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雪村：我为文人画像

赵日超

我为文人画像
　　罗雪村

　　肖像左起： 冰心、杜高、吕荧、贾兰坡、王若水

　　罗雪村

　　【作者简介】

　　罗雪村 北京人。生于1955年。曾下乡插队三年。先后在北京幻灯制片厂、世界知识出版社、人民日报社任美术编辑、文学编辑。高级编辑、记者，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最近，翻检所绘文人画像，勾起一些回忆。

　　1976年1月11日，我为贾兰坡伯伯画过一幅速写像。那天晚上，我从插队的大屯公社（今鸟巢一带）回家，正赶上他跟我父亲在聊天，就请他给我当了一个多小时的模特。

　　贾伯伯没有念过大学。他讲在中国地质调查所时，兜里老揣着动物牙齿骨头，一有空就摩挲。1935年他继裴文中之后又发现三个北京人头盖骨，后来成为有名的古人类学家，他也是最早的中科院学部委员、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别看贾伯伯是大科学家，生活中还是一个有趣的人。我们两家同住一个大院，每过些天，他就叫我父亲去他那儿“喝一盅”。有时我们家炖点儿肉，也请他来。他爱吃肥肉，特别是梅菜扣肉。都说吃肥肉不好，他也活到90多岁。90岁以后，他还在写一本回忆自己一生的书，叫《悠长的岁月》，是大科学家写给小读者的，文字特别朴素有味道。

　　这是我画的第一幅文人肖像。

　　1990年我到《人民日报》副刊当编辑，同事徐怀谦主持一个访谈栏目“文心探访”，通过走近文艺家、学者，听他们讲述各自的学问和思想精髓。因为发表时需要配发一幅肖像，怀谦找到我，我们俩便搭档先后走访了季羡林、张岱年、王朝闻、任继愈、华君武、严文井、吴冠中等一大批文人。记得一天从钟敬文先生家出来，怀谦跟我讲了这样一段话：“将来我可以跟女儿讲，我曾交往过钟敬文这样国宝级的人物，而她只能从书本上知道，就像现在我们只能从书本上了解鲁迅、胡适一样。”

　　就从那时起，我画起了文人肖像，同事戏称“小人头”。在我画过的文人里，有很多人令我难忘。

　　剧作家、文艺评论家杜高，我是很晚从学者、作家李辉写的《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知道他的。

　　杜高早年参加抗日救亡演剧活动，二十几岁就写了话剧《向三八线前进》《我会拿起枪来的》《战斗和战斗者》等剧本。他1952年在我没有出生时就已是中国作家协会成员。我见过一张他和油画家蔡亮等几个阳光青年在一起的照片，每个人都笑得那么灿烂。他说那时候他们都年轻，都做着艺术的斑斓梦想，都想在自己的岗位上，在所从事的专业上，为党和国家做一些贡献。

　　哪儿想到，1955年后他和他的朋友们都成了受冲击者而劳动改造……

　　等我见到杜高时，他已经80多岁，却是一脸粲然，经常爱和朋友们“碰一杯”……当他听到有些凶狠斗过他、猛烈批判过他并把他送进监狱和劳改营的人，之后也被打倒、揪斗，同样受到迫害时，他说他的感情十分复杂。一个阴雨的日子，他怀着沉郁的心情去八宝山参加其中一位整治过他的人的追悼会……对于我的不解，他只轻轻说了句：“他们，也很可怜！”“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由杜高，我看到人性的高贵，那就是宽恕。我甚至觉得，他的宽恕比鞭挞更有力量。

　　我喜欢他，和他在一起总是很愉快，听不到他抱怨什么。前不久，中央电视台“向经典致敬”节目请他谈乔羽。他讲的都是开心的回忆，现场观众满是掌声和笑声。

　　但宽恕不意味着忘记。他这几年先后写了《又见昨天》《生命在我》等书。他在我为他画的肖像旁写下这样一句话：“我时时记在心里的，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他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受的苦难。”

　　我还画过哲学家、报人王若水。1952年他被邓拓调到人民日报社，当过副总编辑。他1963年写过一篇《桌子的哲学》，得到毛主席的赞赏，还被请到中南海吃饭。

　　1999年1月的一天，在报社图书馆编辑阅览室，我坐在长桌前翻阅资料，偶一抬头，见王若水静默地坐在旁侧，面前摊着一本书，似在看书，又像在想什么……我心一动，悄悄在笔记本上用钢笔勾下他的侧影。熟悉王若水的同事看了，说——形神皆似。又一天，我请他在画旁题字，他没有片刻犹疑，就写下“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无忧的梦中人”。

　　后来，几次在报社院内或附近街上遇见他，只是点点头。矮小瘦弱的他，总是一人独行，总像在想问题，神情凝重，带点儿忧郁。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当芸芸众生只关注眼前的利益时，总需要有人比常人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他让我们停下脚步，去想我们是谁？从哪儿来？往哪儿去？想起上世纪80年代初看过他写的一本小书《智慧的痛苦》，书里讲他进入哲学大门时，老师问他：“你愿意做一只快乐的猪，还是做一个痛苦的哲学家？”他答：“如果选择做哲学家就是选择痛苦，我宁愿选择痛苦，因为这不是一般的痛苦，而是智慧的痛苦。”

　　我画过几幅作家冰心肖像，虽形似，但总觉得少点什么。

　　近年读到一位老北大学生写的《到冰心家中去》的文章，里面写到1955年的一天，他和同学结伴去冰心家。当他们叩开冰心家门时，看到站在面前渴慕已久的大作家，竟是一个衣着素朴、柔弱温婉、神情和善的中年女人，而她对他们的冒昧唐突没有丝毫责怪，反而把他们像孩子似的热情招呼进屋。他们一起拉家常，听冰心讲她的母校燕京大学，讲她写《春水》《繁星》《寄小读者》时的情形……还问到他们住在哪个宿舍？各自有没有外号……在欢谈笑语中作者记下那天一个特别情景：冰心的手中拿着一团毛线和竹针，边交谈，边不断地织着毛线活儿……

　　这个情景一下温暖了我。也是在很多年前一个冬夜，晕黄的灯光下，我画了一幅母亲织毛活儿的速写，这也是母亲留给我的最温情的记忆。许多人见过冰心，写过冰心，但这个织毛活儿的冰心，让我同作者的感受一样，像是回到母亲面前，感受她的爱，是那么自然平实、亲近可感。

　　2010年8月，我请冰心女儿吴青写过一篇《爱的教育》。她写了妈妈早年在美国上学时，因吐血住进疗养院，得到许多美国老师和同学的关心照顾，“妈妈得到了许多的爱……妈妈爱的思想得到了丰赡的滋养。”还写到她妈妈回国当教师后，“她爱她的每一个学生，不仅关心他们的学业，更关心他们的为人、交友、成家，她用这种价值观教育我们……”

　　
    我又画了一幅冰心肖像，觉得画出了心目里的冰心。

　　我还想说一下吕荧肖像。吕荧，生于1915年，翻译家、美学家，著有《人的花朵》《文学的倾向》《艺术的理解》《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译有《普希金传》《叶甫盖尼·奥涅金》《仲夏夜之梦》等。

　　前些年，常听牛汉、徐放、杜高等一些老诗人、作家说到这个名字。他之所以让我记住，是因为在1955年一次声讨胡风的千人大会上，只有一个人走上主席台当着全场的人说道：“胡风不是反革命，是学术思想问题……”这个人就是吕荧。

　　画吕荧肖像时，觉到他相貌清正文静，镜片后面的眼神，沉稳中暗含忧郁，还藏着一个文人的孱弱……李希凡曾描述过吕荧在山东大学中文系给他们上课时的情景：“似是初春季节，学生们的春装已经上身，可吕先生仍然是全副冬装——大衣、绒线帽、棉鞋，外出时还要戴着口罩！……他身体虽然衰弱，讲课时声音不高，却沉稳有力，哪怕是坐在后面的同学也听得很清楚。”

　　我不明白：当年会场近千人，为什么只有这样一个文静孱弱的书生站出来讲真话——是因为他的书呆子气？他性格的执拗？……讲真话有时需要付出代价，但总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所以，我记住了吕荧。

　　我曾自问：为什么喜欢画文人肖像？只因为他们是名人？我也画过许多平凡的人。而与这些文人或直接往来或间接神交中，我看到他们首先也是一个个平凡的人，过着琐屑的日子，也有跟你我一样的喜怒哀乐。但他们又有别于一般人，他们多是有自己的思想，有特殊人生体验和才情，特别是他们经历和承受了更多的心灵苦难，他们同情和怜悯不幸的人，并为世人揭示出一个个丰富的人性世界，还为我们国家留下历史细节和真实记忆。

　　我画下他们的肖像，是想像他们一样做个心灵高贵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