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安 | 回忆袁鹰：风云激荡中的“青青翠竹”

赵日超

      回忆袁鹰：风云激荡中的“青青翠竹”
　　张建安


      袁鹰（1924—2023）

　　2023年9月1日，袁鹰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99岁。得知这一消息，许多往事袭上心头，感到自己应该写一篇纪念文章，来缅怀这位有着“长者之风”的作者。

　　对我而言，袁鹰先生不仅是我在《纵横》工作时期的作者，对我有不小的支持与帮助；更是我初中时就非常崇拜的作家，我以能与他交往而感到莫大的荣幸。

　　因工作与袁鹰先生结缘

　　2003年3月，我应聘为《纵横》杂志编辑，进行广泛约稿，数月后开始与袁鹰先生交往。10月30日的日记，记录了我初次拜访赵洛先生并通过他向袁鹰先生约稿的情形：

　　前几日拜访赵洛。他曾担任北京古籍出版社总编，是北京史方面的专家，还是赵朴初的堂弟，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谈得很是尽兴。临别时，知袁鹰就在他家附近居住，两人颇有往来。赵洛认为袁鹰有“长者之风”，我便请赵洛向袁鹰约稿，他答应了。

　　两天后，赵洛来电话，袁鹰已同意为《纵横》撰稿，稿件在一二日内发出，我很高兴。

　　毕竟，袁鹰是了不起的人物。初中时就读他写的《井冈翠竹》，有段话至今记忆犹新。

　　11月7日的日记里，则记录了我初次给袁鹰先生打电话后的心情：

　　下午给袁鹰打了一个电话，约他写稿子。小时候就非常喜欢袁鹰的散文《井冈翠竹》。我还成天地一遍又一遍地背里面的段落。可以说，《井冈翠竹》对我们这一代人有很深的影响。他的名字曾像远方的星辰，辉煌而不可触摸；如今一旦有机会与他合作，心情的愉悦可想而知。

　　他的年龄已相当大了。我想尽快见他一面，做点采访。这应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我并不是一个勤于写日记的人，但翻开当年的日记本，发现自己竟然将最初与袁鹰先生的交往写得如此清晰，可见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袁鹰，本名田钟洛，1924年生于江苏淮安，当代作家。194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底开始办报生涯。1953年起，长期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刚开始称“文艺组”）工作。”这样的作者简介，早在1987年我上初二时就十分熟悉了。

　　对于《井冈翠竹》一文中的必背内容，我更是背得滚瓜烂熟。数十年已经过去，我仍然清晰地记着那年冬天的一个清晨，在学校对面的高坡上，我一边在枣树枝头上晃悠，一边高高兴兴地朗诵着：“井冈山的竹子，是革命的竹子！”“你看，你看，这不是又一批新砍的毛竹滑下山来了吗？这些青翠的竹子，沿着细长的滑道，穿云钻雾，呼啸而来。它们滑下溪水，转入大河，流进赣江，挤上火车，走上迢迢的征途。井冈山的翠竹啊！去吧，去吧，快快地去吧！多少工地，多少工厂矿山，多少高楼大厦，多少城市和农村，都在殷切地等待着你们！快快地去吧，带去井冈山人的心愿，带去井冈山人的干劲，也带去井冈山人的风格吧！”

　　那时候，生在黄土高原农村里的孩子，没有几本课外书，最远去过一两次县城，没有见过竹子，更没有欣赏过南方绮丽的景色，于是，袁鹰的文章带着青翠的竹子“穿云钻雾，呼啸而来”，转瞬间裹挟着我的想象，自由地飞奔起来，“滑下溪水，转入大河，流进赣江，挤上火车，走上迢迢的征途”……那是何等的激昂！又是何等的浪漫！这段文字极大地触发了我的文学梦，召唤我走向外面的世界。

　　正因为如此，我非常珍惜与袁鹰先生的交往，而袁鹰先生对我以及《纵横》杂志均有很大支持与帮助。

　　对夏衍、赵朴初的追忆

　　袁鹰先生给我的第一封信，写在2003年11月8日。内文如下： 建安同志：

　　您好！遵嘱寄上小文一篇，请予审处。文字长了些，约有一万六七千字，一期是登不完的。若可用，是否可分两三期发？请裁夺。您审阅后，请便中告知。如可采用，我再寄手迹和照片来。如何？即祝文祺！

   　                                             袁鹰拜上
   　　　                           
                                                   〇三、十一、八

　　袁鹰写给作者的第一封信

　　这封信令我十分欣喜，如沐春风。袁鹰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却以“同志”“您”来称呼我这位年轻小伙子；又有“请予审处”“请裁夺”“审阅”这样的字词，处处表现出对编辑工作的尊重；“如可采用，我再寄手迹和照片来”，展现出他对手迹照片的重视；文末的“即祝文祺”“袁鹰拜上”，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措辞。光是这些，就令我学到了不少。之后我给作者写信，对方即便比我年轻，我也总以“您好”代替“你好”，文末也习惯性地用“即祝文祺”“顺颂暑安”之类的话代替“此致敬礼”。这便是受到袁鹰先生的影响。

　　信中提到的文章是指他后来在《纵横》上发表的《夏衍教我编报纸》一文，文史结合，而以史实为重；是以朴实的文风回忆往事，完全不同于《井冈翠竹》咏物抒情的散文风格，反而正是《纵横》杂志向来最青睐的“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文章。文章内容自然更是我们重视的。全文所讲述的看似只是夏衍与袁鹰半个世纪的交往，实则从当事人的视角真实回顾了从1945年到1995年中国文化界发生的诸多历史事件，总结了许多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与重要的借鉴意义。

　　比如，文中首先讲述了袁鹰1945年12月刚进上海《世界晨报》便认识夏衍的情形，紧接着便在抗战结束不久、解放战争还未发生的历史大背景下，夹叙夹议地介绍了夏衍针对时事开辟的杂感小专栏“蚯蚓眼”。“蚯蚓眼”第一篇小杂感发表时，正是1946年1月10日旧政协开幕、蒋介石不得不下“停战令”的日子，同一日，联合国大会在伦敦举行。这些现象使得多数的中国人以为和平可待，而夏衍则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他这样写道： 今天是个好日子，一个有关世界和平和一个有关国内和平的会，同在这一天开始了。

　　报载：“陪都乐观空气到达高峰。”我们希望这句话不是语谶，因为到了“高峰”，以后就得向下行了。

　　乐观空气之中，马歇尔元帅显然是一个主角，于是有人写文章的题目是《希望还在美国》。希望在美国吗？我们以为民主不是克宁奶粉，它不能廉价从外国运进来的。

　　对此，袁鹰阐述自己的感受说：“字数不多，却如一贴清凉剂，使那些对以美国总统特使身份来中国‘调处内战’的马歇尔抱有幻想的人稍为清醒一下。民主道路崎岖，决不是靠一个会议就能得到，更不是靠洋人来赐予的。”紧接着介绍道：“这种三言两语的时事杂感，在当时上海报纸上并不多见。它的形式很像鲁迅先生当年的《小杂感》《忽然想到》和《半夏小集》，但是针砭时事却更直截、更迅猛。抗战后期重庆《新华日报》的‘司马牛’专栏，正是夏衍开创的。”


      袁鹰（左）和夏衍合影

　　可以说，此文回顾了很多值得记忆却已经被人淡忘的往事，而在细节的陈述中又随时给人启发，尤其是对于我这样的年轻编辑更有益处。例如，文中讲到夏衍1955年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后的一件往事：

　　夏公是办报纸的行家里手，他最懂得舆论的作用和威力，常常比行政命令、开会布置、发文件、做总结一类的领导方法大得多。他对报纸文艺宣传的指导，常是最及时、最具体也最细心的。比如有一次部务会议讨论故宫博物院工作，郑振铎副部长慷慨陈词，从故宫博物院防火设备落后状况说到不少地方珍贵文物的散失，说到动情处，几乎声泪俱下：“如果再不采取紧急措施，任凭国宝损失，我们就是犯罪！犯罪！”会议室里顿时鸦雀无声。这时夏公忽然侧过头指指我：“你们可以发篇短文批评一下！”振铎先生又重复地说：“再不抓，简直不得了！”有时，在讨论电影或者戏剧工作时，夏公也会当场提出请电影局局长、艺术局局长为《人民日报》写一篇评论。有他发话，报社的组稿工作就好做得多。

　　这些文字让我增强了对编辑记者工作的敏感性与责任意识。我所在的期刊虽然不能发表评论性的时事文章，但同样可以有意识、有针对性地发表一些有益于社会的深度文章。《夏衍教我编报纸》不正是这样的文章吗？

　　此文很快以两期连载的方式发表在《纵横》2004年第1期和第2期，得到了很好的反响。

　　“抗战胜利”引发的情怀

　　袁鹰先生对我编辑工作更大的支持，是在2005年。

　　那一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纵横》编辑部在许水涛主编的主持下，于当年4月便积极组织“8·15抗战胜利日”的相关稿件，还特地打印了盖有公章的约稿函。

　　在正式寄约稿函之前，我便已经首先与袁鹰先生联系了，向他约稿之外，也希望得到更多的线索。袁鹰先生对此很感兴趣，不仅马上答应写稿，而且第二天还专门给我写信：

　　建安同志：

　　您好！昨天您来电话约写1945年8月15日那一天纪事文，我感到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不知您们是否打算以此题出一至两期特辑，发同题文章？从天南海北不同地区共同反映8·15那一天的景象一定很有意义，将来编一本书，价值会超过三十年代茅盾先生编《中国一日》的。您以为如何？仅供参考。祝文祺！

　　                                袁鹰上　　　　　　　　　　　
                          　　　　05.4.20

　　本来我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向袁鹰先生约稿的，没想到他有这样大的期望：不仅发表“从天南海北不同地区共同反映8·15那一天”的文章，而且将来编一本超过20世纪30年代茅盾先生所编《中国一日》的图书。这对我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让我充满了更大的热情。

　　不仅如此，袁鹰先生还为我介绍了范用、丁聪、林希、姜德明等老先生，提供了他们的通信方式，让我和他们直接联系。这对于一位年轻编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资源。所以，我便趁热打铁地给这些先生们寄约稿函了。

　　由于有袁鹰先生引荐，这些老先生们都比较重视。姜德明先生虽然没有写稿，但专门给我回信说明原因；丁聪先生则由夫人沈峻老师给我打电话，说明不能写稿的原因；天津的林希先生应约写了《光复前后的天津》一文；范用先生先寄来一篇短文，我们感到篇幅实在太短，由我写信向他说明后，他又写出篇幅较长的《在八年抗战中成长》。

　　袁鹰先生则不仅寄来了《天亮了！——1945年8月15日前后在上海》一文，而且在文后附录了他于1945年8月所写的一篇旧作，称“如认为可作参考用，则用作补白，否则扔掉可也”。对此，编辑部的处理结果是：将其新作作为重要文章刊登在《纵横》2005年第8期，却没有破例刊登他的旧作。当然，我也没像袁鹰先生所言“扔掉”旧作，而是至今仍然珍藏着。

      刊有袁鹰等人文章的2005年第8期《纵横》封面

　　当时，袁鹰刚加入中国共产党，马上便接到一个任务：创办一份以青年为对象的小型刊物《新生代》。这篇文章正是发表在1945年8月28日出版的《新生代》创刊号上。遗憾的是，此刊只出了一期，袁鹰和他的同伴便接到党的新指示走上新的岗位，这篇文章也便随之湮没于浩瀚的历史海洋当中。如今想来，如果2005年我及时建议袁鹰先生将此旧作的内容更多地融入新作当中，将是更有意义的。

　　晚年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

　　袁鹰先生是1945年即进入报界、后来又长期主持《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的知名报人，也是1945年即加入中共地下党的忠诚的共产党员。他创作过散文、诗歌、儿童文学、杂感、回忆录等很多文体的作品，其中以《井冈翠竹》为代表的散文最广为人知；晚年则多写回忆文章，对曾经的历史进行追忆和反思，最知名的作品是《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这本影响很大的图书由21篇长长短短的文章组成，其中便有《纵横》发表过的《夏衍教我编报纸》等。

　　为什么要写这些文章呢？袁鹰在该书“小跋”中自述：“二十世纪是个伟大时代。我这样一个渺小平凡的人，能生在这个时代，亲历世纪的种种狂风暴雨，烈火严霜，月暗花明，天崩地裂，应该说是一种幸运，一种机缘。报纸工作虽然还不能说完全处于风口浪尖、漩涡中心，但也绝不是也不可能置身事外，袖手旁观……老来回首，才发现水流花谢，积淀下的岂止是个人的喜怒哀乐，更有几十年风云激荡中的社会变迁、民族命运，其中是非荣辱、明晦恩仇，反复思量，一言难尽。近年来随手记下一些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真相，一些可以咀嚼、值得回味的事实，一些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是非……或许能提供给研究当代历史和当代文坛的零碎资料，虽然不全面、不完整，却是真实的。”看来，他最主要的愿望，是希望写出自己亲身经历过的真实的历史，供世人研究，为社会进步作贡献。

　　袁鹰先生也关心和鼓励过我的写作。2009年，我完成了《知识分子的血性与良知》一书，集中展现了宋教仁、彭素民、廖仲恺、邓演达、杨杏佛、蔡锷、蒋百里、杨杰、邵飘萍、林白水、成舍我、史量才、杜重远、黄炎培、马寅初、梁漱溟16位民国以来知识分子追求真理、为国为民、不畏强权的气节与事迹。当时也是突发奇想，希望袁鹰为此书作一序言。结果是，他虽未作序，却于当年的8月4日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件，令我很受鼓舞。

　　信中，袁鹰先生先写了几句开头语，称：“建安同志，您好！收到大作书稿已有多时，因正值炎暑，身体欠佳，又常有亲朋来访，未能及时奉复，实在抱歉！”紧接着是对我的极大肯定，并提出中肯的建议： 您多年潜心文史，大浪淘沙，炼出真金，完成这部内容丰富、立意深邃的杰作，甚为佩服。书名虽然比较敏感，但确是中国自古及今知识分子品质和精神的精髓所在。商务印书馆能接受它出版（但愿不再有变故），是有见地的。当然，作为读者，我感到写到梁漱溟即止，甚感不足。下面似应有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鲁迅以至当代的邓拓、老舍、巴金……期望阁下再续写第二部吧。

　　袁鹰写给作者的信

　　最后又写：“在如此巍峨耸立而又如此凝重的书前，我岂敢担负作序重任。‘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这样题目的书，最好请那几位德高望重又熟谙文史的老前辈执笔。他们有的体衰未必能作长文，能有千字左右点题之作，也可以为尊著增辉生色了。再次致歉，并祝暑安！”

　　这样的信件，自然有过分的褒奖，但又是袁鹰先生亲笔认认真真写出的，不能不给我极大的鼓励。所以，我马上以激动的心情回信，称：

　　袁鹰老师：

　　您好！收到您的来信，捧读再三，得您如此鼓励，真是非常感动！

　　从初中学习您的《井冈翠竹》开始，这么多年一直关注着您的作品并一直受益匪浅。近年来我书架上新增的不少《随笔》《散文·海外版》等报刊均是见到里面有您的文章即马上购买的。您作品中透露出的理性的光芒、反思的力量、大度而中正的态度，透露出的对人对事的看法、对历史对现实的观照……均给我以实实在在的启发。能与您交往，实在是我莫大的荣幸！……天气炎热，您多保重身体。

　　建安敬书　　　　　　　　　　　　　　　2009.8.12

　　在我的心目中，这是我与袁鹰先生最重要的交往。而那本《知识分子的血性与良知》一书，则改名为《人生本不苍凉——民国十六名士写真》，于2010年3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袁鹰题赠作者的书

　　如今反过头来再看袁鹰先生给我的信，会理解他并不是出于简单的礼貌的回复，而是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内容。晚年的袁鹰先生，十分看重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反思精神，很难进步；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因此，他这位**产党员始终抱着热忱之心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回忆与反思。他晚年虽然很少向人提及《井冈翠竹》，但他的“井冈翠竹”的精神是永存的：

　　竹叶烧了，还有竹枝；竹枝断了，还有竹鞭；竹鞭砍了，还有深埋在地下的竹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到春天，漫山遍野，向大地显露着无限生机的，依然是那一望无际的青青翠竹! 本文选自《纵横》2023年第10期，文字有删节，原题为《难忘“井冈翠竹” ——我所了解的袁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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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建安，学者，作家，山西工商学院荣誉学士，曾担任《纵横》杂志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编辑部主任、《传记文学》编辑等职。已出版《国学的传承》《中国古代哲学》《低学历的五大师》《文化名人的最后时光》《帝王将死》等20余本专著，出版《百岁忆往》《百岁溯往》等5本口述历史图书以及《大家说父教》等10余本合著。在央视“法律讲堂·文史版”主讲过《始皇遗嘱密码》；撰写过央视纪录片《中国通史》总集及《周公辅政》《两汉经学》《三国鼎立》《内阁制度》等27个分集剧本；编导过《教育家张伯苓》等纪录片。在《人民日报》《中华读书报》《中国政协报》《中国文化报》《中国档案报》《纵横》《传记文学》《海内与海外》等报刊发表过数百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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