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剑《长安道上——我的唐诗人物笔记》出版

江山

长安道上品味唐诗人物


《长安道上——我的唐诗人物笔记》
徐剑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长安道上——我的唐诗人物笔记》，一本颇值得咀嚼品味的新书。

     翻看目录，可能会有些许“嘈杂”之感：诗人择取好似毫无章法，而置唐诗赓续脉络、大咖江湖地位于不顾、于不取，作者很是任性啊！但若带着这般阅读“前理解”，与《长安道上》擦肩而过，那是真真错过一本好书！

     唐诗之繁荣，可谓光耀日月；唐诗的研究，则又浩如烟海。作者以“纯然兴趣”入场，看似只求文化野趣，了无文化野心，一人一诗的自在读又自由写。深读进去，其实不然：“长安道上”如此宏大文化命题，由“我的”情趣不拘一格安排，“笔记”书写别有精深彰显，一种独特的诗歌史呈现形式，随之清晰。

    《长安道上》创造了一种大人物“隐传”的写作可能。谁能想象，一本唐诗著作，竟能错过李白、白居易如此“巨物”，竟会对王维、杜甫只言片语带过？作者借“我的”名义这样做了，但请先别摇头。这几位的咖位实在太大，常规写作的正面迎敌，不止篇幅失控，成效品控也是隐忧，毕竟那么多珠玉在前。《长安道上》设局目录章节错过、带过的表象，但又不止于此。作者心中似乎有一种更为宏阔而隐秘的“隐传”追求，并试图达成“互文性”的强诗歌史呈现。大咖常也C位，在唐诗江湖，“李杜们”自然也是枢纽性存在——无论哪位诗者，好像多少与他们关联一二。既然如此，那就顺势让他们“散入春风满洛城”，成为一种各路诗者汇聚的内在线索吧。将李白散入崔颢、贺知章、贾至、李嘉佑等篇，使白居易穿插于李商隐、张籍章节。在本章聚焦一二小点浓彩重抹后，又在其他章节旁逸呼应，如在孟云卿、郑虔处见杜甫，在綦毋潜处见王维。原来独立的诗人人际，勾连一处，彰显出唐诗江湖的深处模样，而“李杜们”的各处勾连据点也逐渐构成他们自身的史迹篇章。如此史观技法，岂不很高级？

     《长安道上》彰显出一种唐诗江湖的细腻景观。“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唐诗的繁荣，不是那么一两位李杜、王孟、高岑撑起的文化景观，而是全民嗑诗、老少K歌广场式狂欢。读《长安道上》，有种专业的惭愧——原来，在唐诗“重岩叠嶂，隐天蔽日”的丛山峻岭外，更有如此多历史隐秘处“素湍绿潭，回清倒影”，进而形成“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全民嗑诗盛况。书中关涉诗者，上流者有九五君王，下达者有僧与道贯休、王梵志、吉中孚，更甚有无法具名但因诗而未烟沉历史的无名氏、西鄙人，但多少研究者以质量名义而不顾。《长安道上》，徐君以打捞诗歌为名，实则构建一种“我向”的毕显毫发的唐诗历史。

    《长安道上》融通了一片今古贯穿唐诗文化承传场域。读唐诗著作，好像是一段今而古的溯源逆行，其实文化阻力巨大——要么进不去，要么出不来，都有走火入魔症状。徐君以笔记体，在那种正襟危坐的历史写作外，选择了更具个人化的私人写作。这种的私密写作，有个人真切生活体验的饱满透射，进而模糊那种古今之隔而得融通。以父亲多年前除夕之夜迟滞赣粤交界小镇简陋招待所的回忆，引写戴叔伦《除夜夜宿石头驿》一章；以父亲早年养蜂割蜜，教读《蜂》诗之事，叙写罗隐；由“青箬笠，绿蓑衣”的儿时课堂意想，勾连烟波钓徒张志和。更奇而妙者，徐君当年高考赴考前随手翻开的《滁州西涧》，正应考卷“野渡无人舟自（ ）”的填空题。唐诗不是博物馆里玻璃罩隔离的展览品，不是深埋地下千年的出土物，它应该还在呼吸，还有游动，应该贯穿千年而熔铸在每个中国人精神骨髓。《长安道上》的笔记式笔法，呈现了一番今而古、古而今的“庄生化蝶”般文化穿行，内质里是具体在一个人身上的文化赓续。不过，可不能由此产生错觉：此书因“笔记”而有私人之小器。在“我”的私人情境之外，文字间更有其公共关注。写王维陷长安之后，先由1937年7月日人破北平铺垫；写草创渡海经营台湾的赶海人施肩吾，以台岛数典忘祖的“独派”蠢蠢欲动反衬。如此的私人笔记，颇有些“小大由之”的化境。所以，读《长安道上》并未有其他唐诗著作那般忘“我”的逆行感。因为，作者“笔记”的别有精深融通如舟楫，可在唐诗江湖自在游荡。

     “我的唐诗人物笔记”，我却不太想多说“唐诗”，或者说书中作者对唐诗的具体阅读。不关其他，而是没有说的空间及余地。在精微而妙的屋厦构架之下，谈论每一块砖石窗几安排，实是画蛇添足之举。再有适可而止的妙处，《长安道上》需要走近，然后走进；需要品味，而得品位。我有幸是先食秋螯者，且细细咀嚼品味，且食而不语，少做讨嫌的剧透人。

      长安道上，你我皆行人。《长安道上》，你我皆是读书人。（袁海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