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济冬：王霸之争义利之辩 —《盐铁论》是一本怎样的书

赵日超

来源：《中华瑰宝》 2022年11期

王霸之争义利之辩
—《盐铁论》是一本怎样的书
文/ 聂济冬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仿佛儒学已具有绝对的思想领导地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那时儒学仅是法家行政的辅助手段。到汉宣帝时期仍是这种外儒内法的汉家制度。汉元帝身为太子时，要求实行宽柔的儒家政治，汉宣帝批评他说：“乱我家法者，太子也。”《盐铁论》作于汉宣帝时期，反映了前朝—汉武帝、昭帝时儒家、法家对政治话语权的争夺和意识形态的新塑形，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次历史转型。

盐铁会议的历史背景

     相传汉武帝出生前，其母王娡梦到一头彘（即野猪）跑入怀中，其父景帝认为这寓意吉祥，给他取名“刘彘”。这个故事很神异，兆示汉武帝的一生不同凡响。汉武帝雄才大略，削弱诸侯国权力，开疆拓土，将汉朝打造成了中央集权的帝国，但武帝奢侈的生活和连年用兵也导致财政不足。为弥补不足，武帝采用了当时任大司农的桑弘羊制定的新的盐铁、榷酤政策，将盐铁生产、经营权收归中央。这引起民间的极大不满。
     元封元年（前110年），夏季干旱，汉武帝要求御使大夫卜式求雨，卜式借此说“烹弘羊，天乃雨”，借助老天爷说话，表达了对桑弘羊及其政策的不满。而且，财政匮乏导致民众生活困顿，屡滋民变，《史记·酷吏列传》就记载了“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平乱是困难的，朝廷不得不发布《沉命法》，在出现民乱的地方将官员的身家性命与平乱成功与否挂钩，以求能尽快平息此起彼伏的民汉 桓宽《盐铁论》 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张袠星聚堂刊本乱。武帝晚年为安抚民众，发布《轮台诏》，驳回治粟都尉桑弘羊提议屯田轮台的奏折。不久，武帝去世，但是这种困境并没有因他去世而解除。
     汉昭帝刘弗陵即位后，面对的仍是同样的经济窘境和政治尴尬，他需要寻找新的出路。此外，我们还应看到，刘弗陵即位时只有六岁。武帝临终时委命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四大臣辅佐。金日磾去世早，霍光负责内朝，上官桀、桑弘羊负责外朝，三人逐渐因权力分配的问题出现了矛盾。这二者的叠加，导致朝廷内外、朝野上下都想要改变现状。于是，始元六年（前81年），昭帝“问民疾苦”，由丞相田千秋主持，由桑弘羊为首的朝廷官员与各地举荐的贤良、文学一起讨论，是否可以罢黜、改变武帝以来的
盐铁、榷酤、平准、均输、匈奴政策，史称“盐铁会议”。
     关于盐铁会议召开的动机，有三说。一是修复说。《汉书·杜延年传》说，杜延年向大将军霍光提出，当下百姓流离失所，应恢复汉文帝时的政策，更正酒榷、盐铁政策。霍光采纳了这个建议，召开盐铁会议。这是传统认识。二是阴谋说。郭沫若、徐复观等人认为这次会议是霍光为削弱桑弘羊政治势力而召开的。三是中允说。田余庆提出，盐铁会议不仅是出于私怨，还出于不同的政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看，田余庆的说法更为允当。

《盐铁论》概述

    《盐铁论》是汉宣帝时期的桓宽根据盐铁会议记录的再创作，同时，他还依据同乡朱子伯的介绍。《盐铁论·杂论》即言“始汝南朱子伯为予文渊雅集明 张居正等编 《帝鉴图说》之汉宣帝诏儒讲经 明万历元年（1573年）潘允端刊本言”，朱子伯当是参加了盐铁会议的一个儒生。盐铁会议虽冠名“盐铁”，但不限于财税政策，还涉及匈奴、礼制、刑法等问题，是关于国计民生的大讨论。
     桓宽在汉代影响不大，生平不详，仅在《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的《赞》中附录了几句话。据此知，桓宽字次公，汝南（今河南上蔡）人，宣帝时由《公羊春秋》起家，被推举为郎官，官至庐江太守丞。
      史称桓宽博学通识，善属文，此言不虚。盐铁会议内容庞杂，但《盐铁论》对会议内容进行了高度总结、提炼，分成了六十篇。
开篇《本议》开宗明义，揭示盐铁会议的议题。盐铁会议时间较长、规模较大，参加辩论的儒生有六十余人。史书没有说参加盐铁会议的朝廷官员人数，但是从《盐铁论》中提到的“丞相”“御史大夫”“御史”“御史丞”“丞相史”等官名看，参会的朝廷官员涉及面较广，人数也不少。为叙述简洁、眉目清晰，桓宽采用对话体的形式，叙写参会的两个对垒方阵的交锋，用“御史大夫”“御史”“丞相史”官职表示桑弘羊为首的朝廷官员，用“贤良”“文学”代表各地举荐来的儒生。在结构上，《盐铁论》主要采用一问三答的形式，由御史一方首先发问，由贤良文学回答作结。在辩论中，双方剑拔弩张、各不相让，表达各自的政治主张。但言说是非，在桓宽的叙述中自然流露出来。《论衡·案书》即说“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是故韩非之《四难》、桓宽之《盐铁》、君山《新论》类也”。
    《盐铁论》虽以盐铁会议记录为蓝本，但在书写中强调了贤良文学逼人的态度，在很多篇章的最后描述了御史大夫一方哑口不语。例如《国疾》云“大夫视文学，悒悒而不言也”、《未通》结尾“御史默不答”、《刺议》结尾“丞相史默然不对”，等等。该书结尾《大论》记述：“大夫曰：诺。胶车倏逢雨，请与诸生解。”“胶车逢雨”是一个成语，胶遇水就开了，表现了御史大夫桑弘羊愿意冰释前嫌，与儒生和解的姿态。这些带有明显儒家倾向性的语言，固然可能是盐铁会议记录所载，更可能是桓宽的汝南老乡朱子伯叙述的。这种丰富的画面感被郭沫若认定《盐铁论》带有小说、戏曲的性质。
     宋代以后的文人高度评价了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直抒胸臆、抨击朝政的精神和方式，认为这种在朝廷上的“清议”有助于国家发展。清末文人甚至还认为这堪比欧美议会制度。
     作者的立场决定了作品的思想倾向。《盐铁论》虽用对话体，反映了盐铁会议双方的争论，但作者桓宽是儒生，所以《盐铁论》的思想基调带有明显的儒家色彩。汉代书籍的序言按惯例是放在书尾，《杂论》是《盐铁论》最后一篇，是该书的序言，在称颂贤良文学“舒《六艺》之风，论太平之原”之后，为他们的主张不得施行而鸣不平，“然蔽于云雾，终废而不行，悲夫！”

安邦之计大讨论

     盐铁会议之所以冠名“盐铁”，是因为会议讨论的内容多由汉武帝以来所实行的盐铁政策而起，实际上，这次会议是国策大讨论。秦始皇想千世万世保持国祚，但秦朝十五年就灭亡了。西汉文人热衷于“过秦”，批评秦政，希望汉朝吸取秦亡的教训。《盐铁论》的主要论题就是对秦政的坚决否定。如《非鞅》篇文学曰：“商鞅之开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无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强也；诸侯随风西面，非不从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在《杂论》篇中桓宽总结说：“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长久殊世。”桓宽以周祚长久与秦世短命的比较，来阐发自己褒贬、扬弃的观点。
    对儒家和法家政治孰是、孰非的判断，不只是思想论辩，还是国策的抉择。由此，又延伸出用人的问题。儒家、法家皆主张选贤任能，但何为贤能？汉代选任官吏，有军功、任子、赀郎、选举、察举等方式。汉惠帝时，严格限制商人任官职。文、景以后，朝廷为富商大贾开“以赀为郎”之途，商人可以通过向朝廷交钱而入仕。武帝时，司马相如、桑弘羊等人都是通过赀郎取得职位。在盐铁政策后，大量盐铁商人的子弟以此取得官职。《汉书·食货志下》就说：“吏益多贾人矣。”仕路阻塞，自然引起了士人的强烈不满。
    《盐铁论》中贤良文学批评了察举之外的军功、赀郎等选吏方式，认为这些选举方式不应当。
      匈奴是西汉最大的边患。《盐铁论》中“匈奴”是一个关键词，超过了“盐铁”的使用频率。据统计，“匈奴”一词在书中出现了55次，是第一主题词，超过了盐铁（出现49次）、均输（出现16次）、酒榷（出现5次）。而且，在书中《忧边》《备胡》《和亲》《结和》等篇中，双方都重点讨论了与匈奴的关系、对策。关于对待匈奴的政策，贤良文学与朝中重臣意见相左。《本议》篇大夫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厉中国，杀伐郡县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轨，宜诛讨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赡，不忍暴士大夫于原野。纵然被坚执锐，有北面复匈奴之志，又欲罢盐铁、均输，扰边用，损武略，无忧边之心，于其义未便也。”朝臣认为要坚决备战、打击匈奴，因此不能罢黜盐铁、均输等政策。贤良文学则反复强调应采取武帝以前的以德化人的策略和和亲的方式，没有战争，就可以罢黜盐铁、均输等政策。从历史进程来看，贤良文学设想的这种以德报怨的方式是行不通的。清人王先谦《盐铁论序》嘲笑了贤良文学的一厢情愿，“斯迂阔不达事情之论也”。
     以农为本，重视农业，是农耕时代固有的经济方略。汉武帝时期，商业发达，《史记》有《货殖列传》专章叙述汉武帝前后的商业繁荣。《盐铁论》开篇贤良文学就直奔主题，要求发展农业，“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御史大夫一方不认可，认为商业可以富民，在《力耕》篇中他们明確提到“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直接文渊雅集摒弃了以农为本的传统认知。
    盐铁会议内容林林总总，虽名为盐铁之议，实为安邦之计的讨论。以此次会议记录为蓝本创作的《盐铁论》，是对武帝、昭帝、宣帝时期政治走向进行深刻评判和力图做出影响的著作，彰显了作者的大是大非观。虽然作者承袭了儒家“述而不作”的写作传统，但通过对文本结构的有心编排，对辩论双方的倾向性的描述语言，清晰地反映出作者尊崇儒家的主观意图。盐铁会议后，虽然没能如儒生所愿，罢黜盐铁、均输等政策，但国家政策制定的理论根据逐渐转向了儒家思想，这也应该视为盐铁会议的一个成果。总之，《盐铁论》是一部讲王霸之争、义利之辩的书，蕴含了武帝、昭帝时期丰富的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等历史资料。

     聂济冬，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