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中国作家》纪实版诞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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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作家》纪实版诞生记
　　何建明


　　作者简介
      何建明，著名作家，出版家，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八、九届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主任，茅盾文学院院长。


　　许多搞文学史的人，有一个很大的缺憾，就是只以作品和作家来撰写“文学史”。其实真正的文学史，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就是支撑文学事业的组织与那些重要事件的产生过程，当然也应该包括传播和刊发作品的那些载体（或者说平台）。试想一下：没有文学杂志、没有出版社，许多人能成为作家吗？假若没有传播平台，有谁知道你的作品？所以我一直认为甚至有很深的体会：很多时候，做一件文学上的事，远比写一部作品要难得多。

　　《中国作家》纪实版的诞生过程，也不例外。现在它已经成为中国唯一的刊发长、中、短篇报告文学（包括纪实作品）的国家级阵地。今天活跃在文坛上的许多作家，就是因为《中国作家》纪实版的存在而存在，如果做个统计：近20年间，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和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的报告文学作家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因为《中国作家》而走向文坛的……这个数字只会多而不会少。

　　然而，作为《中国作家》纪实版的创办人，我自然比任何一位编辑与主编更了解和珍爱这本来之不易的“报告文学”大刊。

　　创办的起因并不复杂，但也打破了中国文学期刊的一个“禁区”。在《中国作家》纪实版创刊之前，没有一本国家大刊是“一刊两本”或“一刊三本”的，也就是说，按以往出版规定：批你一个刊号，你就只能办一本刊物，而《中国作家》纪实版创刊，就打破了这一“规矩”。

　　首创一本国家级大刊，而且“不动声色”地完成它，本身就需要不一般的勇气和智慧。关于办《中国作家》纪实版的想法，是我到《中国作家》之后就有的，但最初我根本不可能实现这一愿望，因为中国作家协会按照上级的要求，早已历史性地完成了文学阵地的布局：文学理论与新闻阵地，由《文艺报》承担；发表文学作品，由《人民文学》《诗刊》《民族文学》《中国作家》这四本大刊完成；出版文学书籍，由作家出版社完成。后来还有《小说选刊》《中国校园文学》等，则是根据新形势下的需要而新增的。一直以来的分工是：《人民文学》作为“国刊”，创刊最早，是综合大刊，即发表中短篇作品为主；《诗刊》发诗歌；《民族文学》刊发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国作家》相对创刊晚些，主要以中篇作品和报告文学为主。这种分工只是一种在作协内部的默契，没有谁说一定可以刊发什么而不能发表什么，除了《诗刊》只发诗歌以外，其他几家杂志完全由刊物自身决定，想发什么就发什么，只要你不超出刊物页码的规定就行。

　　但，可能是我到了《中国作家》和中国作协后，在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事们的决心与努力下，使得这种比较僵化的办刊方式被慢慢打破。当然首先是我所在的《中国作家》开始了一场并不那么轻松的“改革”——

　　其实这种所谓的“改革”，早在各编辑和主编那里就有所“骚动”，只是一般人不会大胆去做而已。要知道，我们的“阵地”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像中国作家协会管理的这几个国家大刊，谁想有所“变动”，弄不好坐牢都有可能。

　　然而，最终还是被当时我任主编的《中国作家》打破了。我主办《中国作家》纪实版有两个原因：一是我本人是以创作报告文学为主的作家，但很早发现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竟然没有一本刊发报告文学的专刊，而像小说、诗歌的刊物，满地都是。为什么没有一本《报告文学》？中国作家协会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说白了，报告文学一直以来就不受人重视，或者说没有真正受到重视。要不然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遗憾的是，到今天为止，中国还没有一本《报告文学》杂志，下面我会说明“为什么”的。曾经我在兼任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时，与集团同事一起，进行了长达三年时间的努力，花了200多万元的代价，硬是从一家公司手里拿回了原本叫《环球企业家》的杂志，准备办《报告文学》杂志。为这，我曾利用全国政协委员的名义，与中宣部副部长、主管新闻出版的蒋建国同志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争取，最终他同意批准我们把《环球企业家》改成《报告文学》。当一切工作准备就绪，我向党组书记钱小芊同志汇报时，他很认真地问我：“建明，《中国作家》纪实版也是你办的，现在你再办一本《报告文学》杂志，那《中国作家》纪实版咋办？”我没想到他竟然把我问住了！是啊，我是中国作协报刊社的具体负责人，怎么可能为了自己的“爱好”而办一件连自己都不知如何处理为好的事呢？于是一拖再拖，拖到我不再担任负责管理报刊社后，后任领导把这份原本的《报告文学》杂志，改办成现在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回头再说当时创办的《中国作家》纪实版的起因吧。

　　我是1996年初调到《中国作家》的，之前在中央某部机关任《新生界》文学杂志主编。在这本杂志时，干过一整本杂志刊发一部长篇作品，而且尝到了甜头：因为那种传统的“大拼盘”式的办刊（就是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评论文章等同发一期的办刊），根本不如一期刊发一部好作品的发行量和影响力。现在也是如此：许多文学刊物，把一部好长篇，摘上三五万字发，再配上其他中短篇，结果发行量根本上不去，充其量只能看老订户的面子上勉强办刊，几十年了，苦日子一直没有多少改变。1998年，山西作家赵瑜写了一部《马家军调查》，这是个长篇，内容非常好。我们编委会讨论后，决定全文发表。但30万字怎么发？有人提出分两期发。当时作为总编室主任和负责发行的我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中国作家》当时是双月刊，即两个月才出版一期。如果一部作品分两期发，等于让读者两个月后再看后半部分，周期太长。从阅读角度看，是个大忌，发行更不用说，肯定大打折扣。后来责编、二编室主任肖立军也支持用整本《中国作家》一期发完全稿。

　　别小看这事，它可是在国家级大刊中第一次作了历史性的突破。我们《中国作家》是首创。

　　《马家军调查》发表后的影响大家都知道，可谓“洛阳纸贵”。但事实上开始并没引起太多注意。记得我当时带着总编室的工作人员，蹬着平板车跑到王府井和五四大街去摆摊卖，仍然没有什么起色，直到马俊仁跳出来要跟我们《中国作家》和赵瑜打官司后出现轰动效果，才好卖，卖疯了。事后我对赵瑜兄说：你知道我们为了发这期杂志受了多少累和苦？光在印刷厂，我记得至少守过三宿——为的是紧盯印厂能不能及时印出刊物来，另一个紧盯的任务是：别让人从中作梗出现盗版……

　　《中国作家》发表《马家军调查》的趣事还多着呢，我们另行作叙。但这一期杂志刊发整本的报告文学作品，给了我和全杂志社极大启发：报告文学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没人看，实际上爱看优秀纪实作品的读者远比看小说的要多得多。《马家军调查》之后，我们又发了杨沫儿子老鬼的一部长篇小说，这一次又很成功。1998年下半年，由我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落泪是金》，再次一炮打响，当时杂志发行超过20多万，而且市面上出现了盗版。这三次试验，可以说，坚定了我和杂志社同仁们办大刊、刊整本一部作品的信心。

　　2004年，我正式出任《中国作家》负责人。就开始筹办“报告文学”阵地。但在中国作家协会现行的编制与格局下想另办一本大刊，是不太可能的。因为除了经费问题，更多的是原来行政编制是一本刊物，就是一个局级单位。怎么可能现在因为我们想再办一个刊物，而在《中国作家》杂志社之外，再扩编一个正局级单位呢？ 唯一的办法是：在杂志社现有编制下进行内部“消化”，即你想办刊，你要负责一切：包括用人、经费和其他等等。否则你就别去想这样的事！

　　“干不干？我想既然我们想把杂志办好，就冒这个风险吧，大不了被免职……”2004年中国作协党组是让我主持日常工作，因为那个时候在中国作协内部，还没有把那些七八十岁的老同志从作协所在的各刊物“主编”位置上“请”下来，因此像我这么个40多岁的年轻人，基本上不太可能给正职的。作协的杂志社主编都是正厅级干部，而我之前的两任负责人一直干到退休，都只是常务副主编。

　　所以创办《中国作家》纪实版实际上有点拿自己的“乌纱帽”赌输赢。这样的事，外界是不知道的，也不会理解当时我和杂志社另一位副主编杨志广的心境。志广与我同龄，是一位优秀的编辑家，我们同时提拔为《中国作家》副主编。当时我首先征求他的意见。志广对我办纪实版非常支持，完全同意我的想法：一切由杂志社承担办刊的资金和管理，以及政治责任。后来我又征求另一位《中国作家》的重要编辑、当时任主持报告文学的编辑部主任肖立军。老肖比我们大几岁，虽然职务上我是他的领导，但从资历来说，他是老大哥，对我十分尊重。尤其是他主导了《马家军调查》的发表，而在这之前我还没有调到《中国作家》时，他就已经连续编发过我的作品，可以说也是我进中国作家协会的积极支持者。不用说，办《中国作家》纪实版，我跟立军同志是最积极的。后来纪实刊办起来后，很快我就推荐肖立军出任《中国作家》副主编，负责主持“纪实版”工作。这是后话。

　　当杂志社领导层统一信心和意见后，我就向党组金炳华书记汇报，得到了他的支持。金书记是好位领导，只给我提出了一点：注意把握政治方向啊！我知道，纪实作品可比小说、诗歌要容易出现出版上的危险，所以办《中国作家》纪实版除了经济负责、编制责任、工作劳动强度责任，最重要的是政治责任。我向党组和金书记做了保证：如果出现大的政治偏差，我接受党组的任何处分。

　　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珍惜《中国作家》纪实版的原因之一。

　　组织上的一切问题解决了。那么我们就想办一本“报告文学”的“二刊”有没有可能呢？显然按中央出版的规定，一个刊号是不能办两个刊物的。怎么办呢？我就到北京出版局打听情况，结果让我喜出望外：不能办两个刊物，但能把“月刊”办成“半月刊”，甚至“旬刊”“周刊”。也就是说，原来一个月出一期杂志，你想变成一个月办两期或三期，甚至四期都是可以的，这不属于违规。

　　太好了！这个空间，简直让人兴奋坏了！而且只需到北京报刊发行部门去注册一下即可。

　　很快，我们就在北京报刊发行部门拿到了相关的同意意见。于是在2005新年到来之际，《中国作家》纪实版隆重上市，成为当时期刊界和文学界的一大事件。尤其是全国的报告文学作家和纪实、传记类作家们，更是兴高采烈，奔走相告……

　　这是《中国作家》自1985年成立之后的一次最重要的改刊，应该说它是非常成功的，为我国的文学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近20年来，为讲好“中国故事”，起到了其他阵地无法替代的作用，也为培养中国报告文学作家和纪实作品作家，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个作用至今仍在不断产生……

　　纪实版成功出版后，实际上我们压力是非常大的。也就在《中国作家》纪实版正式出版后，我也被党组任命为《中国作家》主编，这也是中国作家协会第一次破例提拔像我这样的40多岁年轻人出任杂志社正职。两年后，肖立军也被任命为杂志社副主编。这样我们《中国作家》杂志的班子完整形成：我任主编，也成为《中国作家》继冯牧、陈荒煤后的第三任主编。杨志广、肖立军为副主编，他们各自负责“综合版”和“纪实版”。

　　即使如此，其实当时我和杂志社仍然面临巨大压力，主要是缺编辑和办刊经费。编辑受编制限制，但还是能招请几个，关键是办刊经费难。这个时候，我们同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有了联系。当时的鄂尔多斯市市委书记是云峰同志，他是位非常有水平的人，做事大气，而当时鄂尔多斯的经济实力非常强大，最根本的是云峰书记有魅力，爱好文学。通过多次交流，我和他签订了一份长达10年的“《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合同，由他们每年支持我们300万元，来办《中国作家》纪实版和鄂尔多斯文学奖。

　　3000万元，这在当时，也可以说就是现在，我们还没听说哪个杂志获得过如此大的一笔经费支持！也就是说，有了这一年300万的办刊经费，我们办《中国作家》纪实版的底气顿时大增，加上其他广告与发行收入，以及一个文学奖的加持，《中国作家》纪实版乃至整个《中国作家》杂志，都有了一段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辉煌岁月。

　　我是2008年初从《中国作家》调到作家出版社任社长及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党委书记的。又在2009年出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我的《中国作家》后两任主编艾克拜尔和王山，应该非常有体会享受这份来自鄂尔多斯的巨额办刊经费支持的温暖与甜美。

　　除了解决经费外，为了办好《中国作家》纪实版，我和肖立军同志策划了聘请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邓贤、王宏甲、卢跃刚、邢军纪、李鸣生、李炳银、陈桂棣、赵瑜、张健、徐刚、徐剑、黄传会、理由为《中国作家》纪实版的“首席作家”。我自己也被列入“首席作家”其中，主要是因为那时我已经多少知道自己不会在《中国作家》时间太久，早晚会被调任到其他单位，所以为了把《中国作家》纪实版办好、办扎实，也给自己留了一份责任和义务。自然，后来我出任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和党委书记，《中国作家》也是我下属的管理单位之一。在这个“首席作家”名单中，李炳银是唯一的理论专家，可见我对他的尊重。其余的都是当红报告文学作家。整个名单都是我安排的，目的是希望这些实力派作家能把自己的好作品给《中国作家》，那么我们的“纪实版”就不会出现质量问题，而且必定是最高水平的报告文学权威刊物了。这一点后来被证实。

　　20年了！《中国作家》纪实版，从创办到今天，整整走过两个“10”年。它为《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事业争了光，更为广大报告文学作家提供了最重要的阵地。我真诚地感谢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和金炳华、李冰、钱小芊书记和现在的张宏森书记对《中国作家》纪实版的支持帮助。感谢后任主编艾克拜尔、王山和程绍武等同事的努力与付出，还有编辑部的一批优秀编辑人员，他们为这本刊物付出的辛劳，值得广大作家们铭记与感恩。也非常高兴看到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通过这个阵地，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中坚力量。

　　衷心期待《中国作家》纪实版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