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胜|从余光中的“散文观”看散文

江山

　　从余光中的“散文观”看散文

　　王兆胜

　　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余光中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他不仅创作了大量富有个性的散文，还有一些关于散文的论述，其中包含着他对散文的独特理解。透过余光中的散文观，可梳理其特点，体会其思维，发现其旨趣，品味其偏好，特别是有助于进一步认知和反思散文的相关问题。

　　一、散文的地位与作用

　　在文学四大文体中，如何看待散文，是一个根本问题。目前，人们虽然众说纷纭，但主要观点分两种：一是高看散文，认为中国现代以来的散文成就远高于诗歌、小说、戏剧。鲁迅说，五四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与诗歌之上①，季羡林更直言，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坛最成功的是白话散文②，这显然继承了中国古代的“诗文”传统。二是自觉不自觉贬低散文，将散文看成是小说等文体的基础，甚至认为散文不成其为文体。如路遥将散文作为一种技巧性的文体，认为写散文只是写小说之前的文字准备与训练③。那么，余光中是怎么看散文的呢？

　　余光中显然属于贬低散文派。他在批评一些学者散文时，对那种没有思想、艺术性差的散文大加鞭笞，顺便还用“雕虫末技”捎带上贬低散文。他说：“我实在没有胃口再抄下去了。这些哲学家或伦理学家终日学究天人，却忘记了把雕虫末技的散文写通，对自己，对读者都很不便。”由于对散文不以为然，余光中甚至不屑于给它下定义：“至于散文呢？散文就是散文，谁都知道散文是什么，没有谁为它的定义烦心。”这是非科学的态度，也是不求甚解的认识。余光中还从诗的视角谈散文，并持有对散文的一种固执己见的偏见。他借英国诗人格雷夫斯的“左手写散文，右手写诗”的特点，表示：“对于一位大诗人而言，要写散文，仅用左手就够了。许多诗人用左手写出来的散文，比散文家用右手写出来的更漂亮。一位诗人对于文字的敏感，当然远胜于散文家。”基于此，余光中进一步评价散文，他说：“可是我们生活于一个散文的世界，而且往往是二三流的散文。我们用二三流的散文谈天，用四五流的散文演说，复用七八流的散文训话。”当散文及其时代变得如此不堪时，散文的地位也就等而下之，如江河日下了。站在散文不如诗歌的立场，余光中给散文指出一条明路，即“九缪思之中，未闻有司散文的女神。要把散文变成一种艺术，散文家们还得向现代诗人们学习”。这显然是将“诗”看得高于“散文”的。有了这样的前理解，余光中就不可能成为散文的褒扬派，于是他提出：“据说，自五四以来，中国的新文学中，最贫乏的是诗，最丰富的是散文。这种似是而非的论断，好像已经变成批评家的口头禅，不再需要经过大脑了。”④以上是余光中1963年的散文观，但却是非常明确的贬低散文派，将散文看成是比诗歌低的一个次文体。因为他自己说，他是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的。梁实秋也在赞赏余光中时，说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

　　当然，余光中并没有将散文说得一无是处，而是看到了其价值意义。比如，他说：“我总有一个偏见，认为写不好（更不论写不通）散文的诗人，一定不是一位出色的诗人。”⑤  “我一直认为散文乃文学之大道，写作之基础”“散文是一位作家的身份证”。⑥这与路遥等人将散文当成小说创作的基础前提是一样的理路，反映了散文不能与诗歌、小说取得同等重要的地位。

　　余光中还说：“原则上说来，一切文学形式，皆接受诗的启示和领导。”⑦这种将“诗”置于统领者的地位，显然也是一种偏见。我们不赞成将散文凌驾于诗歌、小说之上，但也不认为散文就低人一等，更不赞同余光中的有意无意贬损散文，因为这样对文体进行高下之分既是简单化的，又是肤浅的。曾有一度，在西方文学发展史上，将诗看得比别的文体更高，今天应该超越这样的偏见，以平等的心态对待文体问题。因此，可以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体表征，或者说更重视哪一文体，就好像人们对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概括一样，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但决不能说哪个文体比哪一文体高明。从这个意义上说，余光中看低散文是有局限的。

　　二、余光中对散文的批评

　　对余光中来说，除了看不起散文这个文体，还对散文的历史与现实表示极大的不满。在他看来，散文远不像人们评价的那样优秀，而是处处充满危机，甚至到了不堪忍受和令人作呕的地步。于是，余光中对不少人的散文给予坦率、毫不留情的批判。

　　首先，余光中对民国初年散文不以为然，甚至对许多名家也多有批评。众所周知，“五四”开始的中国新文学是以白话为开启的，对于古代文学和古文具有革命意义，因此出现不少白话散文大家；然而，余光中却从白话的不成熟以及初创为由，给散文以批评与否认。他说：“现代人的文笔不如古人。早期新文学的白话文正是青黄不接，在作家的笔下稚气未除，一般散文都欠精炼，游记当然也不例外。当时的许多作家写起散文来，误把草率当成自由，不但风格芜杂，结构散漫，甚至造句分段地都有问题。”基于此，余光中认为：徐志摩的“《巴黎的鳞爪》却是一篇庞杂纷繁的文章，既非游记，也非小说，甚至也不是脉络明畅的美文；感性十足的部分颇有妙思与佳句，但一涉及说理，便露出松软稚嫩的弱点，尤其摆不脱直接对读者闲聊的烂漫语气”。对于徐蔚南的名篇《山阴道上》，余光中批评说“这一篇山阴道上的游记，写景平庸，并不令人应接不暇”。郁达夫一向被认为散文圣手，特别是他的游记颇为精彩，然而，余光中却评价其《仙霞记险》说，“这实在是平面的写法：排比的句法并没有提供什么生动的形象和突兀的音调，把当时的感性传给我们”。余光中甚至认为，“郁达夫的文字颇多瑕疵”。对朱自清的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余光中举出其中的一段说：“这是朱自清游记接近开头的一段，叙事就不够精彩，欠缺波澜。”余光中还认为，民初的游记有的文字稳妥平实，但连篇累牍引叙前人题咏过多，整篇晃动古人的影子，没有作家自己，好像不是自己登山览水。于是，余光中提出：“要写好散文，只读二三十年代的所谓范文名篇，绝对不够。坊间的散文选所收的作品，水准不齐，大致而言，平庸之作颇多，甚至也有中下之品，而佳作之中多为瑜不掩瑕，要求条理明畅，文采动人，气势磅礴或韵味深永如古典大家的杰作，十不得一。还有一些类书选集，草草辑成，竟然声称可供青年写景、叙事、抒情等等效法，真是幼稚。”“新文学的散文家，尤其是民初的一些，口头鄙古却又摆不脱古人的影响，奢言师西却又得不到西方的真谛，加以下笔轻易，既不推敲文字，又不经营结构，要求他们在感性艺术上有所建树，也是奢望了吧。”⑧余光中的这些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其呵责之严也是很少见的，这种批评精神值得称扬，特别是细读作品与不畏名家定论的态度令人钦敬。在散文越来越碎片化、不讲结构章法、文字粗率的今天，余光中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看法是有远见卓识的。后来，季羡林、贾平凹等人反复强调散文的结构意义，这与余光中的散文观是一脉相承的。当然，在过于严酷的标准下，余光中的看法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他不太欣赏朱自清的散文，说“最重要的，我们的散文家们有没有自《背影》和《荷塘月色》的小天地里破茧而出，且展现更新更高的风格？”⑨对于朱自清的“《匆匆》里的潸潸之泪”，余光中也觉得“却来得突兀而滑稽”，并说“如果岁月消逝就令人一哭，那年轻人的生日都应该举哀，不该庆祝了”。余光中还说，“长寿如冰心，又愈写愈退步”。⑩这显然没有理解冰心中晚年散文的价值，如《关于女人》与《无士则如何》等散文是有思想力量的，对早期散文是一个巨大超越。当然，余光中也误读了朱自清对时间与生命的深度理解，以及在精美散文之下的大情怀。

　　其次，余光中对散文现状极尽讽刺之能事，并给予形象的讽喻和解构。余光中在20世纪60年代写过《剪掉散文的辫子》，从题目来看，就表达了对于散文落伍的嘲讽，就像要剪掉清代留下的小辫子。一是洋学者的散文和国学者的散文。这在余光中看来是与学者的散文相对的，或者说是其“不幸的一类”：洋学者的散文“内容往往是未经消化的什么什么主义，什么什么派别，形式往往是情人的喃喃，愚人的喋喋。对于他们，含糊等于神秘，噜苏等于强调，枯燥等于严肃”。而“国学者的散文呢？自然没有这么冗长，可是不文不白，不痛不痒，同样地夹缠难读。一些继往开来俨若新理学家的国学者的论文，是这类散文的最佳样品。对于他们鼓吹的什么什么文化精神，我无能置喙。只是他们的文章，令人读了，恍若置身白鹿洞中，听朱老夫子的训话，产生一种时间的幻觉”。食而不化与故步自封的学者散文让余光中不以为然，极为反感。二是花花公子的散文。在余光中看来，学者散文限于少数人，“不幸”的学者散文更不在多数，而且它们再不济，“总还剩下一点学问的滓渣，思想的原料”；然而，“花花公子的散文则到处都是”。“翻开任何刊物，我们立刻可以拾到这种华而不实的纸花。这类作者，上自名作家，下至初中女生，简直车载斗量，可以开十个虚荣市，一百个化装舞会”。那么，什么是花花公子的散文的致命伤呢？余光中认为是“伤感，再加上说教”，“学者的散文，不高明的时候，失之酸腐。花花公子的散文，即使高明些的，也失之做作”。与“不幸”的学者的散文比，“花花公子的散文”让余光中更厌烦。三是浣衣妇的散文。在余光中看来，“花花公子的散文，毛病是太浓、太花；浣衣妇的散文，毛病却在太淡、太素”，后者“这一类作者像有‘洁癖’的老太婆”，“浣衣妇所奉行的主义，只是‘独身主义’，不，只是‘老处女主义’。她们自己以为是在推行‘纯净主义’（purism），事实上那只是‘赤贫主义’（penurism）”。余光中批评“浣衣妇的散文”是“洗得干干净净的，毫无毛病，也毫无引人入胜的地方”，“这些作者都是散文世界的‘清教徒’”，是“只写清汤挂面式的白话文”。⑪应该说，这样带着尖刻否定式的散文批评，是真诚的自信流露，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毫不遮掩和扭捏作态，反映了余光中鲜明的立场与不吐不快的性格。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学者的散文、花花公子的散文、浣衣妇的散文在余光中笔下还是有些概念化、类型化、脸谱化了，带有人为的强烈概括和情绪化色彩。比如，学者的散文极端化有之，但这一类型的知识、文化、思想、智慧还是比较突出的；花花公子的散文被余光中概括成为“千篇一律，它歌颂自然的美丽，慨叹人生的无常，惊异于小动物或孩子的善良和纯真，并且惭愧于自己的愚昧和渺小”⑫，这样的认识未免有些另类，散文不表现这些内容，那去表现什么呢？关于浣衣妇的散文，余光中的看法也值得商榷。说散文太淡太素了不好，那么“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又怎样理解？还有，林语堂倡导散文“以平淡为文学最高佳境” ⑬，这在余光中这里也无法理解。值得注意，余光中对于“浣衣妇的散文”的概括与林语堂的“衣饰淡抹素服的村女，在江岸洗衣”有内在关联，林语堂1934年在《论谈话》中说：“当我们听到一番真正的谈话或读到一篇美妙的小品文时，我们却如看见一个衣饰淡抹素服的村女，在江岸洗衣，头发微乱，一纽不扣，但反觉得可亲可爱。这就是西洋女子亵衣（negligee）所注重的那种亲切的吸引力和‘讲究的随便’（studied negligence）。一切美妙的谈话和美妙的小品必须含着一部分这种亲切的吸引。”⑭在此，余光中与林语堂在洗衣女的内涵上有所不同，一个否定而另一个是欣赏，但“素”与“淡”是一样的。只是余光中在化用时没注明受过林语堂影响。在余光中《绣口一开》一文中提到林语堂，“动听的演讲宁短勿长，宁可短得令人回味，不可长得令人乏味。林语堂期待的短如女裙，固然不太可能，因为有人还从邻县赶来听讲，半小时并不能令他满足。”⑮这说明，余光中与林语堂不是毫无关联，没有文字和散文交集，而是可以追根溯源和找到内在联系的。

　　对于“散文诗”，余光中更加讨厌。他说：“在一切文体之中，最可厌的莫过于所谓‘散文诗’了。这是一种高不成低不就，非驴非马的东西。它是一匹不名誉的骡子，一个阴阳人，一只半人半羊的faun。往往，它缺乏两者的美德，但兼具两者的弱点。”⑯在不少人比较喜欢“散文诗”的情况下，余光中对它有天然的反感，很值得认真探讨。还有，在新时期散文中，“非驴非马”“四不像”往往被用来跨文体写作的褒义词，然而，在余光中这里却是一个贬义词，这种对比也是非常鲜明的。对于散文诗，人们也不像余光中所持有的态度，有学者认为：“散文诗充分吸纳诗歌、散文、戏剧等其他文学体裁的长处和各自具有的潜在艺术功能，从而焕发出新的容光，以隐喻、通感、变形、跳跃、意识流、含混复义等修辞手法写成的散文诗可以把现代生活中矛盾多变的瞬时情绪抒发出来，而且内在细腻、繁复的意识流、幻象，通过场景设置、细节描写可以使意象的指向更加明确。”⑰显然，对于散文诗，余光中是从负面看待，而有的学者是从正面理解，就好像不少人特别喜欢鲁迅、冰心、宗白华等人的散文诗一样。

　　总之，余光中的散文批评一针见血，很有针对性，整体上看到了散文发展滞后的根源，也希望打破成规旧习，其忧患意识和革命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这为后来的散文批评、研究与创作的不断反思、突破、创新提供了一个新的坐标与框架，也表明余光中的前瞻性与超前性眼光。

　　三、余光中在散文文体的革命意义

　　既然对散文创作状况极其不满，余光中在反思中提出自己的散文变革主张，在剪掉散文的辫子的同时，也倡导“现代散文”。

　　关于“现代散文”，余光中指出产生的原因。他说：“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眼看着一代不如一代，熟谙旧文学兼擅新文学，能写一手漂亮的散文的学者，已成凤毛麟角。退而求其次，我们似乎又不能寄厚望于呢呢喃喃的花花公子，和本本分分的浣衣妇人。比较注意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的读者，当会发现，近数年来又出现了第四种散文——讲究弹性、密度和质料的一种新散文。在此，我们且援现代诗之例，称之为现代散文。”在余光中看来：“所谓‘弹性’，是指这种散文对于各种文体各种语气能够兼容并包融和无间的高度适应能力。”“所谓‘密度’，是指这种散文在一定的篇幅中（或一定的字数内）满足读者对于美感要求的分量；分量愈重，当然密度愈大。”“所谓‘质料’，更是一般散文作者从不考虑的因素。它是指构成全篇散文的个别字或词的品质。这种品质几乎在先天上就决定了一篇散文的趣味甚至境界的高低。”⑱之所以余光中这样看中“现代散文”，以他自己的话说是，“这种稀稀松松汤汤水水的散文，读了半天，既无奇句，又无新意，完全不能满足我们的美感。只能算是有声的呼吸罢了”。而“现代散文”则是有“真正丰富的心灵，在自然流露之中，必定左右逢源，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步步莲花，字字珠玉，绝无冷场”。⑲余光中还说：“我所期待的散文，应该有声，有色，有光；应该有木箫的甜味，釜形大铜鼓的骚响，有旋转自如像虹一样的光谱，而明灭闪烁于字里行间的，应该有一种奇幻的光。一位出色的散文家，当他的思想与文字相遇，每如撒盐于烛，会喷出七色的火花。”⑳余光中善于用比，举类旁通，想象力丰富，能将现代散文的弹性、密度、质料解释得生动有力，给人不少启发。最为重要的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现代散文深受余光中的影响，如刘烨园的看法与之相近，具有明显的承继性与因缘关系。1993年，刘烨园在《新艺术散文札记》中，提出“新艺术散文”，并从浓度、厚度、深度、新度和密度等方面进行阐释。㉑这可能是余光中“现代散文”在新时期散文理论的真传，虽然说法略有不同，但核心内容和主导精神以及用词都比较一致。

　　关于“新散文”，余光中也颇有代表性。对于“新散文”这一概念，较早提出的是周作人。20世纪20年代，他说：“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假如没有历史的基础这成功不会这样容易，但假如没有外来思想的加入，即使成功了也没有新生命，不会站得住。”㉒很显然，周作人的“新散文”之“新”注重的是“思想”之新，是中西思想文化双向影响的结果。在《剪掉散文的辫子》中，余光中也提到“新散文”，他说：“近数年来又出现了第四种散文——讲究弹性、密度和质料的一种新散文。”㉓在此，余光中的“新散文”之“新”主要是内容与形式，是具有“现代派”意义上的突破创新。关于“新散文”的发展变演，刘军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研究，除了指出周作人的开创性意义，还谈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散文”的发展，这包括刘烨园、祝勇、陈剑晖等人的努力。但未谈及余光中的贡献。㉔其实，在五四时期的周作人与新时期的刘烨园等人之间，“新散文”还有一个桥梁纽带，那就是余光中，特别是站在注重弹性、密度、质料的“现代散文”与浓度、厚度、弹性、深度等的“新艺术散文”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上看，更是如此。后来，段建军、张伟又提出“新散文思维”这一概念，这包括：由外向内探索人心灵世界的思维方向；围绕一个核心，多向展开，立体探索的思维态势;跨文体写作不受拘束的思维境界;知性联想与想象、情感与理性交融的多重思维空间;个性、自由、率真的思维风格等。㉕也可以说，周作人的“新散文”开启了现代思想的端绪，余光中的“新散文”则进行了现代主义思想的探索创新，段建军等则将之推进为“新散文思维”，其内外关联是清晰明确的。

　　关于“创造性的散文”。余光中在《剪掉散文的辫子》等文章中，还谈到另一概念，即“创造性的散文”，他说：“此地我要讨论的，是另一种散文——超越实用而进入美感的，可以供独立欣赏的，创造性的散文（creative prose）。”“本来，用很纯粹的白话文来写一般性的应用文，例如演说辞、广播稿、宣传品，新闻报道等等，是应该也是必要的。我不但不反对，而且无条件地赞成。可是创造性的散文（更不论现代诗了）并不在这范围之内。”㉖这个概念的提出，有助于克服散文的墨守成规，开启了散文探索创新的新格局。在以后的散文发展研究中，寻着这一思路也有人进一步推进。如韩小蕙提出“创新散文”，认为：“所谓‘另类散文’的称谓，也许不妥，其实我的意思是‘创新散文’——与时下散文不同的、一种全新的、或半新半旧的、或有一些创新因素的那些新式文章。”㉗今后，应该多强调散文的创新性，即在“创造性的散文”上多下功夫。

　　关于“美文与杂文”。《美文与杂文》是余光中的一篇文章题目，主要谈的是“美文”与“杂文”的区别和联系。余光中这样定义：“所谓美文（belles-lettres），是指不带实用目的专供直觉观赏的作品。反之，带有实用目的之写作，例如新闻、公文、论述之类，或可笼统称为杂文。美文重感性，长于抒情，由作家来写。杂文重知性，长于达意，凡知识分子都可以执笔。不过两者并非截然可分，因为杂文写好了，可以当美文来欣赏，而美文也往往为实用目的而作。”“可是搜罗的范围既限于‘纯散文’，就不免错过了广义散文的隽品。长此以往，只怕我们的散文会走上美文的窄路，而一般读者对散文的看法也有失通达。”㉘在此，余光中一面重视美文，但希望散文有知性之美，向哲学、史学甚至科学探寻，是从狭义的“纯散文”向广义的“杂文”跨越，反映了其广阔的视野和跨文体的思维方法。不过，余光中这里所说的“美文”，既不同于强调叙事与抒情相融的周作人的“美文”，也不同于贾平凹提出开放的大散文意义的“美文”，更倾向于艺术散文；他所说的“杂文”也不是一般意义的鲁迅写的“杂文”，而是一种混杂着的散文，相当于林非所说的“广义散文”。林非在《当前散文研究的理论建设问题》一文中这样概括说：“狭义散文以抒情性为侧重，融合形象的叙事与精辟的议论；而广义散文则以议论性或叙事性为侧重，在不同程度上融合抒情性。这两者在五四之后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就狭义散文领域而言有小品、随笔、游记、日记、书信这些体裁，就广义散文领域而言有杂文、政论、学术小品、序跋、回忆录、人物特写、报告文学、传记文学这些体裁。”显然，余光中的杂文含义与林非的广义散文相近。至于“杂文”，林非在《关于杂文的思考》一文中认为是“侧重于议论性的散文”，“五四前后兴起的现代杂文创作，跟中国古代的那些议论性散文确实是很不一样的，它迅速形成了一个十分自觉的创作运动，在思想内涵方面反映了当时启蒙运动扫荡荒谬、残暴和野蛮的专制主义思想，以及建立合理、健康与平等的现代文明秩序的强烈要求，因而就决定了它既有充满义愤和抒怀理想的感情色彩，又有犀利剖析和惊世骇俗的理性锋芒。此种炽热的感情色彩与冷峻的理性锋芒熔冶于一炉，就成了现代杂文创作与生俱来的素质。”㉙在此，林非对于杂文特别是现代杂文的定义显然与余光中的“杂文”不同，是情理交融的产物，注重议论、讽喻、批判，并以犀利深刻的思想见长。由此可见，余光中主要是作为作家身份，他对“美文”与“杂文”的理解偏于感性，缺乏文学史背景，也没有学者治学的严谨。

　　关于“青睐的散文”。虽然很多散文甚至那些流行名家的散文，也很难入余光中的法眼；不过，他仍有自己欣赏的散文。这包括像庄子、苏东坡、徐霞客等写的中国古典散文，也包括一些中国现当代散文。在中国现当代散文家中，余光中比较欣赏的是梁实秋、钱钟书、李敖等人的散文。余光中以《文章与前额并高》赞扬梁实秋，在叙述他所受到梁先生的知遇之恩与教诲时，表示：“我认为梁氏散文所以动人，大致是因为具备下列这几种特色：首先是机智闪烁，谐趣迭生，时或滑稽突梯，却能适可而止，不堕俗趣。他的笔锋有如猫爪戏人而不伤人，即使讥讽，针对的也是众生的共相，而非私人，所以自有一种温柔的美感距离。其次篇幅浓缩，不事铺张，而转折灵动，情思之起伏往往点到为止。此种笔法有点像画上的留白，让读者自己去补足空间。梁先生深信‘简短乃机智之灵魂’，并且主张‘文章要深，要远，就是不要长’。再次是文中常有引证，而中外逢源，古今无阻。这引经据典并不容易，不但要避免出处太过俗滥，显得腹笥寒酸，而且引文要来得自然，安得妥帖，与本文相得益彰，正是学者散文的所长。”在余光中看来，梁实秋的机智、简洁、学问在散文中生动可爱，值得推崇。在《白而不化的白话文——从早期的青涩到近期的繁琐》一文中，余光中对鲁迅、郭沫若、朱自清、钱玄同、艾青、曹禺等人的白话文多有批评，认为“半世纪来，在政治背景和文学风气等等的影响下，课本、文选、新文学史对白话文作者的取舍扬抑，经常显示批评眼光的偏失。其结果，是少数未尽成熟的作家被誉为大师，几篇瑜不掩瑕的作品被奉作范文，竟而忽略了少人吹嘘却大有可观甚至更好的一些作家、作品。坊间流行的不少散文选，都收入了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人的作品，似乎只要是名家便无所不能。其实这些人绝非当行本色的散文家，入选的作品也都平庸无味。”在否定一番后，余光中又提出他认为的好作家作品：“反之，像梁实秋、钱钟书、王力这些学贯中西、笔融文白的文章行家，却遭到冷落。另一方面，像陆蠡这样柔美清雅的抒情小品，也一直无缘得到徐志摩、朱自清久享的礼遇，而声名也屈居在毛病较多的何其芳之下。看来散文选必须重编，散文史也必须改写。”㉚敢于突破定论并提出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将忽略的散文家提出来研讨，这是需要勇气也离不开独特的偏好和鉴赏力；不过，说梁实秋、钱钟书、王力、陆蠡是散文之一家，并以学贯中西见长，亦无不可，但说他们远超过鲁迅、郭沫若、巴金、徐志摩、朱自清、何其芳，仍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说鲁迅等人散文有局限或瑕不掩瑜是可以的，但说“瑜不掩瑕”则有点言过其实；将梁实秋等人抬到“与额齐高”，并希望取代鲁迅等人的经典地位，也是一家之言。

　　余光中理想的散文是“要洗涤这股窒人的脂粉气。我认为散文可以提升到一种崇高、繁富而强烈的程度”，“散文可以做到坚实如油画，遒劲如木刻”，同时讲究速度与有效，是“这种把螺丝钉全部上紧了的富于动力的东西”。㉛余光中还提出“散文是最难造假”的观点，他说：“在一切文学的类别之中，最难作假，最逃不过读者明眼的，该是散文。”“散文是一切文学类别里对于内容和形式要求最少的一类：譬如选美，散文所穿的是泳装。散文家无所依凭，只有凭自己的本色。”㉜这话说得很精彩，也深入骨里，比喻俏皮深刻，与巴金、季羡林、林非、谢有顺等人的真实观、自我形象塑造的看法是一致的。对于克服当前流行的“散文是虚假的”等错误认识有警醒纠偏作用。

　　但是，不管怎么说，余光中的散文观中有值得注重和研讨之必要。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偏见。对于偏见，人们往往只做简单理解，甚至不加思考予以否定。其实，偏见有不辩证、随意性强、偏激、固执之弊，这也是读余光中散文观时的一个突出印象。但是，这种一偏之见总比言之无物、老好人、胸无点墨的腐儒要强百倍。余光中带有偏见的眼光，常常能见微知著、灵感挥发、见解清新，给人不少启发。比如，对于散文风气的批评，特别是提出“剪掉散文的辫子”，希望以“现代散文”来一场变革，是开风气之先的。钱钟书曾这样谈偏见的价值：“只有人生边上的随笔、热恋时的情书等等，那才是老老实实、痛痛快快的一偏之见。世界太广漠了，我们圆睁两眼，平视正视，视野还是偏狭得可怜，狗注视着肉骨头时，何尝顾到旁边还有狗呢？至于通常所谓偏见，只好比打靶子的瞄准，用一只眼来看。但是，也有人以为这倒是瞄中事物红心的看法。”㉝这看似“歪理邪说”，其实是含有道理的。如用这段话来看余光中的偏见，正合适用。当然，余光中的散文观也有错误和误导之处，如看轻散文、在散文概念的使用上比较随意、评说散文作家作品时有明显的偏好与偏激，这些都是应该引人注意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本文刊于《百家评论》2023年第1期，原创内容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注 释

　　①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南腔北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136页。

　　②季羡林：《漫谈散文》，《季羡林散文精选》，海天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③厚夫：《路遥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97页。

　　④⑤⑦⑲余光中：《剪掉散文的辫子》，见《桥跨黄金城》，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63—364页，第360页，第359页，第361—362页，第360—361页，第359页，第361页，第368页。

　　⑥⑪⑫⑮ ⑯⑱㉓㉖㉘余光中：《桥跨黄金城》，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第362—367页，第365页,第348页,第360页,第367—368页，第360、366页，第322页。

　　⑧余光中：《论民初的游记》，见《凭一张地图》，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57页，第358页，第360页，第363页，第364页，第345页，第366—367页。

　　⑨⑳余光中：《左手的缪斯》，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页。

　　⑩余光中：《白而不化的白话文——从早期的青涩到近期的繁琐》，见《凭一张地图》，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94、496页。

　　⑬林语堂：《说本色之美》，载梦琳等编《林语堂散文经典全编》第１卷，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页。

　　⑭《林语堂散文经典全编》第2卷，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4页。

　　⑰张翼：《论散文诗文体杂交的表达优势与体式规约》，《武陵学刊》2016年第2期。

　　㉑刘烨园：《领地》，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第319页。

　　㉒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张明高、范桥编《周作人散文》第2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20页。

　　㉔刘军：《新散文概念的落定：从新生代散文到新散文》，《学理论》2009年第16期。

　　㉕段建军、李伟：《新散文思维》，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8—99页。

　　㉗韩小蕙：《太阳对着散文微笑——新散文十七年追踪》，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86页。

　　㉙林非：《散文的昨天与明天》，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页，第57页。

　　㉚余光中：《凭一张地图》，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312页，第502页。

　　㉛余光中：《六千个日子》，《桥跨黄金城》，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399—400页。

　　㉜《名家散文典藏·余光中散文》序言，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㉝钱钟书：《一个偏见》，见《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