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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彭冬梅《记忆似碎片 片片在心间》登“文艺张家界”

已有 1270 次阅读2017-8-10 22:35 |个人分类:我的分类

作者简介:

彭冬梅,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在美丽的贺龙元帅的故乡——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中学语文教师,更是一位文学爱好者。热爱生活,喜爱文学,喜欢旅游,喜欢手机拍照,也喜欢把所见的心怡美景留于笔端。在文友的帮衬下,2015年加入张家界市作家协会,2016年加入湖南省诗歌协会,在《散文百家》《张家界文艺》《女作家笔下的桑植》《文学校园》《张家界日报》等杂志上陆续发表过几篇文章。

记忆似碎片  片片在心间

                                          ——写给我淳朴的母亲

 母亲,人生亘古不变的主题,人类情感走廊中的上品。伟大、淳朴、坚毅、宽厚,永远写在她的字典里。

闲来兀坐,思绪随着《妈妈的吻》和《在那遥远的小山村》飘往上世纪那个贫穷落后的八十年代。母亲,这位淳朴而勤俭一生的农村妇女浮现在我眼前。她个子不高,蓝布边衫和直筒大脚裤,是她今生的服饰。她平凡而伟大,温柔而坚韧。尽管岁月的风霜,无情地吞噬了她那曾美丽的容颜,但是,无法吞噬她的善良、朴实和慈祥。她的脸上,写满的尽是慈爱和坚强。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生产责任承包制,田地下户,老百姓拥有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田地,可以自由耕种。刚挣脱生产队的束缚的父亲也干劲十足,把庄稼活儿打理得井井有条。闲暇时还可以做木匠,行草医,下帮厨,挣点小用钱补贴家用。母亲平时在家洗洗涮涮,农忙时和父亲并肩劳作在田间地头。那段日子,虽然生活还很贫困,但一家四口其乐融融,母亲是幸福的,我和姐姐是快乐的。可好景不长,朦胧的记忆里,父亲在几个不务正业的投机分子的怂恿下,痴迷上了跑“票子”(倒卖袁世凯时候的纸币和袁大头以及一些玉器古玩),一心痴狂的做着发财梦,幻想着一夜暴富。家里像赶场似的隔三差五就出现一些陌生面孔,一来就几个叽叽歪歪在一起密谋,无视我们母女三人的存在。甚至突然有一天,几个狐朋狗友一声吆喝,正在田间插秧的父亲扔下手中还没插完的半把秧苗,抬腿就走,抛下常犯眩晕症的母亲,撇下正在读书的姐姐和我。

父亲不负责任的一去两载,杳无音信。撂下一大摊子事给身体羸弱的母亲。田地里的重活、累活全然落在了母亲这个不足一米五五的弱女人肩上:插秧、薅草、割稻、打稻、挑稻……这本是男人干的体力活。要是父亲还在家,妈妈就不用那么辛苦的去田间劳作,只要在家办好饭等父亲回家吃就行,偶尔去帮衬一下父亲。可现在家里就大小三女人和一个年迈的爷爷(父亲的继父)。妈妈体型小,身体弱,在别人眼里也不是好劳动力;我和姐姐正在读书,没时间更没体力去帮工,别人也瞧不起两小屁孩;当时我家这状况,总是喊别人帮忙也不是个事,善良的母亲更怕村人的闲言碎语。于是,除了使牛打耙母亲不会,必须得请人帮忙外,其他苦累活儿都得自己扛着。

播种时节,在请人使牛翻耕过的刺骨的水田里,母亲佝偻着瘦削的身子,手执木板吃力的端檐扇,把一畦畦的秧田抹扒的平平整整。看着母亲被冻得通红的赤脚,看着母亲端一会又抬起身子用手捶打腰杆痛苦的情形,快十二岁的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那时我最讨厌自己是一副女儿身,恨自己不能速速长大帮母亲分担一些生活的重担。

分田到户后,我家的水田都分在河对岸,且四个水田散置各处,田里水分充足,其中有一个还是陷田,耕种起来很是麻烦。收割要抢好天气,而遇上天气好,家家都要忙着收割、翻嗮,腾不出人手来帮我家打谷。这时节打谷机周转也紧张,只有偶尔闲置的厚重的四方板斗,全靠一双手用力摔打。所幸那时学校放农忙假,我和姐姐也就成了母亲的小跟班,随母亲去田间收割。于是,别人家田里打谷机踩得嗡嗡作响,七八个人割稻谷,递铺子,踩机子,分工合作,一派热火朝天。而我家田里只有一大两小仨身影在窜上窜下。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一起先割一大片稻谷,然后叫我一把把的递给她,而后母亲吃力的在板斗边双手高高扬起,重重摔下,谷穗打在板斗内壁传出的是啪啪啪的声响。这活儿身强力壮的男子干上一天都会腰酸腿痛,手肿胳臂粗,更何况是母亲这样柔弱的妇女。有时看母亲挥汗如雨,我心疼的叫她歇息,然后自己拿着一小把也准备学着母亲的样子板谷穗,可都被母亲严厉的呵斥,说这不是小孩子干的,别妨碍她做事。

毒毒的太阳,无情地炙烤母亲,汗水浸湿了乌发,打湿了衣衫,整个就一汗涔涔、水淋淋的人。每收割完一丘田,还得把湿漉漉的毛谷运到农场的晒谷塔去晒。田埂特狭窄,打好的湿漉漉谷子全靠人把它一担担、一包包肩挑背扛到晒稻场上。一亩多田就是七八百斤谷啊,是母亲咬着牙一包包一趟趟的从河对岸的田里背着谷子趟水过河,一担担晃悠悠、颤巍巍的挑着渡船过河,然后翻过一个小山坡送到晒谷场。别人家只要一天就收割完的稻谷,母亲花了三四天时间来做。被扁担压得红肿的双肩、板谷时用力摔得酸胀的胳臂,每晚折磨的母亲翻来覆去痛苦呻吟。

时隔近三十年,脑海里还清晰记得这一幕:母亲挑着一担毛谷下船,因为个子矮小,船舱深度足有50厘米,从船舱跨上船头比较困难。母亲把担子挑起来,双手用力提起前后两个筐的绳索,踉踉跄跄试图挣扎上船头。当母亲左脚跨出船舱,右脚刚刚抬起,箩筐碰到船舱边,母亲一晃又退下船舱;母亲又试着先迈右脚,结果还是被船边碰回来。母亲只好放下担子,把筐绳在扁担上绕了几圈,这样才算晃悠悠的跨上船头。看着母亲瘦弱的身体,看着母亲倔强的挑着担子踉跄前行的身影,泪水早已迷糊了我的眼睛。而倔强的母亲从来没在我们姐妹面前流过眼泪,一直默默劳作。

思绪绵延,记忆的阀门再次被打开。那是1986年,那段举步维艰的日子,跟着妈妈承包桔园,艰辛经营的场景,在我的脑海清晰浮现。这年原本属于国营但占着我们生产队土地的园艺厂在村民强烈要求下,回归生产队。生产队经商议决定把占据几个山头的柑橘园承包给十户人家。先由村民自愿报名,然后抽签决定承包户。在那个急需钱用的时代,母亲也义无反顾的报了名。我记得当时就有街坊邻居劝母亲,经营柑橘园不是件容易事,柑园全在山坡,施肥打药剪枝,看守收获出售都是重体力活,家里没个男人,这些伙计干起来不容易。但母亲没有退出,结果我家幸运成了承包户。培肓柑橘要肥料充足,有经验的把式说用化肥浇灌出的桔子是酸的,用大粪浇灌出的桔子才会果大味甜,卖相好。于是村子旁边的中学厕所原来臭熏熏招人嫌恶,肆意泛滥的大粪就成了香馍馍,要买而且要排队等侯。为了桔子能果大味甜,瘦小的母亲也加入了排队挑大粪的行列。別人家有男子汉好劳力,挑着大担粪走在崎岖的山路步履轻盈,一人一天可来回担了十来担。挑粪本就不是女人干得活儿,可母亲也咬牙用小粪桶担。弓着背,弯着腰,两手前后纂着粪桶绳,一摇三晃,跌跌撞撞地行走在凹凸不平的山路间。待到我家桔园,一满担大粪也只剩大半担了。十三岁的我那时身体瘦弱,肩挑不起,手提不动,按母亲的话说我还没有粪桶担子高,看着母亲双肩压得红肿,看着母亲挑着粪担下坡蹒跚,上坡喘气却无能为力,只能乖巧的帮母亲在每颗桔树下挖两个浅坑,待母亲挑来大粪,用粪瓢倒进坑里然后推土浅掩。百来棵桔树,别人家两三天就上足了粪,而母亲虽有我的浅帮衬也要花五六天才能完成施肥工作。

到了桔树发芽抽条的时节,也是弓弓儿虫猖獗时侯,它们的破坏力极强,刚发出的嫩叶被它们一夜功夫啃得满目疮痍。这种虫喷洒农药也杀不尽,还得耐心的一棵树一棵树的找,一条虫一条虫的捉。我也参加锄虫队伍,有时看到树上到处蠕动的肉肉的弓弓儿虫,我就不寒而粟,全身起鸡皮疙瘩,恶心得要死,不愿去捉了。可是母亲却像没事一样把它们一条条找出来,用枝剪掐死,像对待敌人一样,谁叫它们把我家桔树嫩条啃光遍体鳞伤呢?

父亲不在家的日子,十三四岁的我成了母亲的小跟班,母亲做农活都带上我,我也觉得有必要保护好母亲和姐姐,其实我做不到,但至少可以给母亲做个伴。桔子成熟了,要早晚守着,因为不是家家都有,怕不安好心的人在桔园捣乱。白天母亲要劳动没空,年迈的爷爷主动请缨在山里看护,晚上我就陪母亲在桔园搭的草棚里看护过夜。一晚上要打着手电到桔园巡视一两回,有时还得在静寂的山野吆喝两声壮胆。漆黑的山里,到处埋有坟,对我这个从小怕鬼怕坟怕蛇的小女孩来说,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心惊胆颤,瑟缩在草棚里,心里只祈祷天早点放亮。每晚母亲都搂紧我,让我躺在她温暖的怀抱里,轻拍我背抚慰我不要害怕。在当时那愚昧落后的农村,人们都深信有鬼神,母亲一个没多少文化的农村女人半夜三更住山间草棚能不怕吗?可在父亲一去了无音讯的黑暗日子里,她得坚强,为了生活,为了我和姐姐,她都会坚强。 

记忆虽是碎片,但幕幕都很清晰。父亲不在家,家里少了顶梁柱,家是偏跨的,更是寒碜的。秋季开学报名了,家里就连本该交纳的十元钱学费都拿不出。个性好强的我,这时却显得特不懂事,因没有学费,死活都不去报名,气哼哼地杵在家里。母亲是个外表温良,内心刚毅的女人,平时尽力做到不麻烦別人,有事能抗就自己扛着。可这次为了我这个不省心的女儿,她放下傲气,腆着脸到街坊邻居家借钱。其实那时的农村家庭家家都生活在贫困境地,也有孩子要上学,借钱近乎要命。可好心的乡邻们还是从羞涩的口袋里你几毛他一块的凑够了十块钱。母亲让我揣着这沉甸甸的十块钱报名上学。这十块钱给了我继续读书的机会,也激励着我勤奋学习,六年级毕业考试我以优异成绩考入湘西州民族中学,当时的省重点中学。后来在曲折的求学路上,一路有母亲相伴和鼓励,我成了村上第一个女大学生,再后来,我成了一名乡村女教师。我要感谢母亲,母亲没有给我说过什么豪言壮语,至理名言,但她一直用自己的言行在教诲着我,让我也做一个自强自力的人。 

两年后的大年三十夜,怀揣发财梦一去了无音讯的父亲回来了,没有大把的金钱,没有光鲜的穿着,在我们母女三人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落魄回来了。蓬头垢面,胡子拉碴,柱着一根打狗棒推门进来了。看到父亲回家,我竟然没有想像中的扑过去抱住父亲嚎啕大哭,倾诉委屈,只是恨恨地盯了一眼,默默坐在火坑边面对大年三十的旺火发呆。母亲也只是淡然地问了声“回来了”,没有任何怨言的接纳了父亲。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个隐忍宽厚的桑植女人。

如今,母亲已经70岁了,我和姐姐也各自成家,照说母亲也该享清福了。可是,她老人家依然每天下地干农活。哪怕只是到地里走一走,她心里也才感到踏实。

我的老母亲,她是疼爱,每次醒来,都会看到她慈祥的笑脸;她是思念,每次想家的时候,月光永恒地映照在我的床前;她是大爱,为家奉献一切;她是无悔,落地无音,落水无痕;她是坚强,每次跌倒,都能看见她鼓励我爬起的目光。

她是世界上最美的人。


(编辑:徐高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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