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袁鹰办副刊
蒋元明
本文刊登于《随笔》2024年第1期
二〇二三年九月一日，一代副刊大师袁鹰先生走完了他九十九年的人生历程。
《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是袁鹰对自己报纸副刊生涯的回顾。他在赠我这本书的扉页上写道：“元明同志惠正：难忘一起经历的风云岁月。田钟洛敬赠。”他领导、主办副刊的最后十年，我是他的兵，是见证人之一。
初识袁鹰
一九七五年，我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分到人民日报社，安排去文艺部。
记得去文艺部那天，当时的文艺部负责人老王向我简单介绍了部里情况，就领着我一个一个去认门。评论组、美术组、副刊组……文艺部的房间大部分东临王府井大街，闹中取静。
当走进副刊组的一间屋时，里边有三位老大姐坐着，一位老者站着，好像在说什么。老王向大家介绍了我，然后特地告诉我那位站立的老者：“这是老田，副刊组组长，你以后就在他这一组。”我马上走向前去，老田微笑着和我握手，说欢迎年轻人。他的手很厚实、温软，身穿咖啡色的毛背心，五十开外，神态安详，身材富态，温文尔雅。当我离开时，走到门口，忍不住回头一望，老田正目送着我，微笑着。我心里不禁一动。
下来一打听，这老田可不一般，大名田钟洛。他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文艺部副主任。一九四九年前当学生时就参加了地下党，老革命。一九五二年从上海解放日报社调到人民日报社，办副刊、管副刊。“文革”靠边了。一九七五年刚从干校回来，仍然管副刊，正在物色人物，招兵买马。他还是大名鼎鼎的作家袁鹰，写过不少诗和散文，有名的《井冈翠竹》还选入中学课本。报社上上下下都叫他老田，也知道他是大作家袁鹰。难怪他站在那里，气度不凡，“腹有诗书气自华”！
组里分配我看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来稿。我是文学专业，在大学也写过短篇小说，被收入集子出版过；在《天津日报》实习时发过长篇通讯，也算是专业对口。
不久，“四人帮”倒台了，中央派来领导小组，报社从社级到各部门头头全换了。老田理所当然成了文艺部管事的，后来被正式任命为部主任，分管副刊。我是新来的大学生，没有参加过报社的两派斗争，加上又是党员、转业军人，和谁都无冤无仇；“揭批查”也不了解情况，用不着瞎积极，干好自己的活儿就得了。
老将点兵
副刊改名了，由“战地”改为“大地”。
《大地》副刊首先恢复杂文。“文化大革命”，先就革了杂文的命。“打倒三家村，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我在学校的大礼堂参加的第一场批判大会就是喊这个口号的。一夜之间，报纸上的杂文就一扫而光。现在杂文又回来了，谁来管？老田就点了我的名。当时的感觉是被“填空”。老大姐们各管一摊，就我一个新兵，打杂的，你不上谁上？想起大学时，李何林先生讲过两堂“鲁迅杂文”，中文系也编过两本《鲁迅杂文选》。以鲁迅为师，临阵磨枪，又赶上“天时”，大批“四人帮”，杂文短小精悍，痛快淋漓，来稿一天一大捆，编发了大量的杂文。后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除“四害”杂文集》，其中近四分之一的作品选自《人民日报》副刊。批判走向深入，秦牧的《鬣狗的风格》、宋振庭的《马尾巴、蜘蛛、眼泪及其他》等杂文名噪一时。
快到年终，当了领导的老田似乎没有忘记我这个年轻人，就派我出差去湖南韶山组稿。当时组里研究，这段时间，副刊要多发回忆毛主席、周总理的文章。
这是我到副刊的第一次单飞。未出京前已和韶山方面联系了，让他们写一篇纪念毛主席的文章。到了长沙，老田来电话，让我去找新华分社的同志，他们与地方上熟。兄弟单位的同志还真给面子，不但热情接待，还帮助与有关方面联系。我顺利到达韶山，和当地同志见面。看了他们写的稿子，然后电话向老田汇报，他提了修改意见。我和当地同志经反复商讨、修改后，用电报拍发北京。
我是第一次到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去老人家父母的墓地拜祭；又去板仓，到杨开慧烈士的故居、墓地瞻仰、凭吊。让我印象深的是开慧的居室：洁白的床单、洁白的被子、洁白的蚊帐，一尘不染！到长沙，去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还有清水塘等地，这些都是毛主席早年活动过的地方，对主席青年时代的经历和他的亲人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牺牲，有了切身的感受。
回到北京，我组织的文章已经发表。随后，我整理长沙、韶山行笔记，让我最不能忘怀的是开慧烈士那洁白的用品，由此联想到她的精神品质，遂写了《一生洁白 万古流芳》的杂感，还临时取了一个笔名“元璧”，交给老田。发表后，同屋的诗歌编辑徐刚很友好，说写得不错，然后又补充一句：老田也说不错。徐刚是老田亲自去他家乡招来的，诗才了得，名声在外。
正当**得起劲的时候，一盆凉水浇下来：部里决定我去干校劳动锻炼一年。这太扯了！我在农村生活二十年，从几岁起就下地打猪草，上山砍柴；“文革”停课闹革命，我大部分时间回生产队干活， 一年挣八百工分；当兵几年，干过伙夫，修过猪圈，还拉肥种菜；大学开门办学，大量时间是去工厂、农村、码头体验生活。到报社才两年，正式当编辑不足一年，又要去劳动锻炼，这叫什么事！
在走廊上遇到老田，他说，有人要请你吃烤鸭。
报社对门就是北京烤鸭店，正宗的。四人落座，老田、老吴，还有青年诗人徐刚。老田端起酒杯，说为我饯行干杯。茅台，美酒；烤鸭，美味；最后乳白色的汤，更是鲜美可口。心里一下爽多了。
名义上是老吴做东，可我与这位老大姐并没有什么交情。不用说，这都是老田的主意！
干校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不少人，他们将和我一起经历党报的风风雨雨。
回到工作岗位，依然编杂文。在我去干校前，刘甲已从别的组调来编杂文，他是“三八式”的老革命。
不久，老田给我写了一份名单，全是杂文名流和著名学者，他要我抽时间去一一拜访。有这些老作家加盟，加上从来稿中发现的新作者，那将是一支可观的队伍。
后来，另一个“小人物”蓝翎也回到文艺部。二十多年前，他和李希凡因关于《红楼梦》讨论的论文被毛主席称为“两个小人物”，一举成名，双双调入文艺部，后蓝翎因戴了**帽子被调出报社，下放外地。他告诉我，当年他编杂文时，胡乔木开过一份杂文作者名单，包括郭沫若、茅盾等几十名作家、学者。那时，杂文不差稿。
原来，老田是在学胡乔木，也给我也开一张名单。他在回忆胡乔木时，详细讲了当年乔木如何关心《人民日报》副刊、指导他办副刊；乔木还特别强调“杂文是副刊的灵魂”，要放在版面首位，一般情况下都放在头条位置。乔木是毛主席的秘书，党内一支笔，受中央委托主管《人民日报》。老田还回忆“夏衍教我编报纸”。一九四五年，他在上海《世界晨报》就认识夏公，夏公也主张“杂文是副刊的灵魂”。老田还请教如何办副刊，夏衍说，编副刊就是当“厨子”，要把丰盛的佳肴奉献给读者。深得名家真传，又在长期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现在他当师傅了，要“传帮带”。
风云变幻
一首诗，一个讲话，打破了副刊的平静。
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日，副刊发了一首小诗：《假如他还活着——献给敬爱的鲁迅先生》，这诗引来了麻烦。据说，上边一位领导打电话给报社总编胡绩伟：你们认为这是好诗吗？胡绩伟立马召见老田，传达上边意见。老田回来把副刊正副组长及诗歌编辑召集在一块，首先承担责任，说自己开始也认为这诗不错。看来，今后大家要注意。随后他向上边写了检查。有关方面还在继续追查。诗中有“他也许会出席一些重要会议，但绝不会跟着三个警卫，两个秘书”，这是在影射谁？好在诗的作者是鲁迅家乡的一名中学教师，没有什么背景 ，加上老田与上边领导有些交往，写了检查之后，此事才不了了之。
这时，我刚写了一篇杂文《球究竟输在谁手》，已上版，十月二十五日要见报。中国女篮在香港举行的第八届亚洲女子篮球锦标赛中，输给了南朝鲜（建交前，我国称“大韩民国”为“南朝鲜”）队，比分悬殊，出人意料，引起议论纷纷。国内有的说是“骄兵必败”，而海外则有分析说是中国队深夜不睡看电视，而南朝鲜队却早已就寝；决赛前夕，南朝鲜队热身训练，中国队却去逛街、买东西；等等。我有感而发，文章点名批评中国女篮“玩物丧志”，并且联系到当时的“出国热”，借打着比赛、交流、参观考察之名，“公费旅游”成风，浪费大量宝贵的外汇。“在篮球场上输了球，顶多不过是少得一块金牌、银牌；在当今整个世界比赛场上，要是输了建设发展的速度和时间，那失去的将是一个国家的地位，一个民族的希望！”这篇杂文要是发出，肯定会有反响。
我正在文艺部阅览室翻资料，老田拿着一张《北京晚报》进来，声音很大：“蒋元璧，你看看这篇文章，你的材料是不是和它同出一个地方？”我一看，确实都是引用新华社“大参考”上的香港评论，只不过这篇文章有点滑头，谁也不得罪。老田松了一口气。他要签付印样，不能有漏洞。“元璧”，是我写杨开慧烈士《一生洁白 万古流芳》时用的笔名。文章一出，果然引起强烈反响，有报社的同仁首先就来祝贺，体育界却挂不住了，不断往报社打电话。而高层这次没有动静，那就云淡风轻了。
但麻烦还是来了。报社传达上边讲话，说副刊一个月内有二十篇左右的文章是消极的。讲这话的是一位相当有影响力的中央老领导。消息一传开，上纲上线，扣帽子的都来了。副刊组马上翻找，可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严重问题的东西。不久，又传来上边的意见：我不是说二十篇都是坏的。又过一段时间，再传他的最新指示，表扬副刊杂文《火的考验》和小品《只好住旅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来杂文还是有希望的。
没轻松多久，我接到报社领导秦川的电话，说我今天写的《影坛趣闻随感录》，前面写得都好，要是最后一段去掉就好了。以后要注意。
《影坛趣闻随感录》，是因为看了话剧《骆驼祥子》要搬上银幕，演祥子和虎妞选的都是年轻演员，而曾经在舞台上演这两个角色的老演员“退居”二线，演别的小角色了。《茶馆》也开拍，曾经演康顺子的演员一出场，导演谢添一看就说，康顺子太老了，得换人。于是挑选了一名年轻女演员上场。显然。“老演少”效果不好，而现实中却缺乏谢添那样有魄力和眼力的“导演”。文章最后来一段：“中国的舞台上，今天不正在演出一场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振兴中华的大型时代活剧吗?从《骆驼祥子》与《茶馆》的演出中，我们也许可以得到一点什么借鉴！”这个联想不是很自然吗?而秦川一看到文章最后这一段，马上拿起“红机子”，接通大领导的电话，是秘书接的。秦川说，我们今天有篇文章《影坛趣闻随感录》，最后一段有些问题。秘书说，正要找你呢，那一段说得有点宽了。再说，老的也不能一律都退。一知情朋友对我说，你胆子真大，“老演少”，连中央都“宽”进去了，我们都替你捏一把汗；不过，有老秦这个电话，看来没事了。
秦川，平时大大咧咧，工农干部的样子，是从外边调来的老革命。但是，他能及时发现“火情”，马上“灭火”，说明他也是不一般，不然的话，麻烦一来，老田又得写检查。好在改革开放了，不像“四人帮”时期，动不动就丢掉饭碗，甚至下大狱。何况，邓小平后来多次强调干部队伍要年轻化，包括中央。
有趣的是，因为这篇文章，我收到导演谢添的信，他对我在文中称赞他表示感谢。
一九八〇年前后，对我来说真是不平常。儿子姗姗来迟，而且个头大，医生建议剖宫产。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这小子是唱着高音来到这个世界的，给我带来莫大的喜悦，也带来不少辛劳。上午我跑医院，下午去办公室，忙得四脚朝天。元旦副刊要上一篇杂文，原说是由我写的。有人劝我别写了，他去找老田说说。哪知老田一听就乐了：生了儿子正高兴 ，才有兴头写嘛。让他明天一早交稿！这老爷子真会激将法。第二天我三点半就起床，先列个提纲，然后就写开去，不到七点就写完，而且几乎不用改，也不用抄，从来没有这么顺过。一上班我就把稿子送到老田办公室。他看完后笑了：行了，赶快去医院吧！
四月，中国乒乓健儿在三十六届锦标赛上勇夺七项冠军和全部单打亚军，创了世界纪录。消息传来，举国欢腾。正在困难前行的中国人民，太需要这个鼓舞了。一大早，部里开会，老田就点着我的名说，上次女篮输了，你写了文章批评；这回乒乓赢了，你也该写篇文章表扬嘛。其实，当男女团体双双拿下冠军时我就开始准备材料了，得令后立即动手，到中午便去老田那里缴令。老田看完稿子之后说了一句：可以哈！他只改了“囊括”两个字，说形象不好，改为“夺得”。随后他又说，“血气方刚”，是孔子的话，下一句“戒之在斗”，不是一个好的褒词。我说，那就改为“朝气蓬勃”。他点点头。我正要离开，他却拉住我，面带悦色说：“作为一个编辑，就要有这一手——能随时完成任务！”
《为了祖国》（1981年4月30日）见报了。“小将们为祖国立了大功！”胜利就像“天幕上闪出的一道光明”。“为祖国而战”的最佳精神，创造了最佳成绩。报社一位朋友对我说，你这回可替“小将”正名了，“红卫兵”将“小将”弄成了贬义词。
相会西子湖
老田在部里推行一项政策：编辑每年脱产学习一个月，学习完后要在部里汇报。用现在的话讲，叫“充电”。一次部务会上，安排我学习。老田问我打算学什么？我说读鲁迅。他马上讲，可请老姜做指导。老姜，姜德明，接老田的班任副刊组组长。他是个怪才，喜欢跑旧书摊淘宝，居然成了有名的藏书家，研究现当代文学，研究鲁迅，卓有成就。一散会，老姜就过来，问我有什么打算。他告诉我，不要死抠每一篇，鲁迅的东西，不大可能一会儿就能全通，常读常新，不像别的作家，例如巴金，《家》就是《家》。他建议我要有一个选题，譬如，鲁迅与生活，鲁迅怎样利用报章杂志上的材料。专家就是专家，一开口就指明方向。可惜我连鲁迅的边还没碰着，还是先从一篇篇原作读起，等有了积累再进行专题研究。一个月里，我把鲁迅的一些主要作品读了，还写了一些笔记。惭愧的是，别说是一个月，就是一年、十年，我也没能完成老姜布置的作业。
一九八二年三月，一岁多点的儿子让老母亲用小背篓背着乘火车回重庆老家去了。两个月后，我向老田提出去南方组稿。我先去南京、上海，再去杭州、绍兴。沿途拜访一些杂文作家和学者，他们个个都是饱学之士。特别是上海，冯英子、罗竹风、郑拾风、陈虞孙等老杂文家还在写作，一批中青年杂文作家又异军突起。陈虞孙已七十九岁，很健谈。他说，一个大问题，可以分开做几篇写，从不同侧面谈，像一只整鸭，分开做几个菜，比整个的端出来更有味道。
到了杭州，正赶上六一儿童节。上午去《浙江日报》了解当地杂文创作情况，回到宾馆时，一年轻朋友急忙来告诉我，说袁鹰老师也来了，上午参加儿童节活动，中午在这里订下饭了，让你等着。老田是写儿童诗出名的，是人家请他来杭州参加儿童节的活动呢，还是他参加别的文学活动赶上了儿童节？不清楚。
老田来了。一二十天不见，还真有些想呢。我故作惊讶：哎呀，他乡遇故知，人生一大幸哟！老田很开心，他招呼大家坐下，讲当年他拿几块钱的稿费请客，吃的是盖碗饭和阳春面。他在杭州读的小学，前两天在《杭州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回忆文章。
饭桌上，老田问我，在报上看到我的《嫩姜集》，书什么时候出来?可能是他看到了《光明日报》副刊上发表的李何林先生写的序。我说，正在排版，并说还有两本随笔集也要出版。他点点头。我之所以没有事先向他讲这些，主要是这些东西都比较幼稚，不好意思讲。
饭后，老田提议去“平湖秋月”喝茶。“平湖秋月”是西湖一个景点，“背倚孤山，面临外湖”，那是历代文人喜欢的一处美景。宾馆离西湖不远。刚出门，老田又说，不坐车了，我们自己走走更好。我第一次来杭州，还没游过西湖，可老田已是奔六十的人，身体也比较胖，那就辛苦了。一路上，他指着沿途的远山近景，楼台亭阁，一一道来，随口就是诗词典故、名人趣闻，比导游还专业。到西泠桥时，他指着西边的一块地说，这原是苏小小的坟，后来砸了。武松的坟也在那里不远。过去说是“男盗女娼”，其实两处相隔还有一段距离。武松是看到宋江投降，就出家了，后来死在此地。老田的意思是，苏小小是名妓，武松是梁山好汉，扯不到一起。我问：“于谦墓呢?”他指着对岸：“在那边，不好找，我也想去。”我再问：“张苍水墓呢？”他说：“也在那里。”他一愣：“你知道的还很多嘛。”其实，我是刚从书上看到的。岳飞、于谦、张苍水，都是大英雄。西湖因他们就不只是“浓妆淡抹”了。
到了平湖，已经有人替我们占好座。大家坐下喝茶抽烟，聊大天，在座的多是年轻人，“袁粉”。闲聊一阵，老田问我下一步要去哪里?我说去绍兴。鲁迅书中的阿Q、孔乙己、祥林嫂、闰土都曾生活在那片水乡，还有乌篷船。
当我从绍兴返回杭州时，朋友告诉我，袁鹰老师来过两次电话找你。老田是江苏淮安人，少年又在杭州读过书，对江浙一带很熟。能和一位饱读诗书，阅历丰富的长者一起游历，那是很快乐的事。
画龙点睛
回到北京，约的稿件陆续来了，我忙着编稿，忙着整理出行笔记。
一天老田到我房间，给我一张稿纸。纸上写满了字：“元明同志：昨天读到晚报上发表的大作，文章写得好的，但题目似可推敲：‘自学成才的皇帝’，易使人误解为皇帝也是可以自学而得到的。其实你是写朱元璋由文盲而成为有学问的人……又，你发在《新观察》上写服务精神一文也好，但题目有点一般化。建议你在题目上再下一点功夫，画龙要点睛也。供参考。田。”他还在“画龙要点睛”几个字下边画了红圈。看来，我发在外边的文章也没逃过他的法眼。他还写了一大篇，亲自送来，颇有老师认真改作文、写评语的味道。
过了些日子，我收到《新观察》的邀请函，参加在和平宾馆的杂文座谈会。我按时到场，发现已经座无虚席，便一直往边上找空位。找到一处，刚坐下来，发现旁边坐着一位老者，再过去竟然是老田。老田见了， 忙向老者介绍我：“他是我们部的蒋元明同志。”然后介绍老者：“这是唐弢同志。”老者站起来和我握手。我急忙站起来，有点蒙，待反应过来，连忙惊喜道：“久闻大名，唐弢同志！”老田立即说：“他是我的老师，当然也是你的老师，叫他老师好啦 ！”我说：“对，对，唐弢老师！”一下把唐弢逗乐了。可坐下一想，不对呀，辈分不对，应该叫“师爷”！唐弢得到过鲁迅先生的教诲，那是杂文大家呀！
待唐弢先生坐下，老田又向他介绍：“小蒋也写了不少杂文，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叫杂文后起之秀，杂文新秀！”说着，两位老先生不禁开怀大笑。
大会开始发言。首先被请上台的是中央党校教育长宋振庭，《人民日报》副刊曾发表他的杂文《马尾巴、蜘蛛、眼泪及其他》，使他名声大振。接着是唐弢、廖沫沙、袁鹰发言。当袁鹰发言时，我对唐弢先生说：袁鹰对年轻人不错！唐弢一听，笑了笑，说当年在上海，他也是一个小年轻嘛。我明白了，袁鹰年轻时也得到唐弢这些前辈的关爱、指导。而当年唐弢和巴金、胡风、黄源、萧红等年轻人，都曾受到过鲁迅先生的关心和爱护。关爱青年，那是一种精神传承！
后来，我去拜访唐弢先生，他拉着我参观他的书房，就像老朋友一样。从此，唐弢先生就成了我的作者。
耳提面命
老田为人宽厚，性格温和，说话也幽默风趣。但也有例外。
一个春节的前夕，上午，我去老田办公室说点事，徐刚也在。他们正在说总政派工作组调查《将军，不能这样做》的问题。写这诗的是部队一名青年诗人，有才气。一首诗让他出了大名，也惹来**烦。老田认为这样处理不合适，但作者也确有不注意的地方。作为军人，要注意纪律。接着他话锋一转：“有才华的青年，包括你们二位，都要注意，自己能写诗，写杂文，你自己不这样看，别人这样看，就不一样了，说话办事都应谨慎，谦虚。——大年三十说这样的话，你们要是听了不高兴，以为这是干吗呀……”徐刚反应快：“这是主任给我们新年的最好礼物！”我没吱声，觉得自己不会写诗，也够不上“有才华的青年”，只是碰巧当了“陪绑”。但随后一想，老田爱才，深知有才华的青年容易自负，恃才傲物，那会毁了自己。他如此语重心长，我也当引以为戒。
副刊编辑，除了编稿写稿，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值班组版。编辑编好稿件送审通过，交值班编辑统筹。值班编辑将能用的稿件，送车间排出小样，再挑选出够一块版的几篇小样，算好字数，画好版样，送车间拼版；大样出来，进行调整，再送车间改好后，分送组长、分管副主任、主任。老田既是主任，又分管副刊，所以他改得多些，有时还会调版，将头条变二条，甚至换稿。轮到我开始值班时，老田格外叮嘱，哪怕是一首小诗，往哪儿放，怎么放，他都会指点。时间一长，也能看出些门道，那就是名家新作、新人佳作要搭配，长短要结合，杂文、散文、随笔、小品、诗歌、美术要兼顾，美观大方，图文并茂。画线也有讲究，“天地不通，拦腰不斩”，忌讳大通线，讲究曲径通幽。值班编辑要像一个厨房调配师，搭配出一桌菜，还要会摆盘，主次分明，赏心悦目。
一次值班时，我写了篇杂文《同明相照》，自我感觉还好，就放在头条，把荒煤的回忆文章放二条。待拿到老田退样时，他将头条和二条换了位。杂文放头条，不是您老定的吗?可想想，换得也有道理：荒煤，陈荒煤，那是多大的名家呀，他回忆的也是名家，放在头条比较合适。
见报后，荒煤文章受到关注，收到好的效果。没过两天，新华社的“大参考”刊登了一篇外电评论，说《同明相照》，透露出中共上层的新动向云云。可见，放在二条，同样不失“灵魂”的作用。
一九八六年，注定要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历史上留下印迹：文艺部领导大换班。
老田已经超期“服役”两年。这两年，关于他的去向传闻不断。文艺部推荐李希凡接老田的班，可社里认为希凡年龄偏大，于是一直拖着。现在，希凡被外单位要去当常务副院长，正局，与文艺部主任同级。蓝翎四个月内先当副主任，后转正接老田的班；从别的部门调来当副刊组组长的升副主任兼组长，前组长老姜已提为报社出版社社长。
一九八七年一月召开了老田离休欢送会。
翠竹长青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我从一九七五年来报社，到二〇〇九年退休，干了三十四年。老田一九五二年调报社，一九八六年离休，也是三十四年。真是巧合。
老田当过副刊编辑、副刊主编（组长）、主任（分管副刊）。我步他的后尘，做过副刊编辑、副刊主编（组长）、副主任（分管副刊）。其间，至少有两次可以离开副刊，但都因故未成。这是命运。
如果把我在职最后二十年的副刊，和老田在位最后十年的副刊对照一下，有没有某种联系呢?这属逻辑。
老田对我的称呼，从“元明同志”，“元明兄”到“元明老友”。而我一直叫他“老田”，在心里始终尊他为师！
我和老田两次做邻居。第二次是他人生最后十年。我常去看望他，谈过往，聊副刊、文学，也谈家庭儿女。我们相互交换最多的是各自出版的书。我也曾受“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编委会的邀请，编辑了《袁鹰代表作》（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初秋的北京，八宝山竹厅，让人联想到井冈翠竹。一位老人将从这里出发远行，他的众多学生、读者前来送行。
我排队来到老人跟前：老田，袁鹰先生，再见了，来世我还跟您办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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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24-1-24 18:3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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