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龙：王祥夫小说的艺术力量

江山

王祥夫小说的艺术力量
李秀龙

      王祥夫小说作品读多了你会突出感到，走过四十年创作道路的王祥夫，可以说是当代文坛中作品艺术力量最具持续性的小说家之一。当然我知道，艺术力量来源于作品的艺术性，但有时你就是甚至会忘掉是艺术性，感到的就是一种内在的强劲力量，总是能被一种深沉的力量乃至冲击性的力量所震动、摇撼。而之后，你再用艺术眼光重新审视作品，你又会被其精微的艺术追求所折服。这是读者阅读时的一点“矛盾”感受。作家王祥夫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其中一些重要体会，实际上也是有点“矛盾”的。比如，对于短篇小说，一方面他尤其重视其艺术性，认为短篇更重要的并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手头技术是一个大问题，你可以在冰场上滑冰滑得很好，但你很难在桌面那么一大块冰上舞姿百态。”另一方面，他又突出强调“玩弄技巧的小说都不会是什么好东西”“离开精神，技术什么都不是”“如果作家是一把刀的话，它一定要在三块石头上轮番打磨。面对众生，这三块石头分别是同情、正义和斗争。”显然，在作家的艺术追求中，作家面对世间众生多艰的生存、多困的心灵，那种率情、勇敢精神的重要性绝不低于技艺。作家王祥夫的表述和追求矛盾吗？实际并不矛盾。而正是这种表面的“矛盾”凝筑成了其小说的艺术力量之源，成就了作家王祥夫。具体而言，王祥夫小说的艺术力量又可以说显现为冲击性、沉重性、隽永性。

     “非艺术性”：王祥夫小说的冲击性力量之源

      小说本身自然是一种艺术，小说家当然知道自己正在完成的是艺术创造，但读王祥夫小说时，我总是自然生出一个自造的、矛盾的蹩脚词汇：“非艺术性”，感到仿佛正是“非艺术性”充实、支撑着王祥夫小说的艺术品位。这种“非艺术性”，实际就是指一个作家，面对世间众生与万物，又时常会忘掉自己是一个作家，忘掉自己要对作为艺术家的情感和审视方式有所调适，忘掉要保持一定的艺术距离；并非力求把更多率真、鲜活的直感沉淀，而是更多地葆有着一个普通有良知者蓬勃的情感“冲动”。作家王祥夫自己就经常发现社会中人们感觉与心灵的麻木，我想，麻木或许甚至也包括了“艺术麻木”吧。王祥夫就鲜明地表述过：“没有冲动最好不要做，你麻麻木木就更不要做，你硬要做，不会有好结果。”“愤怒对作家来说有时候是一件好事，能让你在写小说的时候不再怕什么”，能让作家保存住更多鲜活的东西。作家愿意自己的作品“在它的内部包含更多来自生活的、而不是一遍遍经过作家过滤过的那种文质彬彬的故事”。
     王祥夫关切社会最底层百姓人生的小说作品非常多，但我却觉显然不适合将其归入底层文学。我更愿将此视为一种象征，由此我们更能清晰发现的是，作家不屑于把小说当作“大说”，无意于为民族、为时代造宏大之像，而总是首先被世间各阶层芸芸众生生存的困苦、伤痛、欣悦以及心灵的郁积、隐曲、纠结所感动、所震撼包括愤怒。这种率真的情感冲动对于艺术功力弱的作家来说，往往会容易使其作品艺术粗糙、薄浅；但是对于艺术功底深厚的作家来说，这种常常容易被轻视的、实际更难能可贵的“非艺术性”，或正才有可能成就了其作品更重也更高的艺术性。王祥夫小说作品在我心灵深处引起的尖锐的震动、绵绵的感动，常常让我出离了纸页或屏幕，而仿佛就直接沉入了世间生命的悲喜与心灵世界的深处。
     面对众生世界，作家王祥夫总是有着最率真、“脆弱”的情感，最锐利、深究的眼力，仿佛世间各层各色众生都在他的视野内，仿佛众生的一切悲喜、隐曲都在他的深沉眷顾中。读他的小说作品我常常不由地感叹，人间有多少伤痛、苦楚需要去关怀？有多少爱和温暖需要去回味？有多少心灵的纠结、人性的秘密需要去洞彻？……
     顾长根老人偶然发现两个警察嫖妓，当即斥责后反被带到派出所被诬嫖妓，老人多方找寻证人想证明自己的清白，却一次次无果。更加痛苦的是，在一些邻里甚至亲人那里也仿佛是“越涂越黑”，无路可走的老人只还有自己养的“蝈蝈”可以“商量”，他只能再次冲向派出所……（《顾长根的最后生活》）街头摆自行车修理摊谋生的哑子，媳妇也是哑巴。哑子干活经常顾不上吃饭，媳妇就会一勺勺喂，哑子一边做着活儿，吃完一口然后再“呀呀呀呀”掉过脸把嘴张开，景象实在“滑稽”而美好。面对宝马车主的无理指责和欺凌，哑子的自甘受辱及无由的赔偿，令旁边的小胖老板、清洁工等等都无法忍受了，却还是没有结束宝马车主的侮辱，哑子的愤怒奇特地爆发了。（《街头》）《真是心乱如麻》中的女保姆听到独居的老太太偶然说自己活不了几年了，竟突然感到了自己生活无着、无处可去的巨大恐惧。她甚至期盼着自己先于老太太离世。当老太太无疾而终的结局真的发生时，她一连多天怎么也想不出该怎样办，接到老太太儿子的国外电话也实在没有勇气说出实情，她身心竟已完全无力了。《豌豆》中曾经的省乒乓球赛冠军皮哥，怎么也找不到工作，他想到了也许会拿上冠军奖杯去地铁口上擦皮鞋。一个校长喜欢打球，想找个能教学生练球的，他心生希望。但他不仅与校长打球时拿捏球技是那样痛苦，而且与校长原来真正想调入的青年打球时，不忍其请托又只能是狼狈而败。自己不过只是被利用了一下。面对被遮盖的一层碧绿碧绿的豌豆，只有无尽的惆怅。《猪王》中老迈的光棍汉刘红桥跟别人不一样，养猪不是为了卖钱或吃肉，而是越养越亲，以至于养成了体型、食量巨大的猪王。老人身体不行了，再也养不了让他不再孤单的小白了，只能痛苦地同意别人把小白领走。让他更痛苦的是，小白不愿离开，而只有他才知道小白能够离开他的方法。刘红桥依依不舍，希望小白再往回走，要是那样，自己再病再没吃的也不会让它被领走了，但这里又有了更进一层的痛苦：不舍主人的小白太饿了，跟着萝卜越走越远的小白让刘红桥伤心已绝。《浜下》中八十三岁的婆婆做针线活儿时不小心把断了的半截针咳嗽到肚子里去了，没想到，坏事竟换来了她梦中才有的与四个儿女完整的团聚，她甚至不想把针排出来，因为那样，儿女们为了各自的生活又都会离她而去。她数着花被上的牡丹花倒下去的时候，心里储满了无法诉说的苦痛和期盼。
     作家王祥夫或激烈或沉郁，如此揪心、如此撼人心魄的作品太多了。还比如《米谷》《一粒微尘》《流言》《愤怒的苹果》《小镇》《找啊找》《尖叫》《积木》《牛皮》《刺青》《洗澡》《怀鱼记》《狂奔》《泣不成声》《伤心蘑菇》《一丝不挂》《疼痛都在看不见的地方》《六户底》等等等等。而同时，王祥夫发现生命世界中的温暖，动人至深的作品也实在太多了。
      住在养老院里的老人刘淑珍对儿子们牵肠挂肚得竟然是那样偏执。养老院的楼上跑了水，流到一楼又流到了院子里，别的老人没什么，刘淑珍却总会觉得儿子家也已经漏水了，她的心实在无法安顿下来，她从养老院偷偷跑了回来。这次在这个炎热的三伏天，她突然想起了儿时的老四夏天想吃过水凉面的情景，她又一次背着养老院偷偷跑回来，一定要给老四家做一顿：“不吃一顿过水凉面能是过夏天吗？”她路上买了黄瓜、芫荽、小葱、面酱，提在手里是那么激动，她要把这顿饭做的好得不能再好。老人太用心了，样样做得细心而精致。虽然儿子们带回来的吃的太多了，根本吃不着面条，儿子们也只得骗老人说大家都已经吃过水凉面了，但那满满一大面案子白花花的面条儿，实在含着太深的温情。（《热三伏》）肖四的妻子突然去世了，肖四成为范东最挂念的朋友。范东不知所措一般，没等处理完果园的苹果匆匆乘火车就去看望肖四了，两天后匆匆回来处理完苹果又再次去了肖四那里，因为他还是不放心。这次，与在肖四那里住半个月的计划不同，两天后却把肖四带回自己家了。他想让肖四与自己一起在他最心爱又最私密、精神家园般安宁的地窖小屋生活一段时间。他想以一个男人无言的挚情和诗意暖化另一个男人的悲伤。（《朋友》）想感受一下乡村环境和生活的“我”这年来到乡下过年。村长帮着找到了李成贵家的空房子。农村的房子盖儿都是通着的，奇怪的是，“我”经常能听到隔壁李成贵母亲唠唠叨叨地在和什么人说话的声音，还有拉风箱做饭的声音、呼噜呼噜吃饭的声音。而说的话里，有浓情的关怀，也有嗔怪的数落。有时是：“脸脏成个什么样子，好赖给你洗一洗……看看这地方，脏成个啥？”“看看你这个吃相……这么香的东西你还剩下它干什么？”有时是：“因为你我才不去城里，要不是你我早就去城里过了。”“过年呀，我给你把皮鞋也擦擦……你这皮鞋都碰破了，都裂了，下辈子你再穿好鞋吧。”有时是：“谁叫你老了呢？谁叫我舍不得你呢？谁叫你受了一辈子累呢，我舍不得让你去那地方就是给自己找罪受。”“你冷不冷？”年三十晚上，奇怪的“我”终于推开了隔壁的门，他没发现另一个人，而是看到了一头站不起来的老牛，此刻，它正吃着主人给它做的年夜饭。“我”的耳边想起了刚才听到的话：“吃吧，素饺子，年年都是你先吃，胡萝卜，粉条子，油豆腐的馅子，你就吃吧。你吃了我再吃，这是规矩。”老人对于一头干了一辈子农活的老牛的不舍和深爱让“我”泪如泉涌。（《比邻》）
     王祥夫这样满蕴挚情、浓情的作品举不胜举，比如还有《上边》《半截儿》《归来》《冬雨》《爱人》《房客》等等等等。关键是，像伤痛、悲愤那样的情感一样，这种温馨、温暖从王祥夫作品中涌出来，却同样具有着极强的冲击力。
     如果说探掘表现之微、之深，是我们对王祥夫小说品质的合理期待，那么，关切如此之广博，并且篇篇蕴蓄着扑面而来或直抵人心的冲击力量，则是常常令我称奇的。读者从中感受到的无疑是艺术力量的深深感染，但最突出的却的确就是一种生命力量、人性力量最直接的震动和摇撼。
     有一次，在完成一篇小说之后，王祥夫突然反省自己作为小说家，“是不是替历史隐藏了什么？”在一篇创作谈中，王祥夫还谈到自己，一次应某杂志社“向卡夫卡致敬”这一命题之约，计划写一篇变形、荒诞的小说作品。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他突然越来越深地感到，就当下的现实情况而言，人们已经习惯了麻木，笔下的“一个老头即便变成一条大鱼到处乱扑腾，也不会引起人们的些许注意了”，半途，他便感到已经毫无必要加入到这种致敬的队伍里了，而“每每再写起小说来，心里总有一种愧疚感”。一个作家从事创作，为什么竟会生出“愧疚感”呢？我想，那是警醒自己的写作不要首先只是着眼于艺术创造，不要只做工于艺术化创造的艺术家，而失去对生命以及现实的率直、热切、勇敢的探究与质问吧。就像小说《怀鱼记》深含的无比尖利的质问：一个衰老的人怎么会认为自己怀上了他日思夜想的大鱼？怎么会?怎么会?
     艺术固然有高妙，固然也含着对生命深刻困境的“哲学”探究，但是，那种最单纯、最质朴，同时又最浓烈、最深沉的感动，应是更高的艺术所内含的力量。震动和冲击力，对于一部作品的艺术效果来说，本来也是不应忽视的吧。

     人性内涵与时代内涵的缠结：王祥夫小说的沉重性力量之源

    王祥夫小说的艺术力量除了显现为冲击性外，还突出显现为沉重性。他的小说中，无论是爱或伤痛总是让你感到是那么沉实，那么具有重量。尤其是伤痛，真如一块巨石，读完后仍然还会长时间沉重地压迫着你，仿佛让读者也无处可遁。王祥夫自己坦言：“我写小说，最早就是要找情绪，感动我的我会写，让我气愤的我会写，让我高兴的我倒不会写了。”确实，高兴的事情是最轻松的，而真正能够感动人的，只能是厚重的情感；真正能够让人气愤的也只能源于深重的伤痛。面对芸芸众生，面对幸福者和伤痛者，王祥夫的确是把他带着血性的深挚情感，更多投注到了那些伤痛者身上了。那种沉重的压迫力量来自哪里呢？
     乔小强现在太爱吃肉了，身体越来越胖。太胖身体会出问题，在医院工作的妻子每天善意的劝说，一点作用也没有。我们渐渐发现，道理乔小强不会不懂，只是他不愿克制自己了，因为他感到，过去，为了保持舞蹈演员的身材，克制自己太多了。现在的放任，仿佛是对自己多年吃苦的补偿，也仿佛是一种宣泄，又像是对什么的一种报复。作家突出表现了人物执拗、奇特的嗜好变化，但在乔小强大快朵颐的时刻，分明还是掩盖不住他内心深藏的痛苦。而这种痛苦的背后又是什么呢？他当舞蹈演员的时代，舞出了人生的风采，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时代，而现在，世上喜爱高雅舞蹈的人越来越少了，在这个时代，他已经失去了舞蹈的舞台、人生的舞台。还有什么比这更深的痛苦？他的身材已经毫无意义了。只还有吃能够让他暂时忘掉心中的痛苦。最后，妻子一次残酷的恶作剧，让他永远不再吃肉了，他又瘦成了过去当舞蹈演员时的身材，但他已经无力逃出时代风尚巨石的压迫，不可能“随乐而起，翩翩再舞”了。作品就是这样，凸现生理异变、人性弱点的同时，透出了时代的丰厚、沉重的内涵。（《翩翩再舞》）
      干货靠开出租艰难谋生，一件偶然的事情改变了他的命运：一个乘客落在他车里一皮包现金。按说，物归原主，天经地义，干货继续靠自己的劳动生活，事件不应影响他的人生。是什么把他牢牢捆缚住，把他拽入痛苦的泥潭呢？首先是生活窘迫的干货受到了强烈的诱惑，惧怕又令他必须去战胜诱惑。但是，人性的弱点之外，则还有源于时代的更多的扭曲力量。一方面，时代的道德状况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干货要还给失主却也实实在在地害怕落入假币的骗局、圈套之中，干货一家不得不绞尽脑汁、费尽周折分着去几个银行验币，真是饱受折磨。另一方面，时代的道德观念也在不断地“进步”，每个人不仅能感受到，实际上也都在不自觉的、潜移默化受着影响。干货交还失主时，自然然也是“有理有据”地仿照时代通行的“惯例”“规则”，先行按比例扣留下了“好处费”。与失主发生争执后，本来也只是干货与失主之间以及干货内心中的冲突，但时代的扭曲力量还在深化着影响，由于以“策划”话题、提高收听率为目的的电台的介入，伴随着与事件真相的距离不断扩大，即使是把“好处费”退了回去，干货身心所受到的摧残也越来越深，回到窘迫但安宁的生活中已是不可能了。（《驶向北斗东路》）
     小楠大学毕业，正值青春年华，自己却总是感到自卑，是什么会逼迫她强行摧残自己、改塑自己？原来，把她逐出社会的，是时代的审美标准，她不得不下狠心减肥，时代青睐那样的身材，她要美，要找工作，她挣脱不开时代的裹挟。健美店老板自夸按摩功效时，劝小楠去买一块肥猪肉试试，不停去揉动就会发现它最后的溶化；大学时的室友教给她吃完又能很快吐出来的方法。但无论是以牟利为目的的虚假说辞，还是好心的“妙招”，实在不仅是幽默，其显露出的更是溶于时代肌理的巨大的荒诞。在减肥的过程中小楠的肠胃、心灵受到了太大的折磨，以至于她恨每个给她带来刺激的瘦人，恨每个让她想到自己的胖人，恨每个有工作却依然还在减肥的“卑鄙”的人，而且干脆恨人这个世界上唯一胖瘦分明的物种。最后，当她以巨大的痛苦换取到一点效果时，茶吧老板灵机一动，愿她再胖一些以更吸引人眼球的新想法，彻底把她击垮了。我们看多了社会人群减肥的痛苦，但在减肥众生相背后，作品着力挖掘出的，是时代丰富的荒诞内涵。因为我们知道，即使小楠按照先前的路径如愿找到了工作，痛苦也不会离她而去。（《减肥》）
      韦施的儿子每个月都会按时送过来赡养费。但之后我们才会惊人地发现，每次送来的竟然会都是冥币。父子关系为什么竟然可以如此逆天？众生所遵循的最基本伦理也不会允许儿子能够这样对待父亲。虽然作品惜墨如金，表现极为含蓄，但王祥夫也不会满足于只是尖利地呈现出人性的残酷景象。作品以一种不经意的方式，仍然表现出了让人沉痛的时代内涵。韦施感慨儿子小时候一切都好，是上了大学才变成现在这个样的。当今时代只教知识不教做人的大学、唯个性自我是尊的社会氛围显然脱不了干系。让韦施无法忍受的是，儿子居然有两年没来见过他一次。而韦施极力想挽回自己“权利”的手段，也是当今时代最时髦、最有时代特色的，那就是诉诸法庭。而此实际也不过只能将矛盾激化到新的锐度。儿子内心是否痛苦作品语焉不详，但父亲内心的痛苦我们都能感到是多么的深入骨髓。虽然最后韦施自己放下了心结，要把一个个牛皮纸袋里的冥币换成真币“还”给孙子，但其内心将永存失去儿子的深深痛苦。（《牛皮纸袋》）
     王祥夫的小说作品每每敏感地捕捉、探掘、表现出众生惨烈的现实遭遇、心灵遭遇或人生的惊人变故、人性的惊人变异，还比如无奈竟开始研究“爆炸学”、萌生抢银行念头的小古（《为什么不去跳舞》），农活手艺如此精湛却再无用武之地已成为“文疯子”的“五张犁”（《五张犁》）等等等等。从中，读者实实在在感受到一种压迫感，感到作品的情感内涵、人生内涵、人性内涵那样沉重的同时，你又会清晰发现，作品每每表现现实遭遇、人性异变，也都正是在表现心灵、表现精神，并且同时又正是在表现时代、表现社会。日常偏好、情感转化、人性变异等等“现象”都并不“单纯”，原来也都是蕴含无比丰富、沉重的时代象征、时代隐喻；这些，是人性之病、人生之痛，同时也正是深刻的时代之病、时代之痛。人性内涵与时代内涵的缠结令作品的沉重感加倍得增加了。

       戏剧性与非戏剧性：王祥夫小说的隽永性力量之源

     王祥夫既是一位情感丰富、容易激动、满溢豪气血性之人，又是一位从小就收到严格艺术训练，对艺术有特殊敬畏、每天不竭锤炼探究艺术之人。其绘画等诸门艺术与小说艺术的相互益进，为文坛所熟知。王祥夫对中外小说艺术深有研究，而其小说创作最深厚的艺术功力，在艺术效果方面，我以为还是更突出地实现在隽永性上了，其作品沉实的艺术力量难能可贵地总是呈现为一种深长久远的特点。
      王祥夫小说艺术力量的隽永性，经常来自作家对人生戏剧性的真诚、深刻的发现及匠心妙构。比如，《明桂》中充满了太多的戏剧性。貌丑而有心计的明桂强行把自己给了于国栋，之后又强行成为了其媳妇，接着又借父亲的权力为于国栋及小姑子办调动，以提高自己的家庭地位。于国栋欣喜于权力带来的利益，但当明桂父亲车祸去世，利益结束后，便公开另有所好。终于于国栋被愤怒的明桂毁容，明桂也锒铛入狱。被毁容的于国栋活在世上除了明桂和儿子已经一无所有，作品最后于国栋和儿子在地头等待明桂出狱的画面，含着如此悲哀却又温暖、五味杂陈、绵绵无尽的意味。比如小说《房客》中，正在吃年夜饭的租客汤立一家，突然遭遇了极具戏剧性的一幕。房主的老父亲不知甩掉自己这个累赘的儿子已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了，除夕之夜从养老院偷偷跑出想回家过个年。汤立一家给老人营造的回家的感觉，映衬着那位儿子的寡情，传达出无尽的悲凉，也传达出无尽的暖意。
      但是，王祥夫小说艺术力量的隽永性，也经常来自对众生的非戏剧性的朴拙呈现。比如小说《拆迁之址》，全篇并无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只不过真切呈现出了一处拆迁之地众生的生存状态、情感关切、时代情绪、心灵期盼……这里有旧腌菜缸、小马扎，不搬家的时候它们都有家，看到它们人们就会想起那些清贫而安宁的日子，它们的被弃还是让人生出浓浓的爱怜。这里的人们不得不完全被拆迁的洪流裹挟着，又因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不安着，一分钱一分钱地算计着，怀旧情绪一点一点被破坏掉了，现实中原本存不住一点诗意。这里有着靠捡拾垃圾为生的无名老人，从背影看，像是一堆垃圾长出了两条腿在走动。老人自己在这里搭了个棚子居住并整理捡来的垃圾，管事的人也不知怎么处置老人，只是看着老人捡来的塑料袋等被风吹起来，在空中飘荡。小说通过若干场景的呈现、若干情绪的捕捉，表现出的是各色众生原态的生活、真实的情感，升腾出的是浓浓的烟火气和绵绵的伤感。
      谈到非戏剧性的艺术风格，我更愿意把小说《花生地》视为作家的代表作。《花生地》不仅如其获鲁奖作品《上边》那样，淡化故事结构的同时，如此饱满地表现出普通人浓浓的善情爱意，而且更是如此饱满地描写出了普通人家清苦又充满精气神、充满风采的日常生活。看车棚的老赵一家就住在小区楼宇旁边的车棚里，与楼宇中的家庭相比，自然像是低一个阶层，但老赵一家的生活却是过得那样有滋有味，清贫、节俭中又透出让人艳羡的无限魅力。老赵一家好像什么都吃，白菜、茄子、芹菜、芥菜、香菜、萝卜等等之外，这些蔬菜的疙瘩、柄子、根子、叶子、缨子等等也都不会扔掉，也都会做成美味。蔬菜经常是买处理的，一下多买些，价格又会便宜点。一大堆萝卜择好了，缨子洗好切碎，放在一个个空罐头瓶里腌了起来。买回来的一大堆凌乱的香菜，老赵的女人择来择去，一会儿就被顺得整整齐齐，香菜根子也是宝贝，洗了切了，用醋和糖泡在罐头瓶子里，又是一道新菜了。老赵的屋子窗台上、车棚里的窗台上，一溜儿一溜儿，都是这种形状各异、内容极为丰富的瓶子。《花生地》本来也是要讲赵家生活中一个精彩故事的，这个故事发生在夏天，但赵家的生活显然有更重要的方面需要表现，作家的叙述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所以接下来我们先看到的是秋季时的景象：还没到真正的深秋，老赵一家又开始着手做“一件大事”了。老赵弯着腰把缸和瓮都搬到了院子里，接了根水管子把它们很“庄重”地都洗了又洗。小区居民从楼上往下看着老赵的女人在那里弯着腰把菜一棵一棵翻倒……腌过了大白菜，还要腌韭菜，腌完了韭菜，还要腌韭菜花。老赵一家生活拮据，但那种生活的热情是是那么旺盛、那么美好。菜刚刚腌好的时候，老赵的女人常常会喊住旁边那栋楼的人们，愿意让邻居也享受到她独特创造的美味，那可真是哪里也买不到的啊！小说要讲的故事当然很精彩，这个贫困家庭中成长的儿子考上了清华大学，老赵家高兴得要自己炒菜请邻居们吃饭了，最后一盘菜端上来时上边还严严实实扣着一只盘子，形成一个悬念，原来是儿子的录取通知书。邻居们祝贺、敬酒，老赵激动的尖锐的哭声最后终于忍不住了。的确我们感到作品于此达到了高潮。但是，我们只能说作品是精彩之上叠加精彩，即使没有最后那个悬念推向的高潮，作品此前一切的表现实际已经是无华而绝好了，包括悬念之前每一盘菜都如此认真、用心的配菜、炒菜过程，这些非戏剧性的细致表现，都已经最可贵地呈现出了一种最朴实、最美好的生活。那种浓浓的善良心意，那种生活在楼宇的阴影当中、生活在暗淡之中却始终洋溢着的对生活的热爱、洋溢着勃勃生机的感人力量，实在是深长而绵绵不绝。此篇小说作品发在刊物及结集出版时有两个不同篇名：《花生地》和《最后一盘》，我还是更喜欢“花生地”。此篇作品的确无需戏剧性就已经含蓄了极为丰厚绵远的艺术力量。
      王祥夫小说的非戏剧性，还经常表现在叙述过程中时或荡开的那些闲笔上，它们游离于作品的主体叙述、表现之外，似乎是多余的旁逸斜出，但实际上也传达出丰富、细腻的情感意味。其营造出的舒缓、从容的语调，也更契合作品所表现的朴实的生命与心灵。比如小说《上边》中关于院子里所养的鸡、狗的闲笔：鸡们不怕被铁链子拴着的狗，“照样在它的身边寻寻觅觅，有时候呢，还会感情暧昧地轻轻啄一下狗，亲昵中有些巴结的意思，又好像还有些安慰的意思在里边”“脱了毛的鸡真是难看……每迈一步都很夸张的样子，啄食的时候，要比别的鸡慢好几拍，好像是，那只是一种试探，看看别的鸡是不是同意自己这么做”。描写如此细微、含情，不仅烘托出了农家恬淡、健朗的生活氛围，实际也烘托出了农家质朴、情浓的心灵世界，增益着作品沉实而又绵远、悠长的艺术力量。
自然，作家王祥夫小说艺术力量的隽永性，也更多来自戏剧性与非戏剧性的融合，有时一篇作品中戏剧性与非戏剧性都非常突出。比如小说《归来》。吴婆婆在外打工的小儿子三小总说过年的时候一定回来把媳妇带给婆婆看，孩子不觉都三岁了，婆婆却突然去世了。大哥搀扶跪地大哭的三小时才突然发现三小的一只胳膊没了。作品很大一部分篇幅是在叙述丧事的景象、过程，尤其是“领牲”的过程，其中并无戏剧性，但作家对这些代代传下来的乡人的礼、乡人的仪的朴实叙述和描写中，却似乎写尽了乡人的艰辛人生和深厚情意。“领牲”之后，又依乡下传下来的规矩、惯例，到齐的妯娌们要当着老者和全家收拾老人的遗物。这时作品又加入了动人的戏剧性：一辈子俭苦至极的吴婆婆，竟然被发现给孩子们偷偷攒下了一万五千多块钱；全家一致同意把钱给了失去一只胳膊的三小，而人们送走三小多少天之后，突然发现三小原来把钱留在了家里。戏剧性与非戏剧性相互促进，共同酿出作品动人、绵远的艺术力量。小说《婚宴》等等也是，更大篇幅的非戏剧性叙写、铺排，不涉情感，却处处尽显本分善良，处处感人；而作品结尾的戏剧性部分，又是如此惊人，让人生出无尽的痛楚。

      阅读王祥夫的小说作品，我不仅像许多读者那样感叹，作家对世间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包括各个新的生存空间乃至各个角落、各个背光暗处的人生怎么都有能力关注到？都有能力了解、熟悉他们的生存？而且更感叹于，作家对于这些各色人生、一个个人的心灵世界，怎么都有能力观察、关切、体味、体贴得如此细微？比如，作家就是能够发现没了工作的小古好像什么都无所谓了，“在家里经常连拖鞋都不穿就走来走去”（《为什么不去跳舞》）；就是能够体味到刘淑珍老人特异的“愧疚”，她奇怪自己在养老院怎么就想不起那只猫，“这让她觉得有点儿对不住这只老猫”（《热三伏》）；就是能够观察到老赵的儿子一边羞涩地谦让着，一边朝屋外退着，“在门坎儿上不小心给绊了一下，年轻人真是机灵，人没倒，却跳了一下，跳出去了”（《花生地》）；就是能够生出这样独特的幻觉：地里山药长得真好，一耙子下去，大个儿大个儿的山药就从地里跳出来，“要是老高一下子也能从地里跳出来就好了。”（《牛皮》）……或许我们也只能说，这是因为作家对世事多艰的芸芸众生特殊偏执的敏感、始终不曾“钝化”的深挚同情和爱吧。这确实也可以说是能够灌注到艺术中去，能够使艺术更具有力量的更根本的不竭之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