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秀民：魂归敖包山

江山

魂归敖包山
〇陈秀民

深秋，阿什罕草原变成橙黄色调，只有密密匝匝的锦鸡儿顽强地支撑着浅浅淡淡的绿，此时的牧草已被打成捆排列在草原上，牛羊可以安然过冬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由此变得坦率而直观，乌兰敖都成为乡村振兴示范村，得益于绿色植被的铺垫。从沙漠到绿洲，凝聚了几代人的坚韧与倔犟的执着，这种嬗变常常是以牺牲一代人为代价的。
此行，去凭吊一位治沙老人，他与黄沙较量了60多载。他叫根登，内蒙古翁牛特旗阿什罕苏木乌兰敖都人，两次当选全国劳模，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毛泽东曾四次接见他。共和国成立之初，他带头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牧业合作社，唤回了青山绿水，风蚀残年又把灵魂扎根在大漠深处，墓碑在敖包山下赫然醒目。
“唉……我的父亲。”
鬓发霜白的娜仁一声长长的叹息，提起父亲难掩激动，数度哽咽唏嘘。1950年春，父亲兴冲冲地回来，向来不苟言笑的父亲脸色红润，像是喝醉了酒。
“我是党的人了。”
父亲的话在不啻于晴空燃放一串爆竹。额吉（母亲）给父亲烫壶酒，父亲一杯酒饮下脸色更红了，从腰间抽出烟袋拧足了烟沫，烟袋锅里的火星一忽一闪的。父亲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风沙携裹着沙粒摔打在窗纸上劈啪作响。父亲入党以后，整天不是还会就是走敖特尔（放牧点），忙得团团转。第二年开春，组织上找父亲谈话。
“经组织研究决定，派你去阿什罕努图克召克图嘎查，那里更需要你。”
那时的召克图嘎查还没有一名党员，急需带头人。根登离开出生地呼勒塔拉前往召克图赴任时，正是沙尘暴狂虐的春天，风起沙涌把草原撕扯的混混沌沌，触摸到的是大自然的野性与苍凉。呼勒塔拉与召克图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态环境，根登初到召克图就见识了真正的沙漠，见识了地广人稀，方圆百里仅七八十户牧民，且散落在30万亩沙漠上，全嘎查有70多个敖特尔，根登走访一遍花费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召克图敖包上下只有一户人家，根登还是决定把村部建在这里。牧民们主动前来帮忙，两个多月三间土房就建起来了。召克图嘎查班子就他一名党员，一名共青团员，当务之急是发展新党员，把党组织建起来。两位威信高、品行端正的牧民列入重点培养对象，一个就是后来担任嘎查达的丹巴。
娜仁说，父亲盖好房子后额吉带着她和姐姐才搬过来。开始对这里很不习惯，满眼都是沙子，每天早晨起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扒沙，刮了一夜的风把门口堵住了，从窗口爬出去把沙子扒开，就像扫门前雪一样。陆续有十几户牧民搬过来，基本凑成一个村庄的模样。娜仁记得，父亲每天蒙蒙亮就爬起来，在村前的大沙坨子转一圈，曙光初露后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父亲挨家挨户看看早饭都吃的啥，遇上烧奶茶的吸吸溜溜喝一碗，牧民的生活窘状从餐桌上可见一斑。他鼓动牧民治沙，只有沙漠绿起来日子才能好转。那是一个浑天沌地的沙尘天气，18户牧民挤在她家里吵吵了一天了，不停地抽旱烟，满屋烟雾迷腾，黄昏时达成共识：合起伙来一起干，新中国第一个牧业合作社就这样诞生了。合伙的牧民参差不齐，有的穷得叮当直响，几乎没有入股的生产资料，父亲不在意这些，能出力就行。当时父亲的想法很朴实，要治沙单枪匹马不行，必须抱团，团结力量大，那些贫困户靠互相帮衬日子也会好起来。合作社起名乌兰敖都，汉译为“红星”，从此乌兰敖都取代了召克图。
“合作社内部分工明确。”
现任乌兰敖都党支部书记苏和巴雅尔的父亲当年是合作社的社员。对合作社运作知根知底。根登对合作社进行分工，首先是人员分工，其次是产业分工。青壮劳力植树治沙，妇女和老人在乳粉厂、缝纫厂做工。合作社相继又开办了制酒厂，养猪场，养鸡场，养兔场，购买了牧区第一台拖拉机，大字不识的那德木德成了拖拉机手，五十年后那德木德成了远近闻名的农机专家，开办了农机修理铺。娜仁说，自从合作社成立，父亲就很少顾家。那天，父亲早晨分明是骑着马出去的，回来时“亚布杆儿（徒步）”，连马鞭也没有了。额吉讶异地问，你的马呢？送给参布拉扎布了，他家一匹马也没有。额吉只是嗔怪地挖父亲一眼，知夫莫若妻，那些年谁家快断顿了送去一袋米，谁家缺钱慷慨解囊，可他们家也钱紧啊。有时穿着皮袄出门，回来时又不知脱给了谁，这种事额吉已经见怪不怪了。娜仁八岁上学，学校经常组织他们去沙地里埋沙仗，跟大人一样种锦鸡儿。秋天，每天放学都去采摘锦鸡儿籽。锦鸡儿籽橙黄色，米粒大小，长在枝干上周围有芒刺，不小心就会扎破手指。全嘎查二十几个孩子比赛谁摘的多，交到合作社根登总会表扬一番。这些锦鸡儿种子第二年雨季播种在沙丘上，当年就吐出幼芽。十四岁高小毕业，正赶上乌兰敖都成立小学，公社和小学校长几次动员娜仁当教师，她摇头回绝了，“我才不当呢，我要读初中、高中，还要考大学。”公社和学校说服不了她，就去求根登。父亲说：“你念了六年级，可村里好多孩子还没上学呢。”娜仁从不敢忤逆父亲，提早参加了工作，既教数学也教语文，又当班主任，她的学生比她年龄都大，高她一头。那时候，牧区文化生活单调，根登就组织业余文艺队，自编自演一些文艺节目，娜仁是演出队的主角，被乌兰牧骑选中成为舞蹈演员。
娜仁说，父亲缄默的表情冷峻而严肃，透出一股坚毅的威严，在她眼里父亲就是一座山，一座遮挡风沙的山。父亲没上过学，只是在“扫盲班”认识了几个字，既是这样也坚持看书，看得最多的是《毛泽东选集》，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那本蒙文字典翻得起了毛边。有时也向女儿请教，娜仁每天放学给父亲读报纸成了惯例，父亲听的仔细，并认真做笔记。父亲的笔记一丝不苟，除了学习心得，还记百姓生产生活点点滴滴。
红星闪闪，辉耀草原。乌兰敖都合作社改变了传统的游牧方式，牧民开始定居，畜牧业走上集体合作健康发展的轨道。热河省派出调查组对他们的做法进行总结，并将调研报告上传北京，毛泽东主席阅后亲笔批示：这一篇写的很好，可供一切畜牧业合作社参考。领袖的指示成为合作社发展壮大的加速器，到1955年，翁牛特旗发展牧业合作社12个，乌兰敖都合作社也由最初的18户增加到39户，饲养牲畜翻了一番。全嘎查发展8名党员，22名共青团员，成为带领牧民发展生产的中坚力量。入社时只有两人能认识简单字，其余都是文盲，仅三年时间就有23名社员扫除文盲，有7人能写书信，牧民的生产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
“那时候根登书记带领乌兰敖都合作社，首要解决的是吃饱穿暖的问题，其次是住房、医疗和教育，与现在倡导的‘两不愁三保障’是一致的。”
现任阿什罕苏木党委书记敖特根是八〇后新生一代，他认为阿什罕打造成生态家园，固然与政策的保障密不可分，更主要的是牢固坚持生态第一的发展理念，根登精神一代接一代的传承。客观地说，在当时社会主义刚刚起步阶段，合作社的设计理念还是有一定前瞻性，发展生产，改善民生，1953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时，乌兰敖都合作社已经干了一年。此时，我站在“根登井”旁驻思良久。民生，将是永远不能忽略的话题。当年乌兰敖都面临的困境不仅仅是沙子，还有饮水困难。村里没有一眼井，靠吃泡子里不洁净的水常滋生疾病，每天都赶着勒勒车去几十里之外的海日苏拉水。
“打井！”
根登主意坚定，说干就干。牧区打井必须在封冻期，天寒地冻，一镐头下去一个白茬，震的手掌生疼。从腊月初开挖，到小年前挖了几十米还不见水，人们信心动摇了，甚至有人认为纯属是瞎子打蚊子——白费力气。根登倔犟劲上来了，我一人下去挖，如果再不出水，你们就把我埋在井底下。狂风席卷雪花，冷风刺骨，他手持火把钻进黑魆魆的干井筒子，一锹一镐交替，上面的人用辘轳把砂石摇上来，最后一镐用力一挥，井水喷涌而出。牧民高兴的难以言表，把准备过年的鞭炮提前放了。
在沙性地上打井最大的难点是塌方，需要把井壁加固。根登带领几个年轻人去远些的白音花山采石头。埋好炸药，轰隆隆一阵炸响，所有乌兰敖都人听的真切。石块从山腰滚到山底，然后两个人一组，用箩筐抬到井边，肩膀都起了茧子。根登亲自砌井，从井底到井沿一刀一石砌的仔细，砌成后宛若一个倒立的水缸。从此，清澈的井水滋润新生活，直至本世纪初家家户户用上自来水，根登井才宣告退役。
“根登书记在乌兰敖都是这个。”
牧民苏和巴特尔说话时竖起大拇指，他父亲丹巴担任嘎查达。听父亲说，上世纪50年代初，牧民们住房非常简陋，都住在传统的“崩崩”里。
“崩崩？”
“像粮仓一样的圆形房子，没有窗户，房顶有的抹泥巴，有的抹牛粪，用牛粪抹的房顶不漏雨，保温。”
这种原始古朴的民宅，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合作社成立第二年春，乌兰敖都经历了一次最严厉的沙尘暴撕扯，村头孤零零几棵古榆树被刮的啾啾做叫，树桠上的老鸦窝也被席卷得七零八落，歇斯底里的风叫嚣的阴森可怖，天色微明才安静下来。
根登早早来到村部，不一会儿嘎查达丹巴和几位支委也来了。
“不能再让牧民们住这样的房子了。”
党支部做出关乎民生的决定立意高远，他们带领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共青团员，率先挖了第一锹土，打了第一块根基，盖起了第一座土房。父亲是脱坯高手，把黄泥揉成团摁在坯模里抹平，动作娴熟而连贯，脱出的土坯整齐划一，工艺品一样。不到两年，乌兰敖都“干打垒”盖起土房15O多间，打井90眼。“崩崩”走进历史，游牧民族开始定居。
牧区居住偏僻，看病难的问题十分突出。根登在乌兰敖都成立卫生所，先后培养7个“赤脚医生”，牧民**吃药不用出村。当然，始终不放弃的还是治沙。巴斯朝格图担任嘎查团支部书记十几年，他率领“青年突击队”一直是根登最倚重的主力军，早晨**列队举着红旗走进沙漠，晚上同样列队收工。可那次巴斯朝格图因家事迟到了半小时，根登书记虎着脸，劈头盖脸一顿训斥，根登发怒的样子好凶。根登书记不是光动嘴皮子，他总是干在前头，带领牧民人工种草，沙漠造林，将流动沙丘改造成为优良草牧场，可沙漠太大了，需要天天月月年年坚持。既是这样，常常是事陪功半，一场沙尘暴把新栽的灌木连根拔走，后来他们也渐渐摸出门道，从北面的沙丘低处往上治理，形成围攻之势，这样治沙成果就巩固住了，到六十年代初期，乌兰敖都村庄附近基本被雪里洼固沙灌木覆盖，牲畜饲养量由最初入社时二百多头只发展到五千多头只。除栽种固沙灌木外，还栽植枣树、葡萄、苹果、蒙古果，大搞多种经营。1958年，国务院授予乌兰敖都牧业合作社“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没成想这些骄人的成果，在“文革”时竟成了根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状”，他被关进“牛棚”，两年后**初心不改，继续走既定的路。根登，给这片草原注入一种精神，执着，顽强，拼搏，奉献，女儿的话更直接，“父亲就是一根筋，认准的事一干到底。”
娜仁的女儿谢春蕾一岁到六岁在姥姥家长大，在乌兰敖都生活期间，她很少见到姥爷，因为姥爷总是天蒙蒙亮就走进茫茫戈壁，晚上掌灯回来。那时，村庄周围都绿了，需要治理的沙漠离村庄几十里开外，最远的要步行40里。她最快乐的童趣就是去草丛中捉蝴蝶，锦鸡儿开金黄色花，塔朗开粉色花，常常引来蝴蝶翩飞。有时她和小朋友在草窠里遇到鸟巢，里面有四个鸟蛋，姥爷听说后微笑着说，“这些鸟蛋一个月后就孵出小百灵，你们把鸟蛋捡回来，鸟妈妈多着急呀。”以后遇到鸟巢不捡鸟蛋了，他们喜欢百灵鸟的啭唱。
根登老了，组织上对他的晚年生活做出妥善安排，在城里分配的住房他一天也没住，对乌兰敖都不离不弃。可是，病魔却无情地把这位坚强的老人打倒了，癌细胞的扩散折磨的根登瘦骨嶙峋，他已经不能说话，只能靠写字传递给女儿最想说的话。娜仁陪护父亲一个多月，那是他有生以来在城里居留最长的时间。爷俩断断续续交流，娜仁的感情经历了一次次摇撼。父亲是她心目中的楷模，挥之不去的是父亲的节俭，那条补丁摞补丁的裤子差不多穿了十年，乌兰敖都多数家里都买了缝纫机、收音机，唯独他们家没有。去北京、呼市、赤峰开会自带炒米，关“牛棚”时落下腰疾和听力下降，去北京开劳模会前旗里给他买了助听器，可一打听360元钱就心疼了，让娜仁退货买了一个80元的。父亲最后一次去北京开政协会已经六十多岁了，组织上同意带上家属照顾他的身体，娜仁想跟父亲一起去，顺便逛逛北京城，看看天安门升旗。根登非但不允许，还把女儿训斥一顿，不能借开会机会占公家便宜。父亲是全国劳模，德高望重，凭他的威望完全有能力给大女儿色布利玛安排一个工作，可他就是没有开口，女儿做了一辈子的牧民。1993年8月12日，对乌兰敖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一个与沙漠搏斗一生的心脏停摆了，临终前没说一句话，只艰难地写下一行字：把我埋到乌兰敖都后山上。
根登的墓地就在敖包山脚下，四周长满锦鸡儿。为唤回绿色他拼尽所有，死后又化身成沙粒，魂归乌兰敖都。



     陈秀民，笔名沙柳，蒙古族，1961年生，大学文化。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协会会员。1986年发表作品，陆续在《人民文学》《人民日报》《民族文学》《北京文学》《精短小说》《文艺报》《海内与海外》《民族报》《国门时报》《财经报》《今晚报》《牡丹》《内蒙古日报》《百柳》《草原》等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文学评论等文学作品二百余万字，出版散文集《岁月留痕》《德日苏随想》《雪的季节》三部，出版长篇报告文学《温暖记忆》一部，完成内蒙古文联签约长篇纪实文学《中国社区》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