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运河行·走进济宁”作品欣赏（七）∣李晓东《运河高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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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公众号推出“中国作家运河行·走进济宁”作品分享之七——中国作家协会社会联络部、权益部主任、著名作家李晓东的《运河高岭》。大运河不仅仅是象征这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与灿烂文明的文化高岭，其蕴含的水工智慧也是中国古代科技水准的高岭。品读此文，能够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感受到大运河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非凡智慧。


　　运河高岭
　　李晓东

　　一

　　大运河如诗如画，古往今来，桨声欸乃、帆影绰绰，留下无数不朽的诗书画文，从“月落乌啼霜满天”，到“人间有味是清欢”，再到乾隆皇帝“策马春风堤上行”，文采风流，令人向往，为大运河这一世界著名文化遗产赋予灵魂。然而，运河的根本目的在于“转漕达都京”，运输功能、沟通南北，乃其本质所在。因此，大运河是文化的，但首先是实用的、科技的，是中国古代科技水准、国家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

　　评书《隋唐演义》就从开凿运河这项空前巨大的工程开始。隋炀帝夜梦琼花，上有18片大叶、下有64片小叶，美丽无比，生于江都。于是，下令开凿洛阳至江都即今扬州的运河。土石浩大、民怨沸腾，隋因之而灭。然而，有远见卓识者，并不这么认为。唐代诗人皮日休《汴河怀古》二首即云“万艘龙舸绿丝间，载到扬州尽不还。应是天教开汴水，一千余里地无山。”“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将开凿大运河与大禹治水这一儒家典范事例相提并论，可见时隔不远，已认识到运河之价值。


　　运河揽胜图（图片来源网络）

　　而且，如果说洛阳至扬州是水殿龙舟，为个人享受之用，那么，四年后开凿连通北京至洛阳的运河，就纯粹从国家角度考虑了。隋夺北齐建立，北齐鲜卑族政权，根脉在北方，对于经略北地，认识深刻。隋炀帝征山东河北民夫百万，开永济渠。令人惊奇的是，永济渠几乎沿着“胡焕庸线”推进。虽然这条线在隋亡1400多年后才提出来，并进行了科学论证，中国古人同样对此中蕴藏的规律有正确认识，尽管没有现代学术语话来表述。

　　隋运河，如两条叶脉在中华大地穿过，包围的扇形部分，是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地区，自古及今，都是中国粮食主产区。隋运河，既是交通运输大动脉，更蕴含着中国封建社会高峰期对于这片土地的科学认知。南北朝五百年分裂战乱，流民众多，大运河建设，可以为他们找到事做，避免了无事生非，有利于社会稳定。隋之亡，根本在于封建贵族内部的斗争。李渊被隋封为唐公，镇守北方重镇太原，而且李渊与杨广是亲姨表兄弟，唐代隋，乃家族内部权力更替，与普通百姓无关。秦王李世民东讨西杀，主要是扫除反隋武装遗存力量对唐的威胁。唐得隋之利，除国土、人口、巨大的财富，以及科举等创新性制度设计，还有这条形如“√”，无比正确的大运河。于是，唐承隋事，每年修理、特别是疏浚运河，确保航运畅达。

　　二

　　今日所见之运河，乃元郭守敬主持，截弯取直，历时八年而成。恩格斯评价文艺复兴，“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是一些在思维能力、**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而达芬奇是“巨人中的巨人”。那么，郭守敬也应该得到这样的评价。郭守敬生于公元1231年，比达芬奇早221年，是中国历史上百科全书式的伟大科学家，在水利、历法、测绘、数学、地理、天文、光学、工程规划、仪器制造等许多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郭守敬在天文仪器简仪中使用了滚柱轴承，使动赤道环可灵活地在定赤道环上运转。西方的类似装置，是达芬奇发明的，比郭守敬晚了200年。元立国不足百年，在主体朝代中寿命最短，未达到中国王朝之“二百年周期律”的底线。然而，元却是五千年中华史上疆域最广之帝国。广阔的国土、忽必烈等统治者的宏大战略、汉族少族民族交融共生的文化，为卓荦人才的出现和巨大成果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元定都北京，大量产自南方的粮食、物资需漕运至京。元兴起于草原，到北京地区已属南下，再向南，则距离祖居地太远，且气候渐热，亦为身着厚袍的蒙古族人所不习惯。

　　郭守敬先后六次勘察运河路线，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开济州河，次年完工。济州河始于任城，即今之济宁，向北150里至须城安山，拉开将以洛阳为中心点的运河截弯取直的序幕。至元二十四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开会通河，取直工程直达临清，山东运河全线贯通，全长250多华里，建闸门31道。杭州至北京距离因之缩短900多公里，运输效果大增。三条运河主道，构成一幅等腰三角形。三角形具有稳定性，国之稳、民之安、社稷之巩固，俱大赖此。

　　伟大的科学巨匠并未满足于不世功业。我们现在常说“打通最后一公里”，郭守敬就是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千古典范。运河取直后，江南粮货直达京郊之通州。今天，通州已是北京副中心，“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和城区也就一脚油门的事。元代却不然，尽管路途平坦，但距离不近，晴日沙尘、阴雨泥泞，水运转陆运，费时费力，损耗不少。郭守敬于至元二十九年春至次年七月，率众建成通惠河。船只自杭州起航，可一路向北，直达皇城根下的积水潭。如今，“积水潭”标志着一座地铁站和一座骨科医院，曾经却“舳舻蔽水”，归去凤池夸。


　　如今的通惠河（图片来源网络）

　　三

　　历史上大运河之最根本变化，即在山东运河建成。不仅极大缩短运输距离，最根本的是，将中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连结起来。朱棣夺得帝位后，定都北京，固然因其本为燕王，势力基础在此，更本质之处在于，如果依旧建都南京，则北方既无经济优势，又无政治资源，将渐渐被忽视，又恐为北方民族所得。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设，遥相呼应，乃中国国家治理之成功经验。现在，“疏解非首都功能”，其意也在于此。

　　朱棣虽以叔欺侄，用不光彩之手段得到皇位，千百载之下，依然为人垢病。然永乐帝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永乐大典》第一次全面系统汇辑整理中华文化，伏羲一画开天、肇启文明以来，数千载文采精华，尽备一典，开天立极、与天地准。

　　文化汇聚古今，运河联通天下。永乐九年（1411年），朱棣命工部尚书宋礼负责，进一步疏通治理会通河，其中关键工程，是分水枢纽选址。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运河是一条人工河，需由沿途水系补水，且以运输为主功能，则顺流、逆流，功效差别甚大。更重要的，主要是南粮北运，北行为满载，南返多空驶，因此，最佳设计应为北向顺流者长而南向顺流者短。千里运河，山川地理，何处分水？

　　宋礼并非水利专家，乃从礼部左侍郎升任，但之前多地多岗位经历，证明宋礼的能力胆识作风。之前看《儒林外史》，讽刺科举成功之后“忽而内调、忽而外用”，仿佛“八股朋友”无所不能。得到的刻板印象便为，科举取士就是学子死记硬背，无创造、无能力，“百无一用是书生”。其实不然，以现存最早之状元卷明万历赵秉忠殿试卷为例，24岁即高中状元的赵秉忠以标准馆阁体，2460字，纵论当时之弊与治理之策，提出“立纪纲，饬法度”“振怠惰，励精明”，数十年不上朝的万历帝御笔朱批“第一甲第一名”。层层考试选拔，出身底层的寒门子弟，可以将自己生活的经历，与儒家的修养、岗位的需要结合起来，建功立业。


　　南旺分水枢纽遗址（摄影：宋举浦）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立场观点各各不同，但“问道于民”，却几乎是各家共识。道家讲“野有遗贤”，儒家重“兴观群怨”，换成今天的术语，就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做人民的学生”。宋礼到济宁后，遍访当地贤士，知汶上颜珠村人白英，是运河上的“老人”，常年领十余名民夫行走河上，十分熟悉山东境内运河周边水势、地形。宋礼以一品之尊，诚心诚意求教于白英。白英深为感动，尽展平生所能，协助宋礼治河。中国古代，廓庙与山林之间的关系殊有意趣。表面看朝野对立，其实互动和谐。许多时候，隐居反而成为出仕的“终南捷径”。“三顾茅庐”“求贤若渴”不是刘备个人品德，而呈现一种常态，甚至是价值观正确的体现。

　　四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公式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古今一也。长期的实践，让白英对山东运河产生科学的认识。皮日休运河诗云“一千余里地无山”，指洛阳至扬州。京杭大运河纵贯长江中下游平原和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势整体平坦，有大河而无高山。然并非坦荡如坻，其最高处，在今济宁市汶上县南旺镇。于是，白英提出“水脊”的概念，使无皮无骨、因势赋形之流水有了“脊梁”，不仅是科学的，也是文学的。之前，苏东坡有词句“上党从来天下脊”，描述我老家山西长治，位于太行山南部，俯瞰中原，成天下之脊梁。三百余年后，“水之脊”出现。水利专家白英，可能没读过这首苏词中不出名的《浣溪沙·送梅庭老赴潞州学官》，却拥有东坡一样的为国为民情怀，同样是“中国的脊梁”。

　　南旺地面“与任城太白楼岑齐”，太白楼为纪念诗仙李白所建，乃文化高地，登之可小全城，南旺为地理最高。“杯酒平分苍岱色，席间遥控大河流”，南旺分水，北向，则北流；南向，则南流。那么，地处高位，水本难及之地，反而要成为南北两段运河的水源补给地。此大不合常理，然必须成功。

　　最关键处在于，水从何处来。贺敬之名篇《三门峡——梳妆台》豪迈宣言“责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手中来”。白英设计修建的南旺分水工程，让卫、汶、沂、泗、洸诸水，沿岸湖泊，以及数百眼泉水，俱听令调度，因需而变，温顺服务大运河数百年。

　　大禹治水，以疏为主。甘肃定西渭源县有刻石“大禹导渭”，一“导”字，道尽治水奥妙矣。其一，因势利导。汶上县北境的大汶河水量丰沛，且坎河口高于南旺300余尺，高差可使汶水自流入运河。于是，建坝截汶水，再挖80余里长之小汶河，导汶济运，运河之水汶上来。最高处即为水源处，南旺向北至临清300里，地势下降90尺，向南至镇口390里，地势降106尺，巨大高差，使南旺之水，无论南流北流，都可势能转动能，极利航行。

　　其二，故道疏导。郭守敬主持大运河截弯取直，工程浩大、居功至伟。然至明初，河道淤塞，水量不足，通航几废。白英改建元朝堽城坝，阻止汶水南支流入洸水，建戴村坝，阻汶水北支流入海，引大汶河全部水量及沿途泉水至南旺入运河。南旺建分水闸，六分流北，四分向南至济宁，会同沂、泗、洸三水入黄河。运河之开凿，春秋时即起始，邗沟、郑国渠、灵渠，均彪炳史册，京杭大运河，亦多用故渠故道。全长1750公里，横跨8省市，沟通五大水系的大运河，乃历史积累之成果。中华文明为世界古文明中唯一绵延至今者，正是文明赓续，使前代之成就，成为后代之基础，代有所成、代有累积，方可代有所胜也。

　　其三，闸坝引导。温庭筠《过分水岭》“溪水无情却有情，入山三日得同行。岭头便是分头处，惜别潺溪一夜声”，吟咏的，是自然的分水岭。大运河是人工河，无一事非赖人力所成，最紧要处，自然数分水岭。南旺分水，非但不能“惜别潺溪”，还要汇而分之。大运河所过之处，特别是北方地区，年降雨分布不均，夏秋雨多、冬春雨少，丰时江河水溢，欠时舟楫难行。如何保持水量平衡，以丰补欠？白英首创“水柜”，即连通沿线湖泊，湖与运河之间设置“斗门”，调节河湖水量。湖为柜，斗门则是柜之门，可开可闭，运用自如，真正做到大河之水“手中来”。


　　南旺枢纽徐建口斗门（摄影：宋举浦）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三峡水利工程，使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构想照进现实。三峡的梯级航运，更使天堑变通途。我至今没到过三峡，无法体会两岸猿声啼不住中，巨轮随水上下的震撼。但这一技术，大运河航运早已普遍而成熟地运用。《元史·河渠志》记载临清会通河闸“闸头长一百尺、阔八十尺，两直身各长四十尺，两雁翅各斜长三十尺，高二丈，闸空阔二丈”，还有隘船闸“空阔九尺，长广同上”。闸由闸墩、翼墙、闸门和启闭门的绞关组成。闸墩、翼墙均为条石彻筑。闸身上设闸槽，闸门则为叠梁式木板闸门。

　　技术运转自如的同时，制定出通行规则。《居济一得》记载“砖闸放船法：砖闸灌塘必先于板闸多下板块，使水不下泄，则无论船之多少，皆可灌放而无难。若下闸下板太少，灌塘之时，板闸水以下泄，则船必不能多放，而上源恐致浅搁。惟于砖闸灌塘时，板闸多下板块，板闸放船时，砖闸多下板块，则水不妄泄，而船皆可出矣。板闸灌塘之时，必使粮船在先，民船在后，盖民船吃水甚小，而粮船吃水甚大，若先放民船，及至水小，粮船不能行矣。”如今，水陆空各类交通法规已然齐备，然此一情形，当为肇始。大运河不仅代表中国古代工程技术的最高成就，其有效管理治理，为中国迈向现代国家进行了有益尝试。

　　五

　　运河之脊，南旺分水岭属于今之山东省济宁市。济宁最重要的名片，是圣人故里。孔子“匹夫而为万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无论朝代如何更易，以儒为文化之本、精神之基、治国之策，从未改变。西汉一朝，尤其是武帝时期，为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奠定了全方位基础。“独尊儒术”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推恩令”完成了由分封制向郡县制的最终转型，“盐铁会议”建构起国家经济制度，“凿空西域”实现了对河西及西域的有效治理，使丝绸之路成为可能，《史记》系统记载了上古至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变迁……从那时起，儒家从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此后，孔子封号不断提升，元武宗封“大成至圣文宣王”。可见，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对孔子的尊崇一以贯之，日益崇敬。曲阜成为中国精神高地、文化中心。虽然不复有稷下学宫、孔门三千**的繁荣，然而历代“文臣之首”“衍圣公”的传承，孔庙、孔府、孔林吸引着无数学子、官员、百姓前来朝圣、学习、修为。“万仞宫墙”、仰圣坊、崇贤坊、棂星门、泮水、星聚池等，在全国文庙开枝散叶。孔子圣像，更是从发蒙开始，每个学生每天都要拜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化中心自汉武帝始，从未改变过，一直在曲阜、在济宁。


　　孔庙（图片来源：孔子博物馆）

　　至圣之外，七十二贤之首颜回也是曲阜人，子思为孔子之孙，亚圣孟子籍贯邹城，都属济宁。曾子家乡平邑，距济宁也近。如今，济水已经消失，济源、济南、济宁等地名，却记忆着曾经的碧波万里，文脉流传。李白生于碎叶，长于江油，一生仗剑云游。“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杜甫《赠李白》，如漫画般几笔白描出一个一事无成、居无定所的诗人和道人形象。但李白却在济宁安家23年。“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春事已不及，江行复茫然。南风吹归心，飞堕酒楼前”，这首《寄东鲁二稚子》，写尽表面潇洒的“诗仙”内心最柔软的一面。四海飘蓬，唯到济宁是回家。“归心”是归到济宁的心，那里有他最亲最爱的家人儿女，更有文化和精神的原乡。

　　纵观历史与现实，世界上存在三种主要治理方式。一种，谁有枪谁说了算；二种，谁有钱谁说了算。中国的治理方式，属于第三种，政治、经济、文化三维治理，相互支撑，又相互制约。政治中心在北京，“天子戍边”，大批政治精英和行政权力集中于此，虽然漕运距离遥远，费用巨大。“算经济账”可能不合算，但要算政治账。如明朝依然定都南京，则北方将渐被遗忘，游牧民族将重新南下。经济中心在南京。中国历史上不少朝代都有“两都制”，如首都长安、东都洛阳等，但明朝北京和南京各有一套完整中央机构，五千年中华史绝无仅有。看似为表达对朱元璋的尊敬，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用途，其实不然。

　　南京中央机构并非闲职或官员的储备站、养老院、贬居所，而是掌管“南直隶”地区，即今之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江西一带，中国最发达繁华之地。其主要职能，除征收江南地区钱粮、漕运外，还负责全国盐引堪合及赋税黄册管理。在自然经济时代，唯盐、铁、小农不可自给自足，必须通过贸易所得，西汉武帝即有《盐铁论》，盐铁为国家专卖，盐尤其乃财政之重要来源。明清时代，江淮盐商，富甲天下。由此可知，在南京的中央机构，主要发挥经济功能，着力经营王朝经济中心和经济事务。

　　文化中心济宁居北京、南京之中。南旺分水，“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一条大运河，把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联通起来，既相互独立，避免资源过于集中而致他处荒废，又首尾相顾，中心辐射，彼此支撑。大国治理，由是而成；中国方案，于此而生；中国智慧，因之而盛。

　　李晓东，中国作家协会社会联络部、权益部主任，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副编审。研究方向为明清小说、新时期文学，同时从事文学创作。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北京文学》《湘江文艺》《湖南文学》《黄河》等刊物发表散文多篇，并入选年度选本，亦有理论文章和辞赋作品见于报章。著有散文集《天风水雅》，理论文集《文苑散录》《<红楼梦>的智慧》等。曾获丁玲文学奖、黄河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