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童年琐忆

赵日超

童年琐忆
蒋子龙

      现在的有些孩子娇生惯养，出格犯浑时脸皮很厚，心眼又很小很弱，不经打，也不经说，动不动就轻生。今年三月下旬，我所生活的城市里发生了多起中小学生轻生事件，引起网友们一片惊呼。其中一个学生因犯错被父亲当众打了一记耳光，竟直接跳楼轻生。还有一个学生因为被老师批评，离家出走，跳河而亡。

      事件在网络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说，家长和老师伤了孩子自尊，孩子是为维护自尊而跳，并特别强调，“爱孩子就要爱孩子的缺点”。有人则反驳说，古语讲“娇惯无益子，惯子如杀子”，这样不就成了溺爱？

      也有人说，家长和老师要会爱孩子，爱孩子的优点是本能，爱孩子的缺点才是本事，应当把孩子的缺点变成起点，把起点培养成优点。那么怎样把缺点变起点，起点变优点？可有成功的例子？严格管教孩子的成功例子倒有很多，最典型的是曾风靡全国的“中国狼爸”。

      我与“中国狼爸”萧百佑曾有过交谈，对他甚是钦慕，但自愧学不了他。我爱孩子，也打过孩子，但不像他，在教育孩子上有纲领、有理论、有规矩、有口号。

      其纲领是：“家里的所谓民主，孩子是民，家长是主。”

       其理论是：“打孩子不仅是家庭教育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而且是最精彩的一部分。”“0到12岁的孩子，性格中的‘动物性’占主要部分，18岁之后才有社会性。”“可能在很多人眼中，我是暴力的，但我可以保证，我是全天下最爱孩子的爸爸。”

      他给孩子立的规矩极其细致、全面，加起来有近千条，从吃喝拉撒睡到学习、交友等，滴水不漏。比如，没有零用钱、不许喝可乐、不许吹空调、不许随便打开冰箱门等。

      其口号是：“三天一顿打，孩子进北大。”

      孩子们一般在上学一个月后，就接受了他的种种规则，犯了错会主动举着鸡毛掸子站到他面前，接受责罚。他的妻子一开始反对，后来也慢慢接受了，在他打孩子的时候不阻拦、不劝解，孩子挨完打后，她负责为孩子疗伤。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的前三个孩子都已经从北大毕业，大儿子在牛津大学读硕士双学位，老二考进加州大学伯克利法学院，老三在剑桥大学读硕士，老四则喜欢音乐，目标是中央音乐学院。

     萧百佑出身广东省的一个普通家庭，小时候不爱学习，从小学到高中几乎是在父母的棍棒下长大，却以全省高考第八名的成绩考入暨南大学。在我看来，他是将自己挨打的经验，运用到了儿女身上。

      面对他，我不可能不检讨自己。我小时候也挨打过无数次，却大多与学习无关，而是因为在外面惹了祸，而惹祸又常常跟打架有关。我的童年似乎和打架分不开，小伙伴们在一起玩着玩着，不知为一点什么小事就动起手来了，拳脚较量一番后仍在一起玩耍，极少成为“仇人”。即使真记仇，也坚持不了多久，一两天后又会一起玩耍。

      有个年纪比我大一点，却跟我一个年级的同学，长得比我粗壮，他本人和我都觉得他的力气要比我大，因此他处处占我的上风。我害怕跟他动手，能让的就让他一点。但人似乎就是这样，你越软，他就越硬。有一天，他玩一根铁棍的时候，不小心把我的右眼眶打伤了，倘若棍头再往下偏一点，我就成了“独眼龙”。我当时恼了，扑上去和他交起手来，结果我们都发现，我的力气和身手竟略胜他一筹。自那以后，他变得怕我了，开始处处让着我。我也长了见识，发现不经过比试，就不要轻易地惧怕什么，你害怕的人或事也许还没有你强大。

      那时候的农村，没有电影，没有电视，没有能吸引孩子们的娱乐活动。大人们顾不上管孩子，而我们的功课又轻松，在我的印象里，除去睡觉、吃饭，我们就不在屋里待着——甚至很多时候连吃饭也不在屋里，大家都端着饭碗蹲在街口吃。农村少年的游戏大多是有对抗性的，比如打台、撞拐、看瓜等。既是游戏，必然有输赢、有冲突，免不了就会争吵、打架。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打架也是游戏的一部分。

      同村有个叫“老小”的伙伴，虽然跟我同岁，但个子长得矮小，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瘪犊”。瘪犊自小没有爹，他的寡母是个泼妇，能吵能闹，护犊子更是在全村出了名。家里人经常叮嘱我，别招惹瘪犊。可瘪犊是个讨人嫌的家伙，仗着有母亲护着，你不惹他，他也会惹你。有一天傍晚，他要玩我的“大头狼”——一种较为凶猛的鸟，我不给他，他便上前来抢，我用手一推，觉得没有使多大劲他却跌倒了，他起来后不是跟我算账，而是哭着回家向他母亲告状。于是他母亲领着他，站到我们家门前骂街，这时候村里下地干活的人都回来了，在我们家门前围起来看热闹——孩子们的游戏升级为大人们的游戏，倒是农村里常有的“节目”。

      我父亲在村里是受人尊敬的先生，无法跟一对孤儿寡母理论，于是被瘪犊的母亲数落得脸色煞白。我惹的祸，就得冲进去给我父亲解围，我对瘪犊的母亲讲述事情的经过，是她儿子抢我的鸟，我不过推了他一下，又没磕着碰着，跑到我们家里撒的哪门子泼……我正理直气壮地讲着大道理时，父亲解下黑布腰带，劈头盖脸就抽了过来，我一抱脑袋，被抽得在地上打了两个滚，爬起来就跑。跑到一个高土堆上，捡起一块砖头，大叫一声“好人躲开”，砖头紧跟着就出手了。夏天的时候，我能用石子或砖头打跑在坑边饮水的鸟，可以说是“训练有素”，再加上被父亲打急了，气坏了，那砖头就真的不偏不倚地落到瘪犊的头上。他“哇”地一声捂着脑袋就躺到了地上。我一看不好，撒腿就跑，跑到十三里地以外的老舅家躲了三天，直到母亲让人带信说父亲已经消气了，才敢回家。

      我一想起童年的往事，就觉得对不起父亲，我惹的祸太多了。我还惹过一次大祸，是过年放鞭炮把一个外姓人家的柴火垛给点着了。母亲曾嘲笑我是“记吃不记打”。那时，农村的孩子不光挨家长打，在学校捣蛋也挨老师打。我记得非常清楚，读三年级时，有个坐在前排的李姓同学，上课不听讲，爱咬指甲、做小动作，有一次把老师气坏了，叫他站起来，然后抡圆了胳膊给了他一巴掌。那是气急了的真打，巴掌太重了，打得小李身子摇晃着转了一圈，随即摔在课桌上，却一声也不敢吭。教室里极其安静，老师也不讲为什么打他，白着脸继续上课。

      我还好，在学校时从未挨过老师的打。母亲去世后，父亲再也不打我了，我欢乐的童年也宣告结束，但是跟父亲反倒不如他打我的时候更亲近。

      童年仿佛是田野上的一朵蒲公英，被一阵轻风一吹，就吹得无影无踪了，继而以沉重的脚步踏进青春的门槛。想想萧百佑的话，也不无道理，小时候挨的打，也是童年“最精彩的一部分”。

     （蒋子龙，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天津市作协主席。多次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和中篇小说奖。代表作有《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农民帝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