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尊浩：论《黄河英雄儿女传》的成功密码与文学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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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尊浩：论《黄河英雄儿女传》的成功密码与文学启示


　　在小说阅读器中沉浸阅读


　　当黄河的千年涛声穿过中条山的峡谷，在当代文学的岸滩撞出雄浑回响，郭军平的长篇小说《黄河英雄儿女传》以一种迟到却有力的方式，重新点燃了国人对那段被遮蔽的抗战史的记忆。这部诞生于黄河岸边澄城大地的作品，历经三年打磨，出版三年后逆势走红，入选黄河流域九省图书馆“带一本好书回家过年”推荐书单，节选入多省中高考模拟试题，成为当代主旋律文学创作的一个标志性样本。它的成功，绝非偶然的流量际遇，而是作家扎根土地、回应使命、突破叙事的必然结果，更给当下的历史题材创作留下了深刻启示。


　　一、回应空白的文学使命，在历史尘埃中打捞民族记忆


　　《黄河英雄儿女传》的成功，首先源于作家对历史空白的主动填补，对文学使命的自觉担当。四十多年前，**实先生就曾呼吁陕西作家为陕军抗战浓墨重彩书写一笔，然而直至先生离世，这仍是一桩未竟的憾事。在既往的抗战文学版图中，我们有《吕梁英雄传》书写晋地抗日、有大量作品讴歌川军出川，却罕有作品系统展现陕军三万将士东渡黄河、固守中条山的铁血史诗。1938年到1940年，孙蔚如、赵寿山率领三万陕军以血肉之躯挡住日军西进铁蹄，以两万三千人的牺牲歼敌两万，让日寇始终未能跨过黄河半步，成就了“中条山铁柱子”的威名。但这段辉煌战绩却长期被历史烟尘掩埋，文学史更留下了触目的空白。


　　作为生长在黄河岸边、浸润着红色澄城革命精神的作家，郭军平的创作从一开始就带着强烈的使命感。毗邻红色延安的澄城，从来都是革命热土，从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起义到谍报英雄王超北，从崖畔寨牺牲的张氏三兄弟到抗日传奇英雄刘振中，这片土地的血脉里就流淌着敢为人先、质朴刚毅的精神。郭军平沿着当年陕军的作战足迹，先后深入黄河滩、潼关、风陵渡、中条山、永济一带采风考察，遍访古战场遗迹，走访专家学者与民间老者，将散落于口耳间的英雄传说与文献记载中的历史细节一一打捞，耗时三年才打磨出这部二十五万字的长篇。这种“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创作态度，本身就回应了时代对文学的呼唤——当“娱乐至死”的风气稀释着历史感，当英雄精神被悬浮于消费主义语境，一个有担当的作家理当拿起笔，修复被遗忘的民族记忆，完成对历史的文学追认。


　　贾平凹评价这部作品“表现陕西冷娃抗战，写得生动活泼，填补了陕军抗战的历史空白，是很有价值的，值得一读”，刘成章也在序中肯定了其填补空白的价值。这种填补，不仅仅是题材上的开掘，更是对民族精神谱系的补全。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的波澜里承载着太多民族的苦难与抗争，而郭军平以文学的方式，让长眠在中条山上的陕军英灵重新获得了名字与面容，让那段被遮蔽的历史重新汇入了民族记忆的长河。这种对历史使命的自觉担当，是作品能够打动人心的根本前提，也是其成功的核心密码之一。


　　二、跳出脸谱的人物塑造，从地域符号到精神图腾的生成


　　《黄河英雄儿女传》之所以能够在众多抗战题材作品中脱颖而出，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它突破了传统抗战文学的脸谱化叙事，塑造了一群有血有肉、立体丰满的“陕西冷娃”英雄群像，让“陕西冷娃”从一个地域符号升华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


　　“陕西冷娃”这个核心意象，在作品中被赋予了多重维度的生命。主人公郭飞从狙击手成长为团长，身上既有“冷”的倔强与血性——单枪匹马狙杀数十日寇的情节读来让人热血贲张，又有着“娃”的赤诚与柔软：战隙间隙他会吟诵唐诗，在金戈铁马中保留着文人的诗意。这种刚柔并济的塑造，打破了“英雄就是天生铁血”的刻板印象，让人物真正站了起来。除了主角郭飞，作品更铺开了一幅层次丰富的英雄群像：韩诚兄妹从书香门第走出，一步步成长为抗日先锋，展现了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刻的蜕变；风尘女子“赛贵妃”在大义面前傲骨铮铮，用生命完成了对民族气节的坚守；叶政委与郭飞在国共合作背景下的默契配合，既有立场的坚定，又有战友的信任，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复杂；就连土匪出身的穿山甲，也在民族大义面前完成了身份的转变，让人性的复杂得到了真实呈现。而反面人物如汉奸黄仁和，也并非简单的符号化丑化，其心理的扭曲与挣扎被刻画得入木三分，让读者恨得咬牙切齿，更反衬出英雄人格的崇高。


　　作品尤其巧妙地将地域文化品格融入人物血脉之中。“陕西冷娃”身上那种“生、冷、蹭、倔”的地域性格，被转化为抗战语境下的不屈精神：面对日寇的铁蹄，他们不低头、不退缩，以命相搏，这种骨子里的倔强，正是黄河文化孕育出的民族品格。同时，作品又没有将地域性格固化，而是写出了不同个体的差异：韩晓梅作为女性英雄，既有黄河姑娘的果决，又有革命者的细腻，她与郭飞“家国同构”的爱情，没有将儿女情长置于家国大义之上，反而让两人的精神在共同抗战中得到升华，这种处理既符合历史真实，又赋予了文本浪漫主义的诗性光辉。


　　这种跳出脸谱化的人物塑造，让读者在阅读时能够真正走进人物的内心，感受到英雄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也有恐惧、也有牵挂，但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们依然选择挺身而出，这种平凡中的伟大，反而比完美的“神化英雄”更能打动当代读者。正如白冬玲评价的那样，书中的英雄“举手投足恍若身边人，并真真切切走进了读者的心里”，这种贴近性，正是人物塑造成功的最好证明。


　　三、突破范式的叙事创新，在虚实之间构建诗性史诗


　　在艺术表达上，《黄河英雄儿女传》突破了传统抗战文学的叙事范式，以时空交错的史诗架构、虚实相生的语言美学、超越分野的历史观照，构建出一部兼具历史厚重感与文学诗性的民族史诗，这是其艺术成功的关键所在。


　　首先，作品采用了时空交错的史诗架构，将战争叙事嵌入黄河文明的宏大坐标系之中。小说以中条山保卫战的时间线为经线，又以蒲州古城的千年文脉为纬线，将尧舜故都的历史传说、蒲州梆子的地域文化、万固寺的禅意山水一一织入战争叙事之中，让一场发生在黄河岸边的地域抗战，升华为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隐喻。当我们读到郭飞在万固寺旁与日寇周旋，读到蒲州梆子的悲怆唱腔在战火中响起，我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一场战役的残酷，更是中华文明在战火中不屈的韧性——这片土地孕育了千年文明，也必然孕育出守护文明的英雄，这种将战争与文明勾连的写法，大大拓展了作品的精神格局。


　　其次，作品形成了虚实相生的独特语言美学。郭军平本身也是散文家，深谙文字的韵律与意境：写战场，他用“子弹如流星”“炮弹火光在山壁间隐现”这样动态的比喻，寥寥数笔就渲染出紧张激烈的氛围；写山河，他又能写出黄河的雄浑、中条山的沉郁、古刹的清幽，在暴烈的战争间隙，留出了诗意的空间。这种刚烈与柔美并存的美学意境，形成了强烈的艺术张力：战争是残酷的，但正是在残酷的战争中，我们更能感受到山河之美、文明之美，更能理解英雄们为何愿意以生命守护这一切。作品中还镶嵌了许多贴合情境的诗词，水到渠成，既推动了情节发展，又宣泄了人物情感，大大提升了作品的文学品味。不同于很多抗战题材作品一味以沉重体现隆重，郭军平即便书写严肃的战斗，也常带一丝轻松明媚的乐观，这种举重若轻的笔法，反而更能体现陕西冷娃骨子里的乐观与无畏，读来格外舒畅。


　　最后，作品秉持了多声部的历史观照，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单一叙事。不同于传统抗战文学非黑即白的叙事立场，《黄河英雄儿女传》客观呈现了抗战的复杂面貌：既书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间抗日武装的敌后斗争，也肯定了陕军爱国将士在风陵渡战役等战斗中的牺牲与贡献；既写出了国共合作中的默契，也不回避存在的摩擦，这种对历史复杂性的尊重，反而让作品更具历史真实感。小说采用一明一暗双线交汇的结构，在矛盾冲突中凸显人性的复杂，让整个故事一波三折，引人入胜，始终牢牢抓住读者的注意力。这种叙事艺术上的突破，让《黄河英雄儿女传》摆脱了主旋律作品“说教气重”“刻板单调”的刻板印象，既保证了主题的正向，又有着相当的艺术可读性，真正做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这也是作品能够被不同读者群体接受，甚至入选多省语文试题的重要原因。


　　四、意象共振的时代呼应：黄河精神的当代转译


　　《黄河英雄儿女传》出版三年后热度不降反升，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节点再度掀起阅读热潮，深层原因在于作品精准呼应了时代命题，实现了黄河精神的当代转译，与当下建设文化自信、讲好黄河故事的时代语境形成了深刻共振。


　　小说始终以黄河作为核心意象，黄河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符号，更是民族精神的载体。郭军平将“黄河咆哮”与“中条腾跃”并置，把每个英雄的个体命运都与民族存亡紧密勾连：李忠牺牲时化身为“义薄云天的关云长”，韩诚兄妹守护的蒲州古城在炮火中巍然屹立，这些浪漫主义的书写，其实都是中华文明韧性的诗意写照。黄河流淌了千万年，经受了无数风雨冲击，却始终奔涌向前，这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而黄河儿女在抗战中浴血奋战，正是这种精神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展现。在当下，我们早已远离了战火纷飞的年代，黄河的叙事也从“保卫黄河”转变为“守护黄河”，实现流域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的命题。但《黄河英雄儿女传》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化，黄河精神中那种不屈不挠、保家卫国、敢为人先的内核始终不变。今天我们讲好黄河故事，不仅仅是要讲黄河的水利开发、生态保护，更要讲黄河儿女代代相传的精神品格。郭军平对黄河文化的深度开掘，恰恰契合了“讲好黄河故事，传承黄河文化”的时代号召，让这部作品超越了抗战题材本身，具有了当下的精神价值。


　　同时，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历史虚无主义时有抬头的时代，作品对英雄精神的弘扬，本身就是对“娱乐至死”风气的一种反驳，是对集体记忆的深情召唤。当很多文艺作品为了流量解构英雄、消费历史的时候，《黄河英雄儿女传》以庄重真诚的态度书写英雄、致敬历史，满足了当代读者对红色记忆的精神需求，唤起了人们深藏于心的爱国主义情感。这种对时代情绪的精准把握，让作品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共鸣，也奠定了其成功的社会基础。


　　五、《黄河英雄儿女传》对当代作家的启示


　　《黄河英雄儿女传》的成功，给当下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历史题材、主旋律创作带来了多方面的深刻启示。


　　第一，作家必须扎根脚下的土地，担当起应有的文学使命。郭军平作为黄河儿女的后人，作为红色澄城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作家，他的创作不是出于对热点的追逐，而是出于内心的使命召唤——不把这些英雄故事写出来，于他而言是愧疚，是“不作为”。这种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创作冲动，远比凭空想象的选题更有力量。当代很多作家习惯于追逐网络热点，写悬浮的故事，反而忽略了脚下土地里蕴藏的富矿。《黄河英雄儿女传》告诉我们，文学的根永远在土地里，在人民的记忆里，一个作家只有对脚下的土地怀着深情，对民族的历史怀着敬畏，主动去填补历史的空白，回应时代的命题，才能写出真正有分量的作品。


　　第二，创作必须下笨功夫，用扎实的调研筑牢作品的根基。为了写好这部作品，郭军平顶着烈日跋涉千里，走访遗迹、采访老人，收集了大量一手的口述史料与文献资料，这种“田野调查式”的创作，让作品充满了真实的质感。当下很多历史题材创作，依赖网文IP改编，或者从现成资料里拼接，很少有人愿意花几年时间去实地调研，这样写出来的作品，必然缺乏生活的温度与历史的厚重。《黄河英雄儿女传》启示我们，好的作品永远是“走”出来的，作家的脚步有多扎实，作品的根基就有多牢固，只有沉入生活现场，打捞鲜活细节，才能让历史在文字里重新活过来。


　　第三，必须突破叙事范式，坚持艺术上的创新探索。主旋律创作不是刻板说教，更不是脸谱化**，只有尊重艺术规律，突破固有范式，才能写出让读者真正喜欢的作品。《黄河英雄儿女传》没有把英雄神化，没有把历史简单化，反而在人性的复杂中彰显英雄的伟大，在多声部的叙事中还原历史的真实，这种创新让作品获得了艺术生命力。这启示当代作家，主旋律题材从来不是文学性的敌人，关键在于作家有没有创新的勇气，能不能用艺术的方式讲好正向的故事，真正做到“入脑入心”，而不是生硬灌输。


　　第四，文学必须回应时代，实现精神的传承与转译。优秀的历史题材作品，从来不是为了回忆而回忆，而是要从历史中提取精神资源，回应当下的时代命题。《黄河英雄儿女传》写的是八十年前的抗战，却接通了当下文化自信建设的精神脉络，让黄河精神在新时代获得了新的阐释。这启示我们，作家要学会在历史与当下之间搭建精神桥梁，让过去的精神资源活在当下，滋养当代人的精神世界，这样的作品才能经得住时间的检验，真正实现“精神代代传”。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郭军平以三年心血，在文字间重构了那段被遮蔽的铁血史诗，让陕军冷娃的精神重新在当代读者心中激荡。《黄河英雄儿女传》的成功，是使命扎根土地的成功，是艺术突破创新的成功，更是精神呼应时代的成功。它提醒着每一个写作者：民族精神的传承，既需要历史的铁血证言，更需要文学的诗性烛照。当我们这个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更需要更多像郭军平这样的作家，拿起笔来，打捞记忆，书写精神，让黄河岸边的英雄壮歌，永远在我们的血脉里奔涌流淌。正如郭军平自己所说，作为黄河儿女，他终于以文学的方式告慰了先烈：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份爱从未消失，它将永远照耀着一代又一代的黄河儿女，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续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英雄传记。


　　作者简介


　　张尊浩，江苏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教育硕士。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会员、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徐州市文化艺术交流协会副会长兼写作专委会主任，汉韵青少年文化创作中心创办人兼总编，中国校园文学报刊协会常务理事，徐州市图书馆首届理事，徐州市职工诗词联协会理事。出版个人文集《风铃响起的时候》1本，主编和参编各类书籍30余本，主持国家、省市级课题《新世纪素质教育研究》等10余个，在《人民文学》《徐州日报》等发表文章千余篇（首），部分作品先后被中国当代作家代表作陈列馆收藏。先后十余次应邀参加“作家进警营”活动，为徐州“好人园＂撰稿人、中外名人辞典撰稿人，个人辞条和作品入编《中国文艺英才辞典》《中国文学艺术家与文房四宝专家传集》等多种版本、辞典和年鉴。