当时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也是历史上最为奇特的人物之一；同时代人对他缺乏好感，后世对他更欠公允。”各路党派以及历史学家，只要一提到他的名字，即将仇恨宣泄至笔端：“天生的叛徒，卑鄙的阴谋家，油滑的爬行动物，卖主求荣的能手，无耻下流的探子，道德沦丧的小丑……”却几乎无人对他的人格作认真的考察。茨威格称：“纯粹出于对心灵科学的兴趣，我非常突然地写起约瑟夫·富歇的故事来，作为对权术家生物学的一份贡献。权术家是我们生存的世界里尚未完全研究透彻的极端危险的精神族类……”

     将蔡京与富歇做简单类比，显然忽略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中国的史学家和文人总是喜欢将人物标签化、脸谱化，诸如非“忠”即“奸”、非“君子”即“小人”。其实在历史的长廊中，多少声名显赫的人物，都无法像楚河汉界那样将两者分得那么清晰。蔡京的复杂性在于他既“奸”又“雄”。我是将“奸”和“雄”作为两个独立的词来理解的。他能将“奸”体现到极致，超越普通之“奸”；也能将“雄”挥洒到极致，超越寻常之“雄”。这个“雄”也可以做双重解读：既有“奸之极”之意，也有“雄豪”之意。他的“奸”或许只是加速了一个王朝的覆灭。在岁月的长河中，其为害之烈很短暂；他的“雄”也许泽被后人，绵延不绝，至今我们还在享用他的智慧和创造。诸如他建居养院（供孤寡贫病者养老）、安济坊（医疗诊所）、漏泽园（穷人安葬墓地），兴算学、医学、书画学，在这方面，可以说他将王安石变法向前做了拓展和延伸，他在这些领域的创新之举，可能比我们经常津津乐道的某些巨公伟人所做的更伟大。还有他的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占有无法抹去的一席之地。

      蔡京最遭人诟病的罪状，当然是对政敌元祐党人的重拳出击，让他们不复有翻转的机会。但这一党同伐异的行为，并非从蔡京开始。恰恰是元祐党人，在元祐得志后列出北宋晚期第一份清党名单；也正是他们在实行元祐更化时，将当时变法派最核心的人物蔡确，贬黜放逐到岭南新州，开北宋将宰辅级大臣贬逐到岭南瘴疠之地的先例。新党曾以诗文置罪构陷“乌台诗案”使苏轼饱受折磨，而元祐党人则罗织更离谱的“车盖亭诗案”，将蔡确贬逐至岭南新州，导致蔡确客死流放之地。从本著中可以看到，北宋晚期朋党相斗手段越来越残酷，越来越卑鄙，双方皆有逃脱不了的干系。由此，也可看出中国文人因利益之争相互比“恨”、比“狠”、比“诈”、比“毒”、比“黑”，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极其丑陋的一面。蔡京正是在这种相互恶斗的环境中，煎熬成了被世人厌恶、被千古唾骂的罪人、奸人。要追究党争相残之罪责，岂能让蔡京一人扛到肩上？

     在新党与元祐党人的恶斗中，之所以后世之人给予了元祐党人更多悲悯，是因为元祐党人中有几位声名显赫的伟人，如以诗文垂世的苏东坡、以史著《资治通鉴》不朽的司马光。另外，“靖康之难”则让新党所有人（不仅仅是蔡京）为之蒙羞，连王安石这样的圣人级别的能臣也被“小人化”了上千年。但如从政治角度考量，两派恶斗很难论是非。大抵上变法派有明确的政治主张，而元祐党人则缺少真正能治国理财的栋梁。

      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塞满迷雾的纷纭复杂的历史语境中，来精细考察历史人物的形迹，庶几才能稍稍得出较为客观、公正的结论。笔者用一本书，为这样一个奇特而复杂的历史人物做一次精神图谱的透析，为其浇灌一尊铁铸的塑像，是不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就让他身着相服，站立在通衢道侧，瞪大眼睛，注视每一位行人。任风吹雨打，任世人唾骂，任顽童攀爬，任其锈迹斑斑爬满藤蔓……

    《千里江山图》蔡京的一段题跋

     但他不会轻易地倒伏，他具有超强的抗倒伏能力。

     他的眼睛是可以睁大，面对火辣辣阳光直射的。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两位至今未曾谋面的当代宋史学者：一是杨小敏博士，她的《蔡京、蔡卞与北宋晚期政局研究》，为我解读蔡京其人，提供了最初的向导和史料线索；其二是曾莉博士，她的《蔡京年谱》，是我书写蔡京时案头的必备参考文献。也可以说，没有这两部学术著作，就不会催生出这部《蔡京沉浮》。没有她们所做的基础性研究，笔者纵然再坐多年冷板凳，也不见得能写成现在这部《蔡京沉浮》。当然需要感谢的古今史学研究者还有很多，文中对史料来源均有详细标注，这里恕不一一列出他们的大名。

     其实，我为什么要写蔡京？看过书的人，能明白的自然明白；不明白的，无论我这里怎的喋喋不休，还是不明白。那就让它如小舟随风漂流，是漂入大江大河，还是漂入芦荡苇丛，都会让笔者感到一种如愿以偿的欣慰。

     这部书的初稿，全部用水笔一笔一画写成。并非有什么复古意念的写作习惯，而是为了减少眼睛紧盯电脑屏幕的时间，让视力随年龄增长衰退得慢一些。日积月累，随着案头文稿的累积，蔡京其人的形象在笔者的心中，也日益丰润起来。

      蔡京的人生，曾如烈火烹油般轰轰烈烈；也曾如挂在墙上的咸鱼，遇水居然满血复活；蔡京的人生，酷似一个珠峰的攀登者，爬呀，爬呀，终于登顶了，却突遭雪崩，倏忽间被埋入谷底冰窟；蔡京的人生，曾繁盛如花团锦簇，饱享天上人间的极乐，最终却暴尸荒岭，几成魂无所归的野鬼；蔡京的人生，由黑、红、白三色构成，美术家们公认，这三色组合是冲击视觉的绝配，它们不是界定分明的色块，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本文节摘编自陈歆耕 所著《蔡京沉浮》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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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京沉浮》

      陈歆耕 著

      作家出版社

      2022年3月

      陈歆耕，曾任《解放军报》记者部副主任、《文学报》社长、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大学客座教授。著有中篇小说集《孤岛》，中短篇报告文学集《青春驿站》《海水下的冰山》，长篇报告文学《点击未来战争》《废墟上的觉醒》《赤色悲剧》《小偷回忆录》，文化批评随笔集《快语集》《谁是谋杀文学的元凶》《各打五十大板》《美人如玉剑如虹》等１０多部。作品收入新中国建立以来军事文学大系。曾获多种新闻文学奖。近年来致力于文史非虚构作品写作，已出版长篇历史文化名人传记《剑魂箫韵：龚自珍传》、历史文化随笔集《何谈风雅》，《蔡京沉浮》为第三部史传作品。

流星雨季

北宋晚期皇权更迭、朋党之争的复杂的政治生态中，也得一分为二看待当时的蔡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