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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福善 |运河通州行(“中国作家运河行”作品欣赏)

发布者: 赵日超 | 发布时间: 2022-11-18 21:57| 查看数: 20091| 评论数: 0|帖子模式

(“中国作家运河行”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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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通州行

柴福善

中国运河,如从春秋时吴王夫差命人开凿邗沟起,经秦汉,历隋唐,直至元明清,上下两千余年,纵横六千余里,极大地促进了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及文化繁荣,是与长城一样伟大的工程。

一支塔影认通州

京杭大运河,由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鲁运河、中运河、里运河、江南运河等组成,北运河北端就在通州,故称通州为大运河北端起点。

古往今来,说到底还是通州地区水多。潞河、富河、通惠河、萧太后河、凤河、浑河、泗河、鲍邱河,还有延芳淀、金盏儿淀等等,纵横交织,成流成湖,简直一派水乡泽国。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运河一直修到这里,也就顺理成章了。以致建置,本为路县,后因水而改为潞县。就是通州古城亦因水而兴,所取名字亦有“漕运通济”之意了。

通州西接京师,志书记载,金改燕京为中都路。天德三年,改黎阳之通州为浚州,以此县升为通州。“此县”当为“潞县”,可何为黎阳,又何为浚州?且与通州何干?一时不明其理。究之再三,原来北宋政和五年置浚州,下治黎阳县,在今河南浚县东。金皇统八年,浚州改名通州。天德三年,复名浚州。当然,宋在宣和四年与金灭辽,通州之地归宋,宣和七年金人复取之。应该此时以潞县升为通州了。改名、复名、升县作州,或与此事相关。这么说来,今通州之名,由浚州之“通州”移名于此么?不然,州志为何作这般记述?

通州古城北部,大运河西岸,有座古塔,明代残碑记载其全名燃灯佛舍利宝塔,通称燃灯塔。后周宇文氏时建,唐贞观七年尉迟敬德监修。清康熙十八年平谷、三河大地震,通州亦为重灾区,殃及于塔。塔顶藏舍利数百粒,大如小米,色淡黄微红,莹徹如珠。又一佛牙,长三寸许。舍利、佛牙俱坠地上,待塔重建,仍置其上。1976年又唐山地震,波及于此,塔再遭毁。修葺时并未见佛牙、舍利,倒是发现塔里尽是断裂的沟纹砖。无论宇文氏是否建造,尉迟敬德是否监修,仅从沟纹砖看,燃灯塔无疑为辽代遗存。况且就其形制,亦属典型的辽金密檐塔了。辽金塔多有地宫,未见的佛牙、舍利是否安置地宫了呢?既称此塔为舍利塔,又佛牙、舍利俱在,且塔下还有供奉佛祖的佑胜教寺,无疑当属佛教塔了。而民间往往又称镇水塔,镇住运河不洪水泛滥,保护两岸百姓免遭水患之苦,百姓心底美好淳朴的意愿了。

燃灯塔八角形,砖木结构,下部高大的须弥座式基座,束腰雕刻着人物及各种图案花纹,精细生动。第一层塔身高大,东、南、西、北四正面各辟一门,南门深约两米,原内供佛像。其他三面均为假门,又称壸门。塔身另外四面,则辟直棂假窗。塔为实心,便不能像空心的楼阁式塔那样登临远眺了。塔上十三层密檐,檐下砖砌斗拱,木制椽飞。每层檐角及椽飞都悬挂着铜制风铃,共二千二百余枚!神州大地,我游历了多少古塔,尚未见一塔悬挂这多风铃者,堪称全国之最了。清风拂来,铜铃随风摆动,清韵悠远。

燃灯塔高五十六米,远远望去如摩天接云。通州旧有“古塔凌云”、“长桥映月”、“柳荫龙舟”、“波分凤沼”、“高台丛树”、“平野孤峰”、“二水汇流”及“万舟骈集”八景,不但其中六景与运河有关,而且“古塔凌云”一骑绝尘,竟居八景之首。

什么时候居八景之首的不知道,更不知何年何月一片榆钱飘然坠落塔顶,不声不响地拱出一株嫩芽。在这无水无土贫瘠飘摇的塔顶,生长经年,干竟两手合围,也是生命的奇迹了。为保护古塔,亦为保护塔榆,1985年重修时,小心地将榆树及须根一并移植塔下。不觉里,又经了近四十年的风,历了近四十年的雨,终是回归了大地,舒根展叶,而今已一搂粗细,高至塔半,蓊郁繁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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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灯塔历史悠久,多有传说。如塔下通海,铁链锁两条鲇鱼精,因经常兴风作浪,无人能够镇压,便请来清朝协办大学士纪晓岚,将鱼亲自锁住,从此风平浪静,再无水患。终究大运河中有不少鲇鱼,通州人在生活中创造出了一道“小楼烧鲇鱼”,与“大顺斋糖火烧”、“万通酱豆腐”成为通州三宝,传承至今。看来这些传说也并非完全子虚乌有,而是有现实生活依据,给燃灯塔平添几多情趣。

隋唐至金元,尤其明清,通州水利漕河为大,东南粟米,舳舻转输几百万石。运京仓者由石坝,留通仓者由土坝。无论石坝、土坝,那时一定是运河岸畔纤声不绝,河中百舸争流。康熙帝曾有“千樯争溯白蘋风,飞挽东南泽国同”诗,应该是描写了当时的漕运情景。而这一切,都具象在了清人江萱所绘《潞河漕运图》长卷中了。

每当天朗气清,日光丽空,塔影垂映于潞河。而河去州五里,山东、江浙运粮船历经数月,一路千难万险,终至于此,远远望着燃灯塔影,禁不住如释重负地一声慨叹:到了!这才是“一支塔影认通州”了。

故此,通州燃灯塔,与临清舍利塔、扬州文峰塔、杭州六和塔一起,并称运河四大名塔,不仅是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瑰宝,更见证了明清时运河的繁忙与繁荣。

水陆要会张家湾

张家湾,在通州城南十余里处。

潞河、富河、浑河、萧太后河交汇于此,形成一道天然河湾。随着漕运开通,元时万户张瑄督海运至此,故而得名。郭守敬主持开挖通惠河,于张家湾入潞河,河运、海运并举,使张家湾成为重要的码头及物资集散地。随着朱棣称帝,都城北迁,营建京城,大批物资及粮食北运,张家湾便作了水运终点。正如一代首辅徐阶《张家湾城记》所写:“凡四方之贡赋与士大夫之造朝者舟至于此,则市马僦车以达都下,故其地水陆之会,而百物之所聚也。”由此再经水陆转运京师,称之为南北水陆要会,实不为过。张家湾车水马龙,日同集市。以致周边如皇木厂、砖厂等,本为存储之地,竟渐成村落。

明嘉靖七年,巡按御史吴仲修浚通惠河,河道改由通州城北入潞河,从此运河北端码头便移至通州土、石二坝处,漕运随之北移。张家湾自此成为商运、客运码头,但并未就此衰落,达官显贵、商贾行旅沿运河往来皆须经此。直至清末,海运兴而河运废。加之修筑铁路,运河不再修浚,从此张家湾漕运盛景不复存在。

当八月的一天,淋漓细雨中我来这里,但见嘉靖四十三年因边警以固守而营建的城池,仅存一段南城残墙及一座南城门,且经过了整修。我走进高大幽深的券拱形门洞,门洞里半人高处,但见一边一个横穿门杠的石窝,而这门杠便是俗称的“门闩”了。当年这里一定安置了一对厚重巨大的对开木门,两边兵丁守护。待晚上,兵丁望着落日扎扎扎紧闭大门,随后牢牢横上门闩;翌日清晨,兵丁又用力抬下门闩,迎着太阳扎扎扎再打开大门,日复一日。谈及门闩,曾听京城人说过一句童谣:“大门闩,二门鼻儿,笤帚疙瘩来开门儿。”语句后面衬个“儿”字,听来更具京腔韵味。

南门外萧太后运粮河静静地流淌,河上一座石桥,与南门相接。桥为三孔券拱石桥,桥上两侧护以石栏,望柱柱头雕以石狮,栏板浮雕着宝瓶,纹饰流畅精美。桥面铺砌青石,旧时经年累月车水马龙,只缩略为石上深深浅浅的蹄印辙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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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通运桥,为明万历帝敕建,且李太后助银,并在南门内建造一座供奉天官、地官、水官的福德庙。现存一通“敕建通运桥、福德庙碑”,仍立庙址附近。碑有“京师之路,西有卢沟,东有潞湾,为水陆绾毂”语,“潞湾”当为张家湾别称了。志载李太后为“穆宗之妃,神宗生母”,即隆庆帝之妃,万历帝之母。而李太后不是别处,正是通州人!通州这片大运河浸润了千百年的土地,真个人杰地灵。没来得及细数志书记载了多少举人、进士,只记得区区通州一地,就高中两名状元!怪不得文庙不仅主殿大成殿五开间为州级形制,而且正门洞开。不然,我来就只能走旁门了。

离开张家湾古城,导航至立禅庵村东南,指引到一片琉球人墓地处。左寻右找,也只是一片萋萋荒草,未见墓冢碑刻。据说当年日本发动侵华九一八事变,张家湾百姓将此墓误作日本人墓,愤而推倒碑刻,毁损墓冢。

琉球国为明清藩属国,清时,琉球国新王即位,世子册立,都要上奏清廷,经礼部议定,大清皇帝再派使节往封。属国要定期来华朝贡,如琉球便两年一贡,甚至朝贡路线都作相应规定,不得越行别道。那时,简直是四夷宾服,万国来朝,天朝该何等一番景象!所以,徐阶《张家湾城记》才有“凡四方之贡赋”语。

琉球国贡使一路航程艰辛,一些使臣不幸去世了,清廷往往给予很高礼遇与厚恤。如《清康熙朝实录》康熙五十八年十二月初五日记述:

琉球国贡使杨联桂,于通州病故。予祭一次,置地营葬立石。

康熙帝当时是发了谕旨,称其为“琉球国贡使、正议大夫”,并与祭典且立御祭碑。而其“吉地”择于张家湾运河码头南侧,即离他们登岸不远处。

这片墓地,先后安葬了琉球国贡使、官生、陈情使、都通官等14人。而安葬于此,也许随着后来贡使的行船,早一路魂归故国了吧。

驱车又至皇木厂村,顾名思义,存储皇木之所。流连街头,未见旧时皇木,却发现散落着小如茶几、大若桌面的一方方花板石,上下四面都有錾子錾过的规则排列的錾花。这应是开采出来、略过錾子的毛石,细看每块都有红丝纹饰。明永乐年间,为营造宫廷殿宇,自山东采来,水运至张家湾,再开作板材以用。这开采之地,便称花板石厂。一时尚未用完的石料,洪水泛滥之下,被泥沙淤积覆掩,久之沉入沙底,渐渐便鲜为人知了。1998年,皇木厂旧村改造,才使这些巨大花板石重见天日。其中最大一石竟一米来高、四五米见方,起码数十吨重。在没有现代起吊设备的五六百年前,想象不出先人该如何装载起运。街头显著位置,有座重檐黄琉璃瓦碑亭,亭中一碑,上书“皇家新村”四个红色大字,细看碑石亦是花板石!

街边,兀立着一棵古槐,三四楼粗细,树干有些空洞了。可枝杈伸展,叶子繁茂,依然充满着勃勃生机。尤其在流火的八月,槐花正黄黄地坠满枝头。据说古槐为当年皇木厂官吏手植,日月轮回风雨沧桑五六百年了。

民间一直有“大运河漂来的北京城”语,这张家湾,这皇木厂,这花板石,这老槐树,正作了具体的诠释与坚实的注脚。

陆运通衢八里桥

通州城西八里通惠河上有座石桥,俗称八里桥。我来时正赶上修葺,桥头遮挡着隔板,不能走到近前,只能旁边远远地一望。想十多年前也曾来此,并写一文,今再行整理:

通惠河并非天然形成,为元初都水监郭守敬所主持开凿。自昌平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转,过双塔榆河,入都城,南汇为积水潭,东南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外加一百四十步。元世祖忽必烈不是隋炀帝,凿通惠河自然不为游玩享乐,而是沟通江南漕运。以至世祖见“舳舻蔽水”,龙颜大悦,欣然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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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西东,欲济南北须造桥梁。水流再湍急,也不似黄河长江,两岸仅五六十米宽窄,搭建一座木桥容易。怎奈禁不得风雨,一冲再冲毁了,两岸又断绝往来,人亦只能隔水相望。明正统时,内宫太监李德奏于英宗朱祁镇,请改建石桥,英宗准奏。待竣工时,既是前朝皇帝赐了河名,今朝皇帝便从中拈一“通”字,桥从河名,便称“永通”了。永远畅通,一种朴素且美好的祈愿。

这座负载着朴素且美好祈愿的桥,不是索桥,不是廊桥,更不是平桥,而是一座石拱桥,横跨河上,任凭河水逝者如斯夫地东去。桥两边置桥栏望柱,每个柱头雕刻一尊石狮,虽比不得卢沟桥狮子名闻天下,却也大小不同,神情各异,堪称艺术珍品。只是望柱所倚的栏板,线条浅浅,刻画得虽也流畅,终缺少些丰富图案,不免有些平板。

倒是桥头四只戗兽,背倚石栏踞坐,头生竹节般两角,眉额前倾,眼睛鼓凸,嘴巴向上略张,头后鬃毛波浪般与栏柱连结一起,生动传神。戗兽似龙非龙,我也孤陋,根本想像不出究竟是什么。而戗兽不管这些,只默默地风风雨雨忠于职守桥头五百余载,今后还将继续职守下去,哪怕地老天荒。

桥为两墩三孔,因水从西来,故墩西侧为迎水面,尖尖似船头,以斩辟挟裹着漩涡湍急奔淌的水流;东侧为背水面,平平若船尾,以缓冲河水急遽并流。桥下四角筑雁翅泊岸,以阻挡河水对桥身的直接冲击,古人才华智慧在此得以尽情发挥,实践经验在此得以充分运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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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翅泊岸上,卧四只石兽,密鳞长尾,扭颈探首,目不转睛地直视着奔流不息的河水。不过,以石兽镇水,也许不是八里桥建造者首创,因为我国很多古桥都有类似石兽,毕竟在科学建造中,又融入了几分唯心的虔诚。转念,倘若夏季水势汹涌,没及雁翅,镇水兽也必遭没顶之灾!亦无须担忧,没顶之后,自会水落石出,兽们还依然如故。

三孔石拱,以石券成。乍看,中孔实在高大,上下八米有余,犹如巨人;左右两孔实在矮小,状若侏儒。高矮除一样的流水外,无非是大孔行大船,小孔走小船罢了。通惠河原本为漕运而开凿,是大运河的一部分,江南运粮船多为帆船,一路也好风正一帆悬。但进皇城前必先经此桥,而经过中孔的漕船不必落下桅杆,便可直接在咿呀桨声中悠悠穿桥而过了。

三孔石拱两侧,还有几个水泥桥孔,今人为分流河水、保护古桥所建,非明时旧物。

记得明国子监祭酒李时勉曾撰《敕建永通桥碑记》,写了“通州在京城之东,潞河之上,凡四方万国贡赋,由水道以达京师者,必萃于此,实国家之要冲”后,又写“由州城西行八里许有河,盖京都诸水会流而东者”。“迁都北京,建万万世不拔之丕基,其要在于漕运,实军国所资。而此桥乃陆运之通衢,非细故也”。所以,八里桥号称京津水路咽喉,地处交通要冲。

1860年8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再陷津门。清廷旨令“不得先行迎击”,清军主帅僧格林沁退守八里桥。两厢对峙,清军虽洋洋数万,仅是些大刀长矛的冷兵器;而联军虽区区数千,却有最先进的长枪火炮。清军再勇武,杀声呼喊再高,枪炮之下,也只能眼瞅着一片片一层层壮烈殉国于八里桥前。

僧格林沁凛然立马于桥上,奋力挥动一杆大黄旗。国之大厦将倾,一代名将也难挽大厦于既倒!“中国人和以勇气镇定著称的鞑靼人,在战斗的最后阶段表现得尤为出色,没有一个后退,全部以身殉职。”奈何,最终只博得对手以胜利者姿态几声嘲笑般的“赞叹”而已。“赞叹”之下,是北京城门的攻破,是咸丰皇帝惊奔热河的出逃,是圆明园大火燃烧的废墟!弱国,落后,挨打,带着累累弹痕的八里桥,一定记得这天大的耻辱和永难消失的隐痛!

当年我来时是个冬季的下午,北风照往常一样凛冽,而斜阳却舒缓地照着,似给八里桥几缕温暖。桥下河水近乎干涸了,不再有“舳舻蔽水”的壮观,也不再有“长桥印月”的诗意,就是那阔阔的桥面,也铺设了现代的沥青,黑黑地覆盖了长条石砌筑且以腰铁镶嵌浑然一体坚固异常的古老桥面!只有那四只戗兽还依然忠诚地守卫着桥栏,只有那四只镇水兽还依然目不转睛地直视着河面。望柱上那些石狮呢,北风中默默无语地对着夕阳。

那时我是伫立桥头,任斜阳慢慢拉长我的身影,与桥影重叠一起。流淌至今的瘦瘦的通惠河水,会将身影桥影随着斜阳流送进通州西门里去。

迷蒙烟雨里,隔板遮挡着八里桥。我远远一望,无论如何是望不出十多年前的感觉了。那就不再望了,时以不早,也该回了。

通州运河,我匆忙走了两日,但见倒映着两岸绿柳的清澈河水,向着河北向着天津那边静静地流淌而去。岸边停泊着一条巨大龙船,尚未开动,我不等了。但愿下次再来,乘着运河船航行到河北到天津,一直航行到杭州的天堂。沿岸领略祖国的壮美河山,更领略劳动人民创造的这伟大的世界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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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福善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理事,平谷文史专家。1982年起发表文学作品,在全国多家报刊发表诗歌百余首、散文400余篇,多篇作品被转载,并收入多种文集。出版散文集《逍遥人生》《岁月无痕》《往事与乡情》《核桃树下的王蒙》《秦时明月》等10多部、散文集《江山有待》荣获全国第五届冰心散文奖,主编《泃水长歌》(三卷)《平谷文物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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