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荫闲适 鸣岐/作 声远/题

江山

桐荫闲适 鸣岐/作 声远/题
江 淮



    新安画派的杰出大家汪声远老师虽已与世长辞，但他精湛的画艺、渊博的理论和崇高的品格将永留人寰。

    1948、1949年间，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声远老师正在上海美专任教，从事国画专业教学，任国画组组长。汪先生是歙县柘林村人，鉴于同乡关系，我的父亲江鸣岐和汪先生接触机会较多，他对我父亲异常关心和爱护。在这两年时间里，他和蔼可亲的面容、俭朴严谨的作风、循循善诱的教育方法，给我父亲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一次在存天阁的国画教室里，上课钟未响，学生早就坐等汪老师上课，课题是画“驴子”。汪先生首先分析毛驴的结构，后以简练的笔法画出毛驴的特征和形神，同学们无不在内心敬佩他超群的绘画技艺，学习积极性大受激发。父亲是国画组里的新兵，尤其未画过动物画，基础很差，声远老师手把手、一次又一次地耐心指导，仅这次课上他就不厌其烦地为父亲示范了十几只毛驴。画一次讲一次驴的结构和动态，提示一次作画要点，并用类比法让父亲回忆驴、骡、马的异同点，发挥他平时的记忆能力，使父亲较快地攻破了难点。他不仅对父亲，对全班每一个同学，都是百问不厌，谆谆教导。入学半年，由于学生原来国画基础差，进步不快，但他从不流露出急躁情绪，总是耐心地探索新的教学方法。他经常采用讲解法和示范法来提高学习效果。他作画时从不计较工具材料和作画环境的优劣，有时画“横披”长达一丈多，却在一张小桌上，只要一小时左右就一气呵成了。

    他对古今画理十分精通，曾出版《山水画论》等著作。尽管如此，平时仍是虚心学习，刻苦钻研。他常以古人画理和实践体会告诫学生如何处理山水画中的形神关系。一次国画课前，同学们对“学四王是正道，学石涛、八大是歪门”这个问题争论不休，有的认为石涛画意深刻，意境高；有的则认为“四王”根底厚，结构严实……各执己见互不相让。汪先生却待在一旁，默默思索没有急于发言。等到双方争论的实质问题显露时，他针对学生作画的实际，发表了中肯的意见：“我们学‘四王’的画，可以进一步学习古人法，是对的，但决不可抱住不放。有的学生一味追求‘工’，把山水画成导游图，甚至画成死板的地形图那就不对了。”他还说：“学石涛、八大山人的画，要掌握他们都具备的抽象的特点，很好地表现作品的意境。他们不是没有功力基础，他们的作品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一味追求怪诞。学生作画入门，切不可追求‘奇’，‘奇’应当体现在构思、形象、气韵、笔墨、情趣、风格等方面。”

     汪老师的生活非常俭朴。当时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经濒临崩溃，金元券贬值，物价飞涨。他虽在美专教书，但生活还是很困难的。上海开支大，他住在南市平民住宅里，房子简陋，每天来回步行十余里去为学生上课。他戴一副螺丝圈的黑边眼镜，常穿一件发白的长布衫，从未穿过毛呢、绸缎什么的。他说：“穷不弯腰，决不卖画以乞求富豪的怜悯！”他生活困难，不卖画又不开画展，还不准他儿子开画展、卖画。一次我父亲初到上海，家中寄来的学费被窃了，因此不能缴费上课。父亲去汪先生家求援，一到他家，被他的简陋住房和粗淡饭食惊愕住了。父亲便不好意思开口，汪先生见父亲面有难色，定要父亲他讲出真情。听完来由，汪先生毫不犹豫地从打了不少补丁的白布衫口袋里取出一叠金元券交给我父亲，又低声和他家里人嘀咕了几句。当我父亲离开时才意识到，这大概是先生准备买米用的钱。这件事对父亲影响很大，一直铭感肺腑，经常告诫我们要像汪先生那样做人。

     还有一次，两名学生要向汪先生借看一幅他创作的丈二山水画“万民瞻仰图”。这幅图描绘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人们从蜀道归来的沿途场景：天空有飞机，公路上有汽车，江上有轮船，山道上画了几十只毛驴，满载着行李，以及欢乐重返家园的人们……画面气韵生动，富有新意，表现了他对日寇投降后山河重光的“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心境。这幅画是为山水画进行人物配景的一次成功尝试，也是为国画开创新路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这幅画是他一直藏在身边的心爱作品。当时，汪先生毫不吝惜地借给了那位同学。谁知事隔一月之久，还未见归还。后来听同学说：“被一个无锡米商强买了。”这件事未经老师同意，汪先生一直不舒服，但他又不愿过分地去责备那位学生。当时，社会上对先生的作品甚为推崇，有人出二石米的酬金求他画一只毛驴，他都婉言谢绝。那时，他很少画他擅长的山水画，而是用更多的时间去画一些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如玩猴戏者、卖糖球者等等，这些都给我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作品中，有不少表现了作者和人民的情感以及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具有激发人民革命斗志的作用。他在使国画教学为人民服务方面，走在了前列。对于求他作画的，如贫苦的手工业者，有求必应，而那些富豪显贵即使费尽了心机，汪先生也不肯着墨。

     先生之人品与画品同高，傲骨超群，风范长存，声远老师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